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07年7月29日 出处：汉语文化读本网 作者：吴珍根据录音整理 已经有1944位读者读过此文
（本站按：这是偶然收近来的一篇文章，后来仔细看了，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关重大的“新汉语运动”，才知道《汉语文化读本》这本书真的应该去找来读。这方面资料网上其实很多，可以用“汉语文化读本/唐逸”或“新汉语运动/唐逸”作主题词检索。）
时间：2006年12月14日下午2时半—4时半
地点：北京第三极书局会议中心
主持人：吴彬 （《读书》杂志社资深编辑）
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就是这本《汉语文化读本》。这是著名学者唐逸先生和他的夫人吴茵合作的。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它出于人文学者之手。之所以有这本书，是由于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汉语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在读、写和其他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人文学者的关注。所以像唐逸先生这样的研究西学的学者和他的夫人吴茵女士受过严格的汉语教学训练的专业工作者，他们感到了汉语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危机，所以他们做成了这本书。实际上许多学者都关心这个问题。
现在请本书的作者唐逸先生发言。
唐逸：（见发言稿）
吴彬：唐先生真不愧是饱学之士，从拉丁文、希腊文的对照，直到语言的自觉，文化的自觉到人的价值发现，把这个思路理清楚，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本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作出来的。下面请沈昌文先生发言。
沈昌文：原《读书》杂志主编
我是书商，不搞学问。不过，对唐先生的了解，我可以说是在座的诸位中比较早的读唐先生的著作，他的《英语构词》，59年商务出版，对我很大启发。我从来认为唐先生是一位研究西学的学者，看到这本书，大为惊讶。可是，我深信唐先生必有深意存焉。我希望把这郑重深信的态度，传达给我们敬爱的读者，他做什么事情，必有深意存焉。像我这个年龄开始学英语是学他的书学出来的。他对西学有这么好的研究，这么深的学问的人，现在做了这本书。今天听唐先生讲了，首先我们中国人自己要观念清楚，要讲象样的中国话，做象样的中国人。我们多少年来都没有很注意做好一个中国人，说好我们自己的中国话，锻炼好自己语言文字的修养。我觉得从这里着手是非常必要的。我没有很深的道理，我在翻来覆去传达一个道理，请大家相信唐逸，凭我做出版工作五十多年的经验，请相信唐逸。
吴彬：我相信沈先生说的话，第一，请大家相信唐逸先生。第二，唐逸先生有深意存焉。下面请摩罗先生解读唐先生的深意存焉。
摩罗：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作家
唐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唐先生来做这件事，说实话，我像沈先生一样，也有点出乎意料，当然，这本书我觉得很多人可以从中受益。我本人就从中受益，里面容易读错的字，我也经常读错。我觉得这是非常实用的一本书。唐先生刚才提到我们应该由人的自觉走到文化的自觉，然后进一步走到人本身，对于自己的重新发现，对世界的重新发现，是非常有深意的。这些重新发现，肯定会需要很多的资源，包括唐先生的这本书，本来他解决的都是非常常识的问题，这些常识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解决好。实际上这是一个资源问题，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过于偏少。拿我自己的学习体会来说，我想在座的受教育过程和我大同小异。我们从上学受教育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甚至博士毕业，我们所受的教育的整个资源，都是别人帮我们配置好了。别人配置了什么在教科书里，我们才能学到什么，比如说配置的好不好啊，你教给我学的东西是不是我应该学的东西呀，还有没有更加重要的东西，我应该学的东西你没有配置给我。这个别人的配置，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是没有能力来反省的。我们念完书之后，自己也来教书的时候，自己也来做文化人的时候，也来写书的时候，我想才慢慢有了一点点反省能力。我本人在这些年感到最大的缺憾就是，我认为我受教育的过程，被别人做手脚太多了，别人给我的东西太少了。实际上，我们从小学读过来，别人给我们的东西主要就是五四以来所建立的一套意识形态话语，在这个圈子里打转的一路东西。这东西我不说它不好，里面有很多好东西，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读书，把书读完了，走上社会工作以后，如果我们还希望对另一种资源更多的了解，比如，我希望我对中国古代的资源，诸子百家，对先秦这些东西，有更多的了解，我希望我对理学的东西更多的了解，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教育资源中比较缺乏的。