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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大学语文的教材编写理念——从“马工程”谈起
【时间:2022/6/30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241 次】
2022年5月17、18日在“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群”腾讯会议上的发言
 
 
最近看到一个文件,大学语文也将纳入“马工程”,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一直抱怨大学语文缺少“尚方宝剑”,现在“马工程”就是我们的“尚方宝剑”,大学语文这门课终于能够保住了。
 
当危机过去,新的发展阶段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我们仍然要不断反思,尤其要反思,大学语文这门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学科,中间还经历过“民国大师教大学国文”的辉煌时期,为什么到后来会陷入“尴尬”和“边缘化”的困境?今天虽已暂时走出危机,但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认真总结一百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绝不让历史的危机再次发生。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反思教材问题。我们虽然有徐中玉先生主编的这样高质量的教材,但是毋庸讳言,也存在大量不合格的、低水平重复的教材,根据2006年的一个统计,在大学语文一百年都还没有一本研究专著的情况下,却出现了1402种教材,我们知道,编教材要有教材编写理念,当然我们有一些研究论文,但这是很不够的,没有一个学科是靠几篇论文能够支撑起来的,譬如中小学语文,教育史、教育学、课程论方面的研究专著,教材研究方面的专著,我看到就有一百多种,就这样他们还在不断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专著,不断修订他们的教材。相比之下,大学语文却能在没有一种专著的情况下,编出一千多种教材,这真的是匪夷所思。那么这些教材都是怎么编出来的呢?所以当年陈洪、王步高等人都呼吁要建立大学语文教材准入制。——怎么个“准入”呢?他们没有具体说,现在笔者替他们拟一个:
 
1.有没有教过大学语文课?
2.有没有发表过大学语文研究论文?
3.有没有读过已有的大学语文专著?
4.有没有研究过大学语文历史?
5.有没有研究过大学语文学科性质?
6.能否说出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的区别?
7.能否说出大学语文和大学文学的区别?
8.能否说清大学语文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区别?
9.能否说清大学语文和应用写作的关系?
10.有没有研究过大学语文与专业课的关系?
 
有老师问,准入需要的是其中的几条还是全部?当然是全部,即使全部,还只是一个基本的底线,按理说还应有更高的标准,譬如第二条“有没有发表过大学语文研究论文”,其实应该是“有没有出版过大学语文研究专著”,试看别的学科,譬如文学,没有出版过研究专著的人就敢编写教材吗?只是因为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滞后,一百年都没有一种专著,至今也才有60多种专著,假如强调这一条,前面那一千多种教材就都要否定了,所以我们暂时把标准放低一些。下面我就来一条一条的分析。
 
1.有没有教过大学语文课?
 
徐中玉说:“我既读过大学语文,也教过多年大学语文,加上耳闻目睹,多少是有点发言权的。教我大学语文的老师是当时已成楚辞研究专家的游国恩先生。我的其他老师如冯沅君、陆侃如、李笠等先生都多次教过这个课。我知道更老的前辈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亦是如此。”
 
但并非每个编大学语文教材的人都这样,有时候大学语文会议请来的专家,开场白居然是这样的:“我没有教过大学语文课,也没有研究过大学语文,讲得不对,请大家批评。”不知道这是不是过于谦虚才这么说的。上周六高教社邀请的三位专家就都没说这样话。不过我们知道,确实是有没教过这门课的人在编写《大学语文》教材,就像前面那种“磨出来的大学语文教材”那样。我觉得必须是教过大学语文课的教师才有资格编写大学语文教材,这应该成为一个硬杠子,我们这次网络交流,强调“大学语文一线教师”,也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必须要教过大学语文课呢?因为教材和专著不同,专著只要自己表达得清楚就行,教材还要考虑课堂使用、学生接受问题。上世纪四十年代人们讨论教育部部定教材《大学语文》,朱光潜反对选入《离骚》这样的课文,说:“离骚长门赋之类文章,决不宜做现在大学生的作文模范。单拿‘离骚’来说,如果只叫学生懂,至少也得十几小时的讲解,那就要费一个多月的工夫,占去全年授课时间十分之一。学生在费去这么多的时间听讲之后,能否懂得几分是问题,就是懂得,能否在里面学得几分写作的诀窍更是问题。像这类文章在国文系较高年级中讲授,原无可非议,摆在一年级中让文、法、理、工、农诸院学生共同必修,未免是躐等躁进,毫无实益。”我们且不说《离骚》究竟要不要进教材,只说能够这样来考虑编教材的,一定是上过这门课的。倒过来说,只有上过这门课的,才会这样设身处地地籁考虑教材选篇问题。所以有这第一条规定。
 
