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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福泉:教《大学语文》的思考和札记
【时间:2008-10-19 】 【来源: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1995年第3期 】 【作者: 蒋福泉】 【已经浏览2798 次】

    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

    大约是在1978年春天吧,记得是春节过后开学不久,《人民日报》发表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这篇文章引起语文教师的普遍关注,自觉地读,主动地议。至今我还记得文章的基本观点。吕老说,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在小学和中学的教学中费时最长费力最大,但培养出来的学生,语文水平却很低,这严重地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希望大家都来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为响应吕老的这个号召,我还专门撰写了一篇论文,于是也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吕叔湘先生这篇文章触到了时代的脉搏,就像一石击起千层浪,在我国语文界掀起了一场壮大而持久的改革热潮,夺了我国文革后大兴改革之风的先声。做为一名语文教育工作者,每思及此,心中不免就有一种自豪的情绪。

    此后不久,著名教育家、前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教授,提出在理工科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倡议。为什么要这么做?苏校长曾经做过解释,大意是,现在考进大学来的大学生,语文基本功普遍很差,写字是“龙飞凤舞”,谁也不认识,作文是错别字满篇,语句不通,连毕业论文都写不了。

    对这件事当时我也有过感想,我感到,与其说苏步青的建议是对吕叔湘意见的补充和印证,倒不如说是一位数学家时一位语言学家将了一军,或者说是提了一个抗议。那情景仿佛是潇洒的苏校长在指着狼狈的吕先生的鼻子说:“你们这些搞语文的都是干什么吃的?把你们的事干不好,还得让我们这些搞数学的替你们擦屁股,真是岂有此理!”做为一名语文教育工作者,一想到这,于心又不免泛起一种戚戚焉的感觉。

    当然苏校长不会这么凶,也不会对语文界如此不留面子,但教语文的跟教数学的相比,确实有点抬不起头,谁让你不如人又扯了人家的后腿呢!

    说到点子的事易于通行。苏老开设《大学语文》的倡议很快就付诸实行了,至今已十有五年矣。

    试行之初,各搞各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大学语文》的教本和教法,这种形势真不错,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对教材的协作修订中,它却渐趋统一,使人并不觉得高兴。

    1988年4月,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为满足社会自学适应考试的需要,组织人力编写了一套公共课教材,《大学语文》即为其中之一。这个本子由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教授担任主编,并从1989年起,在全国的大学语文自学考试中试用。至今已试用到第七个年头。它于1988年6月印刷第一版,至1994年2月第28次印刷,总印数达291万册。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的权威意见称,它适于“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使用,也适用于全日制大学《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需要”。①从而,《大学语文》完成了它的一统天下,风行于我国的理工科大学、自学界和当代知识青年中,一跃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一门特大课。其声势之壮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罕有匹敌。

    上述只是事物的表象。要是深究一下,想一想问一问这门课究竟开设得好不好?达到予期的目的没有?教本编得怎么样?教学得法不得法?还有无改进的余地和必要?恐怕谁也不能说探讨和研究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到底应该做何回答呢?这正是本文试图解答的。笔者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已十多年了,各种体例的本子,各种类型的班级,也都用过教过,有过各种各样的实感体会,不止一次地涉及到这些问题。于兹提出,以求教于语文学界和杜会典论界。

    积我从教三十年之体会,我认为教学成败的首要之点在目的,次要之点在教本,三要之点在教法,四要之点在考试。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本文不欲详究。下面仅就这四点,依次分头说来。