说的更广泛一点，对基督教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对佛学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可是我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已经错过了，别人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受教育过程这个资源的被切割，资源的被屏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唐老师和吴茵女士所编的这本书，来给我们提供帮助，就因为我们受教育的过程中，这些资源人家没有给我们。那些主持教育的人，主宰教育的人没有把这些资源配置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来补课，补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要补的还有这些容易读错的字的背后的整个文化资源。
杨煦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留德博士
我是社科院的后学，以前在哲学所服务的时候，没有机会认识唐先生，觉得是很遗憾的事情。今天认识唐先生，感到很欣喜。唐先生刚才讲的是整个近代人文主义的兴起，语言所起的作用。我们现在谈现代性，现代国家，但所有的现代国家的兴起在欧洲，本身就是欧洲民族语言兴起之后才可能的。所以民族、国家的兴起滞后于民族语言。比如当代德国民族的内在的这种共同经验再也不是统一的中世纪的那些传奇，而是统一在路得所提供出来的现代这样一种基础上。刚才唐先生讲到意大利语，意大利语的兴起，法语的兴起，都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自觉是一个民族政治自觉的先觉条件。虽然后来讲，西方的整个现代是一个不自觉的、非人工的历史过程。我们的整个现代社会的这种热望、渴求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的条件下出现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不自觉的诞生的现代，而是一个非常人为的被所谓的精英集团不断呼喊着的这么一个现代，所以我们有一个带有很强动感的词叫现代化，倒过来讲，就说假如咱们这么来看历史，本来是一个自然过程，假如人的意志过分进入这个过程，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语言的很多灾难，汉语目前的许多灾难，我们虽然在讲它，但是我们经常不知道我们自己在说什么，这种灾难实际跟我们这种对现代的过分热爱，对现代化的这种人为历史过程的过分自觉恐怕有点关系。所以我们要分清两种自觉，一种自觉是一种次序（？），民族语言的自觉是民族政治上自觉的先声，或者前提。假如我们要提高水准（？）的话，从整个历史过程里，我们需要一个学习的东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要有太多的人为的自觉，非得要从这文化里头做出点什么来，我们现在语言的灾难跟这有关，因为我们非得把这个本来跟中国历史没有必要联系的东西变成中国人可以享用的东西。文化的自然过程跟文化的人为意志带有人工意志之间的张力导致我们目前文化的这么一种不知所以的现状。尤其在所谓的精英阶层中。
第二是文化上的自卑，我觉得在现代汉语里头，我们目前很优秀的报刊文章里，我都能感觉到一种仅从文化语言角度讲，我总觉得，从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字里头越来越翻滚的一种自卑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唐先生和吴先生做了这么一个读本，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是中国人，我究竟懂多少汉语。今天做了一个当代中国公民，我们把自己定义为中国人，但是我们说中国话和是否真懂汉语，这恐怕是两回事情。
第三，自爱的问题，在我们目前的文化界，我感觉有这么一种现象，都有语言的焦虑。现代语言的自觉跟现代政治的自觉之间的关系，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唐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了法国，法国有一个国家研究所专门负责所有外来词的法语化，这个研究所在巴黎的中心，我们知道德国在十几年来一直有德语的标准化运动，这是通过国家行政手段，通过法制手段一直跟学界、社会多方磨合的运动，民族语言的自觉尤其通过法制，通过政治手段调节建立一种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自觉，有效地保护语言的纯净，这种情况在欧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我们是否缺乏这样的东西。德国的问题，法国的问题，他们对民族语言的自觉跟一种文化的自爱有关系。我在欧洲生活了十多年，我和中国学生或者中国朋友聊天时，我往往得到这么一种印象，第一他会讲我们有很长很长历史，当我一旦要跟他探讨中国历史的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人物，某一篇文章，某一概念，某一首诗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经常茫然，这是一种抽象的自豪感，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都生活在一种抽象的自豪里。