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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给自己的笔进补》(一)
【时间:2007/10/25 】 【来源:无 】 【作者: 不详】 【已经浏览26924 次】

董桥:《给自己的笔进补》

  自序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引陈先生一九五七年给刘铭恕的信,说:「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固不同於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沖虚真人之新说。」陆键东先生格外重视信上所说的捐弃故技、新方法、新材料等语;余英时先生则认为「亦更非太史公沖虚真人之新说」一语才是关键:「试想太史公沖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呢?其实陈先生这里用的正是我一再指出的暗码系统。太史公是司『马』迁,沖虚真人是『列』禦寇,他其实是说,他研究历史决不用『马列主义』啊!」
    陈寅恪的思路是那样的曲折幽深,余英时的悟性是那样的高妙博通,我叹为观止之余,常常从他们的文字里摄取营养,给自己的笔进补。这本《英华沉浮录》第九卷於是题书名为《给自己的笔进补》。
  
        董桥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六日晨  
  


   「苏雪林是谁?」
  
    (一)
    我的母校台南成功大学到今天还在照顾中国文坛学界的百岁人瑞苏雪林老师,我觉得很高兴,也觉得很骄傲。记得苏老师一百岁生日的时候,林海音先生在《良友》杂志上写《跨越世纪的前辈女作家》,配了很多照片,还登了两幅苏老师的画,一幅是《翠谷春深图》,一幅是仿傅抱石的《九老图》。苏老师早年到过法国读书画画,西洋画和国画都画。林先生说,苏老师一九七三年退休之后,一直住在成大那幢前后有院落的老宿舍里。我读书那年代,苏老师的房子就在图书馆和男生宿舍后面的深深小巷之中,巷口天天晚上都有小贩摆卖宵夜,冬夜的风格外冷,一碗碗的麵真是暖得很。林先生的文章说,生日会上,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上台唱歌祝寿;吴伯雄是成大的毕业生,他的妹妹吴瑞枝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们兄妹都是成大人,父亲其实是北部桃园县县长。
    前几天在《大公报》上读到张昌华的《百岁人瑞苏雪林》,文章长而有趣。张昌华是大陆新版《苏雪林文集》的编者,跟苏老师通了好多信。苏老师有一封信提到一九九五年的百岁生日会,说:「去岁三月底,成功大学与各文艺界强为我举行百岁庆典。我出生於前清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乙酉,属鸡,时为九十八岁。足龄并未臻百岁,中国人百事不如人,惟喜言寿考,将人所历闰年闰月都算上,强称颐期寿,我甚恶之。」其实,《良友》上登的庆典照片,苏老师穿着紫红缎子寿袍,腰板挺直稳坐在轮椅上,绉着眉头抿着嘴似笑非笑,心里当是高兴的。算足龄,今年苏老师倒是整整一百岁了。她去年摔了一跤,额皮裂开三寸长,入院缝了二十针,人却还是十分豁达,给张昌华的信上说:「一个人活到我这样大年纪,是该向閰王报到了,再不死,岂不成了老妖怪?」
    (二)
    张昌华的长文说,苏老师退休后,每月靠三千五百元台币生活,成大为她僱一「半工」,每天来料理她一次。她十分俭朴,常用信箱里的广告纸做信封,笔耕不辍,耳朵听不见,声音还很宏亮。有一次,一位崇拜苏老师的人去看她,见到这位「国宝级大师」一屋子「穷苦、潦倒」的惨状,发出不平之鸣,为苏老师募捐。消息见诸新闻媒体后,社会舆论大哗,慈善机关和个人纷纷解囊。张昌华说:「此举本意甚善,但有伤狷介称著的苏雪林的自尊。她即撰文声明,成大对她多方照顾,已铭感万分,她笔耕不辍,『无非资以消遣,并非煮字疗飢』。她一面退还所有捐款,一面还逐一鸣谢,直说『害死我了』。」听说,台湾文建会曾以顾问名义每月奉送她三千新台币,她也一口拒绝。一些刊物故意给她高一些的稿酬,苏老师也直说:「弄错了,我不要」。
    张昌华说,一位年轻的编辑看到他案头的《苏雪林文集》说:「苏雪林是谁?」还说,「又是哪个省冒出来的青年作家?」张昌华说:「她是五四时代文坛的老祖母!」苏老师当年给我签名的《绿天》还在。还有《棘心》、《楚骚新诂》、《屈赋论丛》、《眼泪的海》……
  

 

   孙中山在大学堂的演讲
  
    (一)
    当年教我们《新闻英文》的朱约农老师花了整个学期讲解英文写新闻方式的演变,然后再教我们撰写现代的新闻英文。我们念的是外文系,当然没有机会了解「新闻中文」的变迁,后来入了新闻界工作才慢慢摸索门径。最近,《联合文学》的香港回归专辑附录了一篇《国父於香港大学演讲纪略》,全文原载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的《华字日报》,从中看出旧式新闻中文之构造。一九二三年是民国十二年;孙中山先生一九二一年就任非常大总统,一九二二年因陈炯明叛变退居上海。他当时屡经挫折,大感困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显然给了他不少突围的灵感,在列宁的帮助下,决定改组国民党,一九二三年驱走陈炯明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孙中山先生在大学堂的演说是上午十一点钟开始,身穿长衫马褂,头戴毡帽,全篇演说用英文讲。《华字日报》的记者说,「座中有辅政司施云君、普乐君、爵绅何东君及陈友仁君等,与会者多大学堂会友,约有四百余人」。该报简略译出孙先生的演辞,先是说「此次返香港,如返自己家乡一式,因从前是在香港读书,其教育是在本港得来」。中山先生说,有好多人问他「你在何处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他今天要「直言答之:革命思想,系从香港得来」。他说:
    回忆卅年前,在香港读书,功课完后,每出外游行,见得本港卫生与风俗,无一不好,比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吾於每年放年假,必返乡二次,每次约数礼拜。觉得在乡间与在本港,确大相悬别。因在乡间要做警察及看更人方可,因斯二者有枪械在手,晚上无时不要预备枪械,以为防备之用。由此想到香港地方与内地之比较,因香港地方开埠不过七八十年,而内地已数千年,何以香港归英国掌管即佈置得如许妥当?因是返香山与父老斟酌,各父老莫不谓然。
    (二)
    中山先生说,他有一次在乡下发起亲自洒扫街道,做清道夫,村内有几个少年附和,极有进步,连知县也赞同支持。他说到这里,全场鼓掌。他说,后来再返乡,县官已离任,新任者用五万圆买得官职。「此等腐败情形,激发我革命之思想。又见香港之腐败事尚少,而中国内地之腐败,竟习以为常,牢不可破」。他与英国朋友闲谈,「佥云良好之政府,并非与生俱来,须人事造成之,数百年前,英国官僚多系腐败,迨后人心一振,良好之政府遂得以产生。由是吾之革命思想愈坚,深知如中国无良好之政府,办事必不能成」。
  中山先生慨叹民国成立以来,不断有少数人想恢复帝制。他说,目前废除帝制,「如拆了一间旧屋,其新屋尚未建筑完竣,而一有风雨,居民受苦倍深,此势所必然者」。中山先生演说的结论说:
    现在香港有六十余万人,皆享安乐,亦无非有良好之政府耳。深愿各学生,在本港读书,即以西人为榜样,以香港为模范,将来返祖国,建设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责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达。极望诸生勉之。
    报道说:「孙先生演说既毕,忽有学生五六人,将孙先生抬起,直抬出头门拍照,一面步行,一面揭帽欢呼,孙先生亦揭帽答礼。」
  


 
   想起《水浒》里的粉子
  
    (一)
    我引过蔡康永写白先勇的妙文,好多人看了都笑得半死。他在台湾《中国时报》的专栏《痛快日记》已经写到第八篇了,每一篇都有很好笑的段落。最近一篇说《水浒传》是恨女人的书,是女生的恶梦,「整本小说里也没个女的,除了『一丈青』等女土匪之外,女性平民更显珍贵,结果是出场一个死一个,出场两个死一双」。蔡康永说武松是人人眼中的英雄,第一因为他有义气,第二因为他有力气。哥哥武大郎把武松带大,武松为了报恩,杀了不贞的嫂嫂,再杀嫂嫂的乾妈,再杀嫂嫂的情人。这是他的义气。蔡康永说:「武松专杀『珍稀动物』,杀了两个女人之外,还杀了一头老虎。这是他的力气」。蔡先生还说,他从小对武松没有太大的崇拜,「他做的事、犯的罪,都只上得了『社会版』而已」;他的确打死了一只老虎,「不过,据说是因为喝醉了的关系!」蔡康永不太瞧得起《水浒》里那些好汉,说是个个都在比赛谁比较凄惨:宋江的女友阎惜姣爱情不很专一,宋江一气亲手把她宰了;林沖说,「你女朋友不忠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太太被人抢走了!」武松也说,「你杀了你女朋友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杀了我大嫂!」说得也是。
    (二)
    在那一堆四肢发达的汉子里面,《水浒》里那几个女的当然显得格外「粉」了,无端要受这些男生庭外秋决,确实可惜。「粉」字这样用听说是成都的民间语言,指漂亮、有魅力的年轻女性,有红粉佳人之意。像潘金莲那样的卖相,成都人会称之为「粉子」。《天涯》杂志里举了例句说:一听说要介绍女朋友,舒老二张口便问:「粉不粉?」宋江肯定觉得阎惜姣「粉」得很,心里未必舍得宰掉她。武松肯定也觉得潘金莲够「粉」,哥哥七孔流血的死状逼得他忍痛干掉这个「小淫妇」。《水浒》里这些英雄其实很像法国浪漫派诗人兼政治活动家Lamertine所说的「误堕尘网而不忘天堂的天神」(a fallen god who remembers heaven),「性格局限,欲望无穷」(limited in his nature,infinite in his desires),终於制造出那么多「社会版」新闻。
    《水浒》毕竟是一部男人写给男人看的书,对红粉佳人自有偏见。但是,金圣叹把七十一回以后关於受招安、打方腊等内容全部删去,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头领全部被捕杀的结局,却是对原作者施耐庵的最大的诬蔑。金圣叹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评点这部小说虽有不少独到之见,腰斩和窜改这部他心目中的才子书,倒是白香所说的「十足的文化罪人」。金圣叹生前非常疼爱小女儿金法筵,写过一首《暮春早坐小女折花劝簪谢之》的诗,毫无重男轻女的味道。他因「哭庙」案给清廷杀头,给他的妻子的信上说:「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他删改《水浒》当是出於政治考虑,不是为了对付书中那些「粉子」。
  


