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中国近世文学中，中国的人文主义从以群体为中心转向以个体为中心，而在这一时期的元散曲，则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作家个体的强烈感情意识，尤其表现在作品中含蓄爱恋情节与矛盾心理、无所顾忌的惊人玩世之语、揭露社会不公等各方面。个体之于社会无非是幼苗之于森林，在元代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中，散曲家这种感伤情怀如潮水般汩汩而涌，难以磨灭。

【关键词】 元散曲  个体意识  感伤情怀

一、引言

元代散曲是以个人为本位，歌唱人的自由、享乐和爱情的诗歌，较宋词远为大胆泼辣，很多散曲显示出乐观旷达的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追求享乐的同时，也流露出浓郁的感伤意识，渗入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与探寻，在情感处理上显得真挚，在艺术上也显得精妙绝伦。

现存元散曲题材丰富，伤今怀古，闺怨情爱，市井生活皆有所涉略，可以算得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但于总体而言，这些散曲刻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元代文人对统治阶级不满的倾向日益扩大和深化，对个人与坏境的矛盾对立表现愈丰富、深入、强烈，元散曲中的感伤情怀暴露得愈加明显。因此，本文将从元散曲感伤情怀产生的原因、具体表现以及其影响方面进行论述。

二、“愁云恨雨芙蓉面 ”：元散曲产生的原因

一切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没有凭空而生的意识，文学作品亦然。就元代散曲而言，它是一种由诗词发展而来、源于民间小曲和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学体裁，其较之于以往的文学更注重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感悟，包括个体的情感、欲望、自由、尊严等。

一个时代必然无形却又有形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元代这个由文明落后的蒙古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的黑暗时代，蒙古族以其强大的武力，征服了中原及长江以南地区，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疆域最大的王朝。由于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蛮横气质，其掠夺性与占有欲极其强烈，元朝统治者生活极尽豪奢，其内部争权夺势，斗争日益激化。此外，统治者还不断向人民收取各种赋税，尤其是汉族人民被压迫最深。种族歧视政策被元朝政府推行，当时元朝的当权统治者把全国人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由此可见元蒙贵族对汉族士人的歧视与打压，这无疑给骄傲的中国汉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不是肉体上的摧残，而是心灵上的肆虐。其次，元代社会十分混乱，政权极其不稳定，战乱频发，许多百姓因家破人亡而锥心泣血，捶胸恸哭。这种伤痛无疑在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最后，元王朝实施轻儒政策，科举废置，仕途堵塞，元代文人儒士不受重视，他们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往往怀才不遇，沉抑下僚，落到“八倡九儒十丐”的地步。因此，作为具有强烈个体思想意识的元代散曲家们，他们不甘于这样的落寞与压迫，他们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愤懑与不满，而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他们无法与这个黑暗、压抑、不公的社会公然对抗，因为这显然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

    但事物存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选择了散曲这样的方式，用笔墨挥洒自己的无限愁怒，刺破这黑暗的社会。任中敏的《散曲从刊》中称:“散曲两字，自来对剧曲而言，为普通；以为凡演故事者谓之剧曲，杂剧、传奇皆是也，凡不演故事者即为散曲。” ^①是的，散曲不敷衍故事，它简单小巧，轻快晓畅，没有太多的音律节奏束缚；并且散曲的创作相对于剧曲来说更为轻松，它不用考虑舞台人物的局限性，散曲的主体只有作家本人，这恰好方便散曲家们抒发自己的各种感伤情怀，之所谓绣口一吐，散尽人间怅惘。

三、“落红春又残”：元代散曲感伤情怀的表现

    元代散曲题材丰富多样，尤其体现在“闺怨恋情、怀古伤今、隐逸叹世”等方面，在这些主旋律下，元散曲的感伤情怀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怀古题材上，白贲的散曲将感伤之情寓于怀古之中，借古讽今，怀古伤今，于历史中见真情，颇为感人。他的[鹦鹉曲]写到:“茅庐诸葛亲曾出，早赚出抱膝《梁父》。笑谈间汉鼎三分，不记得南阳耕雨。叹西风卷尽豪华，往事大东去。彻如今话说渔樵，算也是英雄处。” ^②这一首将诸葛亮一生前后对照，生动显示出他建功立业时的志得意满；而后突然笔锋一转，以“叹西风”两句把这些光荣业绩一扫而空，最终不过是渔樵闲话的资料罢了。这种今昔的强烈对比，使人深感落寞悲凉，感伤情怀跃然纸上。