我们究竟对这个文化，对这个传统付出了多少时间，付出了多少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汉语家们是很客气的、非常温和的讲出来的一种批评的语言，很有一些深意的。1995年在巴黎的一次大会上，著名数学家熊庆来的长子熊秉明先生谈到在文革时期跟他母亲的一段通信，母亲给儿子写的信是：我好，你好吧。儿子的回信是：我好，你好吗？或者：你好吗？我还好。在66、67年他们母子通信一直用这么最低程度的这么几个字，当时会议上的很多人都很感动，熊先生拿这个例子要说明，我们这个语言有多少神奇的东西，多少沉静的东西，我们轻视的这种语言，我们不知道这种语言的里头还包含这么简单、隽永、绵长的情感含量。这是每个人自己对自己的语言有多少爱，有多少关注之后才可以体会的。今天就唐先生这本书的出版，我们重新讲我们作为中国人对这种语言我们访评一下，我们有多少爱，咱们先别着急当世界主义者，当世界主义者是太容易的事情。
第四，用这种语言做学问的有一个自律的问题。在我跟许多西方汉学家的交往的时候，他们会痛心的、有时还很激烈的讲，没有一个文化中的人像当代的中国人一样，活得不痛快，把自己的老祖宗拎出来抽象的臭骂一顿，这是世界文化史上极其独特的现象。我觉得从做研究搞文化的这种自律必须建立，别自己活得不痛快，就拿老祖宗出来说事，就拿老祖宗骂一顿，西方人我没见过有人活得不痛快拿柏拉图，拿苏格拉底来臭骂，他们为当代文化负有什么责任？假如我们爱这种语言，我们爱这个文化，我们爱操这种语言、在这种语言氛围中生活的我们的同胞的话，那我们使用这种语言的时候需要一点基本的自律，这也是我们在一直强调的现代公民意识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的意味。
吴彬;杨先生的发言让我们看到在汉语问题的深处，还隐藏着许许多多的其他问题。下面余先生发言。
余世存：著名作家
我和唐先生和吴茵非常熟。我跟唐先生交往很多年，受益匪浅。我十年前认识唐先生，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唐先生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庆幸一个人在青年的时候正是需要帮助时能遇上唐先生这样的人。唐先生对我的影响是他让我意识到，人是可以很早找到答案的，我原以为一个人要学到老，活的老。对于非常浮躁的时代来讲，很多人确实是一辈子都想学到老，都想找到某种答案，但是有的人可能一辈子活得很糊涂，但是有的人呢在年轻的时候，用司马迁的话说是“究天人之境，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已有自己的人生答案了。在我心目中，唐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贵族，他的言谈举止和他的生活态度很自然又能让你感觉到在他的身上、他的言谈中有一种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我望尘莫及的。就是这么一个文化贵族，一直在书斋里做自己学问的人，这十年来，他做了两件非同凡响的事，第一件事是十几年前他看到中国的权贵在市场经济启幕的阶段，还有点看不惯的时候，他跑到北京图书馆查了半年的资料，给当时主官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写了一封信叫“反暴利税法”，这封信可能起到一定作用，我当时写了一些读唐先生这封信的感想发在《方法》杂志，这个杂志被停刊了。由此可见唐先生作为文化贵族，他忧国忧民的态度，他看到了这个现象，不惜花半年时间去寻找答案。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另一件事，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本书，一个研究基督教神学的学者，他忽然做了一本《汉语文化读本》，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用沈老的话来说，有深意存焉。为什么唐先生做这个工作，海德格尔说，语言跟人存在的有关系，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我们每个人说话他可以让别人判断出我们自己拥有的家是怎么样的。这几年中国是买房热、装修热。唐先生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今天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可能是老房子，但你进到这个房子你对它没有任何轻慢之闲。我觉得从唐先生这本书里，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它的存在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回味的，他这所老房子肯定是非常自然，而且让人感觉到很亲切。我觉得这是唐先生向我们展示的东西，人生百年，有些人永远在追潮，在寻找答案。我们现在看到了真正的大家贵族是什么样子，他拥有些什么东西，他说的话，他做的事，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心志，他的生存方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所以这本书的出版特别有意义，它给我们示范一种可能的家，一种生存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拥有这么好的家，真是很羡慕。用摩罗的话，我们这辈子可能很难指望这种东西了。当然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毕竟人是可以去寻找答案，能够寻找到的。