 
   「井里,一直有水」
  
    (一)
    刊出《胡同的名字叫百花深处》的那一天,收到北京扬之水来信,说的竟是她住的东总布胡同棔柿楼里的花讯:「偶尔有点儿不冷不热的雨,庭院里花事便繁:玉簪、茉莉、蜀葵、美人蕉,白白红红,烂漫一片。半庭荒草,得雨之后,高与人齐。草长花艳,也是一番景致,不知足下此刻可有赏花心情?若得高轩过我,当可把酒药栏,一叙契阔。」那条胡同古早是艳冶故事的出处,一帘幽梦,十里柔情,不知香过多少人的风流怀抱。之水旧作《院儿的杂拌儿》提到清人朱一新说「总铺胡同,铺俗讹捕,或讹布」,也引《燕都游览志》里的话:「东院在总铺胡同城畔,昔日歌舞地,今寥寥数家如村舍,兼之人掘土为坯,满目坑堑,从寒烟衰草中,想走马章台之盛,邈不可复寻。犹记旧游有陈家园、郝家亭子,树石楚楚,并无存矣」。烟花不再,棔柿楼经历几代人的兴兴亡亡,竟保住了那么些繁花荒草。不说老来心情赏花会不会倍觉萧瑟,能去领略一下这个大院老去的妩媚,当是好的。
    (二)
    离东总布胡同不及一箭之遥的北牌坊胡同,原来住着老出版家范用先生,也早就平掉,范先生搬去住高楼了。前不久王世襄先生也来信说他搬出住了几十年的芳嘉园了,住进香港这样的大厦单位了。之水文章里说,范老板迁出旧居的前一天,她赶去告别:「院中花木繁盛,夏秋之际,绿荫匝地;我常和老板说,这儿有潇湘馆的清凉。」一棵国槐,一棵洋槐,一株香椿,两棵丁香,夹在丁香中间的是太平,刚刚含苞,主人却等不到它开花了。之水装着豁达,说:「该成为历史的,就让他成为历史吧」,反正四合院都成历史了,剩下的不是首长住宅就是文物保护单位;胡同的命运自然也这样注定了。「可是,为什么总有人怀旧呢?」之水是那个人。
    没有这些老巷旧宅,没有这些花花草草,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难免要变,朝开夜合的合欢花只在植物辞典里绽放,史湘云差一点难倒林妹妹的那一句「庭烟歛夕棔」,终於难倒了所有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寻芳去迟,不知是砍了还是移了,总之,一街的合欢树,已经成为童年的记忆。」
    (三)
    属於中国文学生态环境另一个环节的老井也纷纷不见了。儿时旧居后院晒场右边大树下有一口井,长年盈满清澈沁凉的水,提水不必用车古辘摇上来,吊绳吊着水桶往水里一舀就行了。那棵大树格外招风,树叶昼夜沙沙作响,像雨声。李杭育的《江南旧事》专栏里写老井的时候也说,从前江南城乡的老式宅院,必定有一口井:「都是有年头了,井台的石板上苔痕斑驳,往里望井壁上还长着几株凤尾草。井很小巧,井台很做功夫,整块的巨石凿出井眼,外圈切成六面,通常还有雕刻。」扬之水小时候住在北井胡同外婆家,井真的是在胡同的拐弯里,后来住在那儿的孩子多了,怕出事,有人拿大石头把井压住。那命运竟有点像新时代里的中国文学;幸而之水补上一句:「井里,一直有水。」
  

 

   句句道着今日事
  
    (一)
    茅盾见到丁聪之前想像这位画家一定有一头长而且乱的头发,苍白脸,大领结;到了一九四一年在香港见到丁先生,竟觉得像运动员,短小精悍,天真快乐。那时期,茅盾在香港主编《笔谈》杂志,丁先生做美术编辑工作。丁先生画的插图最精彩,老舍、茅盾的小说都找他画。我在苗子先生的《无梦庵流水帐》里看到他画的《祝福》插图,祥林嫂苦得很秀气,背景寥寥几笔点出浙东那个小村庄的风情。丁先生大概知道我喜欢看书看画,前天从北京老远给我寄来新出的一本《绘图双百喻》,文是陈四益先生写的,画是他画的。这是《读书》杂志上每期都登的图文,王蒙在《序》里说,《双百喻》已经「构成了《读书》杂志的开篇或收篇风景」。
    (二)
    《百喻经》也叫《痴华鬘》,是古天竺僧人从佛经中摘录譬喻事类集辑而成的,我国南朝齐永明年间已经译成汉文,流传甚广。书中主角多是一些痴人笨伯,做些反常滑稽的蠢事,所以书名有个「痴」字。我最喜欢书里那篇《五百欢喜丸》,开头说:「昔有一妇,荒淫无度。欲情既盛,嫉恶其夫」;有一次,丈夫要出使邻国,她制了五百粒叫欢喜丸的毒药给丈夫带着出门充飢。丈夫夜间宿林间,怕恶兽,上树避之,药丸放在树下。当夜有五百大盗偷了国王的马与宝物,奔到树下,飢渴得很,取欢喜丸各吃一粒,全部死了。那丈夫带着鞍马与财宝向国王领功,国王目之为大英雄。后来那个国家的旷野中有恶狮为患,国王派那丈夫去杀狮子,给了他刀杖。那丈夫见了狮子吓得又爬上树,狮子张口,仰头向树,他一惊连刀子也掉下去,正好插入狮口,狮子死了,他又成了大英雄。这篇篇幅长,是《百喻经》中上乘之作。
    (三)
    丁聪插图的《双百喻》里有一篇《时文》,说巩生诚笃好学而昧於知,宿开元寺读书,寺僧识字通文,一日,巩生诵龚定庵《明良论》,僧问巩生:「昨夜读时人文耶?」对曰:「非也。是前贤文。」僧异之:「何句句道着今日事!」翌日,巩生诵科墨时文,僧又问他是不是在读前贤文?巩生说不是,是时文。僧曰:「噫!何句句不着今日事!」陈四益为了「句句道着今日事」,《双百喻》於是用文言写,文字好得像前贤之作,比那些又臭又长的时文高明多了。既是古装的文字和古装的故事,难免正中丁聪画古人古器古景的本事,每一幅插图都借了古人的血肉来描出今人的心态,两百篇譬喻势必因画而传了。这时代,图象始终比文字容易打动「受众」的心。
    从前那部《百喻经》既是印度古文化的缩影,也是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要文献,鲁迅一九一四年捐施洋银六十元请金陵刻经处刊刻一百部,以广流传。二十年代,在《语丝》上写文章的王品青校点《百喻经》,芟除每篇中的说法部分,独留寓言,据原著结尾「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一语,改书名为《痴华鬘》,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为之写题记。鲁迅说:「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於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新出这部《绘图双百喻》不但不说法,只说故事,而且每篇有图,更觉好玩。在政治漫画「反多拘牵」的现实下,多看看书里的古之今人,当是好的。
  


 
   「是对是错,吾爱吾国」
  
    岑逸飞在《磨励精神》专栏里写《牛刀割鸡》,说起何安达编的《彭定康语录》卖个满堂红,而同期推出的《董建华语录》几乎无人问津,认为此事未必是因为港人拥彭倒董,主要由於彭定康英文好,值得读。他说:「他的英文简洁、准确、有力;而一般人有此功力,下笔难免尖酸刻薄,例如鲁迅,但彭定康能免除此弊,文风兼有几分幽默。」这一点很对。我很不喜欢读一些下笔就要骂人的文章。以尖酸刻薄为能事的人心里也许常常不很舒坦,越是走笔发泄越不开心,实在辛苦。我深爱鲁迅的小说,写得非常有深度,文字都结了晶了。他的杂文当然也有深厚的功力,文风还开了先河,影响久远,可惜尖酸刻薄过了头,大损阴德。鲁迅学问不浅,雅兴不小,逛琉璃厂,收集版画,印制笺谱,热爱艺术,生活原本大有情趣,却难得快乐,永不饶人,就算最后真的成了革命斗士、青年导师,心里还是彆扭,一脸嶙峋,可怜得很。他笔下的阿Q虽然死得不明不白,生前毕竟摸过小尼姑标致的脸,手指头腻腻的,飘飘然了好一阵子。人生苦短,关心社会,关心国家,见义勇为,肯定是要的;弄得自己老发脾气,笔头冒火,却往往会浪费学问,浪费元气。
    彭定康的文章也不是毫无火气:那火气是内蕴的,字里行间於是更见内涵。英国人是辩论辩大的,逻辑分明,死里可以翻生,加上天气阴冷,性情孤独,善於在炉边的故纸堆中寻求慰藉,天增岁月人增诗书,下笔气势自然高华。鲁平、周 南、张浚生见过的文化世面似乎不够幽深,跟这种英国人交锋难免显得浮躁轻浅。马毓真、姜恩柱都出使过英伦,大抵摸清了那边大大小小的文化陷阱,站出来都不太说话,说的话都有深意,那是叶公超、乔冠华一流的学者外交官,派到回归后的香港来,多多少少还接得上英国文化的遗韵:以静制动。
    传统的中国人一向不太愿意承认外国人的长处,总觉得说人家好等於妄自菲薄,甚至丧权辱国。王安石《明妃曲》第二首的「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从宋代到今天一直引起很多争论。朱自清说,那是「沙上行人」听了琵琶的哀声回首自言自语,不是明妃的呧咕,也不是王安石自己的议论:「汉朝对你的恩浅,胡人对你的恩深,古语说得好,乐莫乐兮新相知,你何必老惦着汉朝呢?」郭沫若则说关键那个「自」字是自己的「自」,不是自然的「自」:「浅也浅他的,深也深他的,我都不管,我所要求的是知心人」,王昭君心中不仅无恩怨的浅深,而且无地域的胡汉。他说:「更进一步说,便是汉恩浅罢我也不怨,胡恩深罢我也不恋,这真是最同情於王昭君的一种想法,那里牵扯得上什么汉奸思想来呢!」朱自清和郭沫若都不愿意看到胡人对王昭君好,王昭君爱上了胡人。彭定康跟中国硬拚,确是下策,最后只好靠一张嘴一枝笔争取民心。中国管香港的官员技不如人,进退失措,香港人虽不计较什么汉恩胡恩,眼睛却是雪亮的。「是对是错,吾爱吾国」(“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那是愚忠。GKChesterton则谓此话爱国之士非不得已不轻易乱讲,那等於说「是醉是醒,吾爱吾母」(“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is a thing no patriot would think of saying except in a desperate case.It is like saying:'My mother drunk or sober' ”)。

