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链接：董桥:《给自己的笔进补》（一）
我请启功先生写字
（一）
盛夏七月，我好几次打长途电话到北京启功先生家没人接，以为他出门避暑去了。我受人之托，求他写字，不敢耽误，只得把信寄给赵丽雅，请她便中转给启功先生，也请她把写好的字邮寄过来，省得给老人家添麻烦。过了几天，丽雅来信说，她虽然跟启功先生合照过相片，大大荣幸，却并不深交，一切全仗负翁金面了。负翁即张中行先生。我知道了大感不安：这几年我熟读张先生的书，还写了好几篇文章引他的话，却尚未结识，没有理由这样打扰他。丽雅信上说，负翁曰：「启功先生住院了，心绞痛，挺厉害的，我联系一下看吧。」不想电话打到家里，竟是启功先生接的，说：「我刚刚从医院跑出来－－进去以后，没完没了做检查，抽的血都够做一份血豆腐了。我跟医生说，你们放了我，哪怕我出门就一头栽地下，也不关你们的事。」问起眼下身体情况，说是吃不下饭，浑身没劲儿。负翁当然不提求字的事了，只把我的信和宣纸转给师范大学一位熟人，请他等启功先生身体好了才呈上去。再过了几天，丽雅竟说字已经写好了，她和负翁去师大见了启功先生，先生还说：「代我问董桥好，如果觉得不行，退回，重写，包打来回。」问起近况，他开玩笑说：「整宿睡不了觉，拉不出屎，罪大了。」那幅字是六个字的招牌，尺寸小了，放不大，启功先生后来还重写一幅大的让我交差。丽雅是小妹妹，给我折腾好些时日，真倒楣。负翁那儿我感恧不已，再三嘱咐丽雅致意。启功先生身体该是大好了，我打电话给他，果然是他接的。他心情好，说北京今年可真热，平时是烤羊肉，下了一阵雨更热，是蒸螃蟹。他还说他九月底会来香港。我说医生怎么说？准许他出远门吗？他说没问题，还要我拿几本新书让他在旅馆里看。
（二）
老一辈文人学者深谙幽默，而且幽的都是有文化之默，北京人尤其精通此道。这样的功夫是需要沉厚的国学根底的。老舍小说里的人物，一到幽默处，往往之夫者也耍文言，教人更觉得迂腐得可笑。前天租了老舍小说改编的电影《离婚》来看，那几个老北京三句离不开挖苦别人、挖苦自己，还一脸正经，妙透了。启功先生有好几万字文章论八股文，精辟得很。这种文体现在是看不到了，也学不来，可是，金克木先生说，「八股文的文章之妙是『妙到毫巅』，其不通也不通到了极处」，特色是「按照既定的严密规格代圣人立言」。他引了三句为例：「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实衷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非八股体而得八股之精髓者，金先生举了著名的《二郎庙记》里的几句话：「夫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而老郎之子也。庙有树一株。人皆曰树在庙前，余独谓庙在树后。是为记。」启功先生读了好多八股文而不必做八股文，反倒成了最怡情的消遣了。这些反面教材足以感化聪明人故意讲笨话消遣别人，消遣自己。他的幽默或许正是这样养出来的；他开玩笑说的夸张的话，或许也正是八股文得来的灵感，笑死人。
信，是有缘的
（一）
诗人拜伦深谙人生情趣，醇酒美人消受不尽，山水花草等闲亲炙，连寻常长物竟也另有意会，尝云：「翻读陈年旧信其乐无穷；知其不必回覆，尤乐也。」（“One of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old letters is the knowledge that they need no answer." ）友人有爱藏名人书札者，到处搜罗，逐一裱成册页，闲中翻读，自得其乐。那更是不必回覆的信，碰到字写得好的，当然怡情。我去年在台北得一民国初年文士的信，八行朱栏，毛笔字写得实在神，寥寥三四十字的短简，佈局之佳，竟像写意的画。我至今还不知道此人是谁。集札一事，早年大江南北书肆冷摊不难邂逅，近日是难了，只能浏览老一辈人的藏品聊慰望梅之乐。中文大学出版社出过陈善伟、王尔敏编的《近代名人手札精选》，原件彩印，神采飞扬，可惜没有誊出信件原文，有些信字虽好而潦草，不易读通。郑逸梅那本《名人手札百通》印刷不好，却都誊出来了，还有作者简介，好得很。
画家程十发送过郑老先生董其昌残札一册，是劝慰夫妇失和的，有云：「天下事有傍人极难解分者，莫如伉俪之间，乃因琴瑟之不调，而反致高堂之不豫，凡在相知，未有不为动念者，况情关手足如吾两人者乎！此吾於今日之事，不得不为老弟恳切言之也……」逸梅先生还有俞曲园的尺牍一册。曲园自制笺纸我见过一款，木刻红印，甚为可喜。他在世之日济困拯贫，非常热心，书札中有不少是陈述这类情事者，对落难妇女尤其体贴：「同乡蔡敏孙之妻朱氏，自去年敏孙作古，携其七龄幼女寓居苏垣，以女红自给，衣食不周，债负交迫，为之恻然。弟勉竭绵薄，允每月助之，用敢函恳吾兄，请酌量资助。如能於同乡诸公，广赐嘘拂，亦盛德事也。」还有一封提到才女刘古香，名韵清，能诗能画，兼能制传奇，因家乡水灾，逃荒米苏，曲园发起朋友解囊资助，润其归装。老人家这样好心，一定积了不少阴德，庇荫子孙，孙子俞平伯晚年竟还受文革祸害，吃了好多苦，思之恻然。
（二）
我既无缘收藏前朝名人的书札，眼前不少前辈和朋友的来信都有书卷气，字好之外，文情皆茂，大可玩赏。回归之初收到张秀武汉寄来的信，先看到宣纸大书几个字：「七月一日发出此信，因使用红字信封，信竟回归我处，现改用信封再发，但愿顺利到港」，龙飞凤舞，一反那一手闺秀工楷。退回重寄的那封信用武昌黄鹤楼书画社的灰色稿笺，每一个字都端庄稳妥，还送了我一幅洒金大红宣纸写个「诚」字，字大体壮，一笔呵成，十分过年喜气。我写信告诉她说，改天有剩纸余墨，赐我一张条幅。昨天，她竟真的来信附了那幅字，行书慧外秀中，豪放的笔势遮不住古朴的性灵，字里有画。她写的是一首七绝：「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张秀说，她八月份一直出差在外，在北京期间特意去拜访了张中行先生，并欣赏了张老收藏的名人字画，亲耳聆听张老的指教，颇多收益云云。当初我是看了张老的文章才去高攀这位年轻的书法家，从而鱼雁往还。得这样的信和字乐趣无穷，连写回信都是快乐的缘份。
和尚头顶不烫香疤
（一）
最近才在报上看到一段趣闻，说和尚头顶上烫十二个香疤，唐朝宋朝期间出家人受戒并没有这样的规矩，那是元朝统治阶级为了防止汉族人民伪装僧尼进行反抗活动才想出来的辨别真伪办法。从此，汉族地区寺庙收徒传戒，不管本人愿意不愿意，都在头顶上烫十二个香疤，俗称烧香洞。那段趣闻说，这个陋习只有中国的汉族和尚才有，印度、缅甸、尼泊尔等西天佛国以及中国藏族、蒙古族僧尼，从古到今都不烫香洞。一九八二年五月，那时的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西园寺方丈明开法师及灵岩山寺明学法师联名向中国佛教协会呈交提案，说明根据新宪法修改草案第三十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损害公民身体健康」。据此，他们提议今后汉族地区寺庙传戒时不再在新戒头顶上烧香疤，僧尼受戒后，由中国佛教协会统一发给「戒牒」，以资证明。一九八四年四月，中佛协四届二次会议上通过这个提案，议决「烫香疤一事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流传七百多年的陋习从此消除，现在的年轻僧尼头顶上都没有香疤。
（二）
「遁入空门」的最终意义当是以自己身心的劫难与净化去感召众生修身行善，渡过苦厄。在社会结构日渐複杂、人类心智日趋繁难的时代，宗教仪制固然要力求简明，神职人员的言行也必须符合合理与合度的世俗标准。僧尼削发不婚已经是非常突出的戒律，其深入民心的形象相信已经足以宣示佛教最根本的教义，烫香疤一类的修饰的确应该废止，何况还是元朝统治阶级遗留下来的政治包袱。弘一法师的一些行径往往教人感动，正是因为那是人性与佛性的结合，比坐而论佛更能发挥佈道作用。听说，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去，丰子恺请法师坐在籐椅上，法师总是先把椅子轻轻摇一摇，然后慢慢坐下去。丰子恺问法师为什么这样做，法师说：「这格子里头，两根籐之间也许有小虫子伏着，突然坐下去，会把牠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牠们避开。」谢明洲在《摇籐椅与人生三层楼》里说，「做事细微认真如此，珍爱世界万物如此，佛性晶彻，能够达到法师这种境界的人为数不多。」