    先说《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

    苏步青先生提出开设这门课是有他的初衷的。这初衷如前所述,是鉴于当时考进大学的学生,语文基本功差,字写得不象样子,文章也写不好的现实情况,想补一补课。这就是目的,一个很切中时弊的实际的目的,完全是有的放矢的。不论谁干这事,都应把能为改变这现状达到这目的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然而,《大学语文》的主编徐中玉教授,却撇开苏校长这一套,另外定了一个新目标。他在《〈大学语文〉的编写说明》一文中写道:“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科技、艺术的精华近来得以在国际间越来越得到赞赏,越来越扩大影响,是同各国学者对汉语学习的越来越趋向高深分不开的,这种交流趋势的发展和理解的增进,无疑是对人类持久和平、共同进步的一个有力推动,一种莫大的佳音。尽量开放,相互交流,并且使交流越来越向深广度开展,我们现在要谈教育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不能不向这方面作重大的努力。这一点对新时期中国每一个大学生来说,大力提高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应当是责无旁贷的。”②这段话表明,徐主编编《大学语文》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借以宣扬“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科技、艺术”的精华,去推动开放和交流,一是对“新时期中国每一个大学生”起到“大力提高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的作用。

    看来,徐中玉的眼光要比苏步青高远。苏所重的只是写字作文一类雕虫小技,而徐所重的却是品德素质一类经天纬地的大志。

    当然不能否认徐主编也注意到写作能力的重要性。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在入选各类作品中,增加了有关培养写作能力的篇目,在各篇作品后列的‘思考与练习’中,也提供了有利于增强写作能力和审美思考的启发性问题。”③这就是说,主编认为《大学语文》对培养写作能力所能做的事,就是多选几篇对写作有帮助的文章、多出几道思考练习题。于是他就把这培养写作能力的任务,完全推给了学生,他继续说:“我们着重从多方面来提高自学应考者在写作上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提高基本知识只是途径之一,最重要的途径还在多写多练,目前无论在校大学生还是自觉应考同志,一般情况是练得太少,这就很难靠本课程的教材选篇来快速地根本解决问题。”④这就是说,学生们要提高写作能力吗,自己去练吧,大学语文无法具体承担这一责任。他甚至还进而声明说:“我们认为,用《应用写作》或《文秘写作》这类比较简单的技术性的课程来取代《大学语文》在高教自学考试中公共必修课程的地位,可能明显地降低自学考试的要求,是对新时期大学生应有的思想文化素质忽视的表现。”⑤毫无疑问,徐主编的这种态度和见解是不公正不妥当的。

    两相比较就可发现,对开设《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倡导者苏步青的希望是在地上,要针对实际,要解决现实问题,要有所改进和提高;而承办人徐中玉的目标,却一下子提到天上,针对的是玄虚,明显地不屑于实际并放弃了实际.这样,徐主编当然也就背离了苏校长的初衷。这差别是一种本质之别,也可说是天壤之别。苏的愿望属于现实型,在地上,是脚路实地的;徐的目标属于理想型,在天上,是好高鹜远的。

    那么我们应该作何抉择呢?笔者认为还是脚踏实地好,因为我们现在还生活在地上,还没有把地上的事都办好,等以后条件具备了,再升到天上去也不晚。从务实的眼光看,学生的字写得不好、文章作得不好,也并不是件小事,若能通过开一门新课,教一教抓一抓练一练,把这问题解决了,就挺不错了。至于什么宣扬精华扩大影响呀,增进友谊促进交流呀,提高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呀,好则好矣,高也高矣,但却大而无当,既难体现,更难实现,何如求实务实实惠明智呢!

    次说《大学语文》的教材编写。

    不可否认,《大学语文》是一本够水平够资格的大学语文教材。这是把它同现行的十二本小学语文和十二本中学语文课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在总计25本语文课本中,《大学语文》是最厚最有份量最具水准的。其文学性可读性也最强,在宣扬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科技、艺术的精华方面也最有特色。它如果只是作为阅读教材,用来广见闻增知识,应当承认还是不失为一个好本子的。

    但是,它的致命缺点是脱离了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实际需要,也未能突破文选式的编辑格局。这两个缺点,前者主编难于辞其责,后者则不能对主编有苛求。古往今来,我国的语文教学一直走的是文选式的路子,也就是《古文观止》加《唐诗三百首》的老路。在历史上,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都作过教本,也都是当时的编辑根据各自的标准选编的范文教材。五四以后到解放前的《国语》、《国文》,用的仍是老法子,不过是编的新选本罢了。解放后到现在,不论哪个时期的《语文》课本,照旧没有本质变化,都是新的文选选本.《大学语文》照这路子沿续下来,未能突破,责不在主编,因为这受着体制的制约。