吴彬：余世存先生的介绍让我们对唐先生的人格，风骨和底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下面请雷颐先生发言。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员
我今天非常高兴看到这本书，参加这本书的首发。我认识唐先生好多年了，2000年《荣木谭》的研讨会我也参加了。我最先知道唐先生是搞西方中世纪宗教哲学，搞基督教神学研究，我知道他会西方的好几国语言，还会拉丁文，虽然我搞中国近代史，但是我知道的我们的学者中能读拉丁文的人是少而又少。跟他这几年的交往，我感到他不仅西学的功底很好，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也很深。尤其令我感到很惊讶的是，这完全是他个人天赋的一个特例。他是195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在1950年以前我们的文化中还产生过一些这种学贯中西的人，这是当时的教育体制文化环境形成的，1950年以后就很少有这种人了。唐逸先生可以说是他个人的禀赋吧，或者说是一个特例。从中我想到一点，从唐先生到我说的是1949年前产生的大师包括钱钟书那些，唐先生会几国语言，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也很深，这引发出我学历史的一个感想，实际上传统、现代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外文和中文和学好中国古典，包括文言文也不是对立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汉语和英文并非两立。唐先生也给我们作出了这么一个例子，他不仅会英语、法语、德语等等，他的汉语也很好。我觉得唐逸先生本人包括他的这本书，他的几本书我都读过，尤其是广西大出版的《理性与信仰》，里面引用了大量的西方古典文献，证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在一个学者身上，能够很有机的融为一体。在我们民族的社会转型中，如果我们处理的好，这两种文化也能融为一体。另外唐先生编这本书看起来是很通俗的书，他是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来编这本书，他的深意是他想通过语言来表达到人的自觉，他反复强调了人的自觉，人觉的自己要说话，要有思维，要有自觉意识，人的觉醒。前一阵子开会，我的一个熟人，最近一直宣扬儒学，提倡读经，他在会上公开说：我提倡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最容易为威权政治服务，我坚决支持威权政治，我认为中国最需要威权政治，尤其中国现在社会矛盾这么多，贫富分化这么剧烈，他说我认为最能抹平老百姓心灵的，使老百姓服服帖帖的，实际上是儒学，我现在投身于弘扬儒学运动，就是要用儒学来为威权政治服务，来为专制政治服务。他是这样子来利用传统，而唐先生是利用传统来为人的觉醒、为个性的觉醒服务。重要的是看传统是怎样被利用，被什么人利用，这恐怕是我们在弘扬传统、接受传统、学习传统的时候，首先每个人都要想一下，究竟是像唐先生这样用传统来为人的个性张扬，人的个性发展服务，还是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朋友一样让传统为威权政治服务。我觉得唐先生编这本书确实是大有深意，再强调一下，他的本人就证明了中西并非对立。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唐先生编的这本书，我觉得编的很好。首先我觉得汉语文化这个提法就很好，老实说，文化这个话题，在我们有太多的莫名其妙的议论。比如说，有人有一个命题叫做现代化不是西化，我认为现代化当然不是英语化，也不是西餐化，也不是过圣诞节化，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通常讲的西化是什么呢，这些人讲的西化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就是不能要现代西方的那套制度，也就是自由、民主、法制、人权，这些东西都不能要，对于英语这些人倒是觉得无所谓，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东西西方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以前他们也没有，中世纪西方就没有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这一类东西，因此你要学西化，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比如有些人说，说我们不能允许把西方的人权标准强加于我们，这里头有一个，他没有说明的，他指是不能把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强加给我们，讲这话的很多人，他们非常喜欢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来强加于我们，所以我觉得这里头的确有一个怎么看文化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人一讲中国文化就讲儒家，老实说我觉得这里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被认为说中国文化的许多东西，其实也不是儒家的，比如说许多是秦始皇传到现在的那些东西，即使是儒家，它也仅仅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那个诸子中的一家，文化应该是一个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他都一直有的东西，但是不是其他民族有的东西，这本书的前言就讲了，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东西，我认为别的抛开不论，恐怕汉语就是这样。