（三）
清初广州长寿寺的大汕和尚能诗擅画，算是有託而逃的遗民僧，向海外侨胞募捐修葺明朝建成的长寿寺，还兴建澳门的观音堂。他虽做了和尚，却跟石涛和尚一样不肯剃发以示不肯降清，自画像作披发头陀相。他交游广阔，与南北名士都有唱和，诗句词句不避绮语，敢写儿女缠绵之作，不像一般枯禅僧那么规矩：「忍看花田双燕飞，行人春日换春衣，最怜昨夜花田月，如见夫君春正归」。这样的和尚既不肯剃发，当然也没有在头顶上烫香疤，却依然宣扬佛法，大有功德。
一肚皮不合时宜
（一）
有一天，苏东坡退朝吃饱了饭，扪着肚子慢慢走，顺口问身边几位侍儿说：「你们且说说看这里面是些什么东西？」一婢说：「都是文章。」苏东坡不以为然。又一婢说：「满腹都是机械。」苏东坡也不以当。轮到朝云，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苏学士沦落到这样无聊，实在可笑，幸好朝云果然不是寻常粉黛，一语道出玄机，当头棒喝，学士只得大笑解嘲。古来多少读书人不是自以为是就是唯唯诺诺，前者十之八九怀才不遇，揽镜自怜，后者当了官都只顾察言观色，保住福禄。朝云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当是既指沉迷风花雪月，也指不懂趋炎附势，两弊皆致命。
《羊城晚报》近有一张先生写《长毛状元王韬》的小资料，说别署「天南遯叟」的政论家王韬是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清同治元年慈禧太后当政之际，传说他回乡探亲曾与太平军有来往，并在忠王李秀成攻打上海时上书献《取上海策》，洋洋数千言，都中要害，清兵收复上海时抄到这份文件，下令缉拿王韬归案。王韬得外国朋友协助逃往香港，民间有「长毛状元」之称。他遁迹香港后於一八七四年创办《循环日报》，鼓吹变法自强，实业救国，不遗余力。今年是他逝世一百周年云云。
（二）
王韬早岁在上海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工作，曾赴英国译书，并游历法国、俄国等地，思想受西方思潮影响甚深，政论一度深入民间；光绪十年回沪主持格政书院，新派得很。可是，他写的《淞滨琐话》一书却十足是《聊斋》的味道，多写鬼怪剑仙、名娼艳妓之事，想像力丰富，文笔也绮丽，几乎跟他的进步思想背道而驰。书中《红豆蔻轩薄倖诗》里说朋友箐江词客是风流倜傥人也，於花天酒地，阅历深矣，负豪气，有所弗屑，拂衣竟去，喜作艳游，多奇遇，凡历四方，所见名媛侠妓美人奇女子不可胜记，辄笔之书，或赠以诗词，王韬得而读之，重加诠次，不禁慨叹烟云世界，变灭须臾，蜃蛤楼台，消亡顷刻。他那位朋友不知是不是真有其人，或许是他自己的化身而已，总之篇中所述女子，几乎个个都对他有意思，完全才子佳人的美丽幻想。这种戏作虽然文词甚见风景，毕竟肉麻无聊到了极处！
（三）
无聊正是骚人墨客的情趣。王韬说他居香港期间，入秋咳嗽气喘，终宵危坐，天天在药火炉边作生活。长夜辗转，一灯萤碧，简直与鬼为邻，脑子里尽是无聊的念头，那时刻也许就不断构想许多离奇古怪的故事。他说：「自来说鬼之东坡，谈狐之南董，搜神之令升，述仙之曼倩，非必有是地，有是事，悉幻焉而已矣。」王韬在现实生活中办报论政翻译，样样做得热热闹闹，到头来难免觉得一肚皮不合时宜，不如寄情於荒唐之词与怪诞之说。他的书重刻行世，至再至三，人家都说是《聊斋》续话，他也很飘飘然，说蒲留仙见之，必把臂入林曰：「子突过我矣！聊斋之后，有替人哉！」
说文，解字
（一）
白天应卯，晚上写读，日日如此，老牛破车不堪驱策矣！《沉浮录》常有反应，或邮件、或传真、或电话，总是不能好好回覆，自觉罪大，难以释怀。我不说我才疏识浅，率尔操觚，错漏难免；我实在用功读书，用功生活，用功思考，用功写作，不敢故意马虎，笔下万一犯错，那是自作孽了。幸好我的读友不论老少都有涵养，说的尽是内行话，真太受益了。我不会读章太炎取的名字，潘兆霖先生来信说：「读《明报》九月十一日《英华沉浮录》之《章太炎是「章疯子」？》一文，述及章门千金之怪名。因先伯父潘厥生（字芝盦）乃太炎先生入室弟子，故仆对此略知一二：『【爻爻】』即『网』字，『叕』即『缀』字，『【四个"工"】』即『展』字。先伯父常言：『这是存心跟国文老师过不去』。窃思此一故事，今知者已不多，能凭先生以传，亦佳事也。乃不揣冒昧，草率以陈，藉供斟酌。」芝盦先生说得甚是，篆书隶书这样写是天公地道，人名故意古怪，那是知识势利，存心难倒人家了。谢谢兆霖先生的短简。
（二）
我引Clarence Darrow的话，有一句译为「我们生命的前一半让父母给毁了」，一位黎先生说「想必是手民之误。大概应是『给父母毁了』或『让父母毁了』」。此处「让」字做「被」解，国语说法如此。《现代汉语词典》「让」字的第五义也这样说，例句是：「行李让雨给淋了」。这是比较口语的说法；我写文章脑子里用国语捉摸，句子不知不觉常会变得太白话了。黎先生说的「给父母毁了」、「让父母毁了」，都是通顺的汉语，比「让父母给毁了」要「文」些。北京话味道太浓的白话文我也不喜欢。最近读内地一个中篇小说，句子不少是很「北京」的口语：「领导还没吱声呢，他在这装什么逼。好几个人是在你们屋的领导不在屋时这么议论的。」
（三）
陈士伟先生经常留意我的专栏，给我写过几封信，论文议事大有见地，发人深思。最近一封提到我说的我对四字成语或片语的心得，他认为少用成语以免文字滑俗固然有理，「可是纵观好的中文，文采斐然，姿态横生，都是得力於善用成语」。陈先生举柯灵先生为例，说柯文「四字句多如大江叠浪，虽也贴切，毕竟少了浅斟低唱的韵味」。我觉得柯先生的文字，每一颗螺丝都拧得很紧，几乎没有松散的废话，那的确比内地一些名家爱写搀太多水的长文章好看。陈先生还说到钱锺书和张爱玲「艺高人胆大，一律舍弃成语，驾御白话能力更加了得，可是他俩文风不够亲切，恐怕亦与这一点有关」。我一向非常用心观摹钱、张的文字，钱先生国学根底厚，非小说的文字「文」得特有味道；张爱玲的小说句句有风格，后期的散文才情高华，文字凝练，文白神出鬼没，允称撒豆成兵。一部《张看》可以医好现代中国散文的厌食症。骈文歌赋四字六字凑出的音节是关键之处，可见一篇白话文何时何处以四个字组句，也是学问，这跟套用成语词典里查得到的成语未必是一回事。
百花里浮想
（一）
英国小说家John Galsworthy 和E M Forster都喜欢攻击自己成长的社会阶层，都喜欢塑造一些不属於那个社会阶层的人，让他们去攻击那个阶层里的人的虚伪和可耻的言行。David Garnett在Great Friends一书里既有文章追忆高尔斯华绥，也有文章怀念福斯特，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比较这两位朋友的作品。高尔斯华绥的书我不太看得进去，因此看得很少；福斯特的文字有点孤高，有点冷淡，很适合阐释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读他的书起先是因为向往Bloomsbury文化圈，后来才知道他常常借题声明这个文化圈的赫赫名人对他的作品影响并不大。这也许是他潜意识希望摆脱这个「阶层」的表现。（凯恩斯说：“We did not see much of Forster at that time， who was already the elusive colt of a dark horse"； Leonard Woolf说：“Forster and Desmond MacCarthy moved erratically in and out of this solar system of intellectual friendship， like comets”。）
Bloomsbury文化圈其实已经说得上是带有知性反叛意识的中产阶级文化圈，那些才女名士以乖戾的个性和耀眼的才情给大英帝国制造一场文艺复兴精神的边缘效应，标举的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旗帜。旅居英国数十年的水建彤先生当年主张译Bloomsbury为「百花里」，不能不说是他对英国文化的深刻领悟。水先生那个时期在英国广播电台中文台主持《文艺思潮》节目，常常要我跟他一起译写广播稿，一起录音。在录音室里看水先生推开广播稿顺口议论英国的文化思潮，确是壮丽的景观。