   在叹世之作上，其内容主要有；慨叹社会是非不分，贤愚莫辩；慨叹世人争权夺利，奔波劳碌；慨叹豪权仗势欺人，鱼肉百姓；慨叹宦途险恶，世道黑暗。这些作品反映了元代不合理的现实，客观上有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的意义。其代表作家张养浩独树一帜，他作品中深远的意境尤其耐人寻味，其感伤情怀更明显地见诸纸上。例如，他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中:“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③一个“伤”字更是画龙点睛之笔，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封建政治与人民的对立，百姓遭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蹂躏与剥削，苦不堪言，伤心寸断。张可久的《醉太平》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元代社会中统治阶级鱼肉百姓、民不聊生的现实；刘时中的《上高监司》以其深邃犀利的笔触揭露了元代经济制度的腐败。

   在情爱之曲的描写上，曲作家们的风格大多是想象丰富，语言直白，意境逼真直率，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在情爱题材的创作上，不得不提的一位著名的散曲作家则是张可久，他的一生仕途蹭蹬，命运多舛，故放情山水，其曲作多抑郁之词，在描写爱情闺怨之作方面，他的功力颇显深刻。例如，《金字经·春晚》：“惜花人何处？落红春又残，倚遍危楼十二栏，弹，泪痕罗袖。”这只小令，写春归引起的感伤，于寥寥数语中表白心境的凄凉以及对远方情人的怀念，感情纤细，于无声处见真爱，感动也感伤。情爱一直是古代文人作家偏爱的题材，经久不衰的主题，当然，散曲也不例外。大多知识分子丧失仕进之路后，只好沦落风尘，与倡优为伍，出现了许多“才子配佳人”的场面。

    在隐逸题材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元代士人“返诸自然”的归隐之心，在看清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后，元代士人们更加深入的思考与探寻人生的价值，他们开始抛弃传统的以功名论成败的评价方式，而转归于自己内心的询问。脱离了社会的高低贵贱，文人开始正视自身的能力与需求，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于是他们选择脱离现实生活，归隐山林，寄情于山水，他们在描写景物方面，颇显疏放跌宕，表现出曲的特有意境。白贲的《正宫·鹦鹉曲》中写到:“你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 ^④这只散曲写出了元代士人最后的心灵归宿，这里的感伤情怀逐渐得到了升华，进入到一种精神独立的状态。

四、“兴亡千古繁华梦”：洞观现实后的灵魂内寻

    古语有云：“诗言志，歌咏言。”散曲本是由诗词发展而来，当然它也成为了文人志士抒情言志的一种文学工具。元散曲中隐幽的感伤情怀并不是知识分子们的消极颓废、无病呻吟，而是时代压迫下的产物，社会背景的黑暗是这种感伤情怀形成的根源。这些散曲家们也想要改变现实，但苦于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寻求自身精神的释放、灵魂的洁净。

寄情山水，遁世隐逸，怀古伤别，愁无限，恨无穷。这种感伤情怀与元散曲的交织，无论从思想性方面，还是艺术性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总体来说，其积极的方面远胜于消极方面。积极的一面体现在这种大胆情怀的抒发实际上是文人反抗黑暗现实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种意识逐步上升到对社会历史的思考，对人生哲理的探索，也使更多人更客观的冷静的分析现实。所以，笔者认为，这种感伤意识与元散曲的融合恰到好处，不仅是艺术上的进步，也是情感上的升华，它不是代表堕落，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崛起。

注释

①任中敏2013《散曲丛刊》第531页，凤凰出版社年版。

②洪镇涛2012《元曲三百首》2版第65页，上海大学出版社。

③洪镇涛2012《元曲三百首》第38页，上海大学出版社版，。

④洪镇涛2012《元曲三百首》第20页，上海大学出版社版。

参考文献

王文才校注1984《白朴戏曲集校注》，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王季思1981《元散曲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臧懋循1979《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

王星琦1999《元明散曲试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  栋1998《中国散曲学史研究》，北京出版社。

朱东润2002《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骆玉明、章培恒2007《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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