2.有没有发表过大学语文研究论文?
 
编写大学语文教材首先要有教材编写理念,这个理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吗?当然都不是,只能是从研究中来的。“马工程”不仅是一种机会,更不是一种特权,“马工程”应该是一个学习的工程,编“马工程”教材的人,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做出表率。
 
恩格斯曾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是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怎么知道不是说空话,而是真的做过科学研究了呢?最简单的办法当然就看有没有发表过大学语文论文,这个只要百度一下、或知网一下就一目了然。我一般的做法是用“教材编者名字+大学语文”做关键词检索。当然论文还有质量问题,人云亦云,胡编乱造,还是真实研究,这要有人来鉴别,暂时还不好办,这里我只是说最低限度,底线,起码是要有大学语文研究论文。
 
假如有没有写过大学语文论文,不说别的,编教材时那个教材“前言”就写不好,我看到很多大学语文教材的“前言”里面谈到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就只会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再就说不出别的什么理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那是中小学语文搞出来的,长期来他们“工具性”“人文性”争论不休,到了本世纪初的“新课标”就和了一下稀泥,说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结果我们大学语文就照搬过来。其实“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种体用关系,不是什么“统一”关系,譬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话我们说了一百多年,也没有人说要搞“中学与西学的统一”,谁说谁就是笑话。“统一”是一种平行关系,譬如“人文性与科学性统一”,我们不但要讲“人文性”,还要讲“科学性”,大学语文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不讲“人文性”造成的,而是不讲“科学性”造成的,包括教材编写。所以编大学语文教材的老师应该先学习马克思主义,好好写研究论文。
 
3.有没有读过已有的大学语文专著?
 
2006年教育部在湖南常德召开“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魏饴教授在会上抛出一个数字,说重开大学语文课以来,已经有1402种大学语文教材了。他说在国图查的,我估计他是上国图网站查的,所以我也查了一下,没有那么多,因为近一半都是教参类、应试辅导类的书,真正的大学语文教材也就700多种。编教材要读本学科的专著,不管读几本,起码要读,这在别的学科是起码常识,但是大学语文当时做不到,那700多种大学语文教材的编者肯定没有一个人读过大学语文研究专著,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本大学语文研究专著,直至2007年才有的第一本,是湖北彭书雄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所以这一条标准我在2006年不会说。但是现在慢慢的已经有了,据我网站收集,至今已有60多种了,大家可以上我网站选择检索“大学语文专著一览”。
 
60种专著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是太少了,但是对于某一个人来说,都要读一下,还是有点多,所以我在正在写的《大学语文课程论》里推荐了其中10种:
 
1.彭书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崇文书局2007)
2.彭书雄《大学公共母语教育问题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
3.李君《大学语文教材研究1978-2008》(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
4.汪大昌、李春颖《大学生语文问题调查与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何二元、黄蔚《母语高等教育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6.杨建波《大学语文教学论》(武汉:长江出版社2014)
7.何立明《大学语文的课堂和书房》(武汉:长江出版社2017)
8.何二元《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9.杨建波《给大学语文教师的建议》(武汉:长江出版社2018)
10.杨锺基《〈大学国文〉科课程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
 