（二）
David Garnett坚决认定高尔斯华绥和福斯特都痛恨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两位作家都善於包装自己的理念去打击对手的弱点（propagandists）。对敌人了解不深，宣传战徒成偏见，价值不大。高尔斯华绥和福斯特对於他们所攻击的对象都有深入的认识，比萧伯纳紮实千倍。萧翁居高临下；他们两位则入了「虎穴」。两者分别很大。George Orwell一度是共产党人，Animal Farm於是字字淌血。张爱玲在孤岛时期的上海生活，才能写出《金锁记》，傅雷誉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穫之一」。黄苗子先生的新书《种瓜得豆》里这样论张爱玲：「柯老说得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文坛，哪个阶段都放不下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也就是说，在统治者还顾不上文艺的时候，她可以撒开手来写自己的东西，而没有框框套套的顾虑。至於后期张爱玲在海外写的《秧歌》等等，柯灵认为没有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这个阶段，只有让陈若曦、杨绛出来了。」没有在当年共产党统 治下的大陆生活，始终写不出上乘的伤痕文学。
福斯特在A Passage to India 里借一位印度人Dr Aziz之口揭穿英国帝国主义的面貌：「谁都不会明白我们印度人想要的是善意，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人家一对我们好我们一定领情。善意，无穷无尽的善意。就那么个指望了。」（“No one can ever realize the kindness we Indians need， we do not even realize it ourselves. But we know when it has been given.Kindness，more kindness and even after that more kindness. It is the only hope.”）
解读鹤窠
（一）
早岁有一位老师名字里有个「鹤」字，居所於是称为「鹤巢」，请我父亲给题了匾，悬挂在客厅向南的粉墙上。老师那时四十开外，高而嶙峋，倒真有七分仙鹤之姿。他年轻的时候热爱新诗，常常背诵陈梦家的作品给我听，至今只记得那一句「高楼上，香着几个人家的梦」。日本南侵时期给关入集中营里，似乎开始写了很多旧诗词。一度转行做生意，却始终不曾忘情琴棋书画，一辈子风雅。老师晚年在家乡厦门买了一幢房子养生，听说是有点年岁的老宅，前院后院花树苍翠，有个老妈子替他打点饮食，每逢周末一定煮一大桌菜请乡亲故知过来吃一顿饭，闲话家常，兼论艺文。我对他说，那就更是鹤巢了。
王小鹰的长篇新作《丹青引》说的是令舞镇上一座也号称「鹤窠」的小小宅院。「窠」「巢」同义，鹤窠的主人陈亭北老先生当年果然也是个名噪江南的老画家，原名陈老鹤，从省美术学院下放到令舞镇文化馆做美工，一腔愤懑，挥笔写「鹤囚」两字高悬门楣，家人苦苦相劝，才把「囚」字改成「窠」字。
（二）
小说营造传统乡土的人物和情节，处处照应得体，文字尤其考究。「引子」先说镇上人人茶余饭后争说「鹤窠」，那样不厌其烦，那样巨细必究，不断咀嚼演绎，於是，「鹤窠里男人的头发一根一根一寸一寸地变白了，女人的花颜一朵一朵一瓣一瓣地凋谢枯萎了」。然后是「寒露一过，那风就一阵凉似一阵了，满世界飘荡着褐红焦黄的落叶。陈家老大小姐陈良渚辗转反侧一宿未合眼，听竹叶壳落壳落地坠落，一声声往心中注满了惆怅。」
我只知道厦门的鹤巢种了桂花树和白兰花，老师说，秋凉时节香遍一条长巷。王小鹰笔下的鹤窠另有一番意境：那「实在是一座太普通了的家常小院，光景不过半亩稍余，除了西南角落上有几株青枫，满院子丛丛簇簇参差错落的都是竹，竹影森森，几乎将院子全都覆盖了」。这倒不是陈老鹤先生的原意，他一个跟头跌下去之后，只求读书养气，枕石漱流，以终余生；偏偏女儿陈良渚执意要植丛竹，说是素节凛凛，安可一日无此君。从此，那座废院「成了重重叠叠的修竹林，一条青砖小道曲折通幽，庭院深深深几许？」
（三）
老师十足名士派头，深受五四思潮薰陶，白话文写得很到家，国学又好，旧诗词於是越写越飘逸。他第一次婚姻似乎很失败，我十几岁开始常到鹤巢问字的时候，师母是个荷兰女人了，比老师年轻十几二十岁，老师常常跟她出去吃晚饭跳舞，洋得不得了。我在鹤巢里偶然碰到老师的几位诗友，名画家李曼峰，篆刻家苏半佛，还有一位老哲学家。他们谈溥心畲，谈徐悲鸿，谈郁达夫。那时刻，老师又变回民初的长衫文人了。鹤巢书房里那股木香书香的气味很浓，各种宣纸堆得很高。有一次，老师试一枝湖笔，展纸写了他新制的一幅对联给我：「长日闭门来燕子，一春浮梦到梅花」。对得真活。
「何可一日无此君！」
（一）
十几二十年来喜藏明清文房雅器，竹木牙雕，瓷铜玉石，边读边学边买，从幼稚而痴狂的阶段，慢慢进入了敏慧而挑剔的境界，几经去芜存菁，如今藏品不多，却都入流。灯下回首前尘，虽然庆幸此生有癖，不致沉闷，个中得失甘苦，竟也教人深深体会有情易老的沧桑之感。三四年前我卖掉一批竹刻的时候，难免满心惆怅，彷彿身边不见了任性而妩媚的晴雯，苦思一夜，翌日一大早就去买回两件其中最舍不得的笔筒和臂搁。小别重逢，看她钗坠鬓松，衫垂带褪，平白憔悴了三分，从此更是难忍一日无此君了。
晋朝王徽之寄居空宅，便令种竹，说是「何可一日无此君！」自此多称竹曰「此君」。王世襄先生说竹子种类甚繁，外貌多异，斫而制器，并施雕镂，又因竹人性情、意匠、技法、题材之异而异，此君之貌於是不可胜述矣。王老恋竹几十年，早已过了情浓时节，可以安坐书斋追忆整理幽篁中的旧梦，先有《竹刻艺术》，再编《竹刻》，转而《竹刻鑑赏》。我们认识一两年之后的一九九二年，他有一天寄我一本一九八五年交给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竹刻》，扉页上录了一首诗给我「一哂」：「交稿长达七载，好话说了万千。两脚跑出老茧，双眸真个望穿。竖版改成横版，题辞页页倒颠。纸暗文如蚁阵，墨迷图似雾山。印得这般模样，赠君使我汗颜！」此书虽教王老这样失望，我还是看得入迷，长了见识，认真检讨自己所藏竹刻的优劣，斩断不少不贞不洁的情丝，甚至根据书中《金西厓刻竹目录》的资料，在伦敦购下拱北画梅花朱疆村题词金西厓刻竹的臂搁一件。此器刻得极传神，构图佈局最见创意，可惜忘了寄彩照给王老附入新书中。
（二）
这本《竹刻》现在由台湾先智出版社重编重印成精装本的《竹刻鑑赏》，王老整理他的四舅父金西厓的《刻竹小言》，图片跟着文章走，一目瞭然；王老写的《此君经眼录》亦复如此编排，并且增加了近年经眼的一些当代竹刻，包括归了我珍藏的《周汉生竹根圆雕藏女像》和《周汉生莲塘牧牛图笔筒》。王老介绍当代常州竹刻家范遥青的《红楼》人物鸳鸯臂搁，说到我「对遥青之留青仕女情有独锺，信非偶然」云云。遥青前后给我刻过晴雯和平儿，确是迷人；后来给我刻的薛涛像也别有韵味。至於徐秉方的作品，我藏的《李时珍採药图》和《出浴》，似比王老书中选的那几件还要精。
《竹刻鑑赏》附录两篇王老的新作；《对「三松制」款竹雕老僧的再认识》和《扑朔迷离的清溪松溪款竹刻》，也是两篇甚有发明的精短文献。王世襄研究文物大半辈子，如今是八十三岁高龄的中外知名专家，随便写几段心得都成指南。这是「国宝级古董鑑赏家」的乐趣，也是吾辈鑑赏这位「国宝」的乐趣：他的研究生涯已经化成明朝朱小松刘阮入天台香筒，是「无上精品，第一重器」。记得他的一封来信里说：「总之，建议我兄多看少买。多看包括实物和发表在书刊上的图片」。这是逆耳的忠言。读了他论明式家具，我迷上了紫檀黄花梨小匣笔筒；读了他说葫芦，我爱上了泛红光的葫芦；读了他写竹刻，我痴恋竹器。王老害得我好苦，最后还要我多看少买，不让我有佔有欲。我倒想建议他不要再写那么迷人的书了。
讲真话的人
（一）
Samuel Butler在Life after Death一诗里吟咏生命离合不息，逝者已矣，生者挂齿，阴阳虽相隔，遂在生者口唇间重逢：
Yet meet we shall， and part， and meet again，
where dead men meet， on lips of living men.
