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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思考·生活·国学·人文精神——论当前学术文化界四个问题
【时间:2009-2-20 】 【来源:(滇)楚雄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 【作者: 徐中玉】 【已经浏览2214 次】

一、需要渐向成熟

    新时期开始以来,学术研究有了些复苏,开始出现一些正常的迹象。例如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同一或同类事物和问题的不同看法,逐渐可以得与读者见面了。这在只能听到一个声音,一种腔调的过去,是不能想像的。好像这个声音,这种腔调,已经权威者集中起来,成为绝对真理,无须别人再去思考,再去讨论,也不能容许再来添乱,免得产生所谓副作用或重大灾难。万马齐喑究可哀,实践已证明这才真是重大灾难,岂仅是杞人忧天而已。要让人说话,群众才是真正的上帝,两千多年前孔子还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把“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喊得应天响的人却往往并未认真这样想,没有真正这样实行,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于是在学术文化界,多元论、强调主体作用、文本重要性、西体中用、新儒学、弘扬优秀民族传统、审美为中心、寓教于乐、人文精神、淡化政治、接受美学、等等等等大不同于或有异于过去令行多年的议论就纷纷出现了。在文艺范围里,新的方法论,各色各样的主义、“后”、“新”之类的说法,以至制造轰动、着意包装、种种争奇斗异,炫人耳目的现象都纷纷登场,介绍过来,一时成风了。既要改革开放,既要反思过去,接受教训,这就是必然会来的变化;既然有反拨的性质,拨乱反正并不容易,当有一个要人思考、辨析、选择的过程,反对这种反拨的人一定会有,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出现混乱,习惯了“一言堂”者觉得此风如何可长,引起激烈的冲撞原也是意料中事。实践证明,出现了这些被过去目为“异端邪说”甚至“反动透顶”的议论,天不但并未塌下来,改革开放的形势却是持续在进展,越来越变得不可逆转。当然并非反拨性的议论都完全正确、适当。任何议论任何知识落实到具体问题上都不可能完全正确,这才需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可执一而论。例如强调集体到个人都成驯服工具、小绵羊;强调主体到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心里毫无集体利益,行么?做得通么?每个人的地位、教养、性格、兴趣、需要等都有差别,看待事物的方法、角度、出发点、掌握有关资料都难一样,怎能只有一个声音、一种腔调呢?社会是复杂的统一体,既有很多共同利益,是统一的基础,也有不少差异需要照顾,加以协调,一味堵塞言路,捂盖子肯定不好。历史上盛世就是对共同利益与存在的差异进行有效协调,开明管理得好的结果。“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一味讲斗争,搞得人人自危,使全社会处于极不安定之中,怎能成功地建设,向富强发展?上面提到的这些新议论,其起源可说都有其针对的旧观念,旧体制,过去虽通行,许多人早感其病。现在把过去想说而不能说的话都说出来,可供大家共同思辨,参照现实生活与社会效果来回答,只有益处。而其中有些观念偏到了另一极端,如个人至上,极端自私,写文章耽于个人逸乐,看不出深层社会问题,或者对公众关心的问题视而不见,叫而不闻,自我陶醉,无所用心。这种情况一经公开暴露,那也就不会因虚有尊重个性的名义就掩住人们的视听而浪得浮名,人类的进步即因人类多数一直存在切实的良知、科学评价的精神。我们欢迎创新,但很多似新实旧,只有外表之新的奇谈怪论,现己很难“炒”成火爆,或一瞬即逝,成不了气候。两个极端都已成不了大事,即因群众的辨识力在现实生活的启迪下自己有脑筋,有所提高了,盲目性大大减低,对任何假、大、空的教条的免疫力有所提高了,也就是,读者大众的认识逐渐在成熟起来。

    这无疑是好事,一个重要进步。商潮尚有余波,浮躁之气仍有,毕竟冷静下来已多。好作品会产生的,繁华落尽见真淳。真淳是好作品、大作品产生的土壤。不迷信,不拜倒在权势、金钱前面,坚持有所追求,有所创造,毫不自馁,就会写出好作品,大作品。大环境有所改善,仍需要学术文化工作者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勇当闯将,使得加强巩固,共同促进学术的发展。