这10种专著,对于我们编大学语文教材的人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看看的,譬如《大学生语文问题调查与研究》,是首都师大的两个教师搞的,是2008年北京市教委的一个科研项目“大学生语文素质研究”,里面有很多数据,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再如李君的《大学语文教材研究1978-2008》,李君是时任国家语委主任李宇明的研究生,书里研究了重开大学语文课30年来350种大学语文教材。我的《现代大学国文教育》是研究民国大学国文的,本来书名就叫“民国大学国文研究”,但因为“民国”是一个敏感词语,通不过,后来改成这个书名。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民国大师教大学国文”的说法,但是具体是怎么样的,很少人研究,基本成了一个传说。我就研究了一下,其中包括民国时期的大学国文教材研究,尤其是40年代那个教育部“部定”教材,今天我们搞“马工程”,也相当于要搞这样的主流教材,那么更应该了解一下80年前的这个教材。当时这个教材因为有复古倾向,是一个“经史子集”体系的教材,遭到大家反对,是一个失败的教材,今天我们也在弘扬传统文化,如何吸收民主精华,剔除封建糟粕,我们搞“马工程”难道不要借鉴一下历史的教训吗?
 
所以编大学语文教材的人应该看看这些书,由于大学语文的书发行不景气,这些书印得都不多,零零落落的今天可能不太好找,我建议有出版社能从中选出一些来做一套丛书,不但编教材的人要看,也应该成为每个大学语文教师的案头书。
 
4.有没有研究过大学语文历史?
 
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我们现在常挂在嘴边上的“不忘初心”,也就是要寻找这个历史起点,也就是研究的起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逻辑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统一”。那么大学语文的历史起点在哪里呢?有的人追溯得太远,一直追溯到汉代的太学,他们忘了我们要研究的是现代语文学科。还有的人又太过保守,把大学语文的起点定在1929年甚至1938年,把教育部官方文件的认定作为一个标准,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就要把语文课的起点定在1949年了,恐怕没有一个语文研究者会认同的。相比之下,我的定位就没有那么夸张,也没有那么保守,我是定在1904年的“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现代学制的起点,也是现代语文学科的起点,也是大学语文的起点,只是严格说,还只是“大学预科国文”,因为新学制之初,大学还缺少生源,要等现代小学、现代中学慢慢培养,所以采取了一个应急的办法,就是大学先招收预科生,他们开的就是“大学预科国文”,这可以看做是“大学国文”的前传。同时新的学科总有一个命名的过程,开始叫“词章”和“文章”,是从桐城派的“义理、词章、考据”来的,当时新学制拟定者张之洞、张百熙都是倾向桐城派的,本来他们还想直接请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出山,可以吴汝纶推辞,后来又生病死了,所以和新学制关系不大。
 
桐城派的“词章”又叫“文章”,姚鼐本来说的就是“义理、考据、文章”。后来进入学制章程时候,改成“中国文学”,仍然是循着“文章”一词来的,是“中国文章之学”的意思,到了民国成立,新的“壬子癸丑”学制,就把这个“中国文章之学”压缩成“国文”二字,于是就有“大学国文”的名称,再后来,国文又改称语文,我们这个课就叫“大学语文”了。后面的历史我们就都知道了。
 