这样的吟咏，当然是出自圣洁高尚的情操，相信的是逝者的良善和生者的敦厚。逝者是尊者，生者於是为逝者讳，为尊者讳，中外皆然，於中尤烈。炎黄子孙比西洋人更敬鬼神，通常追思逝者的文字都不敢轻佻俏皮，乱说逝者生前的逸事。我经眼的英美悼亡篇章几乎都会提一两件有趣的小故事以烘托逝者的性情，让读者莞尔。这样的笔墨自然还是很有分寸的，就像有教养的人背地里议论人家，言辞反而要格外考究。Virginia Woolf在一封信上说George Moore废话连篇（“Never did anyone talk such nonsense as George”），最后的结论还是觉得老傢伙像雏菊似的鲜活（“he was as fresh as a daisy”）。那正是George Moore 说过的一句名言：「我只亲了亲她的帽檐」（“But I only kissed the brim of her hat”）。有教养的风度和公道的言行是最可贵的品德。鲁迅生前骂胡适骂得不留余地，死后胡适不容许苏雪林发动对鲁迅的总攻击，还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高质量的著作，认为陈西滢说他抄袭日本盐谷温的书是不公道的，「我们应该为之洗刷明白」。A Room with a View 里的牧师说爱默森先生具有讲真话的美德，「瞭解讲真话的人真不容易」（“He has the merit──if it is one──of saying exactly what he means. It is so difficult──at least I find it difficult──to understand people who speak the truth."）
（二）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闭幕酒会中仰身倒地去世。第二天清晨天气很冷，我们一大堆人围在成功大学宿舍走廊佈告版前面读胡适逝世的消息。往后的几天里，报上不断报道各界哀悼胡适的动人场面：白发老人、青年学生、升斗巿民、贩夫走卒，他们都为中国一代完人的辞世而哭泣。当时台湾的名记者于衡的特写每一篇都教人读了想哭：「那是因为胡先生对新闻记者职业的尊重，而大家对胡先生都有一份纯真的情感」。然后是《眼泪的海》。然后是《在春风里》。然后是无数写胡适的文章。然后是《传记文学》刚连载完的《回忆胡适之先生》。教人尊敬的未必是胡适一生的著述，而是他一生的为人。陈之藩先生说：「胡先生看到别人的成功，他能高兴得手舞足蹈；他看到旁人的失败，他就援救不遑。日子长了，他的心胸，山高水长，已不足以形容。完全变成了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朗朗襟怀了。」当年的美国国务卿鲁斯克说：「他是我们这个世纪中的历史人物，他的勇气及智慧领导世人对抗人类精神的压迫」。
几十年来读遍胡适和关於胡适的文章，看到的是一位永远讲真话的人、永远有教养的人。他的学术研究存在着不少偏见和盲点；他的政治生涯流露出一点「汉姆雷特」的优柔；可是他总是堂堂正正面对自己的信仰和别人的权利。我常常想到胡先生抿着嘴微微一笑的神情：“...Where dead men meet， on lips of living men”。
尊敬通晓中文的外国人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英国著名汉学家Arthur Waley在伦敦去世，香港英国文化协会举行他的作品回顾展，纪念他一生为汉学献出的心血，整理出二十二种译著书目。那是我来香港定居的第二年，日夜谋生，无暇观赏，后来才在黄俊东的《书话集》里读到谈韦理的文章和书目。据David Garnett说，Gerald Brenan那天打电话告诉他说韦理病重弥留，希望跟他见一面。David Garnett打电话约好翌日早上去看韦理，依时赴约，人夜里竟过世了。
韦理在大英博物馆图片室工作了好多年，亲近东方文化，学习中文日文，会看中国字不会说中国话，译唐诗，译敦煌壁画目录，译道德经，译诗经，译西游记，译论语，论白居易、李白、袁枚。一九七五年有一段时期我常去大英博物馆看资料，认识一位英国馆员，四五十岁，很用功，对我大讚韦理的译本，问我中国妓女是不是都很有学问。韦理彷彿英国的林琴南，译文通畅而不耐对照，才情文思上乘，联想难免翩跹。他一生辨认方块字的形象以验证自己心中东方文化的神秘迷雾，最后展示的是：春、夏、秋、冬和渔、樵、耕、读的八屏景观。可是，阿瑟·韦理毕竟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未必深谙世故，一心自闢门径，家住Bloomsbury区而不跟百花里文化圈亲近。Lytton Strachey跟他同读剑桥却充满偏见，说他的译作文法失调，大输H A Giles的译笔。Virginia Woolf说韦理闷死人了。韦理后来跟一位才女Beryl de Ｚoete相好，朋友们都受不了这女人，说她像一朵又黑又黄的发亮塑胶花（“She resembled an artificial flower made of highly polished black and yellow plastic”）。才女去世后，韦理一度到瑞士定居。晚年回伦敦住Highgate，偶译一首中国诗，主要读一些谈维多利亚作家的文章（“...I am very well and do occasionally translate a Chinese poem； but in the main I read about Victorian writers...”）。
（二）
我在英国和美国都认识一些向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字的朋友，有的能说能写，程度高过很多中国人，而且学有所专，都成了学府里的汉学家了；有的说一口京片子，文字修养却还不到家，年纪轻，前途还是远大的。有一位长得很俏丽的英国小姐用功学了好几年中文，会说国语，会用国语谈恋爱，会看中国小说，了不起得很，只听到她偶然一次会错文义说溜了嘴，爱吃「鸡胸肉」说成爱吃「鸡乳房」（chicken breast）。我一向非常尊敬这些外国朋友，也非常喜欢他们，很为他们重视中国学问而高兴，常常借他们的成就提醒年轻一代的中国孩子好好学通自己的语文，免得丢人。
最近报刊上都在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研究员杨臣彬投诉掠夺学术成果的事件，校方最后决定要这位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馆的研究员离开中文大学。据说，大学人事部发出的解僱信是英文，校方之前发给杨臣彬的律师信也是英文，报上说，「杨臣彬质疑，以中文作出投诉，却从未获中文大学任何中文的回覆，是歧视中文的做法，欺负他不懂英文」。事件的是非曲直不论，中文大学确实必须正视运用中文处理公事的问题。
种豆得瓜
（一）
稻粱难谋，世味似纱，小楼听了一夜春雨，深巷明朝大半有杏花买；人生离开了学堂，却不容易找到指点迷津的老师。世事确是如此。我偶见冯大生款竹刻小笔筒，刻的是刘海戏蟾图，铭文云：「乌丝锦□，别有新意；龙泉太阿，自具神锋」。「龙泉太阿」是剑名，相传晋代张华见斗、牛二星之间有紫气，后使人於丰城狱中掘地得二剑，一曰龙泉，一曰太阿。李白诗「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显然泛指宝剑，今日还在铸造。「乌丝」之后是「锦」什么，则因字体怪异，似「牢」似「罕」似「字」，殊难乱猜。近日正好在读黄苗子先生的新著《种瓜得豆》，有一文谈文人爱竹，想到苗子先生是书画家，一定可以判断，於是写信传真请教。他真是我的老师，不论他肯不肯收我这个徒弟都一样。这几年我深悔学问青黄不接，著文如履薄冰，经常打扰好几位前辈，苗子先生想必烦得不得了矣。他昨天回信说未敢肯定，「鄙意或为『字』字」，他说：「乌丝」是用墨色在纸上打直线，或在绢上织成直线以便写字的纸或笺，即「乌丝栏」；唐代用浓墨，唐人写经中有之；宋代用淡墨。陆游诗「欲写乌丝还懒去」，林景熙诗「乌丝醉后淋漓墨」，即此物。我记得先父当年的《燕卢札记》是写在红格线的线装记事簿里，那叫「朱丝栏」。
苗子先生接着言归正题说：「锦字」是指「回文锦字」，是《晋书》所载安南将军窦滔的大老婆苏氏打了小老婆赵氏，因而失宠，后来表示悔过，用锦织成《回文璇玑图》诗二百首，感动了窦滔而恢复关系的故事，通常用来作夸耀才女的典故。他说，「如果是『字』字，则『别有新意』可以解释得通了。」他在信末还附了一句：「『乌丝锦字』与『龙泉太阿』属对工整。」
（二）
苗子先生写文写信都不铺张，总是潇洒澹荡，总是言简意赅。这部广西民族出版社所出的《种瓜得豆》更是如此。全书一百○二篇作品分为《春雨》、《笑颦》、《今昔》三辑，每篇不过千字，十足明清笔记的内涵，白话文又写得非常蕴藉，功力深得可以做范本。书中有一篇《夏夜》说到丰子恺生前以古人词句画成小品，苗子先生最欣赏的是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面是一角夏夜阳台，方桌上清茶一瓯，杯盘狼藉，竹帘边上，挂一新月。境界清寂，颇有禅味。我想，人生经得几个安静清闲夏夜，能有几人懂得享受这种清福？这不是单纯有了金钱可以买到的。」文章接着引了郁曼陀的一首《小院》：「小院深深月到迟，冰茶雪藕纳凉时；三更灯影风廊碧，静听盲人说鼓词」。一诗一画，境界相近，正是「人在蝇营角逐之外的另一种意味」。这是寻常意思而毫不俗气的写法。文章难在这里。《今昔》一辑里写古今人物更好看，篇篇白描三两笔，竟都说到关键处。苗子先生阅世既深，下笔真像他所说的韩羽，「影影绰绰，如假如真，信手拈来，俯拾即是，若有其事，如见其人」。他说他是种大冬瓜而得了一颗豆丁儿，因题此书为《种瓜得豆》。我尊他为老师，因为跟他交往总是种豆得瓜，神妙无比。
故园那株白玉兰
（一）
刘心武短短一篇《楼前白玉兰》写得十分有味道：「以往北京人时兴开春以后到颐和园去看玉兰花。那里乐寿堂侧院有两株极品玉兰树，春来花开，玉雕神琢一般婀娜，香气淡雅而氤氲，观之沁腑爽心。这些年玉兰树种得多些了，长安街中南海红墙外，以及许多公园里，初春也都有白的或淡紫的玉兰花开放」。一位做学术工作的「他」特别喜欢玉兰花，有一天到一所公寓式宾馆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院子里碰到三株烂漫开花的玉兰树，也碰到做生意发了财的中学同学大秦，大秦就在那宾馆里常包了套房做办公室，套房的窗外正对着那三株玉兰花。他艳羨大秦真有福气，有那么标致的玉兰树守着。大秦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院子里的树，还以为他说的是他套房窗户上挂着的「招财进宝」菱形挂件，一味夸耀是香港带回来的，不是铜皮做的假玩意儿，是实打实镀了金的真货。「他觉得心里发堵」。催他上去开会的人说住这宾馆的人个个都是大款，「那是你熟人吗？他一定也非常有钱吧？」他回望那三株玉兰花树之后闷闷地说：「不，他其实很穷很穷……」。
