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阶段还有没有学习国文的必要？大学国文教育的目标何在？与中学国文科有什么不同之处？面对大专学生语文水准普遍低落的困境，有何解困之方？迎接新世纪对语文需求的转变，以及资讯科技飞跃进展对旧有教学模式的冲击，有何长远对策？这些都是语文教育界关心的问题。笔者曾在1983年制定研究计划，考究大学国文科的历史沿革及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实施情况，并搜集民国以来的大学国文教科书，加以叙录及评论，撰成12万字的研究报告①，又先后在最近3年的大专语文教育研讨会上发表以下三篇论文：《就香港大专中国语文教学的困局探讨语文自学中心的角色》②、《从中大经验看语文能力提高计划的分工与配套》③、《从因材施教与学以致用探讨大学语文自学中心的发展》④。本文的写作，可以说是上述研究报告的总结，并尝试据以回应新世纪对大学语文教育的挑战。

新式大学在中国的创设，始于20世纪的前夕⑤。京师大学堂的课程门目表中，并无“国文”一科，而性质与后来大学国文科相近的，则有预备科中的“经学”、“诸子”和“词章”。师范馆课程中亦有“经学”和“作文”。后来的大学国文科课程，每每将群经、诸子、词章兼包并蓄，可说是滥觞于此。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翌年颁布的“大学规程”规定在大学预科开设“国文”科。至于师范学校，“国文”除为预科必修课程，更列为本科四年的必修科目，教学时数如下：（略）

“师范学校规程”第十一条云：“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兼涵养文学之兴趣，以启发智德；并解悟高等小学校及国民学校国文教授法。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熟练语言，作实用简易之文，兼课教授法。”以民国初年的北京师范大学为例，长达四年的“国文”课程，包括模范文讲读、学术文讲读、国文法、修辞学、国文评点、作文、文字学、文学史、国文演习、国文阅书质疑和习字等项目。从上列颇为庞杂的内容都归入“国文”课程当中，可见当时对“国文”一词的理解，含义广泛，而设立国文科的目标，也成为持久争论的问题，将在后文详加讨论。

民国成立，直到1938年教育部订定全国统一课程为止，各大学在开设国文科方面各自为政，约可分为四类：一、只在附属预科中开设，而本部课程不开国文者，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大学。二、在预科及大学本部均设此科者，除师范大学外，尚有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三、并不开设预科，本部亦不设国文科者，如协和医学院。四、不开预科，而本部开设国文科者，如国立清华大学。

到了1938年，教育部正式规定，以国文科为基本工具科目，全国大学各院系学生均须于一年级修读。教育部又于1942年聘请专家多人召开大一国文编选会议，以朱自清、伍俶傥为主编，选出古文50篇，在1943年刊行了《部定大学用书·大学国文选》⑥，是为第一本全国通用的大学国文课本。

从1949年到今天的半个世纪，大学国文科的演变，可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方面叙述。

中国大陆方面，在1949年之后，教育当局并没有将国文定位必修科目。最初几年尚有开设，其后各校逐渐停开。直到1978年，由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倡议并在南大开设“大学语文”科，本科才恢复成为基础课程。经过20年的推广，开设“大学语文”科的院校大增，但仍未定为全国高院校的必修科目。

台湾方面，仍然继续1938年教育部制定的政策，将“国文”科定位大学一年级的共同必修科目，规定“国文”科须修习8个学分，第一学年上下学期各修4学分，每周上课4节。

台湾各大学所用的国文教材，除国立编译馆所编的《大学国文选》之外，各校亦有自编教材。兹以国立台湾大学历年教材更迭为例，以见教学重点的变化。

1953年前，台大国文教材为专书选读，所用专书为《史记》及《孟子》。1954年至1959年改用《史记》与《左传》。1960年除沿用《史记》及《左传》，加入蔡元培所著之《德育讲义》。1961年于《史记》、《左传》外，改用朱自清所著之《经典常谈》，加入陆侃如、冯沅君合著之《中国文学大纲》。1970年仍复1961年之旧，用《史记》、《左传》及《经典常谈》。1971年改用自编《国文讲义》。1975年用联经出版社之《大学国文》，内容包括：史记选、散文选、韵文选，并大量选读清末民初薛福成、曾国藩、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傅斯年、胡适、蒋梦麟等人的文选。1979年之后，使用自编之《国立台湾大学国文讲义》。至于教学编排方面，台大现行制度，为两学期课程，每学期18周，每周4节，每教节50分钟，以系分班，每班50人。课堂讲授以串讲范文为主，每学期作文三篇，全校统一命题考试。

