7、资料鉴别

    历史资料丰富多彩，但难免真伪混杂。我们进行史学研究，只有建立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的真相，探求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史学大师郭沫若指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和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的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为有害。”（《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册）所以我们在开展史学研究前，第一步就是要对资料进行鉴别。

    鉴别就是辨伪，所谓伪有两种情况：伪书和伪事。

    先看伪书：梁启超说：“书愈古者，伪品愈多。”如先秦时期及秦汉之交时期就有一大批伪书出现。《汉书·艺文志》已指出很多伪书。以后每朝每代都有伪书出现，为什么有人要作伪：一是为了托古炫名，先秦、秦汉之际，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近。”（《淮南子·修务篇》）似乎书籍愈古，价值愈高。所以很多时人所著之书，为了引起重视，也多托名古人所著，以抬高身价。例如《周易》托名于伏羲，《本草》托名于黄帝，《内经》托名于黄帝，《礼经》托名于周公等。二是邀赏图利。历代战乱以后，统治者为了标榜文教，往往悬赏求书，有的人为了邀赏，不惜伪造图书托为古代名人所作，献给朝廷。如秦朝焚书以后，至汉朝《尚书》残缺不全，虽得伏生口授二十八篇，但与相传足本百篇，相差甚远，于是一个名叫张霸的人伪造《尚书》102篇，献给朝廷，汉成帝大喜，遂赏其为博士官。再如隋文帝酷爱《易经》，相传古代有三易，尚有《连山》、《归藏》二本，已佚。于是一个叫刘炫的人伪造《连山》、《归藏》二书，献给朝史，得到重赏。

    伪书存在哪些种类呢？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第二章中归纳有十种，主要有六种：

    ①全部伪。此类书子部最多，经部次之，如《鬼谷子》、《关尹子》、《孔子家语》、《尚书孔氏传》皆是。
    ②部分伪。这类书最多，几乎每部古书都有可疑之处，如《管子》、《庄子》、《左传》、《史记》等书，都难免有后人窜入之嫌。这类书虽然整部书非伪造，但确有部分文字不可靠，需待考订。
    ③本无其书而作伪。历代史志、书目均无著录，只因某书中提到其人其事，因而附会作伪成书。比如《亢仓子》、《子华子》之类。
    ④曾有其书因佚而作伪。如《列子》，《汉书·艺文志》曾有著录，后佚。魏晋间人张湛辑佚若干古书材料而伪托。又如晋太康二年（281年）河南汲冢出土之《竹书纪年》，至唐中期而佚。宋人因而辑佚作伪，成通行本《竹书纪年》。王国维所编《古本竹书纪本辑较》才是可靠的史料。
    ⑤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如《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与《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性质同，是一部独立的历史书。惟西汉刘歆整理古书时改窜此书，使成为解释《春秋》的《春秋左氏传》，书名改，体例亦改，不过内容基本未改，故仍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关于《左传》一书向来争议较烈，此为梁氏一说而已。
    ⑥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如《管子》、《商君书》等均系先秦古书，然非管仲、商鞅本人所作。是时人采拾管仲、商鞅之言行，杂之以有关史料而成书。书名系伪托，仍有较高史料价值。

    伪书种类这么多，情况如此复杂，我们又如何加以辨别，即如何辨伪呢？梁启超根据自己的治史以验，提出了十二种方法：

    ①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如明人所刻古逸书忽有《三坟记》、晋史《乘》、楚史《梼杌》等书，此类书既不见诸史志著录，亦未闻汉以后人征引，十之八九为伪造。
    ②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今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如缪荃孙藏明钞本《慎子》，篇数、内容与旧读本全异，盖为伪作。
    ③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如晋人梅颐所献《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魏晋间人张湛自编自注之《列子》等书，皆为伪造之作。
    ④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决未有此书，殆可断言其伪造。
    ⑤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例如《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启杀伯益，商太甲杀伊尹等事，又其书不及夏以前事。而今本记伯益、伊尹等文，全与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于黄帝，故知非汲冢之旧也。
    ⑥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部分伪。如《管子》、《商君子》，《汉志》皆著录，题管仲、商鞅撰。然两书又各记有管、商死后之人名与事迹。故知两书决非管、商自撰，有为后人所窜乱者。
    ⑦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例如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明言“迄麟止”，而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汉以后事，且有宣成以后事，此中必有为后人窜乱者。
    ⑧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例如今《道藏》中有刘向撰《列仙传》，书中尽言诸仙荒诞之事，决非刘向本人所撰。
    ⑨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例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关于苏秦事迹的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述在时间和事迹上都有矛盾。可见《苏秦列传》史料，必须重加鉴别审理。
    ⑩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划，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作伪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例如东晋后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诰》、《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决非三代以上之文。
⑾各时代之社会状态，依据各方的资料，总可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例如《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其中有“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这种社会情景在“神农”时代是不可能有的，故班固在自注中断为“六国时诸子托诸神农”而作。
⑿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例如今本《管子》有“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此明为墨家思想，在管仲时还不可能产生，因而可定其中必有伪文。

    既有伪书，就有辨伪书，历代学者尤其是明清学者做了大量的辨伪工作，写了不少辨伪书，对我们今天非常有用。比较著名的辨伪书有：

    ①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讹》这是第一部有理论有系统的辨伪专著。
    ②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③清代崔述《考信录》均为著名辨伪专著
    ④近代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⑤近代张心澂《伪书通考》（上下册）是一部总结性的辨伪著作，集中前人的辨伪成果，考辨了1104部书，极有参考价值。该书分为“总论”与“分论”部分。“总论”对于辨伪之由来，伪书之成因、发现、辨伪之方法等理论问题进行了叙述。“分论”又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类，读者可分部按类检索有关书目，甚为方便。

    当然，对以上的辨伪成果我们也不能绝对化，前人的结论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结论也不能说绝对正确。随着一些考古新发现，往往会纠正前人的一些结论。比如《晏子春秋》、《尉缭子》《文子》等书，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把它们看成伪书，但是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出土了简本《晏子春秋》、《尉缭子》，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竹简《文子》，都说明这些并非伪书。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学术界的新发现，不断修正过去的结论。

    伪书并非毫无价值，有的托古伪书如能恢复其真实的年代或作者，还是能反映那个时代的情况的。比如一本伪书说是先秦时人所作，实际上却是汉代人所作，那其中的内容作为我们研究汉代历史的资料还是有价值的。相对于先秦，此书是伪材料，但对于汉代，此书又变成真材料了。当然，至于那些胡编乱造的伪书自然是毫无价值的。

    以上我们说的是对伪书的辨别，即辨伪。此外，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关于同一问题的内容，不同的书中有不同的记载，我们就要考证这几条不同的记载中，谁真谁伪，这就是考异，也就是考证。对一些真书中的具体材料，也不能条条相信，也要进行辨别，考察其记载是否真实可信，这个过程就叫辨误或考证。

    关于考证，史学大师陈垣总结了四条考证的具体方法：

    A理证：即用常理判断某些史料的真伪。陈垣说：“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凡无证而以理断之者，谓之理证。”（《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比如，他曾举胡三省（元）《通鉴注》中的一条材料的考证：
    （通鉴）汉献帝初平元年，盖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
    （胡三省）注曰：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谓傅说曰：‘启乃心，沃朕心。’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余谓盖勋忠直之士，时卓方谋潜逆，不应以武丁之事为言。据《国语》，楚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毋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勋盖以卫武公之事责卓也，史书传写，误以“公”为“丁”耳。卷五九
    陈垣指出，此即理校法，先以理斥其非武丁，然后据《楚语》以证其为武公之误。其说精切。
    再举一例：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胡三省）注曰：物反常为妖。蝗之为灾尚矣，蝗生而不食五谷，妖之大者也。农人服田力穑，至于有秋，自古以来，未有亩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亩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闻也。使其诚有之，又岂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无之，则州县相与诬饰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卷104）
（陈垣）：此以常理证其妄。
（以上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通鉴胡注表微》P：563、566）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又：
周郝王五十五年，秦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胡三省）注曰：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破赵括，前后所斩首虏之数耳。兵非大败，四十万人安肯束手而死邪！卷五
陈垣举《朱子语类》一三四，言：“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又言：“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此理证也，身之（胡三省）之言盖本于朱子。

B书证：即用当时的文件如诏令、法律等作为证据。例如，我写《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质疑》一文，要考证有没有剥皮实草之事，既要看《大明律》对惩贪的规定，更要看朱元璋亲自审理的一些案件即四编《大诰》，我觉得这应是最有说服力的。

C物证：即“以新出土之金石证史，所谓物证也。”比如：如果关于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生前所任官职，文献记载互异，这时如果发现死者的墓表或墓志铭，则可视为最有力的证据。如关于夏燮生卒年月过去不详，但发现了《夏氏宗谱》，其中将记载的夏燮生卒年月，应是有力的证据。
（墓表：即墓碑。碑竖在墓前或墓道内，表彰死者，故称墓表。竖在墓道上的又称神道表或神道碑。见赵翼《陔余丛考》三二。
墓志铭：埋在墓中的志墓文，用正方两石相合，一刻志铭，一题死者姓氏、籍贯、官爵、平放在棺前。）

