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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立:选编精当 评析透彻——读何二元先生《现代大学国文教育》
【时间:2018/5/18 】 【来源:汉字文化 2018年第5期 】 【作者: 韩建立】 【已经浏览1000 次】

     十分欣喜地拜读完何二元先生的《现代大学国文教育》,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当下大学语文遇到的诸多问题,前人早有精辟的阐述。目前大学语文研究,表面看来呈鼓噪喧腾之势,但细加打量,就会发现泛泛之论多,游谈无根之论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未能去追溯大学语文研究的源头,前人早有论述的很多问题,甚至早已解决的问题,我们却还在那里自说自话地反复论证着。这如果不是对前人成果的有意遮蔽,至少也是“盲人摸象”“坐井观天”,自我封闭。正如二元先生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大学语文学科现状呈现出一种缺乏学科理论基础、摇摇欲坠的倒金字塔结构。”(“绪论”第1页)

    《现代大学国文教育》选录了1903年至1948年有关大学国文的研究论文33篇,并配有二元先生的“导读与研究”以及相关的参考资料目录。拜读二元先生的著作,真是如入宝山,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现代大学国文教育》是一部选编精当、评析透彻、独具匠心的佳作,是近年来大学语文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理论创获。如果以1903年语文教育独立设科为起点的话,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曾经出现过一连串璀璨的明星,甚至巨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对后世影响深广。那时的语文教育,在小学一般称“国语”,在中学称“国文”;在大学一般称“基本国文”“大学国文”“大一国文”“普通国文”或“高等国文”,较为通行的名称是“大一国文”。“大一国文”在1978年后更名为大学语文。“大一国文”等与“大学语文”是一脉相承,绵延不断的。

    近年来随着现代教育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大学课堂”,被越来越多的“当事人”所追忆,并受到时下人们的追捧。但是搜集现代大学国文研究论文,编成文集,提供给大学语文教师做教学与研究的参考,这一工作却没有人去做,任凭那些宝贵的财富沉睡在泛黄的纸页间,尘封在岁月的蛛网中。“唤醒”它们的第一人,便是何二元先生。《现代大学国文教育》是一部现代学者论大学国文的论文选集;这些论文的选评,体现了二元先生的编辑理念和大学语文教育观。首先这些论文的作者,大都是大师级人物,有着多方面的成就。有文学家、方志学家林传甲,教育家、经学家唐文治,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刘半农,教育家、老学专家刘其宣,文学研究专家、画家汪鸾翔,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梁实秋,政治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王造时,史学家、国学家陈柱尊,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孙俍工,散文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周作人,史学家、教育家吕思勉,文学批评史专家、语言学家郭绍虞,文学家、翻译家胡山源,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古文学家、文史专家、教育家钱基博,语言学家、教育家黎锦熙,语言学家、教育家魏建功,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散文家、诗人、语文教育家朱自清,语文教育家、我国第一位语文教学法硕士生导师阮真,楚辞学家、敦煌学家、语言学家姜亮夫,作家、教育家杨振声,作家、文史专家丁易,周易专家李镜池,教育家邱椿,作家、文艺理论家徐中玉,古代文学专家、作家余冠英。这就是这部论文选集超强的作者队伍。阅读大师们的论文,仿佛是一次精神沐浴、思想启迪,是一次与大师跨越时空的对话。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时的辉煌局面,与众多大师级人物直接参与一线教学与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今大学语文地位低下、处境尴尬,原因之一便是没有大师级人物直接地、全身心地投入一线教学和科研,即使偶有一流学者“加盟”大学语文,也属于“客串”性质,常常心不在焉,浅尝辄止,如此不在状态,难有理想的效果;现代教育史上大师教大一国文课、研究大一国文的传统,基本被丢弃。现在站在大学语文讲台上的专任教师,多是刚毕业的年轻教师,或者是那些被认为在专业上没有多少发展余地、水平较低的教师。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大学语文被上成高四语文,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大学语文被轻视,被低估,被边缘化。如此恶性循环,大学语文的地位怎能不岌岌可危?研读现代大师的大学国文研究成果,探索大学语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借以充实当下大学语文教育的底气,提振大学语文精神,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全书所选编的论文,颇具代表性和推本溯源的性质。如选录《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学务纲要》节录)(1904年)和《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节选)(1905年),是为了从源头上消除大学国文研究中的误解。前一篇是从官方文件上说明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1904年)就有的一门课;后一篇则从教材(即《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 中国文学史》)上证明,这门课至少在1905年就有了自己独立的教材。另外还有我国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有最早研究大学国文与具体专业学习关系的,刘其宣的《论理化博物两部预科皆有国文科》;有关于20世纪20年代国文课大讨论的总结性调查报告,也是现代教育史上最详细的一份大学国文调查报告——《清华学生国学调查》;有研究大学国文与中学国文衔接的,孙俍工的《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有研究大学国文教材编写旨趣的,郭绍虞的《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有探讨统编教材与补充教材的关系、大中小学国文教材关系的,黎锦熙的《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有现代教育史上唯一一篇在标题上出现“大学语文”字样的,叶兢耕的《文言文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训练价值》;等等。还选录了现代教育史上大学国文最后一位研究者徐中玉的《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徐中玉也是全书作者中唯一一位至今依然健在的学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又成为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的倡导者之一和大学语文的领军人物。徐中玉的存在,证明现代大学国文和当代大学语文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再次,全书所选编的论文,能够突出对重点问题的探讨。1942年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大学国文选目”颁布。《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推出“大学国文教学问题特辑”,由选目拟定者和持有异议者各自发表意见,就此展开讨论,共发表论文15篇。二元先生选录其中6篇。这样的选文量,占全书选文总数的近五分之一,显然蕴含着凸显这一事件的考量。其中直接形成交锋的,有3篇:一篇是朱光潜应《高等教育季刊》邀请撰写的《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对这个选目提出异议;可见朱文是“始作俑者”,在这期“特辑”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另两篇是“选目”拟定者之一朱自清的《论大一国文选目》和“选目”拟定者之一魏建功的《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均是回应批评的文章。这样的选文搭配,展示了这次争论的来龙去脉,突出了重点篇目。《现代大学国文教育》还是二元先生的研究著作,这主要体现在每篇选文之后的“导读与研究”中。“导读与研究”包括作者介绍和选文评析,其中不乏言简意赅的点睛之笔。