相对于中国内陆和台湾的稳定状态，20世纪后半期大学语文科在香港的变化可说是相当急剧，在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都有方向性的改变。兹以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国文课程为例，作一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在1963年正式成立，而其成员书院的历史则可追溯到50年代初期。以新亚书院为例，1949年创校伊始即已开设必修科“大一国文”和“大二国文”，更有可供选修的“大三国文”，可见对大学语文教育的重视。直至1972年为止，三间成员书院所用的大学国文教科书包括傅东华主编的《大学文选》和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等六种，所选范文全为文言文，课堂活动以串讲范文为主。课程设计的理念，是在中学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相信通一经可以驭百理，读好文言便能写好语体。此种浸润熏陶的方式能否成功，颇视乎教师的人格学养对学生的感召，亦视乎学生能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较为适合于精英教育。

 大学国文科在中大的变革，可以从1972年崇基学院所编印的《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材》反映出来。此书在编辑方针上作出突破性的改变，除大量选入现代人的作品之外，并将教材划分为12个单元，计有：一、语文学习；二、儒家思想；三、道家思想；四、史传文学；五、论说文学；六、写景文学；七、序记文学；八、应用文；、九、翻译文学；十、诗歌；十一、小说；十二、文学评论。从上述的项目，可以看到编者的苦心，力图兼及古今中外的作品，统括语文、文学、文化的范围，以求容纳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和实用性的需求。类似的教材，分别在1973年和1977年略作增删，主要是删去思想史和翻译文学，增加了科技文、报告文学以及有关现代社会和经济的文章。从这三套教材得到的启示，最重要的是大学语文教育的多元化取向。语文本身是一种媒介、一种传意工具，自有其运用的规律和理论，故有“语文学习”的单元。就文章的表达方式切入，乃有“论说文学”、“写景文学”、“序记文学”等单元。就语文的艺术价值而言，则有各种文学欣赏的单元，如诗歌、小说、翻译文学，并且辅以“文学评论”。就语文作为思想的运载工具，乃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单元。就语文的反映时代，经世致用乃至日常应酬的功能，遂有“科技文”、“经济文”、“应用文”以至“报告文学”等单元。在这十多个单元之中，包含了“语文”、“文学’、“文化”以及“道德伦理”四大教育目标。就其优点而言，当然是兼容并包；可是教学目标的多元化，也有流于泛滥无归的危机。大量作品的选入，以有限的教学时数自不可能教完，而教师也就按个人所倾向的目标，各取所需。

从70年代后期开始，本科的教学重点已由精讲范文渐渐转移到着重语文练习。由于中大将通识教育列为必修课程，思考训练、文化修养、以至道德教化的责任，都不必由大学语文科负担。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中学毕业生的中文水准江河日下。不少文学院以外的同事以至大学的高层人员，在不满意大学生的中文能力不足以应付学习的同时，每每建议“大一国文”科在教学上不要多讲很深的文化和文学作品，而要加强能够立竿见影、即有成效的实用训练。这些要求，在任教此科的同事间颇为引起争论，也自然影响到课程设计的方向。

 到了1980年，本科的设计出现了方向性的变革。中大中文系出版《大学国文教材》及《大学国文教材补篇》。主要的改革是将“语文知识”和“语文练习”与范文分开，归入《大学国文教材补篇》，显示了语文训练成为本科的主要目标。至于范文部分，则大为压缩，只分论说与记叙两类，旧有课本中的诗词、小说、戏剧及文学评论，全部删除。这套课本在使用了两年之后，一般师生的意见，是略嫌过于偏重语文训练，所选文章能引起学生兴趣者不多，尤其是缺乏了诗词和小说，使人感到有所不足。

此一课本在1982年再作修订，分为三册，即《大学国文教材——古代汉语之部》、《大学国文教材——现代汉语之部》和《中国语文论文选》。修订的重点有三项：其一是充实语文论文部分，自成独立教材；其二是补充数篇现代小说和小量古典诗词；其三是选文以内容为重，而不求反映文学流变或文体类别。此一模式，再经两次略作增删，基本上沿用至本科取消之日。