二、深入了为何仍会虚假

    写作与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没有对现实社会的极大关怀,对改善人生的热爱,对不断在发展流动中各种人物、事件的仔细观察和反复提炼功夫,必然写不出优秀的作品。古人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个字中蕴藏着对文艺创作的丰富经验与精辟理解。

    后人所以在实践中大多未能产生很优秀的作品,不能归结于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指引。在这个问题上,后人并没有比前人超出很多,新说反而起了误导作用的也有。真正不厌百回说,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了,有益处。

    例如胡编乱造、一味争奇斗艳、无根瞎说,这是没有生活真实,认为这样既仍卖得出去,可以改善自己生活,还可美其名为从事大众或通俗文艺,当然境界太低,可不必论。例如摹拟袭取,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拼凑成章,也不需要有什么生活积累,只写不作,谈不上造。例如有些遵命文学,先已有了结论,闭门就可制造出些纸糊人物,虚假矛盾,转几个弯便直奔预定的宣传目的了事,胜利完成任务大吉,其中似乎也有点生活经验,其实都是叫来拣来选来,交差请功全未费功夫,只是利用这些碎片来伪造、粉饰、掩盖生活真相的。

    没有生活、不需生活,当然也就没有艺术,并非艺术,只是假冒伪劣的赝品、商品、特殊贡品。

    但也不是有了些生活经验在内就是有价值、较好之作。例如那些瞄准了有些人的钱袋,特爱描写暴力、淫秽、迷信勾当,置社会风气、青少年教育于不顾的;写光了比较熟悉的题材,无所补充,一直还在妙冷饭的;经历狭隘,认识肤浅,无所开掘,不能辨析的;虽然下过生活,到群众中间去过,不仅走马观花,还曾下马观花,可是所写如同照本宣科,公式化、概念化,背离生活真相,虚假程度与前几种人相差无几的;当然其中也有些是看出了点问题,内心矛盾,能知道点真相,却终于还是只得随大流,不敢表现出来的。这些人有点生活积累,却或狭隘、或肤浅、或只重视动物性、或缺乏开掘力,不能辨析,不敢反映、表现生活真相,缺乏必要的勇气,当然都写不出稍为像样或较有积极作用的作品。

    看不出问题,是作者的无识,不敢反映真相和表现真情实感,是作者的软弱、胆怯。导致如此的,是不但不加鼓励还更加重了文化领域里的专制,神化个人,一言堂,极左思潮泛滥,对知识分子真心爱国、忧患意识的低估与误解‘在这种情况下,深入生活实际上与脱离生活一个样,即使形式上甚至做到了长期落户,教条主义地学习多少年,何尝写出过几部真正优秀的作品?精神状态上如果是但求无过,祸不烧身,便“上上大吉”,“活下来便是福”,那就已离开写出伟大作品的可能,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所以,现在再来强调作家必须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时,就不能只是一般号召,而必须密切结合过去的严重教训,在对作家提出思想要求、人格要求、敬业要求的同时,对社会环境也进行必要的改造,必须欢迎、鼓励作家大胆反映和表现生活的真相,人民群众真实的思想感情。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是社会进步、学术发展、人民凝聚力增强的最重要保证。居安思危是我国有识之士的优良传统,要靠大家一起来发挥建设和监督作用,才是好办法。人民应该有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权利和责任,这样的社会和个人,这样的生命和生存才是有积极意义,并得以自觉安居乐业的。

    写作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一个要在实践中不断认真创造条件切实解决的问题,这里涉及到几个方面,既有作者主观认识、人生态度、努力程度的关系,也有客观环境是否提供,或提供了多少有利条件的关系。只有主客两方面都有了决心和极大努力,而且目标一致,符合文艺创造的固有规律,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目前情况距离这种境界似乎还不近。当文艺作品由于社会转型,观念变化,主要应该更着眼于它产生提高人民文化素质这种比较长远,而非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简单工具作用时,就更需要有高瞻远瞩的理解来支持它。