    文选式的教材不讲科学体系,运用的最大缺点是少慢差费。它不讲语法,不讲逻辑,不讲修辞,不讲文法,不讲体系,不讲规律,只讲文章。一开始就是综合而成的文章和这种文章的汇合,拿给初学的学生读,只能如读天书。天下文章又各有各的内容、各有各的形式、各有各的作法,绝无相同,于是只好每篇文章都讲分段、讲归纳段意、讲总结中心思想、讲写作特点,结果学完二十四本《语文》书、千数篇文章,不会分段、不会归纳段意、不会总结中心思想、不会分析写作特点的学生,还是大有人在,照样不会,即便再加学第二十五本语文,还是未必就会。

    有人说,学习中国的语文要靠悟性,还说悟性(颖悟、顿悟、渐悟)是东方人的思维特点。但有悟性的人到底有多少?在人群中占百分之几?始终无悟性的人又该怎么办?语文是为有悟性的而设、还是为无悟性的而设?大学语文该不该能不能另走一条路子来一个突破?数学课的教学效率为什么比语文课高?教学的分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分类(算术、几何、三角、代数)设课是不是一大优点?语文有无仿效之可能?大学语文能否从这方面闯出一条新路?

    再说《大学语文》的教法。

    《大学语文》的教材决定了它的教法。这教法就是任课教师的课堂讲解法,就是由老师讲,叫学生听和记。课堂活动的主导主角都是老师。我未曾作过调查,不了解是否还有采取别的什么方法的,反正我和我所知道的同事同行,用的都是讲这一法。搞教务的安排了这门课,把你请去,发给你一个课本,然后告诉你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限你用七十课时或一百课时,把书教完,中间和最后各考上一次。这就由你去讲吧,有一堂课不讲就是事,学生或教务处就会认为你失职。《大学语文》的教法大致离不开这个路数。

    中学语文和小学语文在教法上也同这差不多,所差只是年级越低课堂活动则多一些罢了。本质并无变化。至于什么启发式、问答式、讨论式之类,不过是老师玩的一些花红,改变不了语文以老师讲解为主这一根本法则。

    这一点跟传统作法大不相同。旧式的私塾教育是以学生练为主,教师不讲或少讲。学生七岁开蒙入学,先生发给一本《论语》或《三字经》。老师就用来教学生识字读书,兼及会写能写,然后就指导和监督着学生读熟、背会、能写、写好,不讲只练。老师的作用是指导、管理和检查,对到时不能按质量完成任务者加以惩罚。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这种教法虽然费时费事,但见成果,学生的基本功扎实顶用。

    五四以后兴新学,引进西洋的学校教育。新式教育跟私塾教育的最大不同是分门设课,各科又设专人分别执教,不再象旧教育只学一门语文课只由一个老师包教。这当然是进了一步。在学校教育中,许多科目如数理化之类,离开老师讲就不能解决问题,于是讲解法成为时髦的普遍采用的新教法。这样,语文教学也就不问自身特点,受环境的影响和大势的推涌,不得不由以学生练习为主变为以教师讲解为主。讲解法到今天已至极端,在课堂教学中,忙的累的只是老师。常是老师讲得天花乱坠,不亦乐乎,学生却听得呵气连天,稀里糊涂。

    这种新旧教法的演变是有得有失的:新教法所得的是学生的智力开窍早,理性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所失的是学生眼高手低,实践少,练得少,基本功差,技巧也不高,字写得不象样,文章也作不好。得失相较,所失大于所得,甚至影响到我国的传统文化大有失传的危险。因而可以说,方法问题未必就是小问题。

