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教育部并未强制规定将大学语文定为高校必修课，但必修之风却迅速波及全国……

“我搞了三十年的大学语文，眼看着它从几所学校的自发行为变成了全国高校的集体行为。现在教育部大力支持，全社会赞成，我真是很欣慰。”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92岁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徐中玉坐在嘎嘎响的藤椅上，手里拿着自己编的大学语文，满脸笑容——这是文革之后我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

5月10日，《北京晨报》登了一篇不起眼的报道：“以前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现在汉语不及格也不能毕业。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等多家学校把语文课列为必修课。”报道被转载后，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5月11日，教育部网站刊发声明：“因高校课程设置问题涉及高校办学自主权范畴，教育部并未对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开设做硬性规定，该课程如何设置由学校自行决定。”

自此，事情变得扑朔迷离。南方周末记者就此展开调查，采访了一直在推动大学语文成为大学必修课程的背后推手———教育部全国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洪和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齐森华。

“通知”背后

“媒介的报道太简单了，没有讲清楚基本事实。”对大学语文成为大学必修课程引发的社会争论，陈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7年3月12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以“教育部司局函件”的形式，下发《关于转发〈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的通知》，致函给各地教委和教育部直属高校，请各地结合本地区、学校实际，认真做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在这封编号为“【2007】38号”的教高司函后面，还附上了一份5页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

陈洪说，这个研讨会跟去年中央公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有关，纲要提出：高等学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印象中这还是国家第一次提到要加强语文教学。”

教育部发起并委托中文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大学语文研究会合作召开研讨会。研讨会2006年11月4日在湖南文理学院召开，与会者有七十多人，包括两家主办方，部分高校人文学院和文学院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负责人等。“高教司副司长杨志坚和文科处处长刘向虹也参加了这个会议。”齐森华说。

在两天的会议里，专家围绕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主要问题、培养目标以及大学语文教学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大家一致呼吁，应该把大学语文当成大学课程里的公共必修课。

“教育部的领导也很支持，考虑到现在强调高校办学自主权，不宜强行规定加强大学语文教学，所以最后就以纪要加通知形式，作为高教司第38号文件正式发到各高校。”齐森华解释了媒体没有弄清的“基本事实”

接到通知后，各地高校反应强烈，北大、南开、清华、北航、华东师大等学校马上采取行动，把大学语文列为除中文系以外的学生必修课。华中科技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也因此出现了“语文不及格不能毕业”的说法。

根据新浪网关于“是否支持将语文列为大学必修课”的调查显示，38842位参与调查的网友中，90.2％的网友支持全面开设大学语文课。

陈洪分析教育部之所以会发表5月11日的“声明”，是担心有“负面影响”，“现在国家对学时有限制，各学科都想增加自己的学时，要增加大学语文为必修课，意味着减少其他课程的学时。而且教育部现在主要职能是指导办学，没有强迫执行的行政权力。”

1402种教材

大学语文成为必修课程，最高兴的是出版社。

据某权威图书馆提供的资料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馆藏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及有关教学图书有1402种，用于现在大学语文教学的教材在400种左右。“大家都不敢相信，可这是事实。一门课程有这么多的教材，这样的事情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但是在我们国家就发生了。”齐森华说。

1952年我国采用前苏联教育模式，高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后，大学语文作为公共课程从此消失，中断了近三十年。1978年秋天，南京大学恢复了大学语文课程，校长匡亚明对当时的语文教材不满意。徐中玉刚刚摘掉“右派”帽子，匡亚明主动和他联系，希望两校合作，编写一本高水平的教材。

1980年10月，徐中玉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与南京大学在上海召开“大学语文教学讨论会”，全国二十多所高校参加，经过讨论，与会代表制定了教学大纲，拟定了教材篇目，成立了教材编审会，筹建大学语文研究会，并在上海、合肥、济南、杭州开了四次编选会。1981年2月由徐中玉和匡亚明在上海审定完教材，交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自此，全国部分高校逐渐恢复大学语文的教学。

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加上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出版以后到2005年光正版就卖了1700万册，各出版社见《大学语文》有利可图，一拥而上，几百种不同版本的《大学语文》就这样出现了。