三、“国学”乎国粹乎

    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期,新旧思想观念必然经常在撞击中发生种种姐龋,显见不合,似乎势不两立,彼此都望取而代之。旧的虽已过时,余力尚在,总要挣扎,新的尚未站稳,理论和实效既不完善亦还未显,一时也难说服人。加之有不少东西,包括若干道理,本有普遍合理性,原不当以新旧分优劣。新说并不都适用,旧说有合理处不当摒弃。还有这种情况,即使知道对方并非毫无理由,为旗帜鲜明,先把大方向转过来,存心“矫枉必须过正”,把对方完全推倒,认为至少一时有这必要,讲话就不妨过火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先较缓和,却就被陈独秀用这理由说服了,认为在这时非这样决绝不可。新文学运动基本取得胜利后,大势既定,于是对古代历史、古代文学、古代哲学的整理研究工作重新开始,历史便不再以“吃人”两字概括,文学中有清新刚健之作,哲学中也有颇为大胆可取的东西了。变成过去并非全是黑暗,全是一塌胡涂的泥塘,民族的脊梁仍有。历史就是这样曲折发展过来的。过正之论诚然不能据为定论,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仍当理解。稍知近代以来学术文化领域诸多争论情况的,容易同今天的各种争论联系起来思考,感到有不少近似处。好像争论的问题也颇类同,当然内含正螺旋形有了发展。例如有的要复古,有的要维新,有的要革命。表现在对待西学上,有的输了仍死不服气,所以失败乃在有人思想动摇,要习西学,坚决仍要守住国学;退一步船坚炮利确实顶不住,就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消用其与船坚炮利有直接关系“声光化电”之类技术,国学之体不可毁伤;及至懂得了“师夷之长技”还可“制夷”,可真要学到这种“长技”,还得要学这些“长技”所由取得的背后别的许多学问以至社会机制,于是“西学”的范围才更扩大了,其中还扩大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能够唤醒人民奋起爱国爱族的文学作品。于是全盘应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言论也开始萌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说,从发展后的眼光来看,当然还很肤浅,还很保守,是顽固守旧者在事实逼迫下不得已的后退一步,并不死心的,可毕竟也是一种有益的变化。而像比较开明如曾国藩、张之洞等在洋务开放上有某些实绩者,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是观念改变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历史地看不可厚非。当时已敢倡言应大兴西学的,虽远不彻底,不失为勇者。三十年代出现的全盘西化论,近年又有了西体中用论,并非有人爱炒冷饭,实是由于几十年来虽经许多争论,经多次各种主义试验,这个重大涉及体制问题一直还未得到解决,依然还是一个大家关心、焦心的症结所在。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目标明确,乃共同的认识,究如何去做,循何途径,确实正在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目标很具体,教训一定要吸取,改革开放这条难过的河一定要过去,确实也只有仔细谨慎但又义无反顾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这条路这个办法是正途。以为另有妙法高招,莫不是仍走众所周知、众所痛心疾首的老路才好?

    这使我联想到“振兴国学”现又掀起的小小热潮。不但“国学”,还有“国剧”、“国乐”,甚至“国饮”(以茶为饮),有些人公然在报刊撰文,主张把它们放到中小学教材中去鼓吹。当然应该爱国家,爱民族,这比爱别的应更重要,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合理因素,都应加以研究、发扬,但若加上“国”字,就有点非尊重、接受不可的味道了,又何必如此。真要全盘继承么?这是现代化的大道?当然并非赞同提这口号的同志真都如此,其中却也难说绝无这样的人,难说已不存在过去已出现过的国粹主义信徒。我以为不能因为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有很多未被认识,未得弘扬,就有必要的理由来高倡“国学”。不能割断历史,却也不能让因袭的负担继续压在我们身心上。弘扬是具体分析后作出的选择,有的可吸收,有的取其精神,有的得其启迪,作出新的阐释,继往为了开来,博古为了通今,最终目标总不出此。所谓“推陈出新”的“推陈”,我看一是经过研究分析,有些东西非推倒不可,二是对合理因素介绍阐说出来,得到重视、运用,这就是为什么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大优势。“国学”如只指研究本国过去问题的学问,原无关系,无奈向来的理解,颇有独尊含义,事实上变了相的甚至把众已厌恶的东西也视为国粹者仍有,就很难令人放心、听之任之了。当前世界形势正越来越向共同利益所在的和平与发展这个基本方向推进,科技固无国界,文艺内容的价值取向也大同小异,同多而异少,人类有很多共同的利益,社会进步的道路有规律可循,这就使我们相互接触愈多就愈接近,就愈理解,不约而同可以互相证明、补充、取资的部分不断迅速增大。无论古今中外,对一切正确、合理、进步、深刻,对现代化建设有利的文化积累都应该兼收并蓄,择善而从。个人治学可以有所偏重,指导思想不能以“国学”自限。多年闭关自守,划地为牢,创巨痛深,不能再闹什么折腾。