    还应当讲一讲语文的本质特征,如今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语文的基础工具性,也就是说语文是一门工具,一门很重要的基础工具。以前由于对此缺乏认识,教语文就时常摇摆,忽儿把它讲成了政治课,忽儿又把它讲成了文学课。这都是不得要领的表现。现在不同了。既然已经认识到它的工具性,认识到它是人学说话写字思维作文的工具,那么掌握工具的基本方法就是实践、多练,所谓熟能生巧。理论虽然也必要,也该讲,但却不能代替实践。比如筷子是我们东方人的吃饭工具,要是让精通用筷子理论的西方老外表演一下的话,那架势还真不如我们幼儿园的孩子来得灵巧看着顺眼呢。为什么?当然是老外实践少的缘故。掌握语言这个工具要比用筷子的难度大多了。字不多写,文章不多作就想求好,以为学上几本语文书,听老师讲讲就万事大吉了,只能是异想天开。大学语文课的设置,在这方面缺少对策,效果自然不会理想。

    最后说《大学语文》的考试。

    它的考试是现代化的,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和机械化,试题设计采用题库制,把考题类型固定为八项: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填空、词语解释、翻译、简答、简析和作文。

    这种考法和旧式考法有很大差异。旧的科举考试,只考作文,作八股文(论说文),讲经解义,死格式,适合了主考官的脾胃,就可凭一篇文章金榜题名登堂入室。这种方法确实害过不少人,《儒林外史》就有形象的写照。

    是不是现行的考法就不误人不害人而有利于出成果和发现人才呢?也不见得。例如题库里的下列选择题:

    例一:《灯下漫笔》一文多处引用古籍,其中引自《尚书·汤誓》的句于是(  )

    a 为圣天于驱除云尔
    b 乱离人不及太平犬
    c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d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e 天下太平,万姓胪欢

    例二:《战国策》又名(  )

    a 《短长》
    b 《事语》
    c 《修书》
    d 《长书》
    e 《国事》

    例三:下列作品中属于新体赋的是(  )

    a 《吊屈原赋》
    b 《七发》
    c 《归田赋》
    d 《上林赋》
    e 《刺世疾邪赋》

    例四:下列作品中属于朱自清的是(  )

    a 《屐痕处处》
    b 《闲书》
    c 《放匣子》
    d 《踪迹》
    e 《龙·虎·豹》

诸为此类的考题,是灵活多变还是刁钻古怪?是覆盖面广还是强人所难?不要说考学生,就是考老师,老师也会大伤脑筋。象这样把一篇篇优美整饬的文章撇开,强使学生去死记硬背一些缺少实际意义的所谓知识,这样就能培养出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高的人才吗?还是这样能够解决学生作不了文章和字写得不好的问题呢?这种考法的不良倾向忽视不得!

    除去上述值得商榷研究的问题,《大学语文》的教材里还有一些知识性的和引导学生理解的问题,有失妥当,主要存在在课文后边编者写的辅导中。由于会给学生造成误导,于此一并提出讨教,请看下述实例。

    举例之一:关于《郑伯克段于鄢》一文的主题思想,原本说:“本文记叙了春秋初期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争权夺利,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兵戎相见、骨肉相残的历史事件,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残酷,暴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⑥新本对此虽有改动,但仍大同小异,只把最后一句改为“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残酷无情和虚伪卑鄙。”⑦

    以上两种说法均有不妥:第一,原本“暴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的说法是明显的知识性错误。郑庄公克段于郑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722年,尚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到来还是几百年之后的事,当时怎么就会有了什么“封建伦理道德”呢?第二,改本虽然避开了这一知识性的错误,但仍抓住“当时统治阶级”这个概念不放,试问郑伯、共叔段、武姜一家之内的兄弟母子三人就能代表当时整个的统治阶级吗?这观念是左丘明的、还是编者强加于人的?《左传》其他篇目还有写他人的忠善诚勇的,倘若入选,编者岂不是又该说:“……歌颂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善良忠厚和光明磊落”吗?