 


   《中国文学史》的风波
  
    (一)
    北京《文艺报》文摘版九七年八月十六日摘录了两篇批评《中国文学史》一书的文章,一篇题为《「奇迹」的幻灭》,另一篇题为《学者型谎言》;前者摘自《羊城晚报》,后者摘自《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学史》是章培恆、骆玉明主编的新书,一套三卷,一百一十万字,定价六十八元人民币,去年初版发行了五十万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听说,这部作品出版之后,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文汇读书周报》整版发表八位学者参加复旦版新书讨论会的发言,大家认为这部《中国文学史》是「石破天惊」之作,「填补了六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代表新时期的研究水平」。有了这样多专家学者的赞誉,得到权威媒体的大力捧场,这部书自然起了轰动效应,广大读者心动,纷纷解囊争购。可是,《中国文学史》出版仅仅几个月,主编章培恆突然宣布「一九九七年第二季度我们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增订本」,因为这套书「不足之处和缺陷颇多」,「它几乎没有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以至「约三分之二的篇幅」必须「另起炉灶重写」。
    《「奇迹」的幻灭》的作者宁源声於是说:一部书有三分之二有问题必须重写,那些专家学者、权威传媒当初为什么吹捧得天花乱坠?《中国文学史》的主编明知自己的作品不足之处和缺陷颇多,却偏要匆匆抛向市场,一抛几十万套;「这还不算,增订本『重写』完成后,『全书的改动达到了按有关规定可以作为另一部书的程度,我们也就把它作为另一部书重行出版了』。这样一来,原先发行的总价值达三千四百多万元的五十万套初版书,不就变成了废品书?这不仅严重浪费人民财物,而且贻害广大读者,产生了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
    (二)
    复旦大学大名鼎鼎,他们的出版社出的书应该有一定的水准。这部《中国文学史》听说是好多人一起分头编撰的巨著,以人性的发展为核心去整理中国的文学历史,做法甚有创意。我还从上海一些朋友的口中知道主编章培恆学识渊博,学术上颇有成就,为人开朗,酒量很好,是个性情中人。他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的领导,也是复旦古籍整理所之类的所长。按理说,以他挂出主编名义的这样一部大书,不太可能会有三分之二篇幅必须重写而仍然推出市场。上海一些朋友都觉得这里面也许另有难言之隐。中外出版界似乎很少发生这样的事件,难怪买了书的读者要抗议,尊重学术尊严和著作道德的文化人要愤怒。照常理看,出事的原因不外两种:第一,《中国文学史》的主编跟复旦大学出版社之间闹意见;第二,主编顺水推舟,借势重写三分之二内容当做新书卖版权给另一家出版社出版。这样的推论目前当然无从证实。我还没有看到这部《中国文学史》,对内容的好坏无从置喙。一批人分头编写的书,水平往往参差不齐,主编责任重大。《学者型谎言》一文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句,书中居然把「杨柳」作树木讲,不知道诗里指的是曲名《折杨柳》。这当然不太好。
  


 
   给自己的笔进补
  
    (一)
    白话文要写得活泼而有风致,多读词比读诗管用,多读曲又比读词济事。马致远的词《天净沙》有二十八字最堪反覆捉摸:「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片有景有情,对仗活泼,意兴典雅,养的是笔里深邃的才思。曲牌则句数和字数固然一定,却可以增加衬字,比词又松动亲切得多,而且不怕多借方言助兴,正是练白话文的九宫格。关汉卿《不伏老》正文其实不过十四字:「我是一粒铜豌豆,钻入千层锦套头」,结果竟凑出好多生动的衬字:「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璫璫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教你钻入他锄不断、砍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这样複杂多变的感情,恰好凑出那一串打不散的金句。早年洪云写《什么是散曲》讲词讲曲引用过这些好东西。
    陶傑写《嗑瓜子》非常有识见,可惜全篇从题目到内文的「嗑」字都误植为「磕」。「磕」读kē,碰、敲之意,如「磕头」;「嗑」音kè,也写作「齿可」,用门齿咬有壳的或硬的东西,如「嗑瓜子」。这两个字常常弄拧了;陶傑此文甚好,看得仔细看出来的。文中所引小调更绝,徐志摩当年笔下专学这一路俏丽的白话:「瓜子嗑了三十个,红纸包好藏在锦盒,叫丫环送与我那情哥哥。对他说:个个都是奴家亲口嗑,红的是胭脂,湿的是吐沫,都吃了,管保他的相思病儿全好却,管保他的相思病儿全好却。」
    (二)
    「红的是胭脂,湿的是吐沫」,这叫上好的白话文;接下去那一句「都吃了」,更是简洁有力;香港半桶水中文会写成「如果全部吃落肚」,未免辜负了那俏奴家!都说语文是有生命的,一直在变;都说方言应该坚持为主流语言,因为方言生动。都对。只是「有生命」是指人跟人交配生出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人跟别种动物干出来的怪物:虽然怪物也有生命,正如不通的文字也有生命一样,会吃人。方言肯定要用,而且要不断採纳全国各省方言中贴切的词彙去丰富现代中文的书面语。要延续语文的生命,要学会判断方言中的精华与糟粕,必须先学好写作的基本功:做得出一篇五百字的通顺文章才去写「星空很希腊」、「做爱(不是造爱)很过瘾」不迟。
    词彙不够,文章贫血;句法笨拙,阴阳不调。中国已故语言学家罗莘田於是说:「尝欲恢宏词彙,约有四途:蒐集各行各业之惯语,一也;容纳方言中之新词,二也;吸收外来语之借字,三也;董理话本语录戏曲小说中之恆言,四也。四术虽殊,归趋则一。」此论中肯开明,世世代代的有心人都应该这样努力。孟子微谈元曲语词,认为历来研究元曲都集中在角色的考据、曲调的寻源、作者的身世上头,对元曲语辞的研究反而不多,大家遇到难懂的语辞,不是蹙眉苦思,不知所可,就是望文生训,不求甚解。这是学术问题了。普通人不必考究这些,只求多多接触诗词小调,给自己的笔进点补品。早年张献之所著《诗词曲语辞汇释》很管用,是甚有价值的工具书,当闲书看最好。
  


 
   因为吴健雄是女性……
  
    (一)
    美国六十年代展开民权运动,颁布民权法,鼓励并命令公私机关採取affirmative action,藉此补偿两百年来种族歧视之不公。这套affirmative action原则上并不限於对待黑种美国公民,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及妇女,为他们谋求机会平等。据乔志高先生说,近年来,白人之中大有人觉得这套措施有矫枉过正之嫌,造成对白人不公的现象。《纽约时报》曾经指出,既要affirmative action,又要避免倒过来歧视白人,一线之差,殊难妥善(Tiptoeing along the fine line that separates affirmative action from reverse discrimination is a delicate act). Affirmative action高先生译为「肯定行动」。大陆上的《英汉大词典》解释为「<美>(鼓励僱用少数民族成员及妇女等的)赞助性行动,积极措施」。台湾写吴健雄传记的江才健先生照台湾媒体说法译为「平权运动」。
    (二)
    江才健最近发表了一篇《替吴健雄说几句公道话》的文章,起因正是有人说国外很多科学界中人并不特别推重吴健雄,认为她之受到重视是平权运动的缘故。江先生是研究吴健雄生平事业的专家,对此说大不以为然。他说,今年二月十六日吴健雄中风去世的前几天,英国科学杂志《自然》刊出英国牛津大学两位物理系教授合写的《原子核物理中的宇称和骑士精神》一文,重弹三十年前的旧调,对「宇称不守恆」实验功劳谁属显得耿耿於怀,认为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恆」理论的验证中,低温物理学家的贡献给忽略了。文章说,当年和吴健雄合作从事「宇称不守恆」实验的国家标准局几位男性科学家,都有「骑士精神」的礼让美德,吴健雄这才光环独佔。易言之,因为吴健雄是女性,因为提倡平权意识,吴健雄终於名震遐迩。江才健说,吴健雄姿态太高,那几位科学家对她有些抱怨,确是事实。她验证「宇称不守恆」理论假设,杨振宁、李政道二位於是得了诺贝尔奖。她当时没有刻意提携跟她合作的科学家,主要因为她在科学上的名望地位比他们高太多了。而这次在《自然》上著文的其中一位柯提(N Kurti)教授是出名的低温物理先驱,当年跟吴健雄合作的一位科学家安伯勒的博士论文正是他指导的。事隔几十年,他还在为自己的学生打抱不平。
    (三)
    吴健雄没有和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同得诺贝尔奖是极不合情理的事情,当时物理学界群情譁然,连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也公开表示不满。一九八○年有两位物理学家的实验获得诺奖,那项实验与「宇称不守恆」关系密切,许多大科学家也都认为那一次应该也把吴健雄包括在内。事实上,江才健说,杨振宁始终认为吴健雄应该得诺贝尔奖,他和丁肇中到最近还提名过吴健雄。当年杨、李在论文中固然曾经提议做「宇称不守恆」的实验,但吴健雄在整个实验设计中的原创构想贡献极大。这一点不仅杨振宁同意,当年跟吴健雄合作的四位科学家也对江才健说,如果不是吴健雄来找他们,他们绝不会也没有能力去从事这个实验。
    Affirmative action固然扭转了许许多多美国黑人和少数民族及妇女的地位,但是,像吴健雄这样有大成就的科学家,牛津的柯提教授居然还要说她的名望是拜「平权」之赐,那不仅是对吴健雄的侮辱,也是对美国整个民权运动史的精神的侮辱。
  