（二）
我小学到大学的不少同学也都做生意发了大财。我跟刘心武笔下那个「他」一样，对大秦这样大款同学既不羨慕，也不鄙夷，觉得只要他们按正当的游戏规则赚钱，他们爱怎么消费他们赚来的钱，那是他们的私事了。甚至他们看不见那三株玉兰花，我也不会觉得他们「很穷很穷」。可是，刘心武毕竟是写实的，书虫文人潜意识里常常抗拒蝇营求财的行径，不太愿意理解山水花鸟之外的一切经济现象，彷彿一旦计较招财进宝的勾当，眼中心中的烟水气很快就要遭受污染了。刘心武故意营造玉兰花的清幽景致去烘托大秦的俗气和「他」的逸气，读来确是亲切可喜的。
（三）
我从前住过好多年的一幢老房子院子里种了一株白玉兰树，雨后的花季又长又香，学画水彩画的时期老爱画那株树。前几年先后得到两件雕了玉兰花的清代笔筒，一件竹刻，一件紫檀，两件都是一朵初绽的大花做筒，四周浮雕叶片和几朵刚刚冒出毛笔头般的花芽，竹色和木色都莹亮艳红，长看不厌。有一次，坊间看到一件周颢款的竹臂搁，刻的也是两枝带叶子的玉兰花，索值甚昂，只好放弃，转而得了他刻的一个小小榆木印泥盒。盒面浅刻几笔山水树石，上端行书刻出几行小字：「倪云林山水小景萧疏闲冷，每自超然，盖不逐於物中，欲能游於物外。芷岩」。风枝雨叶，梦落潇湘，有刀到兴随之妙。周颢也是一个一生清高潇洒的文人艺术家，清朝嘉定刻竹奇人。他所推崇的元末明初大画家倪云林更是一位性情狷介、善自晦匿的高人，家道富饶而混迹五湖，所画竹石小景不计其数，客求必予，有钱人持绢缣重金求画，他反而大怒，说是「予生不为王门画师！」裂其绢而却其币。画山水不画人物，理由是「今世那复有人？」好大的口气。
调皮的语言
（一）
中文说「解手」很文雅。说得再清楚一点的文雅话是「解小溲」。高阳的三太爷有一次问高阳的父亲说：「太监解小溲到底是站着的还是蹲着的？」高阳的父亲答说：「既不是站，又不是蹲。每人一口丝釉小磁缸，上面扣一个筛子，太监跨在筛子上面解小溲。」问是何故为此？答说：「要这样才不会出声音。」白话还有「大解」、「小解」之说，一般都比说「洗手」清楚。英文wash one's hands闹过笑话。说有个庄稼汉应邀到村子里一家富户人家做客，女主人开饭前问他要不要先去洗洗手。他说，谢了，我进屋之前在外头篱笆边上解过手了！（“No thank you， ma'am， I just washed my hands against the fence outside before I came in.”）
（二）
《开放杂志》登台湾消息说，「台湾小白菜」许晓丹言行一贯惊世骇俗，最近应高雄市五福国中美术教师邀请，向国中一年级学生讲人体艺术，还给学生发送自己的画册，里头有不少她的裸体镜头。学生反应不一：或说人体艺术就是裸体；或说许晓丹为艺术大胆脱衣；或说许晓丹变态。外间舆论有的认为让学生接触人体艺术，不以身体的自然展现为耻，值得肯定；有的指出许晓丹这样动辄脱衣的「限制级」人物，竟向青少年学生谈人体艺术，简直教坏孩子。
大人往往不是把孩子看得太複杂就是把孩子看得太天真。Issac Asimov讲过两个这样的笑话。八岁的小维利有一天问爸爸说：「我是哪儿来的？」（“Daddy， where did I come from？”）做父亲的一下子觉得天降大任，此其时也，何妨顺水推舟，一尽父责，给孩子灌输性知识。他於是带孩子到个僻静的角落，花了半个小时大谈生命之谜，然后问孩子说：「维利，这下是不是解答了你的问题？」维利说：「不，没有解答我的问题。小约翰是辛辛那提州来的。我是哪儿来的？」（“No，it doesn’t. Johnny Brown came from Cincinnati. Where did I come from？”）
史密斯先生眼看儿子十三岁了，认为应该跟他讨论一下成人问题了。有一天晚上，他把儿子叫进书房，轻轻关上房门，绉起眉头一脸冰霜对儿子说：「孩子，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性爱问题。」（“Son，I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 facts of life with you.”）儿子马上说：「好极了，你想知道些什么？」（“Sure thing， Dad，” said the boy.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三）
十九世纪有西人说青年才俊初入社会频频犯错，世称幼稚，实则年轻人尚昧於大人之幼稚耳。（“When a well-educated young man first enters society he is liable to commit many errors which the world terms childish， simply because he has not yet learned how childish grown men really are.”）世事尽在不言中，嚷嚷何益？太监解小溲都要提防出声音；《红楼》里焦大骂主子们「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宝玉不懂，问凤姐「爬灰」是什么话？凤姐连忙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胡唚，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这「没听见」甚不幼稚。
「不必拘谨，坐下讲话」
（一）
朋友从济南寄来小小一张剪报，登了张树基写的《琉璃厂迷翁同龢》，说是给我灯下消闲。光绪帝的这位翁师傅做大官不忘偷闲消闲，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在京供职，过两年就开始逛古玩书肆，此后的三十几年里不断去三槐堂、茹古斋、尊古斋、宝月斋、博古斋、宝文堂、德古斋、文贵堂、怡古斋寻宝。张树基说，咸丰十一年腊月二十九，夜间下了一场大雪，次日白天雪还下个不停，翁同龢雅兴不减，照旧逛古玩铺。这一年，他去了六十一次琉璃厂，平均六天去一次。翁师傅宦海风雨三四十年，直到慈禧赶他出京城的前一天，他还不减逛厂兴致，套今日说法，真是深谙「减压」之道。
（二）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字叔平，咸丰状元。一八七九年任工部尚书。一八八二年充军机大臣。中法战争时期主战，扶植张之洞，反对李鸿章。一八八六年调户部尚书。中日甲午战争反对李鸿章求和。一八九五年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某些主张，希望他的学生光绪帝亲政。一八九七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八九八年六月慈禧太后将他罢职，令回原籍，戊戌政变后又下令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龢以书法名於时，三十岁时为德宝斋古玩铺写楹联：「德比圭璋儒所贵，宝兹彝鼎古为徒」，联好，字也好。著有《翁文恭公日记》四十册及《瓶庐诗文稿》。《日记》一九二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所记多有关同、光年间重大史事，兼及游览厂肆见闻。
（三）
张树基短文里提了一笔翁同龢除夕在家观赏他从茹古斋得来的十册《大观帖》及孤本《阁帖》，读帖守岁。我在陈重远著《古玩史话与鉴赏》一书里读到翁同龢是在德宝斋经理刘振卿那里看到《大观帖》孤本一本。按宋太宗赵匡义重刻《升元帖》，并由秘阁选出几位前朝大书家的墨迹摩刻成《法帖》十卷，拓赐大臣。宋徽宗赵佶后来见帖板断裂了，出内府所藏墨迹，重行摩勒上石，名为《大观帖》。翁同龢在癸已四月初七日日记中提到「过厂於德宝斋见祁文瑞所藏《大观帖》一本，二十年前曾在寿阳坐上一见，今其曾孙质钱作川资」。《大观帖》是大观年间刻的帖；这套汇刻丛帖刻工精良，胜於《淳化阁帖》，拓本流传极少，现仅存宋拓残本若干卷。照张树基的话看，翁同龢藏有《淳化阁帖》和《大观帖》的宋拓孤本，不是康熙乾隆时期重刻的拓本。翁同龢逛厂甸收穫似乎很丰富。据陈重远说，翁师傅是坐八抬大轿到琉璃厂的，步入客堂，上手坐落，经理端上香茶，垂手而立。翁夫子说：「不必拘谨，坐下讲话。」经理答说：「大人在此，那有小人之坐。」翁夫子笑说：「你我是老朋友了，今日闲暇到你这里坐坐，你坐下我们好说话。」经理这才拱手谢过大人，坐在下手。大臣偷闲逛书肆，竟是如此铺张，实在好玩。
教育不是革命战斗
（一）
特区政府主管教育部门推行广东话母语教学，提倡注重三语两文，特首的《施政报告》甚至强调「若要维持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我们必定要有中英兼擅的人才。我们的理想，是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能够书写流畅的中文和英文，并有信心用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与人沟通」。易言之，提高语文程度是为了加强竞争优势，尤其是商业上的优势。《施政报告》谈教育的部分开宗明义指出「教育主宰着香港的未来；既为市民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也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培养人才。香港的教育制度必须立足香港、贡献祖国、面向世界；兼收中西文化所长，保持多元化特色。教育，必须能激发起追求卓越的雄心」。
事实上，教育不是革命战斗，正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教育是栽培一个人的修养和知识，不是激发一个人的雄心和斗志。学习语文是文化的薰陶，是求知的乐趣，不是为了竞争优势，不是为了追求卓越。特区政府要提高香港学生的语文水平，必须设法营造香港的文化气息，不是强调香港的商业味道。学习语文过分讲求功利只会扼杀语文的教化功能。这一点，以商人心态治港的政府必须警惕。杨振宁教授对语文教育的认识，肯定要比银行家、地产商、测量师对语文教育的认识有趣而深入得多。趣者，学习语文之激素也。为了应付将来商业上的竞争，中学生拚命朗诵一份上市公司狗屁不通的中文年报，那是笨蛋。为了提高作文造句的技巧，中学生捧着一本《古文观止》随兴翻读，那叫识趣。
（二）