讲这个历史有什么用呢?很有用的,譬如说1904年是现代学制的起点,我们回到这个起点去研究,就会发现现代学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分科教学,把中国传统教育的“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给改变了,文学、历史、哲学等等分别独立成科,语文也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知道这个历史,我们就知道今天中小学一些人鼓吹“大语文”,我们大学语文也受此影响,还以为这是一个新的观点,其实是搞历史倒退,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上成文学课,上成文化课,回到“文史哲不分”,上成四不像的课。大学语文的遭遇“尴尬”和“边缘化”也与此有关,因为大学不能开重复的课,你上成别的课,别的课就会取代你。譬如2002年夏中义编了一套《大学人文读本》,说要取代大学语文,因为你们自己不是说是人文课吗?那么改成“大学人文”课更名正言顺。2005年钱理群等人编了一种《大学文学》教材,也说要取代大学语文,因为你们大学语文不就是上的文学课吗?为什么直接就叫“大学文学”呢?这都是我们定位不准确,导致被取代的危险,也就是孔子说的“季氏之忧在于萧墙之内”。中小学语文虽然还不至于被取消,但也掉进自己挖的坑里,被吕叔湘先生批评是“少慢差费”,邓小平又加了一句“咄咄怪事”。
 
其实怪事不怪,因为只有一门课的时间,却想上成包打天下的“大语文”,能上好才是怪事。所以我们要了解历史,假如连现代学制分科教学的特点都不知道,还在臆想着搞什么“大语文”,怎么能编出现代语文的教材来呢?
 
5.有没有研究过大学语文学科性质?
 
这是十大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但不能先讲,必须讲过历史才能讲,因为它是一个逻辑问题,“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首先是要有历史,然后逻辑研究与历史相统一,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成了历史唯心主义。
 
前面说过,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是个“大语文”,1904年新学制开始了分科教育,原来这个“大语文”里的内容一一独立出去,独立成科,最后所有的内容全部分化完毕,那么合乎逻辑的推想,就只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语文”这个学科不需要了,可以取消了。譬如今天我们的语文教材里有《论语》《史记》《水经注》《诗经》等等内容,可是《论语》是哲学,《史记》是历史,《水经注》是地理,《诗经》是文学,这些内容都有专门的学科了,还有必要再开一门“语文”课吗? 
 
幸好这样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发生,还在现代学制筹办之时,学制筹办者张之洞就明确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
 
后来新学制正式发布,其中有一个重要文件叫做“学务纲要”,其中也有一条说:“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
 
这都是工具性的规定,当时主要是“读经”的工具,实际上任何学科都离不开这个工具,所以要保留这门学科。所以学了这个历史,我们就知道反对语文“工具论”的人都是在给自己挖坑,因为这门课能够保存下来不被取消的唯一理由就是“工具”。
 
那么接下来就有了第二个逻辑推理,就是传统“大语文”的内容全部独立出去了,那么现代语文学科自己还有没有内容了?如果没有了,那是怎么样一门学科?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的“一家之言”,大家可以不认同,但你要能指出逻辑上有什么问题,假如逻辑没有问题,那是什么问题?
 
我认为传统“大语文”的内容全部独立出去了,现在语文学科就只剩下了“形式”,就是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训练不能凭空进行,仍然要借用已经独立出去的内容,但这个内容已不是语文教学的内容,而只是语文训练的“例子”和“凭借”,这就是叶圣陶先生的“例子说”和“凭借说”。
 
叶圣陶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至于教材选多少篇,选哪些篇,这些文篇怎么编排,我看未必是关键问题,也未必说得出多少道理来。选些文篇让学生读,无非是进行那些训练的凭借而已。”
 
所以我给现代语文学科下了一个定义:“现代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同时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提供语言文字工具。”
 
当然,下定义必须简略,其实语文不但是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还以整个人生的内容为内容;语文不但为其他所有学科提供服务,还要为整个人生提供服务,也就是语委主任李宇明说的:“世界有多大,语文就有多大;人生有多长,语文就有多长。”
 
我这个定义很多人肯定是不同意的,他们说一门学科怎么可能没有内容呢?这不是“形式主义”吗?对此,以前我只能拿歌德的话来解释,歌德说:“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知,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秘密。”
 
现在我又找到一个新的理论,就是教育部最近推行的“新文科”建设,提出“学科交叉”的新理念,这是在一个更大的学科系统中确定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大学语文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并为这些学科提供语言文字形式。这本来在文言文时代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只是到了白话时代有点模糊。我的这个观点大家可以看我在《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19期上的《新文科建设视野下的大学语文教学革新》一文,和《汉字文化》2021年12月上的《大学语文与学科交叉》一文。
 
我这个观点不强求大家接受,我的意思主要是说,编大学语文教材,总要考虑学科性质的问题吧。既然说“不忘初心”,那么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所面临的问题,即:传统“大语文”的内容全部独立出去了,现代语文学科的性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问题总要给个合乎逻辑的答案。
 
6.能否说出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的区别?
 