 

   现代文学笔记两则
  
    其一
    林徽因和林徽音都没有错,是同一个人。我在《香草美人杂钞》里提到林徽音,王煜先生来信说是「因」不是「音」,我於是写了一篇《文洁若写林徽因》,提了王先生的指正。文章登出来之后,黄俊东来电话说我没有写错。前几天上海陈子善先生看到《沉浮录》第五卷里收的这篇小文,立刻来信说:「……林徽因最初在《新月》发表诗作就署名林徽音,在《学文》发表小说《九十九度中》仍署名林徽音,只是当时『海派』男作家林微音的姓名中有两个字与她相同,读者经常误作同一人,一九三五年以后,她发表作品才改署『林徽因』,以免与林微音混淆。所以林徽音是林徽因的原名,不能算错,谢国桢、陈从周等先生都是对的,王煜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海派』男作家林微音名字中间一个字是『微』,不是『徽』,又及)。另外,金岳霖在认识林徽因之前有过一位外国夫人,后分手,此事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了。」陈子善和黄俊东都是潜心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陈先生写书编书尤其下深功夫,新出版的《捞针集》是他的书话文集,九月中旬秋凉之后会到东京的大学做研究半年。我一碰到跟书籍和现代文学有关的难题,常常向他们求救。
    其二
    昨天晚上我读罢关鸿写的《最后的苏青》,想到小时候看过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隐约记得一些情节,总觉得没有张爱玲好。我正好跟子善先生通长途电话,聊起苏青。苏青和张爱玲都是敌伪时期在上海走红的作家,日本投降之后都受到非难。关鸿引了苏青的表白,说「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我的问题不是卖文不卖文,而是在於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听说张爱玲也做过同样的表白,意思与文字几乎差不多。张爱玲和苏青是好朋友。张爱玲后来去海外,苏青留在上海。柯灵先生说,上海沦陷,才给了张爱玲机会红起来;苏青也在这样特殊的年代红起来。柯先生说:「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
    苏青五十年代编历史剧,为了编写《司马迁》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请教,贾先生后来卷入「胡风事件」,抄家抄到苏青给他的信,株连苏青,坐牢一年半。她晚年得肺病,写很多信给《女声》杂志主编王伊蔚。关鸿说,「苏青晚年的这些信件是留给后世最后的文字」,到一九八二年六十九岁吐血过世。苏青的信上说:「我的朋友都不大来了(有的老,有的忙,有的势利),寂寞惯了,心境很舒服。」还有一封信说:「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了。」关鸿听一位谢先生说,灵堂里没有花圈,没有音乐,也没有人致悼词,只有几个子孙冷冷清清地向她告别。
  

 

   花瓣都睡着了
  
    (一)
    “Now sleeps the crimson petal,now the white”:绯红的花瓣和雪白的花瓣如今都睡着了--含着荣誉的缤纷,含着深情的火焰,瞬间飘进寂静的永恆。十九世纪英国桂冠诗人Lord Tennyson 的The Princess吟咏伽马王的女儿Ida,说她从小许配给一位王子。可是,她诚心争取的是女性的权利,她诚心维护的是女性的尊严,她发誓唾弃的是婚姻的制度,她私自建立了一所女性大学。王子和两名伙伴Cyril 和Florian化装成女人混进这所大学里读书,很快让两位女教师Lady Psyche和Lady Blanche看出破绽,却各怀动机,不去揭穿。有一次,公主遇溺,王子救美,公主发现了伪装的秘密。然而,月亮有圆有缺,潮汐可涨可退,公主的志向坚比金石。於是,王子率领的五十名战士和伽玛王的儿子率领的五十名战士交锋。三名战士受伤,大学改成医院,王子正式求婚,赢得公主芳心,预言太阳升起的明天,男人性情娇柔,女人转趋阳刚:“The man be more of woman,she of man”。收场的诗句宣示了步步实现的社会改革,企盼荒诞的梦想终归会是事实的序曲:“Maybe wildest dreams/Are but the needful prelude of the truth”。那是因为月亮战胜了海洋,叛逆的公主翻了云再覆雨:“Ask me no more:the moon may draw the sea”。
    (二)
    纵然是这样传奇的情史,纵然是这样美丽的结局,潇洒的王子和动人的公主也只能编织出一段浪漫而庸俗的故事。可是,人们怀念的正是浪漫而庸俗的故事。二次大战之后,桂冠诗人的国度悄悄笼罩在一抹晚霞的余辉之中:伊丽莎白二世的登基游行给伦敦带来的欢乐随着逝水流年渐渐褪色;白金汉宫亮起的任何一次庆典也只能随着翌日黎明曙光的来临而消失。政治拄着拐杖在回忆的碎步中频频咳嗽。经济捧着福利的瓷碗在寒风里悼念维多利亚盛世的晚宴。就在那样低迷的时刻,幼儿园教师戴安娜明艳的容颜染红了苍老沉郁的大英帝国:她从伦敦城里所有书店的神话故事中走出来。英国人跟着她款款迈入远古的繁花翠树丛中,既找到了遗失了的经典,也找到了昔日照遍世界的辉煌。於是,美丽的假面开始在假面的美丽中轮回:公主关在古堡中织梦饮泣。罗马假期像柯德莉夏萍的电影那么短暂,白金汉宫皮面烫金的典章制度沾满了几代人的新旧泪痕。
    (三)
    可是,纵然在这样平庸的情节里,纵然在这样牵强的虚构中,全世界的人依然只看到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宽恕她人性中的任何一次失措。繁华梦醒之际,她一定非常希望自己是Lord Tennyson诗里的那个公主:成功争取女性的权利,成功维护女性的尊严,成功唾弃婚姻的制度,成功建立一所大学,甚至无数的医院和无数的老人院,最后看到月亮战胜了海洋。正因为她永远是神话里的公主,正因为她有一颗善良的心,没有人会向她扔石头:石头都扔向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摄影记者身上。巴黎时光隧道里那深深的一吻,真实世界从此省悟神话已逝,荒诞的梦想原是残酷事实的序曲:绯红的花瓣和雪白的花瓣终於都睡着了。
  

 

   文章靠别人补遗
  
    (一)
    自己的文章发表、出书之后很少再翻看,总觉得横竖已经付梓,木板刻字,无可挽回,好好坏坏都成定局了,悔也太迟,不看为妙。倒是朋友读友事后常常重提内容,有的我忘了,有的我记得,真像朦胧旧梦,惹人惊心,惹人欢喜,惹人尴尬。我引过Clarence Darrow的话:「我们生命的前一半让父母给毁了,后一半毁在孩子手里」。金东方女士来信问起Clarence Darrow是谁,我才想到当时顺手引用,未及说明。其实他是美国了不起的律师、作家,一八五七年生,一九三八年死,早岁当过小镇老师,放宽校规,废除体罚,加长午饭及下课时间,学生都怀念他。他在自传The Story of My Life里说,每次重回故园,偶见一二旧生,想到自己当年虽然未必晓之以人情世故,却时时尽心让他们快快乐乐(“No matter when I go back to my old home I am sure to meet some of the thinning group whom I tried to make happy even if I could not make them wise.”)他后来当了律师,写作不辍,文章都有见地。我七十年代在伦敦南部一爿破旧书店里翻到他的小说Farmington,六十几个便士买回家,冬夜乱读,竟生暖意。
    (二)
    有一位老朋友当年在北京书香世家长大,经历变迁,满心沧桑,读了我的《没有故事的字》,想起溥家一位前辈,说是小时候常去看他写字画画,有一次,有人进来告诉他说溥傑在卖字,前辈把来人打发走了,一边在砚池里顺一顺笔,一边悄悄说:「你长大了,不要看他的字。」一九八三到八六年间,溥傑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对面的日坛公园卖字,很多外国人去买,碰到投缘的,他也会送人字,下款都写「爱新觉罗」。我向来不喜欢溥傑的字,忸忸怩怩的说不出心中有多委屈。朋友说她很能明白我的感受。溥家别的族人不同,字画都坦荡荡,还散发点清贵气。
    (三)
    我在伦敦期间一度潜心研读老舍的作品,起初是对北京话好奇,想知道京片子文学的深浅,后来看到不少他在英伦的生活资料,觉得值得了解这位留洋的旧派知识分子,何况是文革整死了他。韩秀读了我的《老舍买画送给吴祖光》,告诉我老舍和她外婆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有了赵清阁。她外婆疼赵清阁,赵清阁为老舍一生不嫁。六○年飢荒开始,当局命令当时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赵清阁和一批编剧写歌颂大跃进的电影剧本,她不写,他们於是停了她的薪水,几乎饿死。外婆把老舍叫来训了一顿,提到老舍在美国期间答应离了婚娶赵清阁,终於办不到,害她现在那么惨。老舍出来带着韩秀到一家小银行取了一笔钱汇到上海去。那都是陈年旧事了,韩秀当时年纪小,她外婆把老舍叫来理论的时候,她吓得赶紧跑到屋外廊下踢毽子,耳朵可不放过屋里外婆跟老舍压低声音说的每一句话。那是文学作品里常见的情景:小孩眼中的大人故事。Clarence Darrow让那一群小学生免受体罚、从容吃饭、快快乐乐,那是对的。孩子有权过一个快乐的童年。韩秀说,老舍平日出门身上都没带多少钱,跟韩秀一起搜口袋里的零钱合起来才够买一碟炒肝儿两人吃。
  