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有主张帝制的，有主张民主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基督徒，也有儒家，但是我们都讲汉语，如果真要讲不同于其它民族的这些人，与其说拿某一个思想流派，尤其是拿某一个主要是讨论某种制度的思想流派，来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代表，不如说拿一个超越的流派，这就是汉语，汉语文化读本，我觉得的确是，真正要讲国学，国学就不等于儒学，儒家是诸子之一家，虽然中国的统治者都比较喜欢讲儒学，至少法家的规则就不按照儒学，历代的宫廷政治中，弑君，骨肉相残，兄弟阋墙，这种事不知道多少，如果大家做一个统计概率的话，我相信中国皇室中发生的违背儒家义理的这种事情绝对超过中国的平民，也绝对超过西方的平民，所以真要讲文化的话，我觉得很难用这些东西作为民族性的代表，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我虽然不认为儒家就等于中国文化，但是，对于儒家，以前我们文章中彻底否定的态度当然也是有问题的，我注意到，唐先生在这本书中对儒家的评价，对他的主张专制的成分，也给予了很强烈的批评，表示不能认同。
汉语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如果我们以音节作为单位，同样数量的音节，所表达的意思，汉语是能够表达效率最高的一种语言，我有一个感触，我们现在看严复的西学的名著On Liberty （英文）《论自由》他用了一个词来阐述自由，就是”群己权界”，我觉得这个意译非常好，什么是群己权界呢？他认为近代的自由主义其实不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是只讲个人的，或者说是只讲集体的，所谓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群欲与己欲之间的一种界线，换句话说，属于个人领域的东西就是要自由，公权利不能干预，属于集体，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就是要民主，个人不能垄断，群欲要民主，己欲要自由，群己之间应该有确切的界线，至于群己之间界线中有些模糊的领域，怎么办呢？每个己让大家重新选定，重新划定一次，像这样丰富的内容，他可以用群己权界四个音节表达出来，如果用英语表达这个意思就要复杂的多，恐怕40个音节能不能表达这个意思都是问题，所以我觉得汉语的确是非常奇妙的，在当前，很多人把制度和文化混为一谈，往往用文化来为一些我们应该割除的制度做掩护的情况下，在这个反面，又造成了对我们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现在有了这样一部很好的《汉语文化读本》，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从中受益匪浅。
王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社会学家茶座》主编，《公共论丛》主编
很荣幸参加唐先生和吴茵《汉语文化读本》的发布，八十年代最早看唐先生写的关于基督教神学的文章，后来时间久了，才知道唐先生实际上是目前当代中国比较罕见的学贯中西的通儒，或者通人，我还看过唐先生写过语言哲学，关于美食，社会暴力等等很多文章。现在他为什么编这么一本《汉语文化读本》呢？唐先生的深意，我看有两个，它对一般关心文化的读者是一种意义，对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又是一种意义。虽然这本书的篇幅不是很大，但它兼顾了普及和提高，可以说做到了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对于一般的文化读者来说，里面有容易读错的常用词，读错的姓，还有一些称谓语怎么正确使用等等。这些东西应该是搞工具书和语言教学的人擅长的事情，为什么唐先生要来做这件事。我想起了八十年代初，好多大学悬挂的大标语，请、谢谢、对不起……全是礼貌用语，全民都来学。我当时看了很好笑，要是一个外国人来中国，看到满街挂这个，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到了非洲的原始社会，或者猴子从丛林里走到城市里来，不像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像一个野蛮人刚刚进了城。一些最基本的礼貌用语，中国人都遗忘了。八十年代时候，开学术讨论会，中青年学者很多是刚从乡下回来的，那时也成了学者了，但三句话就带他妈的。现在变成教授了，好一些了，十句话或五十句话带一个。这就是一个经历文化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时代，那种粗砺文化的遗存吧。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的状态，标志着我们一般生存的状态。不论你怎样想抹煞这段记忆，忘却这段记忆，在语言里留下了很多痕迹，不是人为能够抹煞掉的。