听说，特区政府主管教育部门的官员都主张学生的语言不要混杂，中是中，英是英，一句话里有中有英是不好的。这样追求「纯」当然不错，却也不必过分苛求，不必硬性规定，让学生慢慢摸索，老师从旁提点，反而从中学会中英互译，收一石二鸟之效。中文英文真正好的人，常常会发现有些意念或构想中文难以表达，英文一说即懂，或者英文千言万语，中文顺手拈得。这也是语文有趣的地方。张爱玲的中英修养深厚，文章漂亮，可是，写中文信常常插进英文字句，读来或见深意，或见苦心，她给夏志清的那几十封信里随处都有：「缺少information使你更棘手，真对不起」；「你帮别人的忙反而觉得guilty」；「非常感激你给我的impetus，这是真话」；「我想预先make sure你提一声像中国诗画的手法」；「事实是这本书的pay-offs都在最后」；「请人endorse，中国人讚中国人他们不相信的」；「匆匆先squeeze in这封信」；「鸨母说买小女孩是个gamble」；「别的所有available写序材料都请你斟酌」；「曼桢世钧重逢本来也是这样，不过写得perfunctory，没精打采的」；「像做侦探一样，thrilled得不得了」；「我的credibility gap要等研究红楼梦的东西登在此间刊物上才会好一点」；「我找事是个chronic case而不是急症」；「因为这像solve a puzzle」；「我的收入需要last indefinitely」；「所以你写序请尽管take your time」。中文英文都可以拿来玩，张爱玲玩得真有趣，哪像在竞争？
姓董的
（一）
「董」不是大姓。我姓这个姓，原本稀罕，颇为自得，以为甚贵。自从董建华先生当上特区首长，「董」字泛滥，天天见报，日日广播，骄矜之气顿成众口之的，起初很不习惯，慢慢接受现实。查「董」字是监督之意，「董之用威」也。「董」字又训「正」，《楚辞》所谓「余将董道而不豫兮」，说自己虽然见先贤执忠被害，依然正身直行，不犹豫而狐疑也。「董」字又是董事之简称，如校董。从这些解释看，董建华一步登天，当也合理。历史有名的董姓男女不多，最浪漫是文学故事里的董永和明末名妓董小宛。董永无力葬父，卖身为奴，后来与天上织女结为夫妇，织女十天内织锦百匹，为他赎身，织毕凌空而去。董小宛名白，做了冒辟疆的妾，清兵南下，双双辗转於离乱之间达九年，劳顿过度而死，辟疆的《影梅庵忆语》追忆温香岁月，写得淒美得要命。
董姓从政的古人董卓最有名，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曹操与袁绍等起兵反对，他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为太师，残暴得很，纵火焚洛阳周围数百里，破坏生产。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三国演义》中还有美歌妓貂蝉施连环计离间董卓和吕布，好戏连场。当代大名鼎鼎的政坛人物当数董必武。还有一位董振堂反蒋加入工农红军，一九三七年国共交战中战死了。八路军里的那位董存瑞一九四八年托起炸药包顶在一座桥的桥身，猛拉雷管，炸毁碉堡，壮烈牺牲，部队党委授予他「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故事拍成电影。当年名导演宋存寿常开玩笑说见了我就想起董存瑞，因我本名跟这位八路英雄只差一个字，我只好答以「妈的」。
（二）
春秋晋国史官董狐在史册上写了一句「赵盾弑其君」，世代誉为「良史」，千秋留名。话说晋灵公十四年，晋卿赵盾因避灵公杀害而出走，未出境，其族人赵穿杀灵公，董狐认为责在赵盾。当时赵盾实有不在犯罪现场之确凿证据（alibi）。清初写《西游补》小说出名的是董说；明亡后化做和尚去了。讲学问自然只数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其天人感应之说不知造就多少后世学者。画家先是五代南唐的董源，江南人画江南景，迷倒几代人。到了明朝，董其昌又画又书，可惜我看不懂他的画好在哪里，字倒是大大的好，至今还珍藏先严传下来的董帖，霉得一碰就烂了，只得远观，封皮是先严的一手何子贞行楷。我小时候搞不清楚北苑、玄宰、思白、香光到底谁是谁，反正都姓董；一度还以为董巨是一个人名，后来才知道「巨」是巨然，发展董源的水墨山水，真麻烦。最冤枉是《西厢记诸宫词》的作者董解元，生卒年及名号籍贯至今都不详，只用当时读书人通称的「解元」代之。写一部书写到有个简称叫「董西厢」，实在蛮雅的。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找出两个姓董的，一个是会测字的军官，给纪晓岚测字卜祸福，灵得出奇。一个是姓董的佃户，养一头有灵性的老水牛，想卖牠去宰了，牠竟跪在老主人的坟前哀鸣，感动了董家，养牠到死。高阳译此篇成白话，有一句说：「姓董的不是坏人」。
文字下酒，吃得风流
（一）
科举制度中为新科进士举行琼林宴，二人一席，每席各摆乾果十几盘，进士拜揖入座，坐定了马上又起拜辞去，乾果则由伺役一抢而空。丛碧先生说那彷彿戏台上的饮宴，假的。清朝的御膳也摆了几十品，皇帝面前数味还可口，再远的都馁败恶臭了。宫廷赐宴餚馔满桌，但照例不能举箸，少坐起，谢恩出，假的。当时有这样的口号：「光禄茶汤，武备院刀枪，翰林院文章，大常寺笙簧，钦天监阴阳，太医院药方」，全是样子货！民以食为天，民间吃的比天子吃的要美味得多。真会吃的人通常都是有学问的文人墨客，不轻易写食经。随园老人写过，甚可观，不似时下骗吃骗喝的食谱，不见文化。
逯耀东新篇《港人食乜嘢》说到九龙丰泽园是他师父牟润孙先生家的同和居南来的小徒弟开的，非常尊敬少东家，逢年过节都向少东家敬菜，逯耀东在师父家吃过丰泽园孝敬的煨排翅，师父说是炭火煨三天而成，前后用了三块火方和三只鸡，鱼翅滑糯，汤汁浓郁。丰泽园是牟润孙先生当年的餐厅，他跟随师父在那里吃过不少京菜，并经师父讲解，得以一窥京菜门径。我不是牟公的学生，却也沐过这样的春风。老人家真会吃；菜好，话自然更多了，从老北平讲到旧香港。那时候我们常去的已不是丰泽园，是北京城，经理是曲先生，师傅姓周，逯耀东说他原是豪华楼的首厨。周师傅的糟蒸鸭肝和油爆羊肉真是上上妙品。还有炒虾脑，别处吃不到。连烙饼都特别好吃。有一回，夏承楹和林海音先生来港，我带他们去北京城吃晚饭，请了牟公做陪，周师傅的绝活都耍出来了。夏先生、林先生和牟公边吃边聊旧北京的旧事，夜阑兴尽而归。他们聊天，比《城南旧事》电影版更好看、更好听。
（二）
五六十年代物质匮乏，吃馆子几乎是伤天害理的事，吃吃喝喝跟逛窑子一样缺德。在台北认识一位老先生天天在一家北方馆子开饭，碰到邻桌有熟朋友，经常大声要伙计好好侍候，还说：「全记在我账上！」好大的谱儿。其实，我看牟公在熟馆子里吃饭也不是现吃现给的，都等逢年过节才上门结账。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北方穷苦人家来了客人弄些清淡的下酒菜也很好吃，「那叫文化！」他说。我说想必是家里娶了个《浮生六记》里的芸娘。牟公听了哈哈大笑。
真的，《元曲》里读过周德清《折桂令》说：「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什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浆甕儿恰纔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儿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桂攀花。」忍着飢肠还凑得出这样好的小曲，文人确实会用文字下酒。意大利艳星苏菲亚罗兰身材剔透，说是全靠吃意大利麵条，还要像真空吸尘器那样吸来吃（“Everything I've got I got from eating spaghetti. You try it... Spaghetti can be eaten most successfully if you inhale it like a vacuum cleaner"），吃得风流。
阅微志异
（一）
高阳好像格外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有一段时期写文章常常想到《笔记》，借题寄意。《杨绛与她的＜六记＞》里引杨绛说她一向不问有鬼无鬼，反正就是怕鬼，没想到「三反」中整个彻底变了，忽然不再怕鬼，夜里十一、二点独自一人从清华的西北角走回东南角的宿舍，竟一点都不怕了。高阳於是想到《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个故事，说是乾隆年间工部尚书裘曰修的赐第是前明宰相周延儒的故居，以后又成了吴三桂之子吴世璠的府第，周、吴都死於刑戮，所以此屋是京师凶宅之一，有一间屋子常闹鬼，只有琴工钱生不怕，因为钱生极丑，有人开玩笑说鬼也怕钱生。高阳说，杨绛本来怕鬼，「三反」后一点不怕，「正以经历了三反时，中共干部比鬼还可怕的狰狞面目；相形之下，鬼就毫不可怕了」。
高阳的《阅微新记》一文说纪晓岚的大著作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消遣之作的《阅微草堂笔记》似乎更引人入胜。他认为此书光怪陆离不可方物，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同工，他於是用「现代的语言」翻译了若干精彩片段，要我们看看两百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怎样的几个观念在支配」。他译了《柳青》、《测字奇验》、《牛救主》和《菜人两则》。《菜人两则》的第二则是这样写的：
当五省大饥荒时，有人经过山东德州，在一家旅店进餐，看见一个裸体的少妇，伏在大砧板上，手足捆住，屠夫正在用水洗涤；那少妇面上的表情恐怖极了。此人大动恻隐之心，出钱赎了她的命，少妇释缚起身，此人便帮她着衣服，无意中触及她的乳房，少妇顿时变色：「你救了我生命，我终身服侍你，亦是情愿的。不过可以做奴才，不可以做小。我就是不肯另外嫁人，所以卖到这里来。你怎可以这样子轻薄？」说完，她将正要上身的衣服，往地上一掷，仍旧伏身砧板，闭目等死。
客人一番好意，不想招来这一顿羞辱，交易自然告吹。屠夫恨她不过，活生生割下她身上一块肉，少妇终无悔意。
（二）
传统中国的贞节观念是一束非常深奥複杂的思想体系，只能从历代正史野史乃至民间传说的无数大小个案去摸索个中的信息，很难归纳为贯彻始终的一套通则。清代沈起凤《谐铎》中《节母死时箴》的节母临终召孙曾辈媳妇，嘱吩她们万一青年居寡，自量可守则守之，否则上告尊长，竟行改醮。她说她十八岁居寡，冷壁孤灯，颇难禁受。见表甥貌美，下榻外馆，不觉心动，夜半心猿难制，几次移灯出户，终於长叹而回。倦而入梦，梦见自己到了外馆与表甥各道衷曲，携手人帷，帐中坐着一个首蓬面血的人，拍枕大哭，「视之，亡夫也」！这段故事最足以概括贞节迷雾中的女性心理，宜古宜今，寓意远比伏身砧板的少妇故事深沉得多。
点亮案头一盏明灯
（一）