 

   有「妳」就该有「娥」
  
    (一)
    中国文字讲究和追究起来往往教人头痛万分。张爱玲一九六七年给夏志清的一封信上谈起她看《怨女》清样,说是「发现『你』字改为『妳』,(从前有人写过,说有『妳』就该有『娥』)只好又请他们把所有别处的『妳』也统改回来。想必使人头痛万分。」这个「妳」字确是难看,也太文艺腔了。「她」字倒很有用,一看知道不是「他」,谁都愿意用。所谓语文与时共进,说说容易,真到取舍关头还是踌躇。我这一代人尤其麻烦,夹在两代人之间,古书读不透,太时麾的又嫌青涩,不敢随便做出与实际年龄不相称的卖弄。因为这样,几位前辈学人看了我写的书,常常会忍不住指点一下,那肯定比回到学堂去上课有用多了。
    「弔」字现在植字植出来的多作「吊」,老一辈人当然觉得这「吊」字俗得厉害,总是主张写「弔」,「凭吊」更当改做「弔」才好。我常用「过世」说明故世、去世,有一位老先生说他觉得那是广东话,普通话很少如此说;后来他想到粤语常有很古的来源而我们已忘怀了的,还是放我一马,说《庄子》中有「过世」一说。他还说,「餚」字写成「肴」会好些,古书《国语》上有「饮而无肴」,但《国语》照样也有「餚」字:「亲戚宴飨,则有餚烝」,不必挑剔。
    (二)
    「分」、「份」之争,几位精通旧学的师友多用「分」而不用「份」,四分之一、百分比更是非用「分」不可了。我一向写「缘份」,远方的老教授来信说:「我想是缘分。分者,即某一个人所分得到的缘也。」;还说:「汉字的分字,本是可以念阴平声,即兄用拼音之fēn,也可以在某些地方念去声,即拼音之fèn。古人不知道用现代的标音方法,但他们也有他们很简单的标音,叫做圈声;平、上、去、入需要表示时即在方块字的四角的某一角加上个小圆圈儿,它的特别的读音就表示出来了。有些大概可以用做课本的木板书,就是如此。这个分字,圈了去声之后,自然念份,别的地方的读音跟粤语就是一样的了;但是字形仍是分字,不需胡改。」老教授还说,「我们现在说普通话『安分守己』,不论什么方言大约也不会把分字念成fēn的」。
    (三)
    我笔下用过几次「高【身兆】」形容身材修长苗条,有的人初看这个「【身兆】」字大吓一跳,错以为是近时人造的字。我不深究,见人家这样用,自己查了字典证实不错,也就用了。后来一位前辈对我说,起码北宋仁宗到英宗时编成的韵书《集韵》里已有这个不寻常的字了。读音他弔切,解释是身长貌。今日北京俗语也有「细高【身兆】」一语,正是指身材修长。其实《诗经·周南》第一首里的「窈窕淑女」,《新华字典》的第一个解释说「形容女子体态好看」,正是此义。其他一些常见常用的词儿如「执着」之「着」本当作「著」,是佛教经典的用词。柳存仁先生后来教了我,今后自当注意。中文里的「作」和「做」二字,我用起来往往有点犹疑,柳先生说此二字宋代已经浑用了,那是枝枝节节的小事,自己看着办就是。
  


 
   夏志清改张爱玲的英文
  
    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已经在《联合文学》上连载了四期,还没有完。每一封信几乎都有夏先生的按语,写得既真挚又有史料价值。《联文》所配的插图有不少是夏先生提供的信件影印本,张爱玲的笔迹很清爽,夏先生的字和写信的格式则数十年不变,字小而秀丽,夹杂着几个英文单字或句子,很好看。我的文件柜子里珍藏一批夏先生写给我的信,有的长,有的短,却都很有味道。夏先生是一位很会写信的学者,这套「艺术」慢慢失传了。
    一九六八年夏天,夏先生正在校阅张爱玲自己翻译的《金锁记》,在一封给张爱玲的信上引录了五处原文和译文同她商榷。他在按语里说:张爱玲是他的平辈,出过三本英文小说,实在不敢擅自改动她的译稿。这五处译文,第四和第五处最有意思,值得推敲。第四处原文说:「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女人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身边的阑干,阑干把他们与众人隔开了。」张爱玲这样译:
    The two of them walked side by side in the park in the autumn sun talking very little,each with a bit of the other's clothes and moving feet at the corner of the eyes and the fragrance of women's face powder and men's tobacco smell,this simple and lovely impression forming the railings alongside that separated them from the crowd.
    夏先生在信上问张爱玲粉香和烟味是公园其他游人身上发出来的,还是他们各自身上发出来的?前者张爱玲答一个No,后者答Yes。夏先生问她「单纯而可爱的印象」只指粉香和烟味,还是「衣服与移动着的脚」也包括在内?前者她答No,后者答Yes。夏先生结果还是重译了这一段,删去「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不译,认为「比较软弱而带有新文艺腔」。夏先生译文果然更见顺当:
    The two of them walked side by side in the park in the autumn sun,talking very little, each content with a partial view of the others clothes and moving feet. The fragrance of her face powder and his tobacco smell served as invisible railings that separated them from the crowd.
    第四处原文说到世舫、长安在公园散步遇雨:「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烂的车窗上,汽车驰过了红灯、绿灯,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这句完全见出张爱玲中文的功力,夏先生说「文字特别美,译文也美」:
    Through the translucent blue silk umbrella myriad raindrops twinkled like a skyful of stars that followed them about everywhere,and later on the taxi’s glistening window of crushed silver and as the car ran through red and green lights,a nestful of red stars flew humming outside the window and a nestful of green stars.
    夏先生后来只改了三处:第一个字through改为upon;everywhere和and不要;flew改为would fly。金子於是更亮丽了。
  


 
   红了文化,绿了文明
  
    (一)
    清代有个才女叫吴藻,字苹香,能画,能词。我读了陈小翠写的短文《清代女画家吴藻》,到处找她的资料,漫无头绪。听说《两般秋雨盦随笔》提到她,匆匆翻了一遍找不到,反倒找到《随笔》里有两篇讲到她的好朋友赵秋舲,一篇《致赵秋舲书附来书》,另一篇谈他的作品,风格跟吴藻很像,词尤其柔脆轻圆,比如那一句「又落碧桃花,红了来时路」。我正好在写《英华沉浮录》第七卷的短序,书名叫《为红袖文化招魂》,赶紧借题发挥:
    这是《英华沉浮录》第七卷,借书中一个篇名做书名:《为红袖文化招魂》,想的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线装情怀和金粉情结,多多少少藉此描画添香缘尽、墨渖未乾的历史失落感。那是我和我这一代的文化工作者都熟悉而陌生的传统,相信也是中国语文的一组有机结构。
  优雅的语文不可能洗尽铅华、屏绝丝竹。浓装艳抹的时代固然过去了,淡扫蛾眉的分寸正是修养之所在。清代才女吴苹香精绘事,工词翰,善鼓琴,词曲更有林下风,作品越到晚期越是语浅情深。语浅,那是淡淡的铅华,幽幽的丝竹,白描的神味都飘出来了:「醉颜酡,开口笑。丝竹中年,已觉输年少;此境等闲看过了,往后思量,又说而今好。」她原名吴藻,父亲和丈夫都业贾,两家无一读书人,她竟独呈翘秀,真是异数。苹香十分倾倒词家赵秋舲进士,常常往来唱和。有了这样的红袖文化,中国文学方见婉妙,应了她说的「一定留香梦」。
  (二)
    《英华沉浮录》第八卷也会在一个月内出版,我也用了卷里一个篇名做书名:《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那是因为我实在喜爱四季,喜爱花果,固执相信弄文字的人也必须亲近造化,师法造化。前几天在上海报上读到一篇报道,说的是奉贤县奉城镇一对老夫妇守着两层楼房和一片庭园,种满一株株的柿、枣、桔树,株距之间的空地上还种了红的辣椒、青的韭菜、紫的茄子以及绽着黄花的丝瓜藤架。不远处,又有一家老少四代人苦心经营房子前约五亩地的果园,处处飘香,等着一个月后收摘上市,每年有三万多元收入。这样的庭院经济,当是提升精神文明的青青捷径。我的短序於是这样写:
    黄宾虹的画了不起,活到九十岁还不忘师法造化,相信「若胸有丘壑,运笔便自如畅达矣!」他说山川在天地间,朝夕不同,春秋不同,有雨有雾不同,静夜月下又不同。易言之,敏锐的观察力重要。处理语言文字也须如此;触景生情,因情造句,都是基本功。明朝名笔陈眉公跋《花史》说:「有野趣而不知乐者,樵牧是也;有果瓜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官贵人是也。」这是提醒读书人心中不但要有山林,还要有花木。现代人浮皮潦草,花开花落都看不见,满脸功名利禄,过分长进了。
    过犹不及。《英华沉浮录》第八卷因题书名为《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
  