刚才唐先生讲了那个时代，对语言的伤害，是一种过度政治化，政治暴力，导致了这种德国诗人所说的“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这几年我们看到另一种，由于商业化对汉语的另一种伤害。像唐先生在这本书的附录里举了很多例子，本来以博大、深沉、优美著称的汉语，现在变成很单调的几个字，像酷呀、毙呀，爽呀这样的单字，这就有点像奥威尔的政治隐语里讲的，大洋国的政治术语编有一套新华园里高度浓缩的，单字的发音要短促，不能联想太多。这些看起来是语言问题，深层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所以，对一般文化读者来说，意义就是通过读这本书，提高汉语文化的修养，真正做得有话好好说。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像清代的学者讲，读书必先识字。好像看起来，从事学问的，谁能不识字呢？当然实际上真正做得所谓识字，谈何容易。像鲁迅这样的人也还说过，谁没写过几句不通的文章。要真正掌握汉语，能够驾驭汉语，自如运用汉语，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是终生都要为之努力的事。西方有一位语言哲学学者说的，语言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想要进一步拓深拓广我们的学术研究，首先从语言入手，是许多西方大学者采取的学术路径。唐先生的书，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有这样的启示，你从事学术研究，首先要掌握好，真正理解语言，能够驾驭语言，把语言作为入手的基本路径。我觉得，唐先生的书看起来很通俗，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是很深刻的，无论对学者来说，还是对一般大众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吴彬：王焱说得很对，汉语读本是一本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东西，中学生有用，大学生有用，研究生有用，也许博士生也有用、学者也有用。我觉得，王焱的表达非常到位。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我最后简单说一点，刚才王焱和吴彬说的我深有同感，这本书的前言部分认为本书是为会汉语而感到不足以提高文化水平的人，所以给别人的印象这是一本普及的读物，是一般的汉字、诗词，但我的理解不是，我觉得，其实现在中国，非常有文化，甚至学术地位很高的人，我观察到，举个例子吧，几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在报纸上写文章，用词就用错了，就是空穴来风这个词。我后来发现空穴来风这个词，百分之百用错了，全用反了，我最近几年从未看到用对的。空穴来风都当作有根据在用，实际上是无根据的，大家都是望文生义。还有一个是七月流火，五、六年以来，没有一例是用对的。以前我觉得台湾的水平要好一些，比如发音的正确性和文字的用法。最近我发现台湾用空穴来风也完全用错了。我再举个例子，北大中文系另一个很著名的教授章含之，章含之的父亲是章士钊，家学渊源，他的思想，大家有非议，这里不谈，他的文字应该是很好的，我看她的第一本书《乔冠华》就有错误，用了大量汉语不通的东西，这里我要说明我的汉语也不好，如果是唐先生发现的话，我估计很快就能发现。我在书里发现了大量的错，我写信给《光明日报》语言文字版，要求改正，《光明日报》没有发表。我也不想批评别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我受的教育相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比较好的，我在文革前念完了高中，我父亲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我从小念了不少书，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的错别字不知道有多少，为什么？以前我发现自己用错了也不知道，别人也不好纠正。后来用电脑打字，很多字打不出来，肯定是我念错了。我现在每天写文章，我都要查一查新华字典看到正确的读音，再打字才能打出来。这说明自己念错了却不知道，电脑对我是个考验，因为我想打字却打不出来。当然这本书对我来说也许是个普及的东西，但我还是要说，对章含之女士来说，这本书对她是极端需要的书。恐怕对于这些大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极端需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我特别认同这本书，尤其还有唐逸先生在别的地方发表的一个观点，就是它是一种文化遗产。因为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是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国学知识的应该补课。谈到这里，就要跟现在的国学热联系在一起，我觉得唐先生表现出来的文化遗产，我非常赞同，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当成是一个封建的糟粕，在糟蹋，在扫荡，我们自己知识很不够，像我作为一个搞社会科学的学者，而且已经达到教授席位的人，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知识是非常不够的，这是时代造成的。这方面就需要大量这种书补课。