D实地考察。往往能纠正史书记载的很多错误。例《通鉴》：“唐懿宗咸通元年，命趣东南两路军会于剡（善shan见于地名，另读演yan，锐利的意思），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
（胡三省）注曰：剡城东南临溪，西北负山，城中多凿井以引山泉，非绝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说耳。今浙东诸县皆无城，独剡县有城，犹为完壮。卷二五O。
陈垣先生认为，考地理贵实践，亲历其地，则知臆说之不足据。剡县为身之（胡三省）所亲历。曰：“今浙东诸县皆无城，独剡县有城”者，元初隳天下城池，剡得幸免耳。（同上：P：570）

以上是考证的四种方法，有时为了考证某个问题，需同时用二种三种四种方法方可，比如我写《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质疑》就同时用了书证（大诰、大明律）和理证（明初禁用银、文人无记载等）

关于考证做出突出成绩的恐怕要数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了。他一生从事太平天国的研究，其中大部分又都是考证辨伪工作。为什么要开展这项工作呢？就是因为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太混乱了，伪作太多，形形色色。有的是同时起义的天地会要假托太平天国名义来号召群众而伪造太平天国的文件；有的是后人为了鼓吹革命而伪造太平天国文件；有的是自己要写太平天国史事，却捏造一个乌有的人，说是太平天国中人的记载，并且编造许多假事迹来证明他自己的说法以骗人；有的是伪托太平天国首脑人物家里的人的著作以见重；有的是为了牟利，而伪造太平天国的钱币、圣钞、墓碑、文件、资料，真可谓五花八门。

面对这么多作伪的史料，如果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不首先加以辨伪，使得真伪史料混同使用，并据此来研究历史，那么得出的结论必然免不了错误，因此罗先生首先就进行了大量的辨伪和考证工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试举二例：

一是关于《石达开遗诗》。自从清末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出版后，很多书都竞相转载，石达开诗名喧嚣一时。而罗先生根据石达开的出身和历史考证今所见石达开的诗，除了庆远（今广西宜山）《白龙洞题壁》一首是真的外，其余全是后人伪造的。1934年罗先生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上发表了他的考据，没有多少人相信，还有人说他不该否认革命英雄的诗歌。直到1939年柳亚子在《大风旬刊》上看见简又文引据罗的考据后，他写了《题残山剩水楼刊石达开遗诗后》和《题卢冀野辑石达开诗钞后》两篇跋文寄给《大风旬刊》，他告诉大家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这部诗集，除《答曾国藩五首》见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外，余二十首均为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时假造的，当时集资印了千册，流布四方。柳亚子便是参加刊布的人。从此以后，人们才相信了罗先生的考据。

二是太平天国史料里，有一部最迷人的书，叫做《江南春梦庵笔记》，署名“武昌沈懋良撰”。作者自称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在武昌被编在赞王蒙得恩部下，后来做了蒙得恩的亲近侍从。直到天京失陷前一天还在天京。书中用了种种障眼法来欺骗读者，使读者深信不疑，接着就肆意虚构了许多太平天国事迹，从而诬蔑了太平天国革命，混乱了太平天国史实。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近三十多年来，凡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没有一人不深信这部书。有的人还根据这部书来考证太平天国的律法与印行的书籍，有的人根据它来考证《天朝田亩制度》与太平天国的考试制度和省制等等。人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把它作为断定太平天国史事的最重要的根据。即使其他文献俱在，记载分明，千真万确的史事，也因为该书独有不同的异说而引以为疑，真是以假乱真了，影响极坏。

可是罗尔纲先生却证明它是假的，他首先从书中所述赞王蒙得恩的事迹上发现了破绽。据作者说，他是蒙得恩最亲近的侍从，连蒙得恩“内室”情况都知道的那样一个关系密切的人，可是，他记载蒙得恩金田起义时年仅十九岁，而根据蒙得恩儿子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信等家书》说，金田起义时蒙得恩在金田入营，蒙时雍在平南县花原入营，如果蒙得恩金田起义时才19岁，他哪里能生出个少年儿子蒙时雍出来分路参加革命呢？又因书中记蒙得恩家庭说：“无子，生三女”，而实在蒙得恩不但生了一个蒙时雍（在太平天国晚期与干王洪仁玕共掌朝政），据蒙时雍家书，蒙得恩还生了蒙时安、蒙时发、蒙时和、蒙时泰四个儿子。蒙得恩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病死的。而此书在太平天甲子十四年六月天京失陷前，还叙述了蒙得恩的种种行动。蒙得恩已死去三年了，他还不知道，可果确如作者所说与蒙得恩那样亲密的关系，他怎么会连蒙得恩的年岁、家庭、死了三年也不知道，甚至连蒙得恩那个在天朝执政的蒙时雍都不知道。这不是破绽吗？罗先生经过认真考证，终于剥去这本书的伪装证实了这是一部伪书。

关于罗先生考证的文章大多收集在他的《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和《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内。这两部书可能不太好找。可阅读另一部书《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其中刊载了大量的考证文章。

考证资料，除要考察它的真伪外，还要考察它的史源。史源清楚，材料的价值才能出来。史源学是陈垣大师提出来的。他强调要弄清史料的源流。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中，他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广弘明集》的提要时说：“《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祐后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读到大道教第九代祖师的名字时，他批评《元史类编》、《元书》沿袭《元史·释老传》的错误，仍称为张志清；肯定《新元史》作者能“探究史源”，根据吴澄、虞集、宋濂三家的记载，考为张清志。因为《元史》关于张清志的记载，本是根据吴澄的《天宝宫碑》和虞集的《岳德文碑》。

还应知道，探究到了史源，甚至找到了最早的记载，也未必可靠。这是因为，现存的最早记载，不一定就是这一事件的最原始记录。陈垣先生举了一例，德沛是雍正乾隆间信奉天主教的宗室，袁枚著《和硕简亲王碑》，是德沛碑传中刊布最早的，但错误极多，许多人著德沛传，都根据袁枚所著碑文，乃至以讹传讹，因此陈老有“史源不清，浊流靡已”之叹。另一种原因是，作者记载时为自己的利害爱憎所左右。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中引了一例：

汉献帝建安十年，（杜）畿守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胡三省）注曰：杜畿之子为杜恕，恕之子为杜预。其守河东，观其方略，固未易才也。余窃谓杜氏仕于魏晋，累世贵盛，必有家传，史因而书之，固有过其实者。卷六四
陈垣认为“此提示人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也。”①

从上述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①记载相同内容的资料，要引用成书年代早的史籍，比如研究明史,《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明通鉴》是基本史料，由于实录是后朝修前朝实录，成书最早，就这几部书而言，如果都记载
了同样的史实，则应引《明实录》为好。如果《明实录》没有记载，才能引用其他史籍；
②成书年代相同的史籍，则应引用有可能最接近史实的书籍（当事者或最了解情况的人）；
③引用当事者的书，还要分析作者的背景、态度，有没有可能背离事实，从而对史料的价值作出判断，审慎使用；
④对关于同一问题不同书籍的不同记载，一定要经过考证辨误后才能使用；⑤对相反观点的材料更要慎重对待，经过全面分析后才能下结论。

五、谋篇布局（构思）

当材料基本上收集齐全以后，就进入谋篇布局阶段。谋篇布局也叫章法，我国传统讲写文章有四法：章法、股法、句法、字法。章法就是一篇文章的整体安排，股法就是段落安排，句法、字法就是遣词造句的方法，现在叫语法。四法中章法最重要。谋篇布局，即构思，也就是预先的构想或

设计，古人在画竹子之前，胸中关于竹子的形状、姿式早就设计好了，故提起笔来就能一气呵成，这就是所谓胸有成竹。写文章也是如此。

构思分成几个步骤：

第一步：提炼观点：首先是每条材料都要提炼一个小观点（这条材料反映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将若干个小论点，综合成一个分论点。这是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观点的提炼是不容易的，只有深入思考，才能从常见的资料中发现不寻常的价值。例如：

明代河北大名府有一巨商，人称董太公，其子董汉儒由科第入仕途，董太公死后，其家人请李维桢写了一篇《董太公家传》，其中云：

……久之，观察（即地方司道官的古称）以高第应征，当授台省（即都察院官）。太公私念：台省者与天子执政相可否，脱不当，责四面至矣。已而除计户部（即户部郎中），乃大喜。既榷税吴关，太公敕以蠲苛政宽商。商更辐辏，所入浮故额。（《大泌山房集》卷70页）

还有一条材料与之类似，明张瀚云：

余……兼摄（南京）上、下关抽分，余谓征商非盛世之政，弛十之二。商贩悦趋，税额较前反增十之五。”（《松窗梦语》卷一，《官游记》P67）

张瀚和董汉儒一样都出身于商人家庭。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根据这两条材料得出这样的认识：商人的影响力已开始在政治上露面了，具有商人背景的士大夫，由于对商人阶层的疾苦有比较亲切的体认，他们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多少产生了一些“宽商”的效果。