四、所谓人文精神

    一个时期来,谈论人文精神问题似已成为热点,可又像聋子在对话,说的既欠明白,听的也文不对题,看来大家都感厌倦,老样子肯定维持不下去了。恢复已有的么?从什么时候算起、内容是什么?那时真有过这种精神?有人就根本不承认那时曾存有这个。有人是有恢复之想的,总认为今天大不如昔,一切都乱得不成样子,人不像人,文不成文。认为那时有理想、有抱负、有人一言九鼎,一言兴邦,大家老老实实,火光在前。不同意者认为即算什么理想,什么抱负,人不过制服工具,小绵羊而已,创巨痛深,怎还谈得上人文精神。于是嘲笑理想抱负,揶揄责任、使命,甚至连爱国、当主人公都不愿去想,而一味宁愿淡化,觉得过去关心天下、国家、人类、民族的兴衰、安危,都是太自不量力,太痴心妄想了。一度出现的边缘化、为艺术而艺术、审美中心说、回归书斋、玩文学、自得其乐等等思想就是这样散开的。论者们好像也没有肯定这些思想中有什么人文精神。这类想法未免有点“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毛病。蛇与草绳毕竟不是一回事嘛。而且,理想与实现理想的做法想法也不是一件事。中国《礼记·礼运》中这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中间有没有人文精神?我看不但有,还很高尚,突出了个公字。虽然它产生于封建社会,过去并未能实现,被称为乌托邦、空想,但时隔两千年,对其中具体指出的目标,人们标榜出了的任何主义实施下来至今仍都未能做到,仍都有待于人们长期艰苦的努力。寥寥一百多字,目标明确具体,纲举目张,抵得过多少万语千言?面对这一段话,我们能妄说古人没有高尚理想,能说这种高尚理想不必要,谁有高尚理想便应被嘲笑?自然,徒有这种高尚理想,由于做法不对,成效很小,或还发生了副作用,那应归过于做得不对、不好,甚至原就有私心,高尚理想不过是一时作为幌子,不能因此连高尚理想本身的作用也无视、否定了。这里我要说的是,人类包括我们的祖先,早已有过不但在当时非常高尚,至今仍很高尚的理想,是值得作为后人的我们尊重和感谢,并负起发扬光大之责的。这正是人类所以无愧为“万物之灵”的地方,人类继续进步的希望所在。高尚理想如果真很高尚,而且出以公心真正身体力行的,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实现,该质疑、归罪的不应是高尚理想本身。真正高尚的东西可以也能够发展得更加高尚,它本身的力量和价值不会消失。我们能从《礼运》这段话中举出些不足,但能从其中指出它有什么谬误么?绝对完善至高的理想只有在无限遥远的将来才有望出现端倪。

    因此,要谈人文精神,离开了坚持高尚理想,充满生活热情,积极推动社会进步,自觉要求负责工作,就什么也谈不到,什么也是空谈、自欺欺人。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民主、公德;这些口号似乎已老得要掉牙了,实际距离应有的地步,还很远很远,是人类值得永远不断追求达到的目标。人民被称为主人翁、上帝的时间已不短,实际地位还远未至此。症结可能就在这里。怎样缩短差距,要办哪些实事,如何办法,务求渐见成效,要谈人文精神,不是复原而一定得向前看,我看大有可谈。

    “天下为公”,好得很。不是不能有私,反对“见利忘义”,便是既有私,也有公,不可因私废公。公平、公正、公开,真有了这样的三公,既这样说,也这样真抓实干,做出了实绩,大家自然信服,就真有了安定团结的坚实基础。

    有关阐释人文精神内含的议论多矣,我从《礼运》这段话得到启发,例如现在如此泛滥的贪污腐化之风为何总难清除,严重阻碍着改革大业的进展,成为公众愤慨的焦点?从高扬人文精神的角度来看这问题,应怎样通俗易解来表达?我看,就不妨用缺乏三公精神来说,即对待广大人民的心愿和权益,还太缺少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文精神。正是因为太缺少这样的精神来监督引导,贪污腐化之风才更为扩散。在光夭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败类原是不能为所欲为,所向无阻的。

    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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