早岁家中书房集藏好多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包罗万象，朴素实用，确是跟我一起走过成长之路。后来到了台湾，又买了许多那边商务补印的《丛书集成》，粗粗的书皮，淡淡的墨色，翻阅轻便，彷彿夜雨秋灯，故旧重逢，剪烛闲谈，惬意得很。「万有」当是「万物」之意，徐渭《坐卧房记》说的「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观万有，通昼夜，一梦觉而无不知。」读这些文库、丛书，我常常会想起王云五在商务的业绩，觉得这样的读书人，实在体贴周到得可爱。我十一、二岁学会他的「四角号码查字法」，背熟了那首《对照歌》：「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有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省却部首查字的苦事。照片里王先生矮矮胖胖像个大冬瓜，有一次在台北重庆南路见到这样一位老先生走过，几个同学都说那是王云五。我起初半信半疑，后来也跟大伙儿一起相信了，回宿舍夸说我们见到了王云五！
商务当年编辑《万有文库》的时候，听说得到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有蔡孓民、胡适之、吴稚晖、杨杏佛、张菊生、高梦旦等三十多人。一年多之前，渖阳的辽宁教育出版社决定承继老商务《万有文库》的优良创意，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为读书人点亮案头一盏明灯。他们邀请我做《文库》中「近代文化书系」的学术指导，我答应了。这套书的总顾问是陈原、王元化、李慎之、任继愈、刘杲、于金兰。「传统文化书系」的学术指导是顾廷龙、程千帆、周一良、傅璇琮、李学勤、徐苹芳、傅熹年、黄永年。「近代文化书系」有金克木、唐振常、丁伟志、黄裳、劳祖德、朱维铮、林载爵和我。「外国文化书系」是董乐山、殷叙彝、陈乐民、蓝英年、汪子嵩、赵一凡、杜小真、林道群。
（二）
前几天，出版社终於寄来了一个大纸盒的《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一批共八十本书，设计得很清雅，每本不过两百多页厚，薄则如《西厢记》之七十几页，翻读都很轻便。《缘起》第一段话点出了承先继后的精神：「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六十年前，商务出廉价简装的《文库》，销售以图书馆为主要对象；新世纪的《文库》销售对象会广泛得多，虽然，他们说，在这「豪华本」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向读者提出「你的简装书来了」，不免悖时。「近代文化书系」收的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三十年间学人著述，以及一九四九年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他们觉得加上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因为这样，他们既收了苏雪林的《唐诗概论》，也收了蒋梦麟的《西潮》。
这几年来，我一直想读叶恭绰先生的《遐庵谈艺录》，寻遍坊间不可得，大为沮丧。这次看到《文库》里有一本叶先生的《矩园余墨》，收其晚年所写序跋上百篇，多涉掌故遗闻，又附其纪书画绝句二十六页，不禁急急翻读，虽然耽误了整个晚上的工作，还是值得：遐庵先生实在太渊博了。
步周德熙文化之叹原韵
（一）
特区政府文康广播局长周德熙坦言香港从来没有一套文化政策，过去的殖民政府根本没有兴趣鼓励市民爱中国、宣扬中华文化、提高民族意识。他抱怨文康广播局既不涉文化，局长更是无兵司令，推动文化毫无实权又缺乏资源，大部分资源都给两个市政局佔去了。他於是建议政制事务局检讨两个市政局架构之际，应该彻底考虑文化艺术资源的分配和架构重整的问题。周德熙自嘲是个改错名的官，人人以为衔头上有个「文」（culture）字，他一定是负责文化政策了，其实那是个美丽的误会：「但我不喜欢假、大、空，那个『文』字应该取消！」
我跟周德熙只有一面之缘，谈不到三五句话，多年来只从他做官的作风和办事的举措看出他的平实和诚意，觉得他这次向临立会文康广播事务委员会简述《施政报告》内容的时候发了这一番慨叹，当是由衷之言。听说，周德熙当时甚至谈到很多人嘲笑对中华民族骤生感情者为「忽然爱国」，他觉得爱国无罪，讲爱国不必顾忌。他说他这次到上海参加全运会闭幕仪式，从领导人到全场观众都热烈鼓掌欢迎特首和香港代表队，连李丽珊都说感到很激动，真真正正感到自己是中国人。我相信周德熙的激动和感动是真情的流露。我有几位在香港长大的朋友说，回归大典看到国旗徐徐上升、国歌悠悠奏起，感动得泪眼模糊。我记得一九六○年第一次在台北总统府前看国庆阅兵跟一九八四年在北京天安门前看国庆阅兵一样感动，「真真正正感到自己是中国人」。在这样壮观的国家庆典里，老百姓都忘掉了政党和政府的恩恩怨怨，台上的蒋介石和邓小平象徵的是中国的领袖，不是党魁，不是总设计师。我甚至相信周德熙这次在临立会上不惜对自己官职的鞭笞，不啻对香港的文化传统的反省，多多少少是上海之行的余烬之耀：文康广播局在香港做过什么宣扬优秀文化的工作？两个市政局为香港营造过多少文化气息？
（二）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报上说，上海市有关部门经过半年寻访发掘，在上海市中心的卢湾区初步整理了首批二十处近代名人故居。报道说，臬兰路有一座两层楼的花园洋房，一度是少帅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旧居，楼内现在还挂着张学良的画像。张氏是军政人物，在中国现代史上自有影响，加上「赵四风流朱五狂」的一段韵事，他的故居善加保留，的确可以给上海市营造历史景观，增加旅游卖点，但也远远不及艺文名人故居那样具有浓烈的文化价值。报道中所说的淮湾坊内，原来有一幢巴金住了十八年的老房子，他的《春》和《秋》都是在那里写完的。还有南昌路的一间旧宅，曾经是徐志摩与印度诗人泰戈尔两次会面的地方。思南路八十七号，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名之为「梅花诗屋」，他寓居此处期间，拒绝为日伪演出，留下「蓄鬚明志」的佳话。梅兰芳画的梅花我见过不少，真正好的流传不多，「梅花诗屋」的斋名倒是别緻的。报道最后说，教育家陶行知住过重庆南路五十三号内的三楼亭子间；张大千、刘海粟曾经在马当路一幢房子里潜心创作；沈从文、丁玲、胡也频在淡水路一幢旧楼里做着文学梦。上海市有关部门发掘整理的这些前尘影事，正是大都名城不可没有的华丽的沧桑，也是对文化人的蕴藉的礼敬。录此聊供周德熙消愁。
二十八袋麵粉的惆怅
（一）
内地各省朋友寄书来，总是包了好多层纸，生怕封纸薄了磨损了书。我收到了总是一层一层慢慢拆，惟恐撕破了内层的旧报纸旧书页，那些印刷品往往很好看。有一次，我拆开的一张是文玩老店清秘阁包东西的黄纸，「清秘阁」三个大字是吴昌硕写的匾额缩小，印红褐色，底下衬着他论篆刻的小楷原稿，印绿色。这家老字号是乾隆年间开的买卖，听说是乾隆皇帝的周姓奶妈的儿子开的。《文物话春秋》里说，乾隆皇帝四五岁还舍不得让周嬷嬷离去，他二十五岁登基之后，有一年过生日思念周嬷嬷，召她进宫。周嬷嬷谈起自己儿子想做买卖，乾隆爷说：「你家可开个南纸、古玩铺。」立刻下旨由周家承办六部衙门的文书办公用品，朝廷中央行政机构办公用品由周家包。铺子门外挂的「清秘阁南纸店」六个大字匾是阿克敦所书，神气十足，乃最佳之欧体书法，列为北京名匾。吴昌硕后来写的挂在店堂内，当然也是好字。清秘阁做的八宝印泥是秘方监制，连袁世凯、蒋介石都用他们的印泥盖章。我到北京没有去清秘阁，知道了周奶妈的故事之后对这家老字号很好奇，捡到这样一张印着吴昌硕匾额的纸，高兴得很。收到书是乐趣，拆包书的纸也是乐趣。
昨天收到北京丁聪先生家里寄来的书，我拆得一张九七年十月九日的《北京晚报》，也读得很开心。报上有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的是几个小孩在房顶平台上打乒乓球，说明说是每当夕阳西下，山西省平遥县城内北大街二号院内的房顶上，不时传出「乒乒乓乓」的声音，登高一看，原来是一群孩子在打乒乓球。这张标准乒乓球台是居民赵明中为孩子们买的，地面空间有限，乒乓球台只好在屋顶上「安了家」。真有趣：《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姨太太也在屋顶上唱京剧。
（二）
上海《新民晚报》的戴逸如给我寄来他新编的两版《人物》，看到一篇罗雪村写的《离梦踯躅恋旧栖》，说的是作家翻译家叶君健在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里的三合院。那是叶君健五十年代从英国回国后以二十八袋麵粉的价格买下来的房子，原是清朝一位太监的马房，虽是泥地土院，却非常幽静，适合叶君健写作和妻子养病。叶老夫妇在那里一住四十多年，完成了许多翻译作品、散文、小说和童话。他们不断用赚来的稿费美化这个小院，「每临夏秋时节，主人当年栽植的柿树、枣树枝叶繁茂，绿影荫屋；还有满庭葡萄和玫瑰，更是苍逼翠沁，一院清凉」。叶君健一九九二年搬到单元房去住了，小院移交给第二代和第三代人，两老偶然回去整理书房，斜靠在藤椅上眺望夜空和繁星。
香港房子越来越贵，始终不是清清白白的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所在，二十八袋麵粉换不到几块砖头。乾隆爷早升天了，我们又不是周奶妈家里的人，没有人会叫我们去开个清秘阁，藏下那一张发黄的包书纸，闲来看看吴昌硕写的那三个字，就算是望着夜空和繁星了。徐訏先生当年常说：「在香港，找个歇脚的地方都不容易啊！」
小东西的上帝
（一）