另外，我们知道，明清时期，商人的墓志铭很多，诚如唐荆川所讥讽的：“屠诂细人，有一碗饭喫，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誌。”

从这条材料，余先生得出这样的认识：墓志铭已不再是士大夫的专利品，整个商人阶层都要求分享这一专利了，商人们通过墓志铭毫不犹豫地肯定自己的社会存在和价值了。

再看三条材料：

①“……生民之业无问崇卑，无必清浊，介在义利之间耳。庠序之中，诵习之际，宁无义利之分耶？非法无言也，非法无行也，隐于干禄，藉以沽名，是诵习之际，利在其中矣。非其义也，非其是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人，是货殖之际，义在其中矣。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
韩邦奇《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苑洛集》卷7P6）

②“文显（按名“现”1469-1523）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李梦阳（1473-1529）《明故王文显墓志铭》——《空同集》（四库影印本）卷46P4

③“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为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人睹其离，翁（倪公）睹其合。此上士之所不能訾，而下士之所不能测也。”
顾宪成《泾皋藏稿》（四库影印本）卷17《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

以上三条材料看似很平常，但余先生却看到了它所反映的时代变化，因为从孔子到王阳明，儒家义利观有两个主要特征：一、它是针对士以上的人（包括帝王）而立说的，因为他们是对于公共秩序的直接负责者。至于孟子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利”的一般人民（包括商人在内）至少并不是儒家义利论的主要的立教对象；二、义与利基本上是互不相容的，人或者选择“义”，或者选择“利”，而不能“义利双行”（朱熹驳陈亮语），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大致与“理”与“欲”、“公”与“私”相同。

但是，从上述三条材料可以看出，十六世纪以后，义利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①条材料说明义利之辩不是士所能独占的，对于商人也同样适用，商人于“货殖之际”，也照样“义在其中”，承认“孳孳为利”的商人也同样可以合乎“义”，这显然是对传统的义利观念予以新的诠释。

而第②条材料的“利以义制”，“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虽利而不汙”，更是反映了对传统义利观的突破。第③条材料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传统义利观和明代新义利观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义利离”，后者是“义利合”。

总之，十六世纪以后，这种义利观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迁。

对一条材料，为什么有的人能看出它的价值，而有的人就看不出来，这就反映了一个人的史识，我们要在学习中不断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史识。

第二步，升华主题。前面第一步是将若干个小论点综合成一个个分论点，这一步就是将若干个分论点综合成一个总论点，这就是主题。主题就是这篇文章要表达什么样的中心思想。例如，我写的《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主要就是揭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从分论点中综合出一个总论点，也就是中心思想，即逢迎、依附、仰攀。具体说就是逢迎官员，依附官府，仰攀皇帝。《“左儒右贾”辨》的中心思想（主题）是阐明徽商“右贾不左儒”、“右贾更右儒”。

当然，主题的升华是不容易的。如何从分论点综合成一个总论点，是要经过冥思苦想的，主题的升华也就是认识的深化，这要有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许多学者常常引用王国维的“三个境界”说来比喻这个艰苦的思想活动过程。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

第一阶段比喻读书之苦，登高望远，广泛搜寻与积累材料。第二阶段：初次接触这些材料，感到杂乱无章，心中茫然无头绪，开始潜心研究，如同害了相思病，眠食不安，形容憔悴。第三阶段，随着材料的不断积累，认识的不断深化，渐趋明朗，一个明确的认识终于形成了，朝思暮想的对象找到了（“阑珊”：乃冷落寂寞之意）。

第三步，谋划结构。当小论点、分论点、总论点（中心思想）都明确以后，就进入第三步谋划结构阶段，这是十分重要的阶段。谋划结构就是考虑文章的组织结构，即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将多个分论点组织起来，集中体现总论点。一篇好的论文为什么好，好在哪里，除了论点创新，材料充实外，从结构上说就是思路清楚，布局合理，结构紧凑。

所谓思路清楚，就是作者思想的头绪和脉络要清楚，就象高大的树木，主干（中心思想）突出，枝干（分论点）分明，不能象灌木丛，横七竖八，分不清主干、枝干，看上去一窝糟，理不出头绪来，不知道作者通篇文章要表达什么。

所谓布局合理，就是各个部分所要论述的内容安排得很合理，既不交叉，也不重复。就象一座花园，哪里垒假山，哪里挖水池，哪里盖亭阁，哪里辟花圃，都独具匠心。

所谓结构紧凑，就是文章的各个部分内在联系非常紧密，毫不松散。结构和思路相为表里，文章结构是作者思路的外在表现。

谋划结构，就是要考虑这篇文章要阐述某个中心思想，要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材料怎么安排。

文章的结构如何布局？要依据四条原则：1）以问题的内部联系为基础。2）服从表现主题的需要。3）适应不同的文体特点。4）适应读者需要。

文章的结构没有固定的格式，一般来说，记叙文有所谓“纵式结构”、“横式结构”、“纵横结合结构”。议论文有所谓“总分式”（主从式）、“并列式”、“递进式”等等结构。

例如，1990.3.7.《团结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大革命时期领导权问题的再分析》（作者苏东海），文章的结构分为三部分：

（一）认识领导权有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不能离开实践。
（二）实现领导权有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不能离开条件。
（三）保持领导权有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不能离开力量的较量。

作者把大革命时期的领导权问题分为对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如何实现领导权和如何保证领导权三个方面。同时把这三个方面分别同革命“实践”，实现领导权的“条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的“较量”联系起来考察，作者思考问题的角度确实很新，而且这三个方面安排的顺序：认识领导权、实现领导权、保持领导三个步骤，恰好反映了大革命时期领导权问题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对这个“权”的问题，首先是“认识”，其次是“实现”，再次是“保持”，这显然是一个递进式的结构。

再看，南炳文《从“三言”看明代的奴仆》（《历史研究》85.6）文章结构分为五个部分：
（一）“三言”反映了明代奴仆的广泛存在
（二）明代奴仆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
（三）明代奴仆的反抗斗争
（四）明代奴仆问题的复杂性
（五）和明代奴仆有关的几个问题
这是一种并列式的结构，也非常清楚，布局也很合理，反映了作者的思路十分清楚。

胡如雷《论唐太宗》（《中国史研究》82.2）
全文结构分为三个部分：
（一）唐太宗的特点
（二）产生李世民这一历史人物的条件
（三）唐太宗的局限性
这篇文章角度很新，它不是全面评价唐太宗的历史功绩，因为这方面已经人所共知了，而是换一个角度，从分析唐太宗的特点入手，探讨产生李世民这一历史人物的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再分析他的局限性，任何历史人物都有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就唐太宗而言，这种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本文做了回答，这种结构也可视为递进式结构，先论其特点，再进一步回答这种特点何以产生，再进一步回答唐太宗的局限性，一层递进一层，一层深入一层。

第四步骤：确定提纲。结构只是大的框架，当结构谋划的好以后，还要进一步细化，这就是确定详细提纲。大凡初写文章的同学大多不愿拟提纲，经常是确定题目以后，提笔就写，这样往往不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就是逻辑混乱，裹杂不清。除非是文章高手，他可能不拟提纲，一气呵成，但他提纲虽然没有写在稿纸上，却写在他的头脑里，我们没有这种本领，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拟提纲。

确定提纲对写好一篇论文极其重要，其重要性表现在两点：

1）便于写作。提纲相当于盖房子的设计图，盖一幢高层建筑，有了设计图，盖起来就方便了，哪个地方应是楼梯，哪个地方是办公室，哪个地方是会议室，哪个地方是卫生间，图纸上一目了然，按图纸施工即可。同样有了提纲，全文分几个部分，清清楚楚，决不会把第三部分的内容写到第二部分，在每个部分中也不会把第四层次写到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写到第三层次。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篇论文一二万字，决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而要延续多少天才能写好。当每次搁笔下次再提笔撰写时，如果没有提纲，思路往往会中断，而有了提纲，思路就不会中断，便于我们继续写作。

2）避免失误，尤其是可以避免重大失误。
我们知道，要想审查一篇几千字甚至几万字的文章，指出它的不足，是比较费时，也是比较困难的。而审查几百字的提纲就比较容易了，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我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总是经过一个由粗疏到精细，由朦胧到明朗的过程，不是一次就成功的。所以我们的提纲拟出后，还要修改、完善，而修改提纲就比较方便，我们可以认真地推敲，反复地修改，重大的不足可以很快发现并加以弥补。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提纲，要养成写文章之前，先拟提纲的好习惯。

提纲一般有两种形式：

1）单句式提纲：将提纲用单句概括出来，一行一行排列出来，全文的结构，层次也就显现出来。很多人都以这种方式草拟提纲。这种提纲的优点是一目了然，也便于修改，缺点是文字过于简略，只有自己清楚，而且时间长了，对某句所反映的内容容易忘记。