现在这种东西被别人搞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一谈到国学，一谈到传统，我们就应该要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类东西，就像陈明、蒋庆这种人，要把儒教编成国教，要写到里面去，这样搞的话，实际上会引起相当多的人的反感，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不利的，不对的。所以，我对唐先生的这本书所表述的立场。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在传统文化，在语言文字上，我们这种大量的补课的工作，学者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这种群众文化，或者是另一方面从历史上讲是回归文化吧，也不应该把儒教搞成国教。我们要把立场分开，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的破坏，我们现在要补课，要重新建设，另一方面，传统中间的那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对于建设一个国家制度的基本原理，我觉得千万不应该要的。这一点，唐先生把它表述得非常清楚，非常之好，我感到由衷的佩服。
吴茵：记者、作家
先道歉，说是两点钟开始，结果两点半开始，非常非常抱歉，占人时间等于谋财害命，先抱歉一下，这是第一，第二，我想谈一下我们这本书，把编的初衷就是我们很想斗胆在这里发起一个运动，就是所谓的新汉语运动，从这本书我们很想恢复汉语的美丽、汉语的规范、汉语的优雅和汉语的多重的含义，本身是很好的语言，可是我们现在用的很糟糕，像徐友渔先生说的用错的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很想纠正一些错误的用法，我们这本书查了大量的资料，唐逸当时的想法是我没有一个字是没有出处的，由于做这本书我们发现很多汉语的字典里面都是错的，包括读音，包括解释，所以基于这样，我们就这本书更加负责，每一个字基本上每一个字我们都是查了大量的资料才把它定下来出处，最早的出处在哪里，就像唐逸说的，用学术规范的方法来做这本书，我们希望这本书能站得住脚，能够别人批评我们的，挑我们的错越少越好，当时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另外一点我们自己觉得作为年青人、这一批人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特别是八十年代受教育的这一批人，接受启蒙思想，特别是像吴彬他们《读书》的人，八十年代看《读书》的人，在座可能有一些，我们当时的想法就觉得中国文化不行，要全盘西化等等各种各样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是没有自信的，面对西方文化，我们一点自信都没有，所以我们很想通过这本书能够回到诸子百家的传统中去，就是这个儒学不是纯粹的中国传统，诸子百家我们认为它更应该恢复它的尊严，所以唐逸用他的一套方法，哲学方法重新解释、阐释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我们很想搞一个中国的文化复兴运动，斗胆，斗胆，我们个人的力量很小，当然我们也很渺小，斗胆向媒体的朋友，各位朋友呼吁一下能不能提高中国人的，作为中国人你对自己的文化了解多少，作为中国人你对自己的文化有没有自信，作为中国人，我们的文化中能不能发现跟现代的普世价值能够相接的地方，就是唐逸谈的，人的觉醒，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尊严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抛砖引玉。非常感谢诸位老朋友来参加我们这个会，大家都非常忙，徐先生是推了一个采访来的，摩罗先生是坐飞机连夜赶回来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谋杀了诸位半小时时间，请大家谅解。
唐逸发言稿
我们编写《汉语文化读本》的动机是观察到一些现象。例如大学生写错别字和读音错误，文理不通，词不达意，对祖国文化的无知等等。比如外交方面，接待的外国元首或名人往往引用中国古诗或故典，而接待者却常常不熟悉这些引语或故典，十分尴尬。前几年美国前总统卡特来访，时值盛夏，他引用了两句古诗：“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问客来，颦蹙奈此何！”外交部误认为是唐诗，查不到，到处打电话询问。还有一次，日本客人引用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接待者也不知道，其实这是常见的唐诗。有一次盛夏，台湾政治名人在北京某大学演讲，校长在致辞时引用“七月流火”来说明酷暑，闹了大笑话。此外在影视和日常生活中，常有人用错传统称呼，也传为笑柄。这类现象颇多。然而更严重的是现代汉语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表现在流行许多潮流用语和简陋的句式，人们一张口说话或写文章，就不知不觉地套用这些现成的用语，大大束缚和简化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认识。这样形成的语言习惯，自然缺乏理性求证的精神和思维的细密性和精确性。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用法中有这样的句式：不就是什么什么吗？例句：老子不就是五千言吗？（有什么思想！）分子生物学不就是基因吗？（有什么新鲜！） 电脑不就是处理器吗？（有什么复杂！）民主不就是议会吵吵嚷嚷吗？