我们常说大学语文不能上成“高四语文”,包括大学语文教材不能编成“高四语文”教材,这句话不能只是一句套话,你要真说得出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的区别。现在编大学语文教材的老师都把注意放在不要重复课文,以为这样就不是“高四语文”了,其实这是最错误的思路,假如真的要编“高四语文”教材,难道不就是不能和高一高二高三教材不能重复的吗?所以课文不重复,并不能保证你的教材就不是“高四语文”。
 
还有一种思路是大学语文的课文要高于中学语文,这也很难做到,都是千古名篇,你能说这篇就一定比那一篇高?还有的教材为了增加难度,剑走偏锋,选些“圣经”“佛经”里的篇目,这都不是正路。
 
或者从学科定位来区别。中小学语文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我们大学语文也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这句话是中小学语文搞出来的,我们大学语文照搬,还有区别吗?假如想要有区别,我们就必须要回答,大学语文的“工具性”比中学语文高在哪里?大学语文的“人文性”又比中学语文高在哪里?可是我没有看到这样的研究,倒是看到有人说:中学语文是“工具性”,大学语文是“人文性”,这完全是拍脑瓜想出来的,无法实施的。
 
又有一种国家规划教材,在“工具性”“人文性”之外加上一个“审美性”,突出了文学欣赏的内容,“两性”变成“三性”,说这就是大学语文比中小学高的地方。但是过了不久,这个“审美性”便独立成了一种“文学鉴赏”教材,也成了国家规划教材,难道大学语文就是“中学语文+文学欣赏”吗?
 
还有人提出:小学语文是文字,中学语文是文学,大学语文是文化。事实上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大学语文都是有文字、文学、文化的。假如大学语文真的只是“文化”,那么“大学文化”课又要来取代大学语文了。
 
以上我批评了一些大学语文教材,其实也包括我自己主编的教材,我以前也没有想的很清楚,最近写《大学语文课程论》,好像有点想清楚了,我还是用语文“工具”理论,提出这样一组公式:
 
小学语文,是学习小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升入中学学习做准备;
中学语文,是学习中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升入大学学习做准备;
大学语文,是学习大学各专业功课的工具,为走上社会展开人生做准备。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各个学习阶段的语文课,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既不能延后,也不可能超前。中小学语文学得再好,也不可能取代大学语文的功能,这就是大学必须开设语文课的理由。同时,根据这个公式,大学语文的教学任务也就很清楚:第一是要为大学各专业学习服务,第二是要为大学生将来走上社会展开人生做准备——在目前中小学语文尚未摆脱应试教育困扰的背景下,在第一和第二个任务之前,还要加上一个任务,就是温儒敏说的要把中小学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这应该就是母语高等教育阶段的三大任务。
 
将来我会尝试以这三大任务编写新的教材,具体的,每一单元都要体现与中学语文的区别,譬如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文体教学:
 
小学语文,学习简单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
初中语文,学习一般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
高中语文,学习比较复杂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
大学语文,学习回归真实文体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
 