十九世纪上半叶伦敦社交名媛Lady Blessington像一幅画那么秀美，诗人拜伦说她又有才情又标致，连晨起都好看（“very literary──and very pretty， even of a morning”）。拜伦一八二三年在意大利北部港市热那亚第一次见到她不禁惊艳，他们一连六个星期天天见面，翌年拜伦过世。婵媛伤怀，命都不长，但他欣赏美色有这样细腻的心得，断非偶然，Lady Blessington显然丝毫不俗。美国诗人 Nathaniel Parker Willis一八三一年在她的伦敦新居里认识她，马上在美国报纸的专栏里撰文称讚她年届四十却体态丰盈而不失玲珑之姿，肌肤雪白，眉发色浓，彷彿少女之细緻鲜嫩；说她蓝色缎子的衣服裁得很低，褶层缠绕前胸，越发露出两边肩膀之圆浑洁白，不啻剔透之浮雕（“Lady Blessington is now [she confessed it very frankly ] forty， her person is full but preserves all the fineness of an admirable shape and her complexion [an unusually fair skin with very dark hair and eyebrows ] is of even a girlish delicacy and freshness. Her dress of blue satin was cut low and folded across her bosom in a way to show to advantage the round and sculpture-like curve and whiteness of a pair of exquisite shoulders ...”）。她那时已经孀居多年，家中客厅是伦敦文人艺术家的沙龙，夜夜鸿儒满座，高谈阔论，都为她的秀外慧中倾倒。她的第一部小说The Repealers一八三三年出版；研究拜伦侨居国外生活的人不可不读她的A Journal of Conversations with Lord Byron；她后来所写的法国、意大利游记也深受重视。
（二）
传统英国文学的贵族气息向来浓郁：洋溢书香的沙龙是灵感的泉源，名门红袖的交往是文名的温床。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写府第管家的小说The Remains of the Day依然脍炙人口，正是人们对精緻文化之眷恋所致。进入九十年代，经常去伦敦的人都会发现英国沉闷高贵的氛围慢慢消散，代之而兴的是万国意识（cosmopolitanism）和商业心态（commercialism）。伦敦人学会忍受各地移民开创的缤纷夜市和周末买卖，整个市面失去了几百年历史的秩序与规矩，换来了的是现代大都会的生机和动力。戴安娜葬礼的盛况显示出英国人对蓝色的血的叛逆精神：白金汉宫离开街角印度人开的平民杂货铺太远了。於是，今年的英国文艺大奖Booker Prize颁给了远在印度的女作家ArundhatiRoy的The God of Small Things。三十七岁的洛埃氏没有Lady Blessington的艳光。书中一位基督徒女人和一名低下印度人的几场性爱描写惹出官司，她的锐利的眼神和坚毅的嘴唇没有流露丝毫妥协的心意：「只有在我有另一本书可以写的时候我才会写另一本书」（“I'll only write another book when I have a book to write”）。她相信她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得奖小说写的是下一代掩饰母亲与低下印度人的恋情，隐隐约约影射洛埃氏自己母亲的故事。母亲只有一个，她说她或许要等到九十岁才会写另一本书（“I probably won't write another book until I'am 90”）。小说杜撰故事的年代也许会慢慢消亡了；多产作家的辉煌岁月也许会慢慢过去了。亲身经历的纪录才是文学作品的神髓。Lady Blessington华丽的沙龙早就曲终人散了：这是小东西的上帝的年代。
「读书比杀猪容易」
（一）
巴金主编的《收穫》七月号里有一篇陆键东的《迷失的一个群体》，说到一九五一年夏秋之间，北京大学十二位知名教授及教员发起了一个「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那年九月七日，马寅初致函周恩来，写下了十二位教授的请求：「他们决定敦请毛主 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那时，中共执政刚两年，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也许正感受到一丝丝春风的薰陶，也许开始遭遇到一点点西伯利亚的寒意，觉得必须让党来芟除自己意识形态荒园里的杂草。刚刚执掌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校长说：「北京大学到底是北京大学，学生和大部分教员思想都很有进步」；「北京大学教师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光荣的革命传统，自然愿意接受一切新思潮」。於是，教授们纷纷学金岳霖「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学蒋荫恩说「我要彻底改造我的思想」。辅仁大学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说：「其实多识几个字、多念几部书，有什么了不得。况且所谓知识分子，知识并不见得完全」。鼎鼎大名的梁启超的鼎鼎大名的儿子梁思成发表六千字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饱蘸着痛悔的泪水对自己的大半生作了批判性的回顾，不留情面地全盘否定了自己其实很辉煌、很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前半生」。他说他无条件崇拜他的父亲，受了父亲的爱国教育，「但我的爱国思想的内容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
（二）
这是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特徵」：「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利用知识分子。五十年代中期北京举行的「关於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闭幕的那一天，毛泽东出来作了讲话。他说：「我们在经济上和科学上都还没有独立，重要装备自己不能造，大机器不能做，小的也不成……要建设就要有科学文化，有的人说：『没有你们也行，老子革了一辈子命。』这是不对的，没有他们是不行的。」毛泽东说那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的专家学者、教授导师是「国宝」，还说了一些反话：「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
在适当的时候，毛泽东好几次说出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反感：「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康生顺着主席的气焰说，资产阶级教授常以读书吓唬青年，教条主义者常以读书吓唬工农，「主席说过读书比杀猪容易，杀猪，猪会叫会跑」。毛泽东自己读书多，晚年书房里那一大堆书都不是装饰品，可是他说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读书多了就做不好皇帝。他甚至说：「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北京大学那十二位知名教授居然还要敦请主席出来当教师。
「学辜先生的英文」
（一）
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自号「东西南北之人」：东瀛娶妻，西欧留学，南方出生，北京定居。蔡元培主北京大学之时，聘请这位长辫马褂的国粹派大学者为北大文本科教授，并让他在英文门研究所主讲英诗。老先生精通英、德、法和希腊语，操一口漂亮的英语，生於马来亚槟城，在苏格兰爱丁堡拿文学博士学位，却宣扬尊王尊孔，满腔遗老的愤慨。北大新潮派学生大力攻击这位老古董，蔡元培开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刘先生者，北大旧派教授刘师培也。《古都艺海撷英》里有两篇靳飞写的辜鸿铭，引了《负暄续话》作者张中行先生形容辜鸿铭书法的话，说他字颓败，正如其人之怪，「十几个汉字，古怪丑陋且不说，笔划不对的竟多到五个。但是我想，这出於辜氏就再合适不过，因为，如果竟是赵董或馆阁，那就不是辜鸿铭了。」
（二）
辜先生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历代闽南闽北人精通翻译精通外文的名人不少，以前前辈们常常藉此勉励我不要糟蹋冥冥中的这一丝天份。我於是傻乎乎的读遍严复林琴南的译作，也读遍林语堂的中英文著述，后来还亲眼看到黎太太林太乙女士的英文又快又准，吓得闭门思过三日。辜鸿铭的英文拉杂看过一些，印象不深，反而很记得王国维评辜鸿铭译《中庸》的话，说辜氏此书是解释《中庸》之书，最能深知《中庸》之真意；「若视之为翻译之书，而以辜氏之言即子思之言，则未敢信以为善本也」。王国维举了几个例子阐释此说，指出辜氏为求译文前后呼应，不惜牺牲原文原意，比如以「性」为law of our being，以「道」为moral law。王氏认为不如译为essence of our being或our true nature为妥，而moral law则不如说moral order为佳。我没有想到王静庵的英文那么好，也没有想到他对西方哲学认识那么深。他说辜鸿铭译文常常以西洋哲学解释《中庸》，最显著的是「诚则形，形则著」数语的译法：
Where there is truth， there is substance. Where there is substance， there is reality. Where there is reality， there is intelligence. Where there is intelligence， there is power. Where there is power，there is influence. Where there is influence， there is creation.
王国维进一步指出「隐恶而扬善」，辜氏译之曰：“He looked upon evil merely as something negative，and he recognised only what was good as having positive existence.”他说此处辜氏又以西洋哲学解释古书，根本忘了此节不能有此意也，盖positive和negative乃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上的一种思想。他甚至说辜汤生这样做是断章取义以读书，「吾窃为辜氏不取也」。辜鸿铭学问的确好，西学尤其通达，文章的铺陈和应对之技巧都带西人之辩才。这是他最大的本事。王国维正经，没有他俏皮，要抓他小辫子有何难哉？然则这个同安人终於输给海宁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