    这责任不全在主编,也不全在编者,而是我国六七十年代公式化概念化教学模式养成的一种流行病,什么都要讲究个徽言大义,都要上纲上线,上阶级斗争的纲和路线斗争的线,否则就是政治觉悟低。从那时代过来的人,难免会有因循,但时至今日应当从这阴影中走出来喽。

    举例之二:茅盾的《香市》,主旨在于通过新旧香市不同景象的对比描写,表现作者对故乡经济凋蔽、民风萎顿和生活不进反退的失望惋惜之情。但编者在“提示”中却说:“本文通过记述浙江桐乡乌镇‘香市’今昔的变化,即小见大,写出了大革命后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日益凋蔽及对市镇的影响,反映了旧中国由封建经济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转变,并没有给农村带来发展繁荣。”⑧诚然,编者的眼光阔大多了,说得也精辟,但有时仍不免捉襟见肘。有一次,一位好钻牛角的学生问我,茅盾是不是历史倒退论者?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在这篇文章中宣扬今不如昔?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真的不如封建经济吗?茅盾是不是在留恋和想退回到封建经济时代去呢?对此,我实在难于作答,当时如果编者在,不知会如何回答这诘难?

    举例之三:孙犁的小说《嘱咐》,编者在“提示”中分析女主人公水生嫂的形象时这样写道:“她对水生的语重心长的嘱咐,也是抗日根据地人民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内战的谴责和控诉,是人民对于他们的子弟兵的嘱咐,也表现了人民群众相信人民解放战争必然胜利的坚定乐观的信念。”⑨编者的这段话在不知不觉中是不是又说大了、把人物拔高了?水生嫂作为一名普通农村妇女,她善良、贤惠、重情、刚强、明事理、顾大局。她对丈夫的临别嘱咐,正是她的这些性格特点的外在表现,显示了她的心灵美和内在美。这样分析就可以了,既贴切,又合乎实际,何必硬去指说什么她是根据地人民和全国人民的代表呢?如果碰上一个爱抬杠的角色质问“谁选啦?”、“什么时候选的”,不就尴尬了吗?何况这种好大喜功华而不实的分析法,不仅不能增强读者的美感,还会损伤人们的审美情趣。所以说很有必要彻底摈弃这种学风文风,以免贻害学生。

    大学语文从设课,到编写教材、组织教学、实行管理,直到进行考试发放文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连的方面又广又多。欲动其任何一点都大不易,真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凡事不能只考虑麻烦不麻烦,而要虑及效果,尤其是社会效果。不能企求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一成不变,唯其变,才可通;唯有通,才能活。应当说现在还在《大学语文》的实验摸索阶段。实验了十几年,为时已经不短了,就是一台机器,也该大检大修了,更何况这么复杂繁难的精神生产运作呢!

    此刻,当我们还在这里思考商榷着的时候,而在理论工科大学里,在庞大的自学大军中,有多少人正在抱着《大学语文》与各式各样的辅导材料,学呀钻呀,记呀背呀,盼望着能通过那浩大繁杂而又折磨人的题库题海的考验考查,获得一张难得的考试合格的文凭证书呢!结果,过了的和未过的,又有多大差别?是苏校长的希望实现了,还是徐主编的目的达到了?有没有一个实用的量化测试给以显示?谁触到了问题的症结?下一步怎么做更好?反正眼下,作为一名大学语文教师,我对自己干的这工作、对这作法和这效果,是缺乏信心大不满意的。我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下面该听听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徐中玉教授的意见了。


    注释:

    ① 见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大学语文〉出版前言》
    ②③④⑤ 均见徐中玉《大学语文》编写说明》
    ⑥ 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22次印刷《大学语文》P84
    ⑦ 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28次印刷《大学语文》P78
    ⑧ 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28次印刷《大学语文》P134
    ⑨ 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22次印刷《大学语文》P312

    (责任编辑 王宝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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