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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田:论《帝范》中唐太宗的语言与储君教育
【时间:2018/5/18 】 【来源:汉字文化 2018年第9期 】 【作者: 高保田】 【已经浏览1728 次】

【提  要】储君的教育关系着后世王朝的兴衰,唐太宗作为千古明君对于后代的教育尤为重视。他晚年写的这篇政治遗嘱性质的《帝范》从方方面面论述了储君必修的功课,成为帝王之大纲。笔者以这篇文章为基,结合实例对唐太宗的储君教育进行一番论述。

【关键词】帝范中  唐太宗的语言与储君教育  论述

《帝范》共十二篇,并有前序与后序,正文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十二个方面,对帝王如何修身治国进行了全面的训诫。此文是唐太宗晚年遗作,写于其辞世的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帝范》十二篇就是唐太宗储君教育的内容,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修身(君体、诫盈、崇俭);第二,驭人(建亲、求贤、审官、去谗、纳谏、赏罚);第三,治国(务农、阅武、崇文)。唐太宗极其重视对太子的教育,并且认识到储君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教育,需要面面俱到,应对登极之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一、修身

太宗认为储君教育首先要修的就是心德,心正而行正。君者,如山岳、如日月,有如此高的地位要有相称的心性,才是为君的大体。“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仁德、孝道、勤劳等这些是对一个帝王最基本的要求。唐太宗曾经对太子太保萧瑀说过:“三师,以德导太子者也,礼不尊,则无所取法。”,他很早就知道以德来教育太子,将德育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太师的主要职责。《礼》曰:“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也。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慎诸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也。”德行乃人立身之本,况储君生于帝王之家,长于深宫之内乎。

儒家经典将修身视为教育与政治之本。《礼记·大学》发挥孔孟思想,阐释大学之道,认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编修《五经正义》,注疏儒家经典。在他看来,道德是政治之本,而道德修养的目的是实现政治统治。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为庶民则顺与长官,为臣属则忠于君主,为君主则慈爱民众。“故君子不出家则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作为政治论,“大学之道”亦即培养政治精英之道。

《帝范》中的《戒盈篇》和《崇俭篇》就告诫太子要仁德修身:

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

修身需要研习儒家经典,恪守仁、义、礼、智、信,才能教育成为政治精英,成为储君人选。从《贞观政要》中我们反看太宗诸子,李治“温良恭俭,聪明睿哲,含灵所悉。”而太子承乾“数亏礼度,侈纵日甚……好营造亭观,穷极奢侈,费用日广……耽声好乐。”众大臣皆上谏,所以太宗废承乾而立李治。

二、驭人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储君教育亦重于此。唐太宗深谙此道,他本人就是一个用人的“高手”,身边谏臣如流,产生了许多治世名臣,对于他政治政策的提供起了很大的帮助。因此太宗教育皇储驭下之术,要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人物角色所采取的驾驭方式迥然不同。《帝范·建亲篇》是对于皇亲贵族的驾驭,需要张弛有度。李世民从周、秦、汉、魏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教导太子对皇亲功臣分封之法:

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太宗认为分封不能太强或太弱,需要掌握一个限度,否则就会动摇国本。而最好的方法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教给太子的应对皇亲之法。除了对亲属的安置,治理国家还需仁人志士以及贤才的辅佐,“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所以明君圣主广求俊杰,博访英贤。连隐僻鄙陋之处的人才都要想方设法寻找出来。只要是有用之才,就不会因为他出身卑贱而不用他,也不会因为他受过折辱而不尊重他。

李治为太子时,李世民念其懦弱,精挑细选人才作为太子的教辅人员,将宰辅高士廉、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等人陪伴李治左右。不仅如此,而且使用权术让太子对大臣施以恩德。对于李绩,《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太宗曾对太子曰:“李世绩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复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其徘徊顾望,当杀之耳。”这里太宗一方面是怀疑李绩不忠,另一方面是使李绩受太子恩德,待即位后可以死心塌地辅佐太子。可见太宗对储君教育用心之深。访得贤才也要善用,《帝范》中的《审官》、《纳谏》、《去谗》便是对如何用人的总结。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

在用人方面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知人善任,取长补短,而不随意做“弃士”之君。说到纳谏,李世民真乃古代帝王的表率。在他看来,“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帝王深居简出,偏听而暗。而太子年资尚浅,“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如果不虚心纳谏,而闭目塞听,则国不泰而民不安。甚者,更会被奸人蒙蔽,任人摆布。《去馋篇》曰:夫谗佞之徒,国之蟊贼也。……令色巧言,以亲于上;先意承旨,以悦于君。朝有千臣,昭公去国而不悟;弓无九石,宁一终身而不知。……明王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

对待人才以及自己的师傅最重要的是要明礼法进而达到尊重,礼敬师傅以尊道是储君和君主必须遵守的政治规范。在师傅面前,储君是臣,唐太宗希望太子以臣道入手而学习君道,《礼记》有云:“是故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这是太宗在《帝范》中所说的“君臣之礼节”的真义。

三、治国

先前的一切都是为治国理政所服务,《帝范》后三篇《务农》、《阅武》、《崇文》便是教育储君的治国之要。贞观时期,得隋亡之经验教训,劝课农桑,农业发展,国富民实。到贞观末期战争侵伐,奢侈之风抬头,太宗也承认自己的错误。农乃国之本,太宗教导太子:“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大政方针,必须对储君严格要求。

对于储君文治武功的教育也是及其重要的,而且二者不可偏废。《帝范》中对二者有一段论述: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笔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这里对何时用文、何时重武以及二者的重要性对太子做了教诲。从太宗李世民的做为来看,他本身就是文武兼修的,所以要求皇子也要继承遗志。在太宗诸子中,吴王李恪“善骑射,有文武才。”魏王李泰“好士,善属文。”李世民对他们都颇为欣赏。而一直为太子李治的懦弱而担忧,希望在文治武功方面加强对李治的教育。

唐太宗重视太子教育,他认为“上智之人,自无所染,但中智之人无恒,从教而变。况太子师保,古难其选。”因此让左右大臣推荐“正直忠信者”,担任太子师傅。他接受群臣建议,借鉴历史经验,更言传身教,亲自教导储君,讲解为君之道,传授统治经验和为政技巧。这篇政治遗嘱性质的《帝范》,为太子以及后世之君论述了何为君道。储君的教育对其后来即位有很重要的影响。纵观唐代皇帝对太子的教育,前期的如高祖、太宗、高宗、睿宗皇帝重视对于储君的教育,皇子登基后都有较好的作为,而后期多昏庸之辈,不能说与储君教育没有关系。太子的教育好坏一定层面上折射出王朝的兴衰。

参考文献

张分田2014《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隋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熊贤君1994《皇子教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瞿林东2005《一代明君的君主论——唐太宗和〈帝范〉》,《史学理论研究》第6期。

柳红嫚2005《唐太宗的太子教育》,《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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