 随着大学三年制的确立，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国文必修科学年课程终于在1994年取消，代之而起的是各类新生事物。首先是早在1993年试行开设的语文选修科，其次是1994年成立的语文自学中心中文部，然后是1996年开始的由各书院主办的语文能力提高计划，还有从1997年开始在全校实施的英语、普通话和粤语精修课程，以及计划中的通议教育改革等。相对于行之有效的大学国文科，这些新生事物能否发挥功能以至如何使之获得最大的收益，便成为课程设计者的考验。

上文简单回顾了大学国文课程的发展历程。在进入迎接新世纪挑战的讨论之前，拟就本文开始时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作简要的论述。

首先，在大学阶段还有没有学习国文的必要？这是直接影响到本科存废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可从现实、理想和功能三个角度考察。就现实情况而言，现时本港各间大专院校纷纷增设语文课程。这些课程尽管定下提高和加强语文能力的目标，可是实质上却只是试图补救大学生语文能力不足的困局。尤有甚者，是限于学分和教学时数，种种补救措施有时流于聊备一格，徒劳无功。从大学确实负担了本来应在中学阶段完成的任务此一事实，显示出中学教育出了问题。问题一天不解决，大学便无可奈何地为中学“补课”。反过来说，此一现实性的任务亦可以因中学语文教育的改善而免除。其次，说到理想的层面，从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将“群经”、“诸子”列为预备科必修课程，早期的师范大学更列出长达五年、包括词章、学术、文字学、文学史等十大项目的国文课程，可见大学教育设计者对此科期望之殷。直到7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恢复开设大学语文科，从各种教科书所见，仍是力求包括文学史以至文化史的体系；在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中，内地学者谈得最多的论题是如何通过本科实施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故就大学国文肩负实践大学教育理想的崇高使命而言，本科自有无可置疑的存在价值。可是，愈来愈多的实践经验显示，以有限的教学时数，贯彻包括语文、文学、文化、道德以至国民教育的目标，只会造成互相干扰或流于聊备一格，敷衍了事。随着通识教育的发展以及内地将部分人文社会科目列为大学必修科，原来依附于大学国文的各项目标已被多门科目所取代。在适当的分工之后，大学国文科的存废便得回到语文教育本身的功能来考虑。

大学语文科应该教些什么？大学国文与中学国文有何分别？就语文作为学习工具而言，工具的磨砺，精益求精，其需求是与时俱进，永无止境的。相对于中学语文基础着重于共同的规范。在大学阶段，由于学科的不同，带出了专业语文的要求，例如“中医古文”的选材，即较一般大学语文科远为深奥。由此可见，预科语文课程不可能取代大学的特殊训练，彰彰明甚。其次，就教学重点而论，语文训练听、讲、读、写、思维、自学六大范畴。相对于中学语文教育着重于听、讲、读、写等具体项目，大学阶段则应以思维和自学为主。落实到大学语文教学上，对思维的训练，包括从理论的层面掌握语文的要素，通过小组教学的质疑论难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并且通过以创意为主的写作引发思考的突破。

总结前文，笔者对于大学语文课程的角色有一个卑之无甚高论的看法，就是既不宜任其沦为中学和预科的补习班，但也不应将大学语文课教成道德课、文化课、思想史课或文学史课。此外，也有必要进而阐明，语文就其基本功能而言，固然是一种用于沟通传意和学习的工具，可是此种工具却不能离开所传达的内容而独立存在，由此而引出用什么工具（意指包含实质内容的教材）来学习使用语文此一工具，以及使用语文此一工具来学什么特定内容等两大课题。在后者来说，语文是手段；在前者来说，语文是目的。后者引出“专业语文”课，前者引出“语文专业”课。“专业语文”课的教材，在此暂且不论。至于“语文专业”课的教材。仍是不可能离开“言之有物”的内容和具有感染力的文字，上文提出不宜将国文课教成“文化课”或“文学史课”，绝非排斥具有思想内涵和美感的佳作，而是希望划清主从关系，通过文学史上的名篇去学语文，有别于学语文变成念文学史。上文引述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在1972年、1980年和1982年三套教材的转变，足以印证此一理念。

