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今天的所谓“文坛第一事”（见9月15日《文论报》《九五文坛第一事》），也极有可能变成“第一糊涂事”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以“抵抗”为旗帜的“第一事”，似乎连抵抗的对象也并不甚了然。

    当然，张承志们自以为是有抵抗对象的，这就是“进入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大规模、大范围的媚俗投降现象”。这里的“知识分子”是指“中国作家”。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忘记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就应该知道今天“中国作家”其实已没有制造“文坛第一事”的能量了，只有消费者才是市场的上帝，同样，也只有读者才是“文坛”的上帝，所以，文坛若是出了问题，抵抗的对象当是读者才对。比如，同一张《文论报》上，就有一篇题为《读者也有责任》的文章。

    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这“读者”二字又该定义为“口袋里有钱的读书人”才对，否则，任你如何高雅，也奈何不了文坛之事。所以文坛雅俗之争，其实应归结为是让雅读者有钱呢，还是让俗读者有钱，假如一方面默认俗读者有钱的现状，一方面却奢谈“抵抗媚俗”，那是不是有点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呢？

    文坛之事，其实极小，所谓“文坛第一事”也不过尔尔，不会发生什么“轰动效应”，不值得大惊小怪。暴发户们有了钱，感觉良好，需要调侃搞笑，以嘲弄昔日的贵族，于是就有王朔们应运而出，如此而已。所以，我以为王蒙的理解王朔（但我不赞成其“欣赏”王朔）是深刻的。其实，暴发户们的需求，又岂在区区文坛，君不见，文坛之外，那满世界的宾馆饭店、歌厅舞楼、卡拉ＯＫ、异性按摩，又有哪一件不“媚俗”，哪一处少得了王朔们呢（这些场所正是王朔作品人物的用武之地）？岂止于此，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掌握经济实权的阶级，最终还必将提出政权要求呢，这又岂是张承志们手中的一枝笔所能“抵抗”？

    所以，鲁迅是清醒的，当年他就把自己的抵抗称为“绝望的抗战”。然而这么一来，他不但行不得医，也弄不成文，因为他绝写不出所谓“纯文学”。当年就有不少人不承认他的杂文是文学，而今天中国大陆的畅销周作人们的“美文”，其实也正含有鄙视鲁迅这一层意思在内。

    鲁迅没有成为纯文学家，然而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毛泽东说鲁迅后期学会了辩证法，便是于此立论。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文坛”，所缺的并不是什么“文学”，倒是很缺少一点唯物主义。精神（加之“文明”二字也无济于事）从来都只能是第二性的，因此，“抵抗”精神而不“抵抗”其物质环境，最终只能是唐·吉科德与风车的一场混战。

    这“物质环境”是什么呢？“抵抗”二字火药味太浓，让我换一个说法吧：就是要“反思”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1995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