2）摘要式提纲：将每一部分，每一层次的内容摘要地反映出来。其优点是能了解每段的基本观点，缺点是比较费时，全文的脉络也不是一目了然。

我主张拟出单句式提纲。
试以《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为例，提纲如下：
一、御史巡按制度的草创
双重监察体制
1、洪武朝，按察司担负着地方监察的主要任务
2、不时派员（公侯、大臣）出巡
3、御史出巡不普遍，不定时
二、御史巡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1、永乐元年，御史巡按成定制
2、御史巡按制度逐渐完善
①御史选派
②巡按职责
③范围、时限
④出巡规定
3、御史巡按的作用
①举廉黜贪、锄强戡暴，有利于澄清地方吏治
②恤民隐、达下情，兴利除弊
③释疑狱、平冤狱，有助于整饬封建法制
三、御史巡按制度的败坏
1、弘治以后，巡按御史获得对布、按官的考察举劾大权
2、巡按御史侵夺军权、行政权
3、巡按御史权力扩大，产生严重弊端
①考察不实，举劾不公，加速了地方吏治的腐败
②巡按御史贪赃枉法，骚扰地方，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
③巡按御史恣意凌辱地方官，使其不得展布，导致地方政事荒怠
四、明代御史巡按制度的特点及败坏原因
特点：1、巡按御史任职时限固定
2、巡按御史的监察职能较前扩大
3、御史巡按制度严密
4、双重监察体制
败坏原因：
直接原因：巡按御史权力的不断扩张
根本原因：封建专利制度腐败的必然结果

再以《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为例：
一、表现
1、逢迎官员：
①交友联谊
②联姻攀附
③行媚巴结
④跻身仕林
2、依附官府：
①捐资报效
②支持政府
3、仰攀皇帝：
①承办南巡差务
②捐助皇室大典
二、原因
1、寻找政治保护伞
2、为获垄断经营特权
3、为扩大影响，提高声望，有利竞争
三、影响
1、耗资巨大，难以向产业发展
2、与封建政治势力结合，加强了对生产者、消费者的剥削
四、余论：钱势之交反映了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低下

练习：1、代拟出《论唐太宗》一文的详细提纲
2、代拟出《从“三言”看明代的奴仆》一文的详细提纲

拟定提纲的过程，也是我们的认识逐渐明朗、逐渐深化的过程，所以提纲并非是一次成功的，要有一个修改、完善的过程。同时在拟定提纲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现资料的不足，这是很正常的，必须补充收集资料。例如，我在写《略论明代的御史巡按制度》一文时，觉得应分析这一制度的特点。所谓特点，总是相对于其他朝代而言所具有的独特的东西，因此必须与其他朝代（尤其是与汉唐两个大统一朝代）相比较，那么汉唐监察制度具体内容如何，当初在收集材料时没有考虑到，这就必须补充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否则，明代御史巡按制度的特点就难以写出来，这样又花了不少时间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另外，我又想到，如果能找到同时代人或明代以后不久的人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明代的御史巡按制度就更好了，于是又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终于找到了王夫之和顾炎武的两段话。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九中盛赞“一年一代”的制度，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三中分析了监察官“特遣”和“专官”的利弊。两条材料十分珍贵，对我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很有帮助。

第五步：排比资料，详细提纲确定后，就应排比资料。将手中的资料按部分、层次排比归类，使得每一个论点都有史料支撑。排比好的资料应做上记号，以免错乱。论证同一观点的资料如果有好几条，就应进行精选，将最能说明问题的资料保留，一般的材料则加以剔除。当这一工作完成后，就可进入下一阶段，正式撰写了。

六、撰写

1、基本格式

史学论文尽管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要遵循基本的格式。一般来说，较长的史学论文的格式如下：

①引言（导言，绪论）。即文章开头，用一段或几段文字表达，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a)开宗明义，提出本文的中心论点，一开始就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b)解决论题中各概念定义；
c)说明研究背景，点出所研究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d)说明研究缘由，点出研究本专题的目的；
e)论证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f)摆出所要批驳的“靶子”；
g)回顾本专题的研究史，指出他们的长处和不足，表明自己研究的角度和重点。这一条尤为重要，大凡比较重要的课题，引文必须交待本课题的研究史，从交待中就可发现你对这一问题研究史掌握的情况以及认识的高度，从你选取的角度和论述的重点，一般就可判断出这篇文章的价值。因此，如果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史不熟悉，这段文字就最难写，如果熟悉了，又有较高的认识，这段文字也就不难写。

下面我们摘录几篇论文的引言：

其一，胡如雷《论唐太宗》（《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政治家，开明的封建皇帝。他不但受到古人的同声赞颂，而且在今天史学家的笔下也是一个非常受重视和给予肯定评价的历史人物。关于他一生的政治成就和政治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远非短短一篇论文所能全部涉及。在这篇文章里，仅就唐太宗的特点、产生这个政治家的条件和他的局限性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这段引言150字左右，三句话，三个意思。第一句话说明李世民是个重要人物，既然是个重要人物，就有研究的价值。第二句话，表明本文不是研究其政治成就和政治思想，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往很多。第三句话说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唐太宗的特点、产生条件及局限性，关于这些方面恰恰是以往几乎没有涉及的。所以读者一看到这引言，就产生了阅读此文的极大兴趣。

其二，南炳文《从“三言”看明代奴仆》（《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明代的奴仆数量大、使用广，辨明其实际地位与作用，是正确认识明代阶级关系的重要一环。
明代是我国古典小说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些作品，也是研究当时阶段级关系的重要资料。在以往关于明代奴仆的研究中，有的历史学家已注意到这些生动、具体的论述，但总的来说，利用的还很不够。最近，我们重新翻检了冯梦龙编辑的短篇小说集“三言”，搜集了其中关于奴仆的资料，并结合其他文献，做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三言”中有关明代奴仆的资料，不仅生动地印证了许多文献的记载，而且起了重要的补充和订正作用，弥足珍贵。现将主要之点缕述如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这个引言分两段写成，第一段说明研究奴仆的重要意义：“认识明代阶级关系的重要一环。”
第二段①简要说明小说中有大量资料。②以往关于明代奴仆研究史虽然注意到了，但利用得还很不够（也许是没有专文论述，故未点出具体文章）。③点出本文的研究角度：从小说中进行研究，而且小说中的材料对文献材料，不仅印证，更是补充和订正，这就说明了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其三，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们熟知的一则历史典故。三十年代，著名史学家聂崇岐先生的长文《论宋太祖收兵权》，正确区分了“杯酒释兵权”与“收藩镇之权”的不同，并着重阐述了“收藩镇之权”的问题。四十年代，丁则良先生撰《杯酒释兵权考》，认为“所谓杯酒释兵权”一事，全来自传闻，不可置信。八十年代以后，徐规、方建新、顾吉辰等知名学者，亦各有讨论“杯酒”一事的专文，但由于他们对此事的真实性仍多有怀疑，甚至断为伪造，这又不能不限制其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杯酒释兵权”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并着重从“杯酒”一事的政局背景，它的真实性，成效及其意义等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这段引言对“杯酒释兵权”的研究史交待得十分清楚，从三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作者都注意到了，而且以往的结论基本是怀疑或否认，而作者在本文中显然是持相反观点，并交待了本文研究的重点：“杯酒”一事的政局背景、真实性和成效及其意义。读者一看，就知道本文会提出一些新观点，这个引言写得非常清楚。

其四，高敏《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这个引言首先介绍了研究史，指出关于侯景之乱的原因与经过，没有多少可讨论的。但对于“侯景之乱”给南朝后期社会历史造成的影响，专题论述只有二篇，并指出二篇的价值和不足。陈寅恪文章虽首次提出了“侯景之乱”的影响问题，但只论述了“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关系之变动”这一个方面，而未论及其他方面。朱大谓文章对整个侯景之乱的影响论述有所缺漏。指出前人的不足，也就明确了本文研究的重点：显然是全面论述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

较长的引言（前言）见
其五，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历史研究》99年第1期）
作者在前言中首先就提出沈万三值得研究的理由：富翁的代名词、民间的沈万三热。然而，史学界对沈万三的研究严重滞后，举《辞源·沈万三》以及近年来史学著作为例。接着作者指出研究沈万三的重要意义。因为沈家事迹关联着元、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诸多领域，不可忽视。这就阐明了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缘由、价值和意义。

②正文：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全文的精华部分、主要观点、史料都要在这一部分充分展开，学术价值也在这一部分体现，所有的论证过程也在这一部分完成。正文一般都会分好几个部分。

③结论（结语）：一般是全文的结束，或是总论点的归纳，或是中心论点的再次强调，以加深读者印象。
例如：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本文主要针对传统观点而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学界一般认为：北朝时期，乡村因实行三长制而不存在乡里编制。作者通过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认为北朝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仍然存在广泛的乡里制，当然这种乡里制与前代也有一些区别。全文分为五部分：一、乡里制考实。二、乡里制特点。三、乡里制出现背景的推测。四、乡里与村民生活。五、结语。