 
   等待追忆
  
    (一)
    余秋雨先生来香港小住,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文学奖散文组的评审会议,会前会后吃饭喝茶聊天聊得很高兴。我和余先生几年前就相识了,他那几本著名的散文集也都读过了,总觉得人如其文,一进入状况不难开枝散叶,像舞台上的情景引人走上文化之旅,徜徉古今,不知今夕是何夕。余先生那天告诉我说,北京有一批学人编了一套《学者追忆》丛书,出了五本,透露清末民初几位名士的心路历程,资料来源既博且杂,都是师友、弟子和亲属写的。他说他先看了章太炎那一本,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小故事,知道这位大学问家当年在江浙一带讲学,来听讲的人寥寥可数,有的还是过路的游人好奇进去瞄一瞄。余先生讲得很生动,害我恨不得马上找来一读。过了两天,余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是天下事真太巧了,主编《追忆》的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原来是这次文学奖评论组的评审之一,人也在香港,跟余先生住同一家酒店,谈起我在内地出的书,很想跟我见面聊聊。我们约好第二天下午在余先生房间里会合。那天我和江迅一起赴约,正好黄小抗先生也去看余先生。黄先生是商人,却博览群书,人很客气,坚持要请我们大家吃一顿晚饭。
    (二)
    陈平原教授四十出头,看起来很年轻。我在《读书》上早就读过他的文章,北京沈昌文先生还送过我几本陈平原主编的《学人》杂志,知道他是会写文章的学者。满腹经纶的学者,文章往往很不好看;学者文章有文采的向来不多,学术不能深入民间,道理也许在此。章太炎一生在文学、史学、语言学上都有创获,可惜文字古奥难解,难以普及。陈平原很推崇余英时先生的文章,说余先生的文章「真好看」。他也喜欢金耀基先生的《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去年欧游带了这两本书去海德堡,回北京写了一篇《小城果然故事多》。他那天晚上送了我他写的那本《阅读日本》,临走前一天又送了我一本《书生意气》。
    (三)
    《学者追忆》丛书我还没买到,却在《阅读日本》里读到陈平原写的《「学者追忆」丛书前言》,知道他们先选了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作为追忆的对象。陈平原说:
    「追忆逝水年华」,此乃人之常情。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为此临风洒泪。其实,不必借山川草木起兴,单是往事如烟,就足以让千古文人感慨叹息。「感慨」不足以尽兴,於是又有了许多落在纸上的「追忆」。
    钱锺书不相信回忆。陈平原也承认,史实的真伪是非一旦落实到具体文本,并非总是黑白分明。他也承认「准确」者未必「生动」,「生动」的又可能不「准确」,兼有史学价值与文学韵味的「追忆」其实不太好找。这些师友、弟子及亲属的文章虽难保证句句属实,到底不同於道听途说的流言,何况他说:「关系亲近的人之制造『神话』,本身便是一种值得关注的『事件』」。余秋雨的散文,正是中国文化神话的文学加工。余先生喜欢《学者追忆》丛书,那是合理的。
  

 

   章太炎是「章疯子」?
  
    (一)
    章太炎学术文字古奥难解出了名。他青年时代激烈反清,从小又有癫痫病,到二十五岁还没有人肯嫁给他,他母亲於是将自己陪嫁的丫头王氏许配给太炎先生,没有媒聘婚礼,只能算是纳妾。这是他的孙子说的。王氏给他生了三个女儿,章太炎给女儿取的名字怪得不得了:章【爻爻】、章叕、章【四个"工"】,不知道怎么念。王氏早卒,他谋续鸾,朋友问他有没有合格的?他答道:「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他后来续娶的夫人是汤国梨,能诗能文,结婚典礼上孙中山、黄兴、陈英士这些政要都是贺客。夫人虽是浙江人,不是章太炎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操鄂语,又读过书,生了两儿子,大概不让章太炎又给取怪名,结果长子叫章导,次子叫章奇。
    章太炎懂医道。一年夏天,上海霍乱盛行,死了不少人,他在报上发表《中国汤剂救治霍乱》,引起医学界重视。郑逸梅先生说,章太炎的亲戚沈和甫在上海病了,郑逸梅去看他,他说太炎先生刚来过,给他开了个药方。郑先生看到药方上墨迹未乾,可知章太炎刚走不久,事后也忘了向沈和甫索取那张方子来收藏。
    (二)
    郑逸梅说,章太炎晚年在苏州治学讲学,却也不忘政局。一九三三年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学生们经苏州车站,太炎先生特遣人携麵包水果到站慰劳,并且致电当局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日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袁世凯恢复帝制,章太炎在报上大声反对,袁把他软囚在北京,每日款待,只要章太炎不骂即可。章太炎不为所动,心狠手辣的袁世凯竟也不敢轻易下手,可见太炎先生当时威望之高。
    章太炎逝后因种种原因未见公布遗嘱,到了一九九四年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太炎先生的哲孙章念驰才予以公开,并加註释。八月份《传记文学》上全文发表。遗嘱是六十七岁写的,翌年一九三六年六月与世长辞。第一段说他自知不过三年会死,书此遗命以付儿辈。第二段嘱咐儿辈洁身处世。第三段要子孙珍惜他的藏书和他的自著书。接着要儿孙保存他的勋位证书及金章二件。然后交代他的存款、股本、房产田产之分配。最后说到他平生所收藏之文物。他先是说自己「於器玩素不属意」,但是,从接着列出来的清单以及一九八六年后人捐赠国家文化部的一千多样、八千多件文物来看,老先生其实性喜收藏,花费当也不少,遗嘱中那句话言不由衷。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在中南海为章氏家属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对他们的爱国义举颁发了二十万元奖金,并在杭州建造「章太炎纪念馆」收藏这批文物。遗嘱中所列的一些瓷器、秦权、古泉文革时期都「遗失」或掉换了,但后来发还的还是相当像样,玉器不少,龙泉窑盘还在,端砚是宋朝的,砚背有太炎先生写的砚铭,田黄双狮钮石章和寿山青田石章二十几枚,光是钱币就有一千一百二十三件。章太炎性情行为古怪,人称「章疯子」;但他遗嘱中处理一切身外物井井有条,章念驰说:「可见太炎先生并不像当年谣传所说是一个不识钱、不懂理财的书呆子。」
  


 
   别再妨碍创作了
  
    (一)
    小时候常常背地里笑父亲那一口闽南腔的普通话。他说得很流利,好多音却咬不正,学校庆典他上台致词,同学们偷偷笑,我也跟着笑。后来见到中央派的几位大员来视察,满口乡音的官话,有的比父亲说得更滑稽,听惯了也就惯了。到台湾读书之后,南北各省官话听得更多了,有些老教授尤其鬓毛催了乡音未改,连英语都带山东口音的我也听得懂。那时说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最时髦,会说,自然有官家子弟的派头。那也许是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传过来的遗韵。我有几个台湾籍的同学都会说,女的说起来嗲得很,一下子华贵得像白先勇小说里的官太太和阔小姐。后来在北京听邓小平说话,完全是那劲儿。蒋老先生的宁波官话也高级得很,「强辩」真说成「枪毙」了。
    这些中国领导人完全靠那一口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树立权威,他们真说一口京片子,江山可能早断送掉了。中国有关部门最近居然做出规定,要求影视作品中的领袖人物今后不讲方言,一律改说普通话对白,那肯定要妨碍创作,坏了效果。古月演的毛泽东,王铁成演的周恩来,不光外形像,说话那一口腔调格外传神。他们的戏我每一部都看了,越看越觉得妙。古月认为一改说普通话,观众心目中的领袖形象就不一样了;太地道的方言观众听不懂,改成湖南人学普通话的腔调正好。王铁成则说推广普通话是应该的,但老一辈领袖人物离我们太近,大家太熟悉那形象、那声音了。他说:「俗话说『音容笑貌』,『音』毕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了这『音』,岂不差了一大截?我个人认为不能完全用方言,但应有一点方言的味道,又不至於使观众听不懂,这样可能更好。」
    (二)
    中国大江南北各省方言都有个性。方言懂得越多,语言一定鲜活。我一向赞成中国的书面语要不断吸收各省方言的精华。我不赞成作家通篇用纯方言写作,担心的是其他省份的人看不懂。王铁成说演领袖人物说话带一点方言的味道,观众又不至於听不懂,那正是现代书面语也合用的做法,也正是黄药眠所主张的做法:「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的补充以各地方的方言,使得它一天天丰富起来。」「五四」新文学所谓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实也不排除各地方言的成份。汪晖的论文《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引用陈伯达《关於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说到统一的汉文字多么重要:「不但文言,就是白话,一样的东西在各地方的汉民族中,大体上都是可以看得懂的。《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这些伟大的民族作品,在各地的汉人中,只要是稍受过教育的,都是可以看得懂的东西,这是事实。这就是全国性的民族形式。」这些具有文学价值的章回小说,当然也採用了不少方言以营造作者心目中的氛围并突出人物的个性。说一口京片子的武松一定不像武松。说一口京片子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一定不像毛泽东、不像周恩来。会淡出鸟来的。
  


