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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新文化精神淡化 很长时间不会再产生大师
【时间:2009-9-27 】 【来源:羊城晚报 2009年07月13日 】 【作者: 不详】 【已经浏览2502 次】

    7月12日,北大师生和社会公众排队前来悼念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南大厅季羡林先生灵堂当天开始接受季老生前友好、广大师生和社会公众的吊唁。7月11日上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中新社发 郑雄增 摄)

    徐中玉:很长时间不会再产生大师
  他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五四新文化精神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不是一时能做到的

 
  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文化巨擘前天同时去世,曾经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文化天空寂寥了。“中国从此再无大师”,这一来自网民的痛心与遗憾,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的良心。昨天下午,记者特地采访了95岁高龄的教育家徐中玉先生,他被称为“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是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当记者以网民提出的“大师”话题就教于徐先生,他深表遗憾地说:“大师去一个少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产生新的大师。”

  为什么?徐先生说,学术问题还是整个发言环境的问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五四新文化精神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这种文化精神不是一时能够做到的。
 
  做学问不能看别人脸色行事
  “学术的问题是整个发言环境的问题”

  徐中玉先生说,几个月前他收到了季羡林老先生送给他的几本书,书中有些内容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他的一些观点我深有同感。比如他说,学术和心术有关,做学问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为什么我认为他说得对?现在平庸的人很多,真正读书的人很少。多数人也并不真正在做学问,他们炒冷饭、上网抄袭,心态浮燥,风气不好”。

  徐先生认为,“学术的问题是整个发言环境的问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这种文化精神不是一时能够做到的。现在的学术发言环境比过去好多了,可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奇怪的犬孺主义,不敢把自己的思想讲出来,唯恐得罪什么人。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有些是过去搞怕了,有些是胆小,但你在学术界,不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是做不成学问、搞不成研究的。季先生说的学术和心术有关,就是这个意思。”

  大师不喜热闹不随波逐流
  “知识分子在内心要有一份坚守”

  徐中玉说,大师不会盲从追随所谓的“主义”,做学问要多一些求真务实的东西。比如早年从国外引进的文学方面的各种主义,许多都是空话,很少符合中国的实际。也许这些“主义”在国外曾经有过更好的作用,但胡乱介绍到中国来,除了看起来时髦,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用处。他说文艺界报刊的许多大篇文章,都是些不切实际的空话。

  他谈到了2003年去世的施蛰存先生。他们于上世纪30年末相识,1952年中国大学院校调整时,他们又一同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教书。他说施先生之优秀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而且是个独立特行的人。1930年,施先生同鲁迅有过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古文的著名论战,那场论战中鲁迅骂施先生为“洋场恶少”,这对他之后数十年的坎坷人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施先生并不因逆境而放弃独立思考,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徐先生说,知识分子在内心要有一份坚守,因为坚守才能得到尊重。

  “季羡林先生送给我书,我读了其中一些文章很有感触。鲁迅先生骂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季先生很不赞成这个说法。梁实秋讲西方的人文主义,自有他的道理,不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但不要扯到政治上去。季羡林先生反对任何人搞‘凡是’,对鲁迅也不例外。他认为不能说凡是鲁迅说的都是正确的,难道因为鲁迅先生对梁实秋有过意见,梁实秋就应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么?这就是季先生的独立思考。”

  从认真读书认真思考做起
  “所有大师读书思考都能遗世独立”

  正当中国大学教育进入百废待举的1978年,徐中玉先生迈入人生晚年。这时的大学语文课已中断30年,徐中玉应邀承担起了重构中国大学语文教育的重任。30年来,举凡中国大学生,无人没读过由他主持编写的大学语文课本,其第一课《关雎》,激起了无数青年学子内心的美好情感。

  徐先生认为,学问的养成,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精典阅读。所有文化上有所成就的人,都经历过精典阅读的阶段。现在真正读书的人不多,没有什么阅读量,也就是说以现在青年的阅读量,大多数人都是不够的。少量人可能够,但他们又会面临社会环境的考验,是看重钱多一点、机会多一点,还是潜心认真做人、做学问?所有大师在读书和思考时都是能够做到遗世独立的,只有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才能研究学问。

  他以钱钟书先生为例,“钱先生书看得多,资料积累得也多,他读书是最深刻的,因此眼光也很深。有人说,他的记忆力比一般人强,过目不忘,其实一个人哪里可能记得那么多,他做了大量的资料卡片,是一笔一笔抄写下来的。这些卡片不光记录了重要的书籍内容,也记录了他当时的思考。我们年纪大的人做学问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现在用计算机了,方便很多,但学习和思考的过程,应该是一样的。机器不能代替人的思想求索”。

  大师做学问是把各学科打通
  “许多大师青年时代都聆听过前辈大师的课”

  徐先生说,去年去世的王元化先生也是一位大师级人物,他们是多年老朋友,在思想上学术上都有很多交流。“王元化是一个很严肃认真对等待学问的人,他是文史哲打通做学问的。他写文章不是随便写的,而是经过反复思考。同王元化交谈总会令你有所收获”。

  徐先生说,他早年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读书,听过《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的国文课。有机会聆听大师或名师授课,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过去的大学,著名学者和文化人都是大学课堂最受欢迎的人。许多后来成长为大师的人,在青年时代都曾聆听过前辈大师的课。尤其是教大一国文的,过去都要聘请最博学的教授。季羡林先生就曾是朱光潜、陈寅恪先生的学生,这两位大师对季先生产生了终生影响。从1978年起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后,早期许多大学都让著名教授学者上这个课,现在这样的机会就不太多了,徐先生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链接  徐中玉,1915年生,江苏江阴人。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建国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为名誉系主任。全国高教自学考试指导委员兼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15年),上海作家协会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主席(12年)。现仍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著作中,影响最广的是其主编的《大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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