在结语部分，作者强调如下结论：①北朝约自太和年间开始在城镇外的村落编制乡里，一直到北朝末，除北齐时畿内不设外，均是。不同于前代，北朝的乡里具有划定的地域，这可能与实行均田制有关。②乡里编制虽普遍存在，但在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并依托“村”组织活动，官方设置在村落受到架空。③一些日本学者重视研究六朝时代的村落，将它的出现与整个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并强调村落“自治性”的一面，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北朝的情况也表明“村落”与“乡里”并行于此。“村”的出现是否意味着社会的变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论并非所有论文均有，也可以不出现。

④余论（附论）：余论所论述的内容虽然不是本文的主题，但与主题有密切的关系，或由主题派生出来的内容，表达出来，能加深对主题的理解。

例如，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本文主要阐述辽朝的国号问题。作者认为，辽朝一代的国号变迁，远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辽朝建国之初建号大契丹；太宗时一度实行双重国号。在燕之汉地称大辽，在草原地区仍称大契丹；圣宗和辽宗时又两次改变国号。而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始终称辽朝为哈喇契丹和契丹。辽朝国号的复杂性是辽朝二元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

全文分七个部分：一、辽朝国号之谜。二、太祖建号“大契丹”。三、双重国号制：“大辽”与“大契丹”并称。四、圣宗改号“大契丹”。五、辽宗复号“大辽”。六、契丹文和女真文中的辽朝国号。七、附论“大蕃”名号问题。这第七部分即附论，为什么要附论“大蕃”名号问题呢？正文中已论证了辽朝国号先后有“大契丹”、“大辽”之称，契丹文、女真文中又有哈喇契丹和契丹之称，从未有过“大蕃”之称，作者可以不讨论这个问题，但在1976年在北京房山县清理一座辽塔塔基中，出土了一块辽代纪年文字砖，上有墨书“大蕃天显岁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已未”共15字。其中“大蕃”二字，有人认为很可能是辽朝曾经使用的国号之一，而作者又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正文完全是按年代来考证辽朝国号的，关于“大蕃”的论述不便在正文中表述。而这个问题如果避而不谈，又显得不完全，必然会引起学界的疑问，故作为“附论”的形式放在最后论述，最为适宜。作者认为“大蕃”应是“当地汉人对辽朝的尊称，意若‘大朝’，而非正式的国号。”

当然，并非所有论文都有“附论”或“余论”，有的论文虽有，但不一定标明。如参考资料中选编的南炳文《从“三言”看明代奴仆》第五部分和明代奴仆有关的几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余论”或“附论”，作者之所以不标明“余论”（附论）字样，是为了更明确告诉读者本部分的主要内容。

⑤注释：所有专题研究性的学术论文都应有注释，这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很不重视注释，或者虽有注释，但极不规范，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注释的规范为什么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是由注释的功能决定的，一般来说，规范的注释有三种功能：

a)为学界同行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
b)为文献学研究提供可供分析的样本；
c)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章作者的学术功力和人品。因为从你注释的情况，就可看出作者研究这个问题时所查阅过、使用过的资料、论著，学界同行一看便知你是否看到过新材料，是否比前人发掘过更多的资料，如果没有，文章的价值就会打折扣。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也有特殊情况，即作者虽未发掘更多的资料，但他对已有的资料给予新的解释，提出了新的观点，这也是一篇好文章。但这种情况相对较少。

注释为何又能反映作者的人品呢？因为有的作者在论文中的一些重要资料，或个别观点，明明是引自其他人的论著，或受到某位学者的启发和帮助，但却有意回避，不加注释，不加说明，这就是故意掠人之美，从而丧失了应有的学术道德。所以注释也反映了作者的人品，有的学术道德高尚的作者，在他所写论文的注释中也能闪现道德的光辉。

注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就有注、解、传、笺、疏、章句等多种形式，一是解释经书的字词，一是阐发经书的微言大义。而学术论文的注释与此不同，它也分为两大类：一是对论著内容、词汇的含义进行解释说明和评论；一是交待所引经典和史料的出处。

根据作注者的不同，注释可分为：原注、编者注、译者注。

根据排版位置的不同，注释又可分为：脚注、夹注、边注、尾注。现在边注已经很少见了。过去，边注常用于译著中，标明译文所对应的原著页码，便于读者进一步核对，这的确是很必要的。

注释又可分为：

题目注释：如朱英《重评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题目注释为：“本文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又如：谢放《“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题目注释为：“本文初稿承蒙章开沅先生和马敏先生教正。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为笔者查阅资料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题目注释往往是针对论著的题名而言的，也可对该题目的研究和写作活动作必要的交待。题目注释往往以脚注方式出现，其基本形式是在题目后面加一个“星号”作注，或者和正文释义性注释一起编号作注。

题目注释的功能如下：

a)
交待发表情况：一般说来，一稿多投的重复发表，改头换面的重复发表都是不规范的行为。不过，有一种重复发表不属此例。大家知道，一本书的形成和写作，往往有较长的周期，把书稿的某些章节先行发表，或者在一系列已发表的单篇论文基础上形成了书稿。这都是正常现象。这里，较为规范的做法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交待它们之间重复发表的关系，说明是否修改等。

b)
交待课题：交待课题可暗示其研究或论著的价值。纳入课题管理的项目一般都是经过专家审定的，价值不高的研究很难立项。课题和资助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受到资助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时有义务把它标示出来（除非属于保密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助成效”的反映，这是科研的基本规范。

c)
表达谢意：论文的致谢一般是作为题名注释来处理（也有把致谢纳入论文主体的方式）。接受了资助应该致谢，标明课题就是一种常见的致谢方式。更多的情况是向帮助过自己的研究和写作的同行致谢。我们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位学者会说，某人那篇文章写得不错，不过其中的几个观点或几条重要材料是前些时我告诉他的，文章出来了，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这就是对作者的一种批评。实际上我们不少老专家老学者非常注意这一点，他们从同行朋友那里得到一条新材料，或一点新启示，或者其他什么帮助，一定会在题注中或附记中表示谢意，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向名人致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抬高自己的作用。得到名人实质性的帮助是应该致谢的，但要实事求是，要避免借名人抬高自己的庸俗做法。

规范的致谢不能使他人受“累”，如果一项研究涉及论点性问题，那么致谢应该特别慎重，应表明自己是“独立研究者”，说明自己对研究结果负责，而不应使他人为自己的过失或谬误承担责任。

另外，给名家当学生或在名家手下做短期访问学者，致谢也不能随意，利用题注（以及其他形式）向学术界表明这种师承关系是无可厚非的，这是后者的一份荣誉。但是，我们有时还应掂量一下，自己的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的水平是否有资格以题注形式向老师致谢。

作者注释：就是作者介绍，其形式比较灵活，可长可短，但一定要将最重要的基本信息介绍给读者（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职称），作者注释具有如下功能：

a)
注明著作权人：这是作者注释的首要功能。署名就是一种特殊的作者注释，它向社会表明：署名者是该论著的作者，应享受该论著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规范的作者注释应是署名人与著作权人相一致。

b)
提高作者知名度：长期以来，我国学术论著的作者注释过于简单，有的甚至仅仅只有作者署名，这种做法欠妥，有一定信息量的作者注释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作者知名度，也为读者了解作者提供了方便。以课题组名义署名的，还可注明课题负责人、课题组主要成员以及执笔人或撰稿人，该论文的联络人等。

c)
提高作者单位知名度：学术论著的作者注释一般要以适当方式交待作者工作单位，包括单位全称，所在省市名及邮政编码，以便于联系和按地区、机构统计文章的分布。在学术论著中注明作者单位是提高学者所在单位学术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自己的工作单位，是他的义务，除非出于特别原因。可是，至今还有些学者及其所在单位对此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引文注释：文献引证注释的文本功能就是交待引证文献的出处，在这一基础上又派生出一系列学术性社会功能。在引文注释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有意不作注、少作注、随意作注、不规范作注和恶意回避不作注以及无关引证、过度引证、以讹传讹转引等。引文注释的功能如下：

a)
尊重他人，为自己的研究定位。引用别人成果是对他人劳动的一种尊重。在学术论著中引用他人成果要作注是学术界公认的规范。但是，有的学者无视他人成果，无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一个话题拈起来就说，似乎与别人的研究毫无关系，缺乏对别人的尊重。诚实地作注可以把别人与自己的东西区别开来，这不但是尊重别人劳动的表现，还可以很得体地表明自己的创新所在，使自己的研究在学术文献中有一个定位点。

b)
交待专题研究的学术史。文献引证注释可以起到交待学术史的作用。一个严谨、诚实的学者在从事一项研究时，往往会对这个专题有学术史的考察并在论著中作出必要的交待，说明前人的研究和当代研究的新进展，这些研究还有什么不足，自己的研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有何新意等等。交待学术史的论著还可以为其他学者继续研究提供方便。目前，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在学术史的交待上较为随意，不作踏实的考察工作，非常随意地根据自己手头的资料就要下结论：某某观点是谁在何时首先提出的，其结果是把学术上的创新和见解张冠李戴。搞乱了学术界，其危害很大，不仅混淆了视听，而且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c)
为文献引证分析提供基础。文献引证分析既是文献学研究也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文献征引分析可以了解一个作者、一篇文献、一种期刊和一个单位的影响力，或一个作者的活跃程度。一般说来，引证率越高，说明其影响力越大，价值越高。而文献引证分析的基础即是学术论著的引文索引。

d)
为科学共同体和无形学院提供联系的网。文献引证反映了学者之间的学术关系。学者引证同一学科专业和研究领域的文献，为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织起一张无形的联系网，引证为其他学者辨别这个共同体的核心成员提供了线索。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核心成员组成了“无形学院”，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就是文献引证，无形学院的这些人形成了事实存在的非正式的亚团体，他们的社会交往与学术交流较密切，相互之间的认同度较高。学者之间的引证是学术交流在科学体制上的承认，有些学者特别是有些中青年学者，有时恶意回避他人的文献，明明引证过某一学者的论著，故意不作注，这是学风不正的表现。