 
   历史原该是喜剧
  
    (一)
    写《罗马帝国兴亡史》的Edward Gibbon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坐在罗马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沉思冥想,赤脚的修士在神殿里低唱晚祷曲,他突然想到要写一部描述这个城巿兴衰的史书(“It was at Rome, on the 15th of October,1764, as I sat musing amidst the ruins of the Capitol,while the barefoot friars were singing vespers in the Temple of Jupiter,that the idea of writing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city first started to my mind.”)这部大书终於传世了。他沾沾自喜之余,在回忆录里预测他的姓名终归要化入英国名人传记的文字里,他於是必须趁早写出他一生的言行,免得后世人以讹传讹。这是非常自负的想法,符合曾孟朴《孽海花》里那位官僚说的话:「帝王将相的权力只有一百年,文人的权力有一万年。」
    (二)
    上星期我在《现代文学笔记两则》里写到苏青五十年代编历史剧《司马迁》,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请教,贾先生后来卷入胡风事件,抄家抄到苏青给他的信,株连苏青坐牢一年半。那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前几天无意中在《大公园》版上读到贾植芳先生的《雕虫杂语》,是九七年七月下旬在上海寓所写的,短短几百字,道尽历代文人丹心照汗青的信心。贾先生先说《水浒》宋江题壁诗「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正是历史上草莽出身的皇帝的人生境界,他们全是闯荡江湖的流氓无赖,视民命为草芥,「心是冷的」。贾先生相信文人权力有一万年之说:屈原的名气比楚平王大;汉武帝割去司马迁的生殖器,而《史记》却是千古绝唱之作;乾隆大兴文字狱,诗作虽然不少,而他那时期曹雪芹的《红楼梦》却成了世界经典作品;鲁迅的名声盖过权倾一时的蒋介石。贾先生虽然没有提到共产党过去摧 残了多少当代中国的文人,而这些文人的作品将来必然会比毛泽东的诗词长命;可是,贾先生最后还是点出心中的寄托:「有人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们在人生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剧里,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或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
    (三)
    知识分子抱持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信念,正是国家建设精神文明的基石。马克思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他一生的学说几乎全部建基於他的无告意识和仇恨心态之上。在现实生活里,马克思绝对不会相信「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的预言。寄居英国的生活,注定要他只能在别人欢笑的烛光中引燃愤怒的火花。写得出《罗马帝国兴亡史》的Gibbon在回忆录里屡次流露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屡次表白庆幸自己生长在「一个自由而开明的国度里」("in a free and enlightened country”)。这是马克思无法想像的境界。Gibbon当过国会议员,当过贸易专员,一旦意识到政治舞台无足恋栈的时候,他毅然回到书斋撰写他一册又一册的著作,期间还客居瑞士洛桑完成最后一卷《兴亡史》。国家有责任让子民感受到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喜剧。
  

 

   还是蓝袜子可爱
  
    (一)
    黄宗羲《思旧录》说严调御字印持,领袖读书社,偶言:「宋之问诗『桃花红若绶』,只此一语,其无刻不忘富贵乃尔。」按「绶」是古代系帷幕或印纽的丝带,《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说:「怀黄金之印,结紫绶於腰」,可见确是达官贵人之随身道具了。宋之问是唐朝诗人,官至考功员外郎,曾先后谄媚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和太平公主。睿宗时贬钦州,赐死。诗多歌功颂德之作,文辞华靡,对律诗体制的定型颇有影响,与沈佺期齐名。张易之由弟弟昌宗引荐入侍武则天,得她欢心,封官,专朝政,张柬之等迎中宗复位时被杀。武则天身边掌诏命的上官婉儿是女诗人,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一时词臣多集其门。后在玄宗发动政变时被杀。野史多说婉儿容貌蘾丽,武后爱之;后幸张昌宗,不避婉儿。婉儿心动,不觉手近昌宗,后大怒,取金刀插其髻,额伤有痕,故於宫中常戴花钿也。很想看这位美貌才女的诗作而不可得。据说开元初曾编录诗文集二十卷,已失传。
    (二)
    说「闺秀」,当是知书识礼的闺房之秀,今日满街都是。清朝有个士大夫讨厌有才学的女人,竟说:「闺秀之诗,其寻常者无论,即使卓然可传,而令后之操选政者,列其名於娼妓之前,僧道之后,吾不知其自居何等也?」梁绍壬居然也说:「此言虽刻酷,而亦有理,愿以告玉台之治诗者。」真岂有此理。商宝意女儿咏苔诗说「昨宵疑有雨,深院更无人」;仁和女士孙秀芬咏夕阳说「流水杳然去,乱山相向愁」。这样的绝唱,有几个俗物男人做得出来?王船山诗才超妙,人人倾仰。金筠泉居然说,愿意化作绝代丽姝为船山先生执箕帚。还有一个马云题,也赠诗说:「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大丈夫卑贱可以至此,实在可笑!事见《两般秋雨盦随笔》。
    (三)
    还有一位蓝袜子(bluestocking)是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年幼随父宦居蜀中,父卒后,家贫沦为乐妓。熟谙音律,诗才闻名於世,与元稹、白居易、张籍、杜牧、刘禹锡唱和。有《洪度集》收诗作八十八首。晚年在成都筑「吟诗楼」,制作深红色诗笺出名,世称「薛涛笺」。这位女校书想必长得很体面,《望江楼志》有一幅仿元人本的薛涛小像,眉目清秀,手持一笺,大见书卷气。两三年前我影印此像,请常州范遥青刻成留青竹臂搁,闲中摩挲,竹色渐渐泛红矣。薛涛井是薛涛制笺之井,传说很多,有说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郡人携佳纸向水面拂过,辄作娇红色,鲜灼可爱,但止得十二纸,岁闺则止十三纸,此后遂绝无颜色矣。这种纸每年奉贡六张,余为蜀府所留。包汝楫想入非非,在《南中纪闻》里说:「此一段大奇事,校书文采风流,特借井澜见其春容岁岁耶?」这口井旧名「玉女津」,更是浪漫了。说是井水宜作酒,又宜造纸,明代蜀王府每年三月三日汲水造笺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进御,颜色鲜丽,谓之浣花笺。不是上已日造者,颜色顿减云云。文人殊多事,难得碰到这样一位能做诗能制笺的美校书,拚命吟咏,什么绮丽的句子都用上了。有人还用胭脂水染纸假冒薛涛笺,可惜易霉,无足贵了。
  


 
   半中半西斋杂记
  
    (一)Paparazzi
    戴安娜之死,兴起paparazzi一字之流通,不少人都指出此字源自意大利名导演费里尼一九五九年名片《露滴牡丹开》。石琪说此片描写八卦记者寻幽探秘,採访异能神蹟,出入上流宴会,与艳星为伍,与大学者论道,八卦而能雅能俗,能上流也能下流,整部片子讽刺的是自由虚荣世界的众生相。谙法文的朋友说,法文有paperasse一字指「废纸」,意大利原字则paparrazzi,英文略去一r。乔志高先生之《最新通俗美语词典》也收了这个字,说是「一群摄影记者(单数是paparazzo),尤指对新闻人物穷追不舍,为了猎取镜头毫无礼貌、迹近侵犯人家隐私权的一类。这班人多数是自由职业的摄影师,不是比较规矩的报社僱员。他们最喜欢干扰的对象是影星、歌星,以及体坛和政坛的风云人物,拍得新奇的镜头,以高价卖给传播媒体」。高先生也提到词源法文「废纸」及意大利文之拚音法,还说意文可解作「嗡嗡扰人的飞虫」,即陆谷孙《英汉大词典》里所谓「方言:buzzing insect」。高先生举了一个例句说:「During Wimbledon week some British Paparazzi flew over Steffi Graf's rented house and tried to photograph her sun-bathing.」我手头七十年代的牛津字典还不收这个字;一九七七年版的美国威氏大字典则收了,说明是意大利字:「a news reporter or photographer who doggedly searches for a story that can be sensationalized.」Dogged是顽强、坚持之意,香港称paparazzi为「狗仔队」,实甚贴切。
    (二)吴佩孚
    浙江桐乡巿七十四岁吴江自认是大军阀吴佩孚之谊子,要求《苹果日报》协助寻找失散半个世纪的兄长吴祖佑及居港红颜知己黄体纯。吴江说,其父吴伟卿是晚清名人,与铁路之父詹天佑同学,当官多年,与四川督军蔡锷、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及吴佩孚为结义兄弟,他和兄长自幼过继给吴佩孚做谊子。四九年他亲送兄长登机赴台,从此音信断绝。吴江四九年后曾坐牢、抄家,在砖瓦厂当工人,娶日本籍女子为妻,十年前妻子病逝。他失散的知己黄体纯是香港名媛,当年在上海结婚,吴江以广州一座房子送给她为结婚礼物,解放后没有消息。
    报上说吴佩孚有「洛阳王」之称,兵败下野后隐居,「拒绝当日本傀儡而遭人毒死」,蒋介石致送挽联云云。按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字子玉,晚年研究佛学,自号智玄,室名蓬莱仙馆。他是清末秀才,投北洋军,直系军阀首领。一生军人脾气,但始终不脱书生本色,有史家认为他内心充满矛盾。一九二三年镇压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造成「二七」惨案。与张作霖联手打国民军,败逃四川,依附杨森。「九·一八」辗转到北平,主张团结抗日,「七七」事变后严词拒绝日军要求出组伪府,保了晚节。有一次患牙疾,为汉奸齐燮元和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带着医生强行开刀拔牙暴死。吴佩孚一生著述五、六种。我不久前还在坊间看到今日天津一批假文物,有玳瑁纸镇一件,金字书「清居堂藏吴佩孚秘珍」,背面刻「大清光绪年制」。足见吴佩孚还有价值,可成假古董。
  