    关于作者介绍,在史料的考证与取舍、叙述的繁简适度等方面,二元先生没有满足于对论文作者的一般性的介绍,而是尽量挖掘其与“大一国文”的关系。比如汪鸾翔,清华大学中文系编纂的《却顾所来径:1925-195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师学术文选》只说他于1926年至1927年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这样的叙述给人的感觉是,汪鸾翔只是这两年间在清华大学任教。其实不然。二元先生补充说:“汪鸾翔于1918年即入清华学校为高等科国文教员,1925年清华开办大学后被聘为国文系教授。”(第54页)不仅钩沉了汪鸾翔与大一国文教学的关系,而且交代了汪鸾翔入职清华的具体时间。有些作者介绍还带有考证性质,比如关于周作人的介绍。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中记录他曾经婉拒赴北京大学担任国文教职的邀请,认为“国文非我能力所及”,可见他不擅此道。为了生计,周作人也去大学兼课,但不是讲大学国文,而是新文学。他的名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就是根据1932年在辅仁大学讲课记录稿整理而成的。所以,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周作人与“大一国文”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经过二元先生细读史料,发现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一文中,有关于他早在1922年就在燕京大学讲授国文课的记述;冰心的《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再结合《杨柳》一文中周作人的自述,对周作人便有了特别的介绍:他至少在燕京大学教过三年国文课。(第129-130页)这些地方,均可以看出二元先生的细致与严谨。全书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对选文的评析上。虽然二元先生要“突出全书的资料性,控制‘导读与研究’的内容,尽量述而不论”,(“绪论”第17页)但是,简约的评析文字,没有遮蔽精彩的妙语;随意的点染,便充溢睿智的光芒;看似溢出崖涘的语句,又往往涉笔成趣。二元先生认为,语文不应该是一个偏义词,不应该仅指中小学语文,也应该包括大学语文,它们是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当下的语文教育史、语文课程论之类的著作,都只讲中小学语文,而不讲大学语文,这种情况反映了“学术界的集体误读”。(第3页)二元先生指出,一些专家将大学国文课误解为“补课”性质的“临时”课,将它的开设原因误解为是由于当时的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这实在是大谬,因为在1904年的《学务纲要》《高等学堂章程》中就已经明确规定国文是大学必须设置的课程。今天大学语文被边缘化,陷入尴尬的困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误读和误解。(第2-3页)