以上介绍了引文注释的功能，而引文注释的方式也有讲究。从很多发表的史学论文来看，虽有引文注释，但极不规范，比如注了《资治通鉴》，不标明哪一卷，哪一年月日，等于没注。又如《徽州府志》卷2，要知道《徽州府志》有不少版本，有明朝修的，也有清朝修的，清朝又有几个版本，不注明版本，读者也无法核实或进一步利用。

2001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在研究和借鉴其他学术期刊有关规定的基础上，修订了文献征引标注方式，以《〈历史研究〉关于文献引证标注方式的规定》为题发表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上，很值得一阅。

2、几种主要方法——论证、批驳、叙述

（1）论证
论证是议论文写作的主要方式，所谓论文就是用论据对论点进行论证。因此，论点、论据和论证是论文的“三要素”，关于这三要素，学界都有一些共同的认识、共同的要求。

关于论点，一般的要求是：
①论点要正确。
②论点要有新意。
③论点要深刻。
④论点要有针对性。

关于论据，一般的要求是：
①论据必须真实。
②论据必须是已知的。
③论据必须典型。
④论据必须充分。

关于论证，一般的要求是：
①论点和证据必须统一。
②论证必须合乎逻辑规则。

论点，是作出所持的看法和主张，也即作者的观点。任何论文，不可能没有观点，没有观点的论文也就不成其为论文。但一篇论文只能有而且必须有一个总论点，这个总论点就是主题。论文不论如何展开，都必须围绕这个论点，这就是紧扣主题，而不能偏离主题（总论点）。偏离了，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走题”、“跑题”。那这篇论文就写失败了。

当然，有的论文内容比较丰富，它的结构也较为复杂。包括若干部分，涉及若干方面，还有若干层次，所以在总论点下有若干个分论点，经过论证的分论点就就成了论据，为论证总论点服务。

例如，高敏《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本文总论点就是“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论证这个总论点，作者提出了4个分论点：
①促进了南朝兵户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私兵制的兴起。
②推动了南朝奴隶解放运动和南朝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③造成了南朝后期统治集团民族成份与士庶阶层数量比重的变动。
④促进了南北朝北强南弱格局的进一步形成。
当然这4个分论点都需要论证，论证以后就成了总论点的依据了，论证了分论点也就论证了总论点，即总论点成立了。

论证的基本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分析法：
分析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思维方法，因此，它也是史学论文写作中最重要，最常用的论证方法。
所谓分析，就是把整体分解成部分，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各个要素，并对这些部分或要素进行研究和认识的思维方法。人们认识一个复杂的事物不能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总是先认识事物的一个个局部，或一个个侧面或一个个层次，然后才能逐步认识事物的整体、事物的全部、事物的本质，这是符合认识论规律的。因此，我们论文的写作，也要遵循这个规律。

运用分析法进行论证，就是要善于把事物分解成若干个侧面、要素、层次，化整为零，化大为小，以便于论证。当然，这是不容易的，要熟练地掌握分析法，就必须对事物有深刻的了解，这样才能分析得准确。
例一：高敏的文章就是如上面所说，把“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巨大的影响分解成四个方面。
①兵制的变动（兵户制瓦解，募兵制、私兵制兴起）。②奴隶解放和阶级关系变动。③统治集团民族成份与士庶阶层数量比重的变动。④北强南弱格局的形成等。

作者为何能作这样的分析呢？也就是说分析的根据何在呢？当然来源于史料，来源于对史料的深入钻研，来源于作者深邃的洞察力。

例二：南炳文的文章《从“三言”看明代奴仆》既然是“看”，那么作者从“三言”中关于明代的奴仆看到一些什么呢？通观全文，作者看到了四个方面：①明代奴仆的广泛存在；②明代奴仆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③明代奴仆的反抗斗争；④明代奴仆问题的复杂性。这实际上是本文的结构，也是一种分析。

再细看，作者如何分析“明代奴仆的广泛存在”的呢？作者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作者把“明代奴仆使用之广”这个分论点又分解成4个方面，或是从四个角度来进行分析论证：①奴仆使用者的身份多样；②奴仆的名目多样；③奴仆被役使的领域广泛；④奴仆被役使的地区广和时期长。

每个角度还可以再细分，如奴仆使用者的身份就有：文官、武将、吏员、簪缨之族、暴发户、大地主，作坊主、商人、高利贷者、水盗、妓女甚至上中农等十几种。“奴仆的名目”又可细分为二十多种。“役使奴仆的部门和领域”又分解为农业、家庭手工业、商业（典当业）、家内杂役等多种行业和部门。

关于明代奴仆的社会地位，作者是如何分析的呢？作者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①人身归属（属于主人），何以见得？作者又从四个方面来分析论证：a)随意出卖、转让；b)主人迁徙，奴仆跟随；c)主人安排奴仆的婚姻；d)主人可以打骂。②身份地位低（对家长、全家乃至同族都低一等或几等）。③经济地位（没有独立经济）④拥有家眷（但也由主人随意役使）至于奴仆的反抗斗争，作者将其分解成四种形式：①“奴变”即武装反抗（由于不是三言所写的，故略提，完全不提也会被人误解作者不知道）。②逃亡。③搞“私房”。④告主。

例三，《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在论述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时，作者就把封建政治势力分解成三个要素：①封建官员（封建政治势力的载体）②封建政府（封建政治势力的象征）③封建皇帝（封建政治势力的总代表）

②例证法
就是引用具体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也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作为史学论文，就是引用具体史料来论证某个观点，这是史学论文写作中运用最多的方法。因为史学研究就是要凭史料说话，凭史料说话就是引用史料来论证提出的观点。

例一，南炳文文章为了论证奴仆可以被随意出卖和转让。引了三个例证：滕某、马德、吕喜儿。以下论证主人迁徙，奴仆无条件跟随伏侍，主人可以任意安排奴仆婚姻，主人可以打骂奴仆等观点时都各举了一个例子。
本文通篇都是运用例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例二，高敏在文中为了论证侯景之乱带来兵户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私兵制的兴起，作者从反方（侯景方）和正方（反侯景之乱的一方）来分析，侯景一方利用募兵来叛乱，作者引了3条史料，前一条史料证明侯景为准备反叛而募兵，后二条材料证明侯景叛乱中召募奴隶为兵。反侯景一方也募兵，作者分三个层次：一是禁卫军募兵化，举朱异例。二是地方军募兵化，举了徐盛文、任孝恭、陆襄三条史料。三是陈朝将军以募兵起家：举了侯安都、程灵洗、黄法、鲁悉达、荀朗、沈众、袁泌、周迪、留异、徐世谱、熊昙朗、陈羽、陈宝应等十几个例证。最后作为概括：“在侯景之乱中，不仅侯景本人用以发动反叛的兵士多来源于召募；甚至中央控制的禁卫军，也发生了募兵化的事实；至于各地豪绅利用侯景之乱而发展壮大势力者，更是全凭召募兵士以组成的军队。”

运用例证法要注意的是：①引用的史例要有针对性，确实能说明观点的。如胡如雷文，作者认为唐太宗一生的言论，经常突出一个“怕”字，以下引用了4条材料，均有“惧”字和“畏”字，这样的例证、针对性就很强。②要有代表性，也就是说要有典型性。③要有普遍性，如果要证明一个普遍性的观点，完全引用个别事例的史料就不行了，必须有一个概括性的材料。例如，高敏一文在论证反侯景一方也在募兵时举了十几个将领的例子，最后有一条总括性的材料：“时江表将帅，各敛部曲，动以千数，而鲁氏尤多。”这就很有说服力。

③比较法
史学论文写作中常常要用到比较法，即将两个事物拿来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深刻的认识。

