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 是20多年前由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先生的倡导而重新开设。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看似对“文革”教育后遗症的治疗和补救，实是对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照搬苏联模式的局部否定。照搬苏联教育模式肯定是弊远远大于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至今对此并未像对待“文革”那样加以否定。在高校管理、课程设置等方面，苏联教育的影子还时时可见。而这对“大学语文”的开设是十分不利的。

匡老倡导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国高等教育受西方影响又越来越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分学科，不分对象的对外语的过份强调，英语的四、六级考试便是这些年刚性化了的。它的重要性不仅超过“大学语文”，甚至超过任何一门专业课，使我们快忘记我们的学生是哪一国的公民了！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但我不赞成把开放庸俗化为丢掉中文学外文。母语水平不高，外语也不可能学好。学生课业负担很重，刚性的课程太多，学生的学习并不愉快。

影响“大学语文”学习成效的内部原因有四：一、领导者的胆识；二、教师的学识，教学水平及敬业精神；三、教材的质量；四、配套的教参、电子教材是否完善，教学手段是否现代化。

学校领导大都是两部分人：一是自然科学家或某一学科的专家；二是从做学生工作出身的党务工作者。他们中不可能都具有匡亚明、扬叔子、张岂之那种胆识和学养。因而，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全国绝大多数的“大学语文”教师不太可能像华中科技大学同行那样受器重，要学会在较小的生存空间里发展壮大自己。

近年来，大学语文教师的年轻化，高学历化是十分可喜的。但这些同志对“大学语文”教师的工作未必都很满意，未必每个人都想在这一岗位上干一番事业，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职业、一份工作，随时准备“开溜”的也大有人在。要让别人看得起“大学语文”教师，我们首先得自己看得起自己，看得起自己的工作。我在《大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前言（该文载《中国大学教学》2004年4期）中列举清华大学建国前历年任“大学国文”的教师名单，其中如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沈从文、王瑶、朱德熙、吴组缃等，我们又何敢瞧不起他们？职务的高低并不是决定人价值的唯一尺度，更重要的是你在这个位置上干得如何？吴仁宝只是华西村的支部书记，七品芝麻官也算不上，他把华西搞得那样富庶，安居乐业，成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样板，谁敢瞧不起这个泥腿子村支书？他不是应该比一般的部长、省长更令人尊敬吗？不论大事、小事，做好了才是好事。

自1996年华东师大编出9单元本教材以来，《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处于失控状态，仿佛平王东迁以后的春秋时期，诸候林立，也确有几种水平很不错。最近，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先生等大牌教授也加入到编写行列，相信三五年后，《大学语文》教材会进入“战国时代”，留下“X雄”，希望永远不要出现秦灭六国的局面。中国之大，一门用得很多的教材，一统天下就难于发展，也不会与时俱进。过去的“一统天下”不好，于今的过于分散（自编教材中确有一些质量不高，并无新意）也不好。“课本”是“一课之本”的提法，尽管尚可斟酌，但其重要性是不容忽略的，低水平重复的状况是“大学语文”课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学手段现代化势在必行，多媒体教学已相当普及，网络教学也已随国家精品课建设日益普及，而逐步成为电大、夜大、自考、网大主要教学手段，也可成为全日制高校的一种辅助手段及第二课堂 。近年来我带领南京一些高校的中青年教师共同建设“大学语文”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实践，使我深感现代教育手段的必要性。它不是妆点门面，不是赶时髦。我年过半百，虽对电脑知之甚少，也已光盘不离包、U盘不离身。外出讲学，在多媒体教室上课已成了我的先决条件。但*一所学校的几个教师，做全面系统的电子音像教材、网络课程是有难度的，财力也是不容许的。近两年参与东大牵头的系列教材编写、审稿、音像制作、网络课程建设、教参及辅导材料编写的便有近50所高校，100多名教师，其中“211”重点高校20多所，正教授近50人。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

大学语文改革中，我们既反对垄断也反对越分散越好的倾向。我们的目标是以最好的精神食粮、最好的教材、最好的师资、最忠于职守的教学态度、最先进的教学手段（当然受各校物质条件制约）服务于全国的大学生。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学素养，尽其微薄之力。

王步高
200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