 
   是练习曲,没别的
  
    (一)
    我终於看到一本我最怕看到的书。写作几十年,平日报刊上读到评我的文章,不论褒贬,都很感激,读完也不会悬在心上。偏偏陈子善先生主张研究一位作家要尽可能提供其作品之外,相关评论文字的汇集整理也必不可少,他於是决定应上海文汇出版社之约,编造一本关於我的文字的评论集,以柳苏先生当年写的那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为书名,并以之为代序。子善先生在《编后记》里说:「已有不止一位论者指出这句话有点『命令的意味』,但此文是大陆『引进』董桥散文的首篇介绍,从读者接受史的角度考察,功不可没,因此本书乐於借用并以此文作为代序」。他还说,本书作者以大陆为主,兼及台港三地不同文化背景的论者共同评说,既有专门的评论家,也有普通的读者。书中有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我已经读过了,有些则是第一次读到的,这样合为一册,彷彿批斗大会,惊心动魄;也像追悼仪式,极尽哀荣。这当然是对我这个「一定要」被「看」的「董桥」而言,子善先生非我,不知我之苦也。
    (二)
    我实在非常悔恨当年写的那些少作,越早年的越可怕。人很难跟过去的自己划清界线,这是憾事。《吉林日报》张放先生说我一些抒情小品的旧作「有心要打破『散文小说的界限』,则反见其做作,有港台少年的文艺腔,特别是每一段数行的排比句,我看着倒又似在看股票行情表了」。我同意。《粤港信息日报》里怀人先生读了我两年前写的长文《初白庵著书砚边读史漫兴》,觉得「其味醴厚,行文淡远,又惹人伤思」;说我「已过了知命之年」,近期之作「文风趋於平淡」。这正是我还在努力追求的境界;人老了文笔再不浑厚是说不过去的。我八十年代初开始写《这一代的事》才深深鞭策自己写文章「须学、须识、须情」。我相信仅仅是美丽的文字是没有用的。我恨不得毁掉我在那之前出版的所有文集。甚至翻译,我也另有许许多多的领悟,很为早年浅薄的技巧而脸红,也为早年凌云的自信而沮丧。我於是拚命钻回线装的世界里寻找一草一药,希望那些少年时代非常熟悉的文言文可以医治我苍白的文艺病。我也拼命乱看西方传媒的各种报导和评论,希望那些新奇的资讯和考究的叙述可以滋养我陈腐的笔锋。路是漫长的。
    (三)
    文以载道固然是医治笔下浮泛之良方,无奈载道之文往往死板沉闷,难有灵气。林文月先生评我的《跟中国的梦赛跑》,谈到白居易最重视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的新乐府类,在事过境迁的百代之后,反不如感伤的长恨、琵琶脍炙人口且影响久远,因知「诱於一时一物,发於一笑一吟」的闲适之作,未必逊於讽喻诸篇。林先生因此说:「董桥也不必为厚理念而轻感情了」。《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多能结合言志与抒情,论事论政而不乏艺文的铺陈,我觉得那是上上之策。我还在摸索:人家不一定要听我的练习曲。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一)
    吴霭仪《落英散记》评董建华先生在华盛顿美国商会演说的英文,引了好多不像样的句子出来,实在糟糕。她说,讲稿英文的毛病,不少是硬译的典型问题;以前是生硬的中文译流利的英文,英文还是好的,如今也许是不太好的中文硬译成不太好的英文,董先生照本宣科,有失身分。这的确是特首办公室不可不正视的体统问题。天天在数落香港的语文水平低落,中文不行,英文不行,要检讨教育政策,董办抛出来的中英文当然更应该乾乾净净,好歹起一点示范作用。董办的写作班子不仅要具备语文的基本功力,还要虚怀若谷,永远保持一点「危机」意识,随时不耻下问,免得一脚踩进烂泥巴里。董先生个性平实,给他起草讲稿不必卖弄花拳绣腿。这本来是不难办到的。董先生摆明不是政客,讲话不必故弄狡狯,却也不宜过分憨直,总要有点深度。这就牵涉见识和语文的分寸轻重了。阅世不深的文案副手恐怕非多多请教老练的前辈不可。
    (二)
    我这半辈子吃过不少语文的苦头,渐渐学乖,尽量小心,笔下一字一句还常常得到几位前辈的点拨,受用无穷。《英华沉浮录》第六卷里《老教授那本小册子》引了William Strunk Jr六十三个字的写作箴言,第一句话是“Vigorous writing is concise”,我译为「铿然有力之文必简洁」。远在澳洲的柳存仁先生来信说:「Vigorous自然是有力,但此字亦可以是flourishing,lively...,不拘一格。既用『铿然』作adverb,何不说『有声』,以至说『有声有色』?『铿然』大约来自《论语·先进》之『铿尔』,如不是鼓瑟,而是文章,正当如孙绰作《游天台山赋》,自言『掷地当作金石声』也。一笑」我显然是顾此失彼了:用了有声音的「铿然」,竟套了个没有声音的「有力」。Vigorous照柳先生的办法译成「有声有色」,当也精确。William Strunk Jr是世纪初的人,他那六十三字箴言我费了力气用比较「文」的中文翻译,结果还是败在vigorous一字的演绎里。
    (三)
    在《文绉绉的广东话》里,我说徐訏先生提过广东话说聊天是「謦欬」,古书上有,「言笑」之意。柳先生认为是可备一说的,但传统的说法都说这样子的倾谈,起源於古人之「倾盖」:两个人坐在车上,相遇停车,两车逼近一点以便说话,车盖(顶)不得不微微倾斜,是「倾盖」一词的起因。《史记》的《邹阳传》有句云「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次句言刚才晤面的人就亲热得像老朋友一样,而上句:「白头如新」则正其反义也。柳先生说,流行的广州话仍有「倾偈」一词,也用做聊天之义。「偈」是佛经中常见的gāthā,广州话俗语有「倾佛偈」一词,竟已点出来源。柳先生提到章士钊六十年代在香港曾有短文《白头如新》,我在《艺林丛录》里读过,说两千年来多少人错解了「白头如新」,适得其反,以为人生百年如一日云云。搞语文最怕不长进,数十年沉浮其间而白头如新,竟写不出丝毫倾盖如故之情致。戒之戒之。
  


 
   读陈布雷的联想
  
    (一)
    十几岁读《侍卫官杂记》入了迷,对蒋介石政府中的要员和他身边的亲信非常熟悉,对蒋先生尤其印象深刻,六○、六一年在台北见到他真人的时候,差点有久别重逢的错觉,可见那本书写得多好。书中陈布雷的「戏」似乎蛮重的,蒋先生经常「布雷」长「布雷」短的叫;最近看《陈布雷及其家中的中共地下党》,说到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涉嫌投共被国民政府逮捕,陈布雷方寸大乱,蒋先生下令放她出去,笑笑说:「布雷,你对党国是忠心的,我知道。这样吧,你可以把女儿领出来,要严加管束,严加管束。」蒋先生一辈子推崇曾文正公家书,他当时也劝陈布雷叫女儿读一些曾文正公家书。老一辈人的固执和自信往往有点滑稽。陈布雷一九四八年自杀身亡之后,陈琏和袁永熙夫妇终於在乔石和妻子翁郁文的安排下,化装逃到解放区去。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乔石本名蒋兆民,是陈布雷的外甥女婿;即乔石的妻子翁郁文是陈布雷五妹的女儿。这是陈布雷在台北的弟弟陈叔同告诉卜少夫先生的。
    陈布雷逝世快五十年了,他的长子陈迟在美国蒐集父亲的生平资料,知道卜先生藏有一幅陈布雷的字,由住在上海的严君默写信给卜先生,希望能影印一张照片寄给他。卜先生那篇《陈布雷先生及其家族状态》,先说了陈布雷当年对卜先生的识拔,然后登了严君默的来信,最后附录了陈叔同给他的陈氏家系图和说明。严君默是陈布雷的大女婿,娶的正是陈琏的姐姐陈琇。他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申报》跟卜先生同事。信上说:「沪上一别,匆匆已半个世纪了。五十年来,我们一直住在上海。内人陈琇(细儿)在中学任英语教师,现早已退休。弟在出版社做编译工作,近七年则参加《英汉大词典》的编撰工作,九○年此书出版后,即退休……」
    (二)
    《英汉大词典》就是陆谷孙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那一部好词典。副主编共四位,编辑委员会还有七名委员,严君默是其中一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长期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退休前七年才调去编词典。我刚收到陆谷孙先生来信,附了一篇近作《我与译文》,正是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建社二十周年而写的。这家出版社对中国翻译事业建树不少,他们编印的《新英汉词典》听说累计印数已经是九百万册了,《英汉大辞典》编得更出色,叫好叫座自不待言。陆谷孙说,出版社去年赠款十万人民币给他任系主任的复旦外文系,资助教学与科研。陆先生现在还约了两三名少壮后生为《英汉大词典》做补编,他的敬业精神教人感动。这部词典的编写人员从上到下有一百四十五人,词典出版前后的几年里,竟有二十个人名套了黑框框。陆谷孙在文章里说:「说到朋友,『译文』人当中有几位当年词典组的同仁,也有不少我的学长、侪辈或学生,都可称为旧友,只是虽在同一城市,因为各忙各的,无由时常聚叙。旧友中间已有耆年者化作异物,又有年甫强壮竟因凶疾而早殁者,写这篇文章时,抚存悼亡,宁莫依依,且不免生出一点凋零感。」想起陈布雷,想起他的家系,想起严君默的退休和陆谷孙编词典的路程,我竟也染上一丝凌乱的伤感了。

 

本站链接:董桥:《给自己的笔进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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