例如，胡如雷《论唐太宗》一文就运用了这一方法，在第一部分，他虽没有提到其他皇帝，实际上是将唐太宗与其他皇帝进行了比较，因为历史上的皇帝那么多，治世也不少，为什么唯独唐太宗受到古代历史家的同声赞颂以及当今史学家的重视和肯定呢？经过比较，他才得出结论：唐太宗不仅是个模范皇帝，而且他的治国之道可以垂戒于将来，具有超时间的价值，后人能从两方面在他身上吸取教益和力量。也就是说他既有治道，又有实践，并且取得成效的全面人物，其他皇帝一般只具有一点，不具备两点，他这个结论是通过比较后才得出的。

第二部分是通过一系列比较逐渐深化对产生李世民的历史条件的认识的。首先，是将隋末农民战争与此前农民战争（秦末、新莽末、东汉末的农民战争）相比较，得出结论：“隋末农民起义，不是一次一般的农民起义，而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对地主阶级的打击特别沉重”。从而使唐太宗“怕”字当头，特别谨慎，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不允许出现暴君和坏皇帝”，这是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开明、进步的皇帝的重要原因。其次，作者又将隋末农民战争与元末、明末农民战争相比较，得出结论：元末、明末两次农民战争的规模均超过隋末，但明初、清初为什么没有出现象唐太宗这样的皇帝呢？因此唐太宗的出现，农民起义的作用只是一个重要方面，并不代表全部。这种比较、设问，使作者再从其他方面去找原因，作者把唐初和此前各王朝初年相比较，终于找到了两个相似的王朝，即唐初和西汉初。西汉初总结亡秦的教训，唐初总结亡隋的教训，通过这种比较，得出重要结论：“如果一个还比较强盛的王朝，主要不是因为土地兼并等无法抗拒的经济规律所起的作用，而是由于皇帝个人的残暴引起农民战争，那么继起王朝的君臣就特别留心从前朝统治中汲取惨痛的教训。”隋朝就是这样灭亡的，所以唐太宗就特别注意和研究“君道”。第三，作者又进一步比较，既然西汉初和唐初的情况类似，那么为什么文帝、景帝不能像唐太宗那样呢？由此而想到是不是与他们所遇到的反面教员有关？于是作者又将隋炀帝与秦始皇相比较，发现“残暴”是两人的共同点，除此之外就不一样了，隋炀帝“骄矜自负”拒谏饰非，生杀任情、嫉才妒能，偏听偏信，秦始皇则不突出，正因为有隋炀帝这样特殊的的反面教员，才造就了唐太宗这样特殊的开明皇帝。第四，以上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呢？作者又将唐太宗和一前一后的李渊、李治相比较，为什么客观原因完全一样，而李治、李渊就不能成为李世民呢？这就足以说明，唐太宗的政治品质确有过人之处。通过这一比较，又找到了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开明、进步皇帝的主观因素。总之，作者十分善于作多种多样的比较，通过比较，使作者对唐太宗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达到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运用比较法对历史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遵循“可比较原则”。因为历史比较研究不是任何条件下都能进行的。它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时，必须具备共同的基础与联系。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基础或联系就不能进行比较。这就是“可比较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只有同类事物才能比较，不同类的事物不能比较，如果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就无可比较性，如人与树，王安石变法和德国农民战争，岳飞和圈地运动等等，都不能进行比较。

比较的方法有很多种：大致说来有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宏观比较，微观比较，比较时自然不限于一种方法，也可以同时采用几种比较方法。

运用比较法也有一定的步骤：①确定可比性主题。②分别研究可比各方的特点、过程、根本属性。③综合起来比较异同，意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④提出命题假设，寻求历史的本质和规律。⑤验证理论，通过比较研究说明提出的理论的真实性。（赵吉惠书P171）

举两个例子：

一位学者选择严嵩和徐阶进行比较研究，这两个人为什么能比较呢？因为两人都是政治家，而且都是明代中期先后担任过内阁首辅，具有可比性，传统观点认为一是“奸相”，一是“贤相”，二者完全不同。但作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的异中有同，如徐阶的政绩，主要是在严嵩之后改变施政方针，实行宽松政治，还政于六部，乃赢得了人心。而严嵩也有不少政绩，如任用胡宗宗等人讨平倭寇，善于识见人才，因此有不少人，尤其是袁州人怀念他。严嵩有不少劣迹，众所皆知。而徐阶也有不少劣迹，如纵子为恶，横行乡里。严嵩贪，徐阶也贪，因为严嵩的田产只有徐阶的1/15，表明徐阶也是一个大贪官。在为官之道上，徐阶和严嵩的相似之处太多了：如赞助玄修，迎合世宗；打击政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心黑手辣。经过这番比较，作者得出结论：他们二人都是功过相伴，难以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的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历史人物，（尹选波《严嵩、徐阶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6）

另一位学者比较了东西方服装审美文化的不同，得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①西方文化起源于海洋文明，文化本能比较开放，易于融合外域服装文化。
中国文化起源于大陆文明，文化本能比较封闭，在服装上具有比较固执的“原体”意识，传统服装形制几千年来地位稳定，吸收异域服装相对困难。
②西方文化善于表现矛盾、冲突，在服装构成上强调刺激、极端的形式，以突出个性为荣。
中国文化是和谐文化，强调均衡、对称，统一的服装造型方法以规矩、平稳为美。
③西方文化是一种明喻文化，重视造型、线条、图案、色彩本身的客观化美感，以视觉舒适为第一。
中国文化是一种隐喻文化，艺术偏重抒情性，追求服装构成要素的精神、寓意和文化品位。
④西方文化崇尚人体美，重视展示人体的性差异，不忌讳表现性感，古典模式上衣表现女性第二特征，可露颈、露肩、半胸以紧缩腰围和垫臀来表现女性胴体曲线。现代模式却以简约的形式表现人体的自然身形，以短露和紧身为现代时髦。中国文化漠视“性”的存在，服装不表现人体曲线，不具备感官刺激要素，宽衣博带，遮掩人体，表现的是一种庄重、含蓄的美。中式服装的美学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态和文化征貌，中国人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重视情理结合，以理节情，追求闲适、平淡、中庸、追求超出形体的精神意蕴。中式女性严密包裹人体，使人难窥其体，增加了神秘感。中式男装严整修长，洋溢着中和之美。皇帝的礼服，宽博繁复，辉煌壮观。皇帝礼服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中国人审美观的表现。（吴小峻《中国和西方服装文化的比较研究》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1《新华文摘》2000.5）

比较法在史学论文写作中是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大家如要更多地了解史学论文写作中如何运用比较法，还要参阅一部重要著作，马克垚主编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38万字，此书基本上是论文结集，但是以编章形式出现，每一章实际上就是一篇论文，每篇论文都是运用比较法进行研究的。

运用比较法一定要注意两点：

一是对所比较的事物要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否则很难进行比较。如前述将严嵩、徐阶进行比较，就必须对严嵩、徐阶要有充分的研究，然后才能进行比较。中西服装文化也如此，如果你只了解中国服装，而对西方服装不甚清楚，也不能进行比较。

二是防止流于形式上的比较，比较如果仅仅看到两个事物之间的异和同，这是不够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比如能区别一枝笔和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认识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小逻辑》P：262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而要看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就必须在比较的过程中同时运用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的逻辑方法，才能深入到历史的本质，得出正确的结论：

（2）批驳
批驳就是对错误观点的批评、批判，或是对不同观点的反驳、驳斥。这也是史学论文写作中常用的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经常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争论，人们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有的就免不了反驳对立的观点，只有驳倒了对立的观点，自己的观点才能站住脚，因此要掌握批驳的方法。
批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驳论点、驳论据、驳论证方法。

①驳论点：在论辩文章中，常常直接用事实或理论证明对方论点的错误：

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笼统而不精确的，要想驳倒这一观点，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事实了。因此，一位学者在文章中列举七个方面的事实，反驳这种观点：一、中国古代的天文记录极为丰富，公元1500年前出现的40颗彗星，其近似轨道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观测。二、植物、动物、药物的识别分类，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析族、区类、振纲、分目”，表现了科学分类的先进性。三、对空间的测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已相当准确；宋代天文学家测定的28星宿距度误差绝对值平均只有1.5度；人体经络图与现代科学仪器所显示的结果完全吻合。四、时间的测量有对回归年长度、行星会合周期、交食周期、岁差测定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五、演算—祖冲之圆周率求出第七位有效数、明代发明十二平均音律达到尺单位以下24倍。六、参数配合—春秋战国时，中国已有当今世界上最早的一份铜锡合金配方表；康熙、雍正两朝的彩瓷瓷胎的化学成份AC2O3、SiO2等含量都掌握了一定的比例。七、仪器制作——北宋沈括制作的浮漏，其读出的时刻值每昼夜误差竟小于20秒。秦汉时期，我国已掌握精确的割图技术、指南车、水运仪等仪器的齿轮。作者在列举了以上七个方面的事实以后说，这些考察是极其粗劣的，“但这些考察也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科技在许多活动领域都呈现很高的精确性。”“所谓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笼统而不精确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吾敬东《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笼统而不精确的吗》1990.7.23《光明日报》）。

