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原载1939年4月《文学年报》第五期，转见《郭绍虞论语文教育》，蒋凡、郭信和编，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68-275页。
二、欧化问题
至于怎样走上应用的路，与什么是新文艺作家所可致力的， 这些问题，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我们先得把新文艺的成功之点与所以遭人轻视之点，都得加以分析。
新文艺运动何以能成功？这与古文运动的成功一样，古文运动之成功在于“古”，新文艺运动之成功在于新。由文学史的演变而言，韩柳所创的古文，虽新而实古。为什么？由其文体而言，可谓前无古人，不能不说是文学的革新运动；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由“道”的方面言之，又不能不说是儒学的复辟运动。由文言之虽似左倾，由“道”言之则为右倾。因此，韩柳之文始终只成为古化的文。所以可以说韩柳是凭藉古化以创造其新文体与新作风的。那么，新文艺之创造新文体与新作风也应有所凭藉。本来，事实上欲创造一种新文体与新作风也不能不有所凭藉。所以古文之凭藉于古，与现在新文艺之凭藉于欧化，实是同样的情形。所谓“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的思想不是中国所固有的，新文艺运动即与新思潮运动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因此由文学革命喊出的口号而言，已经是欧化了，当然，文学革命创作的技巧也不能不受欧化的影响。（268）
欧化所给与新文艺的帮助有二：一是写文的方式，又一是造句的方式。写文的方式利用了标点符号，利用了分段写法，这是一个崭新的姿态，所以成为创格。造句的方式，变更了向来的语法，这也是一种新姿态，所以也足以为创格的帮助。这即是新文艺所以成功的原因。（270）
四、欧化句式的利弊问题
口头的话与笔底的文既不能十分符合，所以可以古化，同时也可以欧化。古化，成为古文家的文；欧化，也造成了新文艺的特殊作风。白话文句式假使不欧化，恐怕比较不容易创造他文艺的生命。“我站在树旁” ，的确不如说“ 站在树旁的我”；“许多人从大礼堂出来”，的确不如说“大礼堂吐出了许多人”；“泪光滢滢，似表谢意””，的确不如说“从两眼滢滢的泪光中，射出感谢我的笑意”。科学家说话要说得一种意思只有这一句能传达出来；文艺家说话，正不妨同一意思可以创造成各种不同的方式。为要创造成另一不同的方式，所以在昔人不能不求助于古化，而在今人不能不求助于欧化。古化与欧化无宁视为当然的事。这样说，似乎说我们也不妨放弃一些我们的白话。为我们口头的白话实在与旧文艺一样的贫乏。若由语词的方面而言，恐怕还不及旧文艺的丰富呢？所以利用标点符号，可以使白话显精神；利用句式的欧化，可以使白话增变化。
不过，句式的欧化，固然成为新文艺的要素，然而过度欧化的句子，终不免为行文之累。假使说新文艺有可以遭人轻视的话，则由形式方面言之，正应着眼在这一点了。所以由造句的方式言，可以说是有成功而亦有失败。（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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