在对本科的问题有一定的认识之后，或可进而探索未来的方向。有关大学国文科在两岸三地实施的最新情况，笔者对内地和香港较为熟悉，至于台湾方面，则有待他日补论。从近年参加内地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得知，大学语文科的开设仍未遍及全国高等院校。大学语文教育资源有待增加，语文教师教学负荷甚重，每班人数偏多，亦缺乏资讯科技的支援。至于香港方面。大专院校都有开设语文课程，设置语文自学中心的院校日渐增加，教学研究工作相当活跃，更有部分院校致力设计统一考试，为测量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厘定客观标准。种种措施，从正面来看，固然未尝不可显示大学语文教育工作者日新又新，谋求进步；可是换一个角度，不必讳言，就是香港的语文教育工作者面对较之他们在海峡两岸的同工更严峻的困局，使他们不得不在穷中求变。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多年来语文水准的持续下降，使得大学新生的语文能力不足以应付学习，大学毕业生的语文能力不足以应付工作。雇主敲响了警钟，处身教学前线的教师更有切肤之痛，可是短短的三年时间，在满足主修、副修、通识教育、体育等科目的起码要求之后，几乎没有学分可供修读正规的语文课程，倘若依照正常途径，也就无从补救。

上述的忧虑是否危言耸听，只需回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便可找到答案。中大由崇基、新亚、联合三间书院组成。在大学成立初期，各成员书院保持课程设计的自主。有如上文所述，新亚书院即规定全体学生必修大一及大二国文，选修大三国文。当时的中文中学每周的中国语文课约有八至十节。加以大学学额短缺，能进入大学的都是中学的精英。这些精英在大学再接受两个学年课程的中文训练，毕业后自能应付裕如。此外，除了规定必修的大学国文，大学还设立语文中期考试，必须及格始可升级。可惜，这些良法美制随着岁月迁移而日渐萎缩。首先，取消了中期考试和大二国文，在70年代以至80年代中期，仅保留大一国文必修。至1986年加入甄别豁免机制，成绩较佳者可以免修。到了1994年，随着三年制的全面落实，在中大行之20余年的大一国文宣告取消。尤有甚者，相对于20年前的精英教育，近年来大学学额大幅增加，入学者的国文水准相对下降；比对20年前的中学生一般每周有八至十节的中国语文课，现时的中学课程只有四至六节。前后对照，本港10余年来教育发展的趋势，学额愈开愈多，学生质素愈来愈差，而用于中国语文教学的时数相反愈来愈少，南辕北辙，背道而驰，难道不是陷入无从超拔的困局吗？既然整个语文水准的大滑坡早在大学阶段之前就已形成，不改变中学的教学媒介，不增加中学中国语文科的教学节数，不延长高中阶段的学习年限，不改变中六预科的教育倾向，而将问题带到大学阶段，身为大学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显然是无奈而且无助的。

暂且撇开学制的困境，继续大学国文科如何面对新世纪挑战的探讨。简约而言，21世纪将是资讯爆炸的时代，万维网的扩展建立了新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资讯科技打入课堂，势将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笔者所拟提出的第一个论题，就是狭义的“大学国文”科或者传统的“大学语文”科的存废和应变。在1994年中大取消大一国文的时候，身为该科设计者之一，在不胜惋惜之余，却也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如释重负”贴切于“国文”科的问题，就是因为有许多的文化使命、道德使命、公民教育使命付托于其间。为了落实这些使命，范文教学也就占据大量教学时数，而教师的串讲宣道也成为自然不过的事。既然“寿终正寝”，将这许多使命教给具有无穷的扩展余地的通识教育，不正是“得大自在”吗？其次，谈到基础语文课与专业语文课孰优孰劣的问题，传统的语文教育家多认为只要打好语文基础，就能执一驭百，应付千变万化的需求。以笔者多年来实践所见，举一反三的教学无疑适用于具有高度转化能力的学生，然而随着世变日亟，学能日下，通过一科“大一国文”求以不变应万变，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再从“因材施教”与“学以致用”的角度讨论，各系学生的程度、才性以至学习动机和学习目标都有差异。将单一的“大学国文”科或“大学语文”科化为不同程度、不同目标的多元化而且具有针对性的语文课程系列，也就更能适合社会变化的需求。依循此一思路，以下具体介绍香港中文大学在取消大一国文之后的各项措施，信或有助于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一、策略上的分工，早已见于通识教育课程的设计。原来附加于大学国文的文化任务，通过百彩纷呈的二百多科通识科目得以落实，而原来讲授大学国文的教师，亦得以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国文学欣赏”、“语言、思考与写作”等科目展其所长。