“一些大学里的编写者靠这个可以作为学术成果评职称；还有些大学的教材是自编自售，获取经济利益；规模小一点的大学几所联合起来，也能够消化掉自编教材。”齐森华说。

据教育部全国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去年8月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在目前全国一百多所高校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当中，由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约占市场的30％；南开大学教授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南京大学教授丁帆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东南大学教授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等5种教材占市场份额的15％，其余55％为其他品牌的教材。

华东师大出版社副社长缪宏才担心的是，在大学语文普遍成为高校公共必修课之后，地方自编教材会越来越多。

齐森华说，现在的《大学语文》虽然品种多，但看上去却很相似。在他搜集的五十多种教材里，从框架到编选的文章、注解、思考题，大同小异，大多都是抄来抄去。

东南大学教授王步高在研究会上他呼吁说，如果要面向所有大学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课，教材出版必须有一个准入机制。

目前，这一呼吁已得到教育部的认可。在陈洪看来，比较好的办法是由教育部出面，对目前正在使用的几百种《大学语文》组织最高水平的语文专家进行评审，选出五到六种大家认为质量最高的教材，淘汰那些质量低劣的教材。

谁来教怎么教

据齐森华估计，从2007年9月起，几百所高校将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程，大家推广大学语文的积极性也很高，对这样的热潮，无论是徐中玉，还是齐森华和陈洪，在短暂的兴奋之后，更多的是忧虑。

“现在的学生不喜欢语文，这个结果必须由老师来负责。大学语文这门课对老师要求很高，同样一本教材，有的人教得非常好，换个人就索然乏味。”徐中玉说，怎么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把课讲得优美动听，是语文教学成败的关键。

1934年，徐中玉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两年小学教师后，考入当时的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我在山东大学读书的时候，给我们上大学语文课的都是老舍、叶石荪、台静农这样的老师，他们的课不仅有很多活泼的比喻，还拿自己的创作举例。”

现在的问题是，到哪里再去找老舍那样的老师？1952年以前，各大学都是让本校最好的老师教大学语文，但随着院系调整，文理科分家，大学语文取消，这些老师不是到图书馆去工作，就是改行当了秘书。到1980年代，各大学想恢复大学语文时，突然发现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老师任教———他们不是去世了，就是年岁已高。

齐森华更加焦虑的是，能教大学语文的新老师也不会多。

目前全国大学语文教学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设立大学语文教研部(室)，专门负责学校的大学语文的教学工作———但大学语文是基础课，很难出科研成果，教师的职称很难得到解决，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改行搞专业研究；另一种是没有专门的大学语文教研室，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依托中文系各个研究方向的老师轮流讲授，这些教师学有专长，教学水平和效果比较好———但对课程建设缺少全面长远的考虑。

惟一的好变化是，许多新毕业的博士、硕士进入了大学语文教学岗位，但问题也很明显———根据大学语文研究会调查，4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占了60％，讲师和助教占了一多半。针对这样的现象，在与教育部高教司沟通后，全国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准备成立两个大学语文教学培训中心，北方的中心设在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方中心设在华东师大和南京大学。

齐森华看到南开大学为大学语文教学配了2位博士后和7名博士的时候，就像看到了一个不可能的奇迹。南开大学的这个队伍里，除1个管理人员，其他8个都是博导、硕导。

“我们针对现在的大学生话说不清楚、信写不流畅的现象，大胆进行教学改革，配备最好的教授，希望能够在实际教学中修整、重建大学语文的汉语形象。”在陈洪的推动下，南开大学取消了语文书面考试。南开的老师们在课堂上只管把文章讲好，学生们听完课回去上网，登陆学校建立的4a教学平台和大学语文BBS，查看老师布置、批改的作业，或者去“我学大语”板块里讨论某个作家的作品，在“原创天地”里写上一首诗歌、一篇散文或小说，甚至是读书笔记。

“如果一个同学一学期写5篇原创文章，那他就可以得到写作的10分。我们发现，这个激励机制建立以后，学生们写的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发表的文章都有跟帖评论，大家还经常交流。学生把这当成是博客，热情高涨，经常在线写作。”陈洪对现状很满意。

但南开只是一个例外。虽然大学语文这门课从恢复到现在已有30年了，一些高校也一直有这门课程，但到目前为止，全国大部分高校都没有专门的大学语文教学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