现在中小学语文界有人说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是“伪文体”,因为真实生活中是没有这样的文体的。这话很能蛊惑人,连高考作文命题也受了蛊惑,不敢再要求考生写记叙文或议论文了,而是说“文体不限”。大学语文界也有人跟着这样说,但是好像还没有人研究过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真正性质——这些文体其实是从真实文体中抽象出来进行教学训练的“教学文体”,我在2013年的《母语高等教育研究》一书中就提出了“教学文体”的概念。其实各种学科都有这样的“教学文体”,譬如美术专业的画一只眼睛,一只耳朵,音乐专业的练习曲“多来米发梭拉西”,没有人批评生活中没有这样的活体,没有这样的曲目,所以是“伪文体”。这说明各个学科都存在着“形式训练”。大学语文的错误并不错在有这样的“教学文体”,而是错在让学生带着这样的“教学文体”走上社会,譬如公司老总让你写个文案,你问是记叙文还是议论文,这才闹笑话。所以在大学语文中,必须告诉学生练习了十几年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如何对应真实生活中的文体,以便学生将来能够很快地从“教学文体”转换到真实文体,实现一种“正迁移”。
 
总之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的区别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大中比较”“大中衔接”“大中提升”,应该是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中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最后,今天我提出的10个问题也是对我自己提的,今年下半年开始,我计划要编写一种真正有教材编写理念的大学语文教材,欢迎大家加盟。
 
7.能否说出大学语文和大学文学的区别?
 
上星期高教社组织的大学语文腾讯会议,有听众提问:大学语文和文学欣赏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非常到位,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前面说过,钱理群等主编的《大学文学》教材说是要取代大学语文,还有一种国家规划教材大学语文,突出文学欣赏,最后文学欣赏独立成一门课。所以大学语文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会被取消或取代的。
 
大学语文里肯定要有文学的,大学语文不但要为各专业学习服务,还要为整个人生服务,美国人文主义者白璧德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哲学中学习人生,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文学学习人生的。
 
但是大学语文和文学肯定又不能是重合的关系,重合就会被取消。这两门课是交叉关系,交叉点就在语言。大学语文是母语高等教育,而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最好的母语都保存在该民族、该国家的文学作品中。所以我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语文就是用实用文学习语言规范,用艺术文学习语言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
 
这里说的“艺术文”就是“文学”。语言是工具,学好语言艺术,才能更好地学习文学,学习人生。至于怎么学?我对现在这样的文本分析、文本细读的方法有怀疑,我觉得我们老师自己读文学作品不是这样读的,我们的学生将来除了极少数从事文学研究的,大多数也不会这样读,我们听作家谈体会,他们也不是这样读的,只有我们的语文课堂上在这样读,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伪阅读”,学生不喜欢是很正常的,如果喜欢那才糟了,他一辈子没有几本书好读了。
 
重复刚才姚桃娟老师PPT里的话,古人学习文学,1.子曰诗云;2.熟读唐诗三百篇;3.胸中有几百篇好文章。我觉得这都是学习文学的好方法,相信这就足以学好文学。假如编教材,出试卷,我们可以参考金庸在浙江大学招博士生的考题设计:
 
■郭靖第一次请黄蓉吃饭共花了(   )两银子。一十九两七钱四分
■下列人物与段誉没有血缘关系的是:A. 阿朱 B.阿紫 C.阿离 D.本相
■对男友最温柔体贴的是:A.木婉清 B.阿紫 C.建宁公主 D.东方不败
■以下毒物中最毒的是:A.情花之毒 B.冰魄银针 C.三尸脑神丹 D.七星海棠
 
这都是要求考生必须细读全书才答得出的。
 
8.能否说清大学语文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区别?
 
