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储君的教育关系着后世王朝的兴衰，唐太宗作为千古明君对于后代的教育尤为重视。他晚年写的这篇政治遗嘱性质的《帝范》从方方面面论述了储君必修的功课，成为帝王之大纲。笔者以这篇文章为基，结合实例对唐太宗的储君教育进行一番论述。

【关键词】帝范中  唐太宗的语言与储君教育  论述

《帝范》共十二篇，并有前序与后序，正文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十二个方面，对帝王如何修身治国进行了全面的训诫。此文是唐太宗晚年遗作，写于其辞世的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帝范》十二篇就是唐太宗储君教育的内容，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修身（君体、诫盈、崇俭）；第二，驭人（建亲、求贤、审官、去谗、纳谏、赏罚）；第三，治国（务农、阅武、崇文）。唐太宗极其重视对太子的教育，并且认识到储君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教育，需要面面俱到，应对登极之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一、修身

太宗认为储君教育首先要修的就是心德，心正而行正。君者，如山岳、如日月，有如此高的地位要有相称的心性，才是为君的大体。“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仁德、孝道、勤劳等这些是对一个帝王最基本的要求。唐太宗曾经对太子太保萧瑀说过：“三师，以德导太子者也，礼不尊，则无所取法。”，他很早就知道以德来教育太子，将德育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太师的主要职责。《礼》曰：“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也。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慎诸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也。”德行乃人立身之本，况储君生于帝王之家，长于深宫之内乎。

儒家经典将修身视为教育与政治之本。《礼记·大学》发挥孔孟思想，阐释大学之道，认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编修《五经正义》，注疏儒家经典。在他看来，道德是政治之本，而道德修养的目的是实现政治统治。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为庶民则顺与长官，为臣属则忠于君主，为君主则慈爱民众。“故君子不出家则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作为政治论，“大学之道”亦即培养政治精英之道。

《帝范》中的《戒盈篇》和《崇俭篇》就告诫太子要仁德修身：

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

修身需要研习儒家经典，恪守仁、义、礼、智、信，才能教育成为政治精英，成为储君人选。从《贞观政要》中我们反看太宗诸子，李治“温良恭俭，聪明睿哲，含灵所悉。”而太子承乾“数亏礼度，侈纵日甚……好营造亭观，穷极奢侈，费用日广……耽声好乐。”众大臣皆上谏，所以太宗废承乾而立李治。

二、驭人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储君教育亦重于此。唐太宗深谙此道，他本人就是一个用人的“高手”，身边谏臣如流，产生了许多治世名臣，对于他政治政策的提供起了很大的帮助。因此太宗教育皇储驭下之术，要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人物角色所采取的驾驭方式迥然不同。《帝范·建亲篇》是对于皇亲贵族的驾驭，需要张弛有度。李世民从周、秦、汉、魏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教导太子对皇亲功臣分封之法：

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太宗认为分封不能太强或太弱，需要掌握一个限度，否则就会动摇国本。而最好的方法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教给太子的应对皇亲之法。除了对亲属的安置，治理国家还需仁人志士以及贤才的辅佐，“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所以明君圣主广求俊杰，博访英贤。连隐僻鄙陋之处的人才都要想方设法寻找出来。只要是有用之才，就不会因为他出身卑贱而不用他，也不会因为他受过折辱而不尊重他。

李治为太子时，李世民念其懦弱，精挑细选人才作为太子的教辅人员，将宰辅高士廉、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等人陪伴李治左右。不仅如此，而且使用权术让太子对大臣施以恩德。对于李绩，《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太宗曾对太子曰：“李世绩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复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其徘徊顾望，当杀之耳。”这里太宗一方面是怀疑李绩不忠，另一方面是使李绩受太子恩德，待即位后可以死心塌地辅佐太子。可见太宗对储君教育用心之深。访得贤才也要善用，《帝范》中的《审官》、《纳谏》、《去谗》便是对如何用人的总结。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

在用人方面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知人善任，取长补短，而不随意做“弃士”之君。说到纳谏，李世民真乃古代帝王的表率。在他看来，“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帝王深居简出，偏听而暗。而太子年资尚浅，“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如果不虚心纳谏，而闭目塞听，则国不泰而民不安。甚者，更会被奸人蒙蔽，任人摆布。《去馋篇》曰：夫谗佞之徒，国之蟊贼也。……令色巧言，以亲于上；先意承旨，以悦于君。朝有千臣，昭公去国而不悟；弓无九石，宁一终身而不知。……明王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

对待人才以及自己的师傅最重要的是要明礼法进而达到尊重，礼敬师傅以尊道是储君和君主必须遵守的政治规范。在师傅面前，储君是臣，唐太宗希望太子以臣道入手而学习君道，《礼记》有云：“是故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这是太宗在《帝范》中所说的“君臣之礼节”的真义。

三、治国

先前的一切都是为治国理政所服务，《帝范》后三篇《务农》、《阅武》、《崇文》便是教育储君的治国之要。贞观时期，得隋亡之经验教训，劝课农桑，农业发展，国富民实。到贞观末期战争侵伐，奢侈之风抬头，太宗也承认自己的错误。农乃国之本，太宗教导太子：“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大政方针，必须对储君严格要求。

对于储君文治武功的教育也是及其重要的，而且二者不可偏废。《帝范》中对二者有一段论述：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笔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这里对何时用文、何时重武以及二者的重要性对太子做了教诲。从太宗李世民的做为来看，他本身就是文武兼修的，所以要求皇子也要继承遗志。在太宗诸子中，吴王李恪“善骑射，有文武才。”魏王李泰“好士，善属文。”李世民对他们都颇为欣赏。而一直为太子李治的懦弱而担忧，希望在文治武功方面加强对李治的教育。

唐太宗重视太子教育，他认为“上智之人，自无所染，但中智之人无恒，从教而变。况太子师保，古难其选。”因此让左右大臣推荐“正直忠信者”，担任太子师傅。他接受群臣建议，借鉴历史经验，更言传身教，亲自教导储君，讲解为君之道，传授统治经验和为政技巧。这篇政治遗嘱性质的《帝范》，为太子以及后世之君论述了何为君道。储君的教育对其后来即位有很重要的影响。纵观唐代皇帝对太子的教育，前期的如高祖、太宗、高宗、睿宗皇帝重视对于储君的教育，皇子登基后都有较好的作为，而后期多昏庸之辈，不能说与储君教育没有关系。太子的教育好坏一定层面上折射出王朝的兴衰。

参考文献

张分田2014《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隋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熊贤君1994《皇子教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瞿林东2005《一代明君的君主论——唐太宗和〈帝范〉》，《史学理论研究》第6期。

柳红嫚2005《唐太宗的太子教育》，《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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