    二元先生一贯认为,现代语文学科是形式训练学科;它没有自己的内容,而是以其它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训练;所以二元先生不完全赞同汪鸾翔《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一文中的说法,即阅读教学应根据学生的专业意向划分系统;哲学专业的,归哲学系统;史学专业的,归史学系统;文学专业的,归文学系统。二元先生指出这一说法的不彻底性与局限性:现代学制分科明确,这样含糊的说法,不利于学科定位,从而造成大学国文学科“身份”不明。“因为国文分属哲学、史学、文学系统后,就不再有所谓‘国文’,假如能再往前走一步,由此认识到所谓国文不是一种内容的学科,而是一种形式训练的学科,”“阅读训练则必须有国文的特点,那就能真正实现国文的‘改良’了。”(第57页)这样,既指出了先贤的不足,又客观地说明了其中的可取之处,以及给予我们的有益启发。

    评析中的借题发挥,常常与当下的大学语文教育实际相联系,体现了二元先生的现实情怀。二元先生十分赞同朱光潜提出的“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的观点,指出:无论在现代的“大一国文”课中,还是最近30多年的大学语文课中,“我们不断看到这门课被上成了中国学术思想课,被上成了中国文学课,区别只在于今天的大学语文中的‘中国学术思想’变成了中国文化、人文素养之类更加宽泛的内容。”我们忽略了前辈的论断,“大学语文课一如既往地被上成政治课、文学课、专业应用写作课,终于导致这门重要学科的边缘化。”(第271页)

    在评析选文时,二元先生还对一些问题做了考释辨误。例如在讨论林传甲《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 中国文学史》时,二元先生指出,由于该书版式设计和书名的误导,100多年来研究者多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史”教材,“而没有意识到它其实只是一种大学国文教材。”(第9页)二元先生从教学对象上考证说,林著是当时大学预科学生公共课的一本国文教材,根本不是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同时引用两处旁证,进一步证明将林著看作中国文学史教材是完全错位的。(第9-10页)与此问题相关联,二元先生还指出《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将唐文治《高等国文读本》当作大学语文教材肇始的疏谬。(第15页)又例如,叶圣陶1940年发表的《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开头说:“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二十七年度开始的,到现在满足两年了。”这句话的引用率很高,但说得很含糊,有疏漏。为什么会这样呢?二元先生分析说,“普遍添设”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1904年的癸卯学制就规定“高等学堂”要开设“中国文学”课,1913年和1929年颁布的《大学规程》,更是将“国文”定为必修科目。(第182页)但是对于这个时段的教育发展,叶圣陶是亲身经历者,他的话不会是“空穴来风”。按照“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思路,二元先生推测说,1938年,对于“大一国文”确实是比较重要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国文课再次被定为大学各类学院一年级的必修课,也许这就是叶圣陶所说的“普遍开设”。1938年叶圣陶也和“大一国文”有过“特别的接触”,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即这一年他应聘去武汉大学教“大一国文”。所以,两年后他撰文说到普遍开设大一国文的时间,会定格在1938年,也就不值得奇怪了。(第182-183页)将论文还原到当时的具体语境中来梳理文意,论从史出,史论结合,透彻,完整。

    二元先生是基于当下大学语文的实际处境,以及大学语文的起点、课程性质、学科定位、教材编写等诸多疑虑和困惑,才从事现代大学国文教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根讨源,清理研究历史遗产,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挖掘整理现代大师论大学国文的成果。反思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今天为什么没有大师?他认为大师的有无,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现象,大师的生命是和他们的著述、和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杰出成就融为一体的,只要我们不忘记他们的著述和精神,大师就永存于我们时代。这也正是他不辞艰辛编撰此书的最根本动因。二元先生已经退休,编著《现代大学国文教育》,没有个人的功利企望,却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他是希望这本书有益于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师,有助于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母语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二元先生是“别有幽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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