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方克立等主编的《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收入香港中文大学杨钟基教授《大学国文课程百年变迁与新世纪的挑战》一文，文中提到：“笔者曾在1983年制定研究计划，考究大学国文科的历史沿革及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实施情况，并搜集民国以来的大学国文教科书，加以叙录及评论，撰成12万字的研究报告，又先后在最近3年的大专语文教育研讨会上发表以下三篇论文：《就香港大专中国语文教学的困局探讨语文自学中心的角色》、《从中大经验看语文能力提高计划的分工与配套》、《从因材施教与学以致用探讨大学语文自学中心的发展》。本文的写作，可以说是上述研究报告的总结，并尝试据以响应新世纪对大学语文教育的挑战。”

　　根据这一线索，笔者辗转找到杨教授的《大学国文科课程研究》这份报告，这是一份手写本书稿，原稿已经丢失，这次在笔者的求索下，杨教授的学生帮忙居然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仅有的一份复印本，教授连连说：这真是意外之喜！

　　杨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通识教育部主任，余光中先生在中大工作时期的同事，曾多年以大学语文为研究方向，发表过以下相关研究文章：

　　■1982年，他与中文大学其他两位同行一起前来参加“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在南京举办的首届年会，提交《香港中文大学“大一国文”科：教学检讨及小组导修简介》交流论文，后收入大学语文研究会和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大学语文研究集刊》一书。

　　■1983年，作者在此份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作为第一主编与“大一国文教学小组”其他成员合编了《大一国文教材》，并由香港华风书局出版发行。

　　■1992年，在《中国语文通讯》第22期上发表《写作教学与中文系课程设计》一文，也是与大学语文研究相关的成果。

　　■1996年，在香港“大专中国语文教学研讨会”上递交《就香港大专中国语文教学的困局探讨语文自学中心的角色》一文，后发表于香港《中国语文通讯》第40期。

　　■l997年，发表《从中大经验看语文能力提高计划的分工与配套》一文，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编辑的《香港中国语文教学研讨会——从预科到大专》一书（作者为该书编委之一）。

　　■1998年，参加“广东省第八届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提交了《“大学语文”科的规划和实践》论文。

　　■2000年发表《大学国文课程百年变迁与新世纪的挑战》一文，收入方克立、郭少棠、王俊义主编的《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001年发表《从因材施教与学以致用探讨大学语文自学中心的发展》，收入邓仕梁主编的《跨世纪的大专语文教学》一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2002年发表《从联合书院的历史看书院在通识教育的角色》，收入胡显章主编的《两岸三地学者谈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以上仅是我搜集到的部分文章，已经可以见出他的书稿绝非偶然应景之作。为此我向出版社推荐这份书稿，并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理由：

　　第一，该书稿如果出版，将是百年大学语文教育史上最早写作的一部理论专著。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1904年）就有的一门课，虽然编了不少教材，然而学科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直到2007年才有了第一本研究专著，其后大致以一年一本的速度缓慢发展，截止2016年才有8种，对此我在《大学语文专著一瞥》（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2期）有介绍。假如这部1983年书稿能够出版，则把“第一本专著”的写作时间整整提前了24年，这将是大学语文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

　　第二，该书稿填补了大学语文教育史上的一段空白。大学语文在民国年间是高校一门公共必修课，1949年后中国大陆高校渐次停开了这门课，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在匡亚明、徐中玉等人的呼吁倡导下重新开设，因此人们常说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是大学语文的“空白期”。但是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从两岸三地一个中国的立场看问题，大学语文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间断，杨教授的书稿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书稿详细介绍了36种大学语文教材，其中有19种就是1954年至1980年间的港台高校教材，这就用事实材料填补了大学语文教育史上的这段空白。

　　第三，该书稿写作态度非常严谨，收集资料极其详尽。作者叙述收集资料的过程说：“曾经亲访或托人查阅之图书馆计有：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史丹福大学图书馆、加州伯克莱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书稿完成于1983年，其时大陆高校刚刚恢复大学语文课不久，即使是35年后的今天，恐怕也还没有第二人做过这样的资料工作。

　　第四，书稿具有纵向与横向的宏观理论视野。在纵向轴上，书稿第一章“大学国文科的历史沿革”包括四个历史片段：（一）清朝末年；（二）一九一二至一九三六年；（三）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四）一九四九年至现在。尤其是把大学语文学科的源头延伸到1898年的开办京师大学堂，具有正本清源的理论意义。须知直至今日，大陆的一些研究者（以及一些领导）仍然把大学语文视为后起的补课性质的临时课，所以作者的研究是有超前意识的。横向方面，作者研究港台高校大学语文，自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他也不忽视港台与大陆的横向研究，譬如关注到1950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委会编写的两部教材（叶圣陶主编），关注到1982年“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及徐中玉主编的教材。他还注意到即使大陆高校停开大学语文的期间，也有学校以“习作与欣赏”之类的形式实际承担着这门课的教学，所以他认为大陆高校中断大学语文教学的时间只有十五年，这是非常独特的眼光。

　　第五，书稿非常注重资料收集研究工作，书后的三个附录构成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附录一 大学国文科研究论文目录”和“附录二 本文参考书目”，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尤其是港台方面的研究资料。“附录三 大学国文课本选文索引”则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将30多种教材中的1600多篇选文按照历史年代和作者进行编排，分别标注出某篇曾由某几种教材选用，这样的工程只有1940年至1942年民国教育部的“大学国文选目”研究工作差可比拟，当时教育部聘请了魏建功、黎锦熙、朱自清等六位语文界的大腕，对收集到的20种大学语文教材1051篇选文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最后才出台了这份“大学国文选目”，并据此编写了“部定大学国文选”教材（参笔者《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一书第19篇、20篇介绍），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研究。而书稿作者仅凭一人之力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这为我们今天如何进行大学语文的“大数据”研究提供了示范，这样的书稿未能及时出版，非常可惜，今天发现这份书稿假如仍不能正式出版，那将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该书稿篇幅不大，仅有13万字，后来作者的那篇《大学国文课程百年变迁与新世纪的挑战》的长文，是与之相关的研究，可以合并，另外作者表示三十多年过去了，自己也很有些后来的想法要写一写，那就是一部中等篇幅的著作了，笔者希望早日看到这本重要著作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