驳论点最有力的就是以事实说话。前述关于宋江是否受招安、打方腊问题，之所以各种观点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是因为未掌握过硬的事实材料，后来马泰来先生找到了李若水的一首诗，立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宋江未投降的论点驳倒了。

②驳论据。观点是由论据支撑的，驳论文章为了驳倒对方的观点，往往采取驳论据的办法，论据驳倒了，论点自然也就驳倒了。所以我们在撰写驳论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先弄清对方的论据是什么，然后想办法如何驳倒对方的论据。

例如：关于宋朝的“杯酒释兵权”究竟有无此事，学术界曾经争论不休。否定此事的学者有两条重要论据（理由）：第一个论据，也是“最过硬”的理由是：“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三），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及国丧期间，朝廷上不作乐，不宴饮，而李焘所考‘杯酒释兵权’之事恰恰发生于此时，恐难令人相信。”第二个论据是：“有关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记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详的过程……”。王育济为了论证“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必须驳倒上述这两条论据，且看作者是如何反驳的：（略）

③驳论证方法。也有的文章驳论据比较困难，这时可以采取驳对方的论证方法来达到驳倒对方观点的目的。
例一：1990年4月29日《科技日报》上的《唯心主义预测观的荒诞结论——评〈1999年人类大劫难〉一书》（此文作者司有和，《新华文摘》1990年第10期转载此文），就是用的这种反驳方法。

1558年法国人诺查丹玛斯写了一本四行诗诗集《新世纪》，对一些事情和人类的未来作了神秘的预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人五岛勉对该诗集中的部分诗篇作了“创造性”解释，来证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99%准确可靠。他特别渲染了这样一个预言：人类将在1999年遭到大劫难，宣告灭亡。他将自己的书名叫作《1999年人类大劫难》。《科技日报》的文章驳斥了这个荒缪的“预言”。文章指出，这种“预言”所运用的论证主法，是任意的，反科学的，为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所不取。

首先，五岛勉运用了错误的逻辑推理，他的全书采用了一个演绎推理结构。写成三段论的方式就是：
大前提：诺查丹玛斯的预言都是应验的；
小前提：1999年的诗是诺查丹玛斯写的；
结论：1999年的诗也能应验。

五岛勉的推理过程表面看来似乎没有错。但是要保证推理的正确，首先必须要求大前提绝对正确，那么它的大前提是不是正确呢？五岛勉从《新世纪》的1013首诗中摘取了16首所谓“应验”了的诗，便作出结论：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命中率高达99%”，“几乎全被社会发展的现实所验证”，因此，他的预言“今天还将继续得到应验”。

作者抓住了五岛勉论证方法的错误，指出这是用简单枚举法作出的不完全归纳推理。逻辑学的常识告诉我们，通过简单枚举法作出的逻辑推理，列举的事件即使件件都是真实正确的，结论仍然是“或然的”，即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若列举的事件不真实不正确，（如他所摘取的那些并不能自圆其说的诗），那结论就肯定不正确了。要保证推理结论的正确，只能大量收集真实资料，即进行完全归纳法的逻辑推理。《科技日报》的文章接着列举事实，证明五岛勉书中“在科学上、常识上和史实上的错误比比皆是。”说明大劫难逻辑大前提是虚假的。

五岛勉找到1999年天象将会出现“大十字”形的排列，作为人类特大毁灭的根据。所谓“大十字”，指的是太阳系九大行星加上太阳和月亮共11个星体运行到1999年将会以地球为交叉点排成一个“大十字”。耶酥是在十字架上殉难的，所以行星“大十字”标志着人类的毁灭。《科技日报》的文章用许多天文学的科学知识和十分精确的数字，驳斥了五岛勉荒唐可笑的牵强附会，并且指出，科学的预测（“假设”）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根据已知的客观事实所呈现的规律和趋势，经过理性思维和科学论证而推知的。至于唯心主义的预言必然导致荒诞的结论。（戴知贤书P：137-139）

例二：近年来，史学界曾对宋代官员俸禄水平的评价，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宋王朝采取“益俸”政策，当时的官员俸禄都很高，“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员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并多以清代史家赵翼《宋制禄之厚》条中所述宋代官员俸禄“给赐过优”，可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作为重要佐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代“官吏的待遇并不优厚，在官史中鲜有不穷窘者”，当时，“大多数官员的所得俸禄低于实际支出”，并以宋代史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中引述宋太祖所讲的“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等语作为基本论据。

究竟哪一个观点正确，或者两个都不正确呢？一位学者认真研究了两种观点的论据和论证方法，发现了问题：认为宋代官员俸禄水平低者，多以北宋初有关官员俸禄的史料，尤其是以那些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感叹自己俸禄低廉，有失体面，或生活确有一定困难的官员之所述作为立论依据。相反，认为宋代官员俸禄水平高者，又多以北宋中期不断“益俸”以后元丰时期规定的官员俸禄数额，尤其是以当时待遇优厚的中级以上官员所享有的较高俸禄数量作为立论的根据。由此可知，双方在具体时间性的界定和所指对象的层次上，缺乏同一性，其结论自然有别。

而且，这位学者还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论证的方法也存在问题。他认为，衡量一个时期官员俸禄的高低，如果按照不同的标准和价值体系作比较，结论肯定不一，评价自然也有差别。若仅根据宋代俸禄制度中确定的某一时期的俸禄数量对整个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作简单的判断，显然是不科学的。若仅根据当时个别官员生活奢侈，富裕或节俭，则更是欠客观与公正的。实际上，宋代官员俸禄的多少，是一个动态性的复合变量。仅从当时俸禄制度规定的发放数量来看，从宋初至宋末，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且大多时候都较高；若按折米比较，则有少数时候低于盛唐官员的俸禄水平。从实际含金量或购买力来看，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则随社会的治乱与物价的涨落而有所变化，呈现出时高时低的特点，不可一概而论。这是因为，官员的俸禄水平，不仅随官吏等级、官品大小有高下之分，而且俸禄的发放，在较长时期中，即使按《禄令》所载数量，官品相同，所定俸禄待遇无别，实际收入也因官员是否担任实职、俸禄发放的是实物或货币以及购买力的大小变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新方法：就是在衡量、评价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时，拟根据宋代各个时期俸禄数量的变化与物价指数的涨落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生活状况等，作一些具体的定量的比较分析，力求得出较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由于作者采取了新的方法来研究，得出的总结论是：从总体上看，其官员的俸禄水平大致处于中国历朝的中上等水平，不同时期官员的俸禄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不论是哪一时期，绝大多数依靠俸禄为生的官员在整个社会中，都是处于相对富裕地位的阶层。（张全明《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上述作者所使用的论证方法显然比较科学，所得出的结论也很有说服力，他虽然不是批驳所提的两种观点，但实际上是指出了他们所采取的论证方法不科学，那么，采用这种不科学的论证方法得出的观点自然也是不科学的。

（3）叙述
史学论文中离不开叙述，所谓叙述就是将历史人物的经历、行为以及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叙述也是我们常用的方法，叙述有不同的形式：有顺叙、有倒叙、插叙、概叙和评叙。叙述最常见的毛病有两个：一是裹杂不清。一些同学在写作时，思路不清，层次不明，缺乏内在联系，往往有“断气”之感，尤其是段与段之间没有逻辑联系，让人看后不知所以，或者看时非常吃力。二是详略不当。叙述时该详的不详，该略的不略。叙述详略应遵循的原则是：重要的材料宜详，次要的材料宜略；“新”材料宜详，“旧”材料宜略；人所难言者宜详，人所易言者宜略。

4、遵守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中人们公认的规则和范式。就象游戏中的游戏规则一样，没有游戏规则，任何游戏都玩不成。没有学术规范，更谈不上学术研究。学术规范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及至大家公认并通行的规则和范式，它也是学术道德的一种体现。
学术规范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为人类的知识库等提供（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新东西；发掘新的材料，作出新的解释，使用新的方法，构筑新的范式等等，没有这种求新、创新的精神，一味吵冷饭，学术事业就不能进步。而我们的很多所谓“研究”工作，只是无休无止地在低水平上重复旧的内容，因而就不可能产生正面的效应。

第二、在研究过程中了解和重视已有的经验和成果，否则就可能重蹈他人的覆辙，或者只是复述他人的成果，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一定要搞清这个问题的研究史，了解前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水平。

第三、在展示成绩的时候尊重（使自己受益的）他人的劳动，尊重合理分享荣誉的原则。根据这一条，不仅在引用他人论著中的观点、思想时，一定要注出、标明，甚至在转引别人论著中的史料时也应标明，抄袭、剽窃更不应该。

第四、在技术上也应遵照通行的规则，文字要规范，标点要规范，注释要规范，数字的写法要规范。

（后略）

链接：为什么要写论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