二、因应一般学生语文基础不足而又未必有空余学分修读正规语文课程的困境，开设包括“汉语拼音及基础普通话语法”、“粤语拼音及粤语反切”和“英语表音及基础英语语法”的短期必修课程。每种语文只有9小时的教学时数，除了使学生懂得查字典、读音和掌握该种语文的语法特质，更在引发学生认识到语文的重要性，从而继续进修。

三、原来任教大一国文的教师，转而开设一系列多元化的语文选修科目。例如训练听、讲与思考的，有“口语传意技巧”和“演讲及辩论”；训练读、写和思考的有“阅读、思考与写作”、“语法分析与写作”、“语言、逻辑与写作”等；进一步提高文艺写作和欣赏能力的，有“文艺写作初阶”、“散文赏析及写作”、“新诗赏析及习作”、“对联赏析及习作”、“文言小品赏析及习作”等；至于专业语文则有“商用中文”、“行政事务中文”和“中医古文导读”等。这些科目各有所司，在同一类别上可以由广入深，而各类的组合亦可构成具体而微的副修系统。

四、在大学课程外，成员书院举办各种非形式教育活动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育特色之一。过去数年，各间书院筹办丰富多姿的语文活动，包括各种专题讲座、训练班、英语和普通话聚谈、以至赞助学生到以英语或普通话为母语的地区学习语文，成功地伸延了正规课堂所不及的空间，和课程表以外的学习时间，而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正规教学以外具有隐蔽性、渗透性以至融入生活的学习方式。此种学习方式在语文学习尤其是母语的学习而言，极为重要。因为语文学习是人类的本能，此一本能的需求来自生活，其表现亦在生活之中，所以通过生活上以身作则的示范和潜移默化，其效果并非正规语文课程送达致。

五、语文自学中心的设置，在中国语文学习上是新生事物。相对于国定的正规课程，语文自学中心可以发挥最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也是最有发展潜质的设施。以香港中文大学语文自学中心中文部为例，提供的服务包括下列四方面：（1）多媒体自学器材，包括收音机、录音机、录影机、电脑、书籍、报刊和各种自学封套。（2）由中心导师主持的百余种讲座，包括实用性的拼音、会话、语法、修辞以至电脑中文输入法，中文文书处理，应用文写作等；也有提升到思考训练以至文艺和文化领域的课程，例如创意写作、文学欣赏、作家访谈、戏剧欣赏等；更有针对某一特定时节的项目，例如新年教写春联、毕业前提供求职信写作辅导和模拟面试等。（3）中心备有各种语文性向和能力的测试设施，并由导师提供一人对一人的咨询服务。（4）上述的咨询服务通过万维网，更将学习的时空推展到校园以外和正规开饭时间之后。由此可见，自学中心的服务，除让学生可以自设目标、自选内容、自排进度、自由自在地学习，更重要的是提供不同的模式和组合，加上导师的个别辅导，因时制宜、因势利导，达致相体裁衣，因材施教的理想效果。

总结以上所论，面对新世纪瞬息万变的社会和对语文的多样化的需求，必须建立多元化的既有分工又能配套的学习模式。进一步展望资讯科技迅速发展对教学的冲击，遥距教学和以学生为本的自学形式将会无可避免地成为主流，在加强电脑的检索速度和教学软件的互动功能之余，如何平衡机械媒介与人的关系，将会成为新世纪的重要课题。笔者对此并不悲观，由于机械的帮助，本来需要由教师通过大班讲授、单向灌输的教学项目可以由学生自行取得，而教师反为可以集中精力，通过小组讨论、校园活动和个人辅导与学生直接联系。体认教和学都可以五常师、无定法，能解放思想，开放心怀，也就能够克胜新世纪的挑战。 

注释：
①《大学国文研究报告》，中国文化研究所资助研究计划，1983年。
②刊登于《中国语文通讯》第40期（1996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第1-8页。
③刊登于《香港中国语文教学论文集——从预科到大专》（1998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出版），第71-81页。
④发表于“香港大专中国语文教学研讨会”（1998年5月19-21日）。
⑤京师大学堂何年开办，在研究者中颇有争议，计有1898年12月3日、1899年1月28日及1902年12月17日三种说法；庄吉发：《京师大学堂》（1970年8月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出版）第一章。
⑥国立编译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