大学语文和人文学科的关系,是同一系统上下位的关系,大学语文属于人文学科,这正如人的上位系统是动物。但是假如我们仅仅说语文有“人文性”,这是不够的,同属于人文学科的很多课都有“人文性”,你要能够说出大学语文与其他人文学科有何不同?下定义的公式必须是:定义=属概念+种差。
 
正如问“人是什么?”你仅仅回答“人是动物”,那是不够的,那仅仅是动物学,还不是人类学。你还要说“人是会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动物”。如今这恐怕也不够了,因为科学研究发现一些动物也会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这就要有更深入的研究。大学语文也是如此,仅仅说“人文性”是不够的,还要说出与其他人文学科的“种差”。目前我认为这个“种差”就是“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形式训练”。假如真的如此,那么大学语文的重点就应该放在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上,编教材,应该选语言文字好的文章,讲课,应该把重点放在语言文字赏析上,最后的“思考与练习”,也应该是这方面的训练。而不是仅仅讲“人文性”,把大学语文混同于众多的人文学科其他课程。
 
9.能否说清大学语文和应用写作的关系?
 
这个问题仍然可以用这个公式: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语文就是用实用文学习语言规范,用艺术文学习语言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
 
这个定义说明,实用文(即应用写作)本是大学语文的半壁江山,与大学语文的关系,比目前热门的“创意写作”还要密切,因为多年来社会上对大学语文的批评文章已经不下几千篇,但没有一篇是批评大学生不会写诗写小说,全都是批评大学生实用写作方面的问题的。所以大学语文必须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有的学校用应用写作取代大学语文,这就又过犹不及了。应用写作与大学语文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缺一不可,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当然假如有学校愿意在开设大学语文的同时再开一门应用写作,我们也非常欢迎,这等于增加了大学语文的课时量。
 
不过即使能说清大学语文和应用写作的关系,也不等于能处理好这个关系,目前所见能包容应用文的大学语文教材,往往还是两张皮,譬如分上下编,上编是文学作品,下编是应用文,看不出两者的关系,或者在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之后,再来一个“应用文”,这是把逻辑关系都搞乱了。笔者曾经编过一种教材,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首先把课文一分为二,实用文和艺术文,然后各分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构成六个单元,即:
 
实用类记叙文  实用类议论文  实用类说明文
艺术类记叙文  艺术类议论文  艺术类说明文
 
纵向和横向的逻辑关系都很清楚,实用文讲规范,艺术文讲变通(即文学的陌生化),分为三编:记叙文的规范与变通,议论文的规范与变通,说明文的规范与变通。互为参照,学生对照着学,如鲁迅先生说的,不但知道应该这样写,还知道不应该那样写,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0.有没有研究过大学语文与专业课的关系?
 
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加一句,就是大学语文与通识课的关系。我认为大学的课程结构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是全部课程一分为二,一为通识教育课,一为专业课,大学语文作为公共基础课,是为这两种课程提供支持的。
 
 
所以我不赞成把大学语文归入通识教育课,大学语文归入通识教育有很大的危险,因为大学语文教材的每一单元内容,甚至每一篇课文的内容,通识教育都能开出比你更加专门的课来,譬如《诗经》欣赏、唐诗宋词、《红楼梦》、莫言小说等等,在大学语文里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通识教育就能有专门研究的老师,开出非常专门的课来,尤其是那些通识教育开展得好的学校,通识课都开出几百门,上千门,大学语文夹在中间,又怎么能不被取消?譬如人民大学大学语文课的“必修改选修”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大学语文不是通识课,大学语文是公共基础课,是讲语言文字听说读写训练的,有训练就有互动,大学语文教师要批大量的作业,改大量的作文,这是非常辛苦的,只要坚持大学语文课的这个特点,你让通识课教师来取代你,他们也不干,它们吃不得这个辛苦。假如一定要让他们来干,他们就要讲条件,譬如小班化,一个班级不能超过15名学生,譬如低工作量,一个老师不超过4个班级——如今清华大学的“沟通与写作”课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大学语文与专业课的关系,不是通识课与专业课的关系,而是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关系,大学语文为专业课提供语言文字的工具,为它们服务——不要嫌这个身份低,从“癸卯学制”开始就是这个定位,否则当时就不会设置这门课。至于大学语文具体如何为专业课服务,这要在教材编写理念指引下,一篇课文一篇课文地研究,所以我说,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一定要有教材编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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