（有什么意义！）当然这里举出的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类似的语言现象颇多。这种语言习惯可以说是简化一切的思维习惯，遮蔽了我们的视野，封闭了我们的思维，使我们失去求真求证爱美的心灵渴望，感受不到生命的价值和自由的尊严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上述句式在外国语言里找不到相应的句法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不应忘记祖国特有的历史经验和语言文化。不过几十年前，我国还是一个男人留着辫子，穿着怪异长袍马褂，向皇帝、官吏、长上跪拜磕头，可能以任何罪名不经法庭辩论和正义程序就拉出去砍头的国家。那时读书人（以及办公、公告、社会交往）使用的是脱离口语的文言，也就是以特定的教科书（朱熹四书章句）和特定的教育体制（私塾和科举考试），经过长期的王朝意识形态灌输而塑造的一种有着明显思维定势的权力话语。一旦进入那种符咒般的语言思维，就会摇头晃脑发昏做梦不知所云地成为那种意识形态的俘虏。这种回溯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提醒：现代汉语的前身就是那个八股语言。虽然经过五四白话文运动，恢复了或改变为书写口语的习惯，但由于没有经历过发现人的价值的社会运动，于是很容易成为新意识形态八股的臣民。文革就是加紧打造这种八股的一次全民大改造。后来，没等人们定过神来，同样没有经过一次发现人的价值的社会运动，就来了“商业大潮”。意识形态八股是衰落了，但商业潮流八股随之兴起，现代汉语仍然是一种缺乏主体性的，具有屈从性和跟潮性的话语。除此之外，现代汉语还有两大特点。其一，缺乏理性求证精神和严密确切性（例如上文举出的句式），这与缺乏主体性有关，因为求证和求真是主体的价值选择，只有觉悟到人的价值的人才去认真求知、渴求真相、伸张权利、积极参与，而“难得糊涂”的奴隶们则一切马马虎虎。其二，与传统的断裂。原因是多方面的。五四输入外国意识形态，不加区别地批判传统文化，此后经过文字改革、教育革命、文革、批林批孔等运动，在几代人中间彻底破坏了传统文化的形象，加之百年来的民族自卑感，长期的心理压抑，对教育体制的失望，欣羡西方生活方式，于是在年轻人中间形成厌弃中国文化、轻视祖国语言的风气。很少有人怀着民族的自豪感去认真读书识字了。根本原因是公众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既然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生活没有关系，还怎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呢？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说清楚：什么是普世价值？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何在？为什么需要在祖国文化体系中找到现代化的根据？（请参阅拙文《普世价值与中国文化复兴》）因为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问题，才能唤起中国人的真正自豪感（而不是由自卑感导致的民族主义和自大癫狂），唤醒主体自由精神，个人的尊严和责任感，建立理性秩序和正义体制，完善市场经济，使祖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富强之路。斯事亦大矣!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必须熟悉传统语言，而现代汉语与传统语言偏偏是断裂的，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传统的语言。这就是编写本书的初衷。表面看起来仿佛是一本工具书，但实际上贯穿其中的是一以贯之的奠基理论和严格的学术方法。本书的基础理论就是《现代汉语问题》中提出的语言理论，即认为语言不是所谓交际工具，根本不是工具，而是人类意识的形式。因此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便有什么样式的语言习惯。上文描述的现代汉语样式，便反映现代中国的社会意识。也就是缺乏主体自由和理性秩序的社会意识。提倡新汉语运动也就是唤起中国人的现代社会意识。其次，本书有严格的系统的学术方法，即统一了传统声韵训诂、语义分析、话语类型分析的分析诠释方法。（参阅《我的学术方法》）这样，本书从选词、分类、注音、释义，直到诗歌和诸子百家的选择和辨析，皆体现作者的观点方法和知识体系，与现有的工具书和国学根本不同。例如词语部分，不仅纠正了一些辞典的错误，而且因声求义，由本义到引申义、假借义的系列，可使读者在不知不觉间熟悉传统语言的方式，养成尊重规范和精确运用语言的习惯。在诗歌和诸子百家部分，则着重选取与普世价值相关的内容，对危害极大的传统意识形态（理学）的意义结构进行深刻的分析批评，而对支持普世价值的传统思想则给以系统的分析和建构，指出中国文化不等于儒家，而且儒家也不是主流。（参阅《文化守成与制度更新·四、中国的多元文化；六、儒家与儒教》）这一切皆是为了提倡规范清晰、理性求证、主体自由的新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在《现代汉语问题》一文中有明白的交代。只有系统地发掘传统中的普世价值，才能引发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只有通过严格的学术方法和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才能理解什么是普世价值。正如本书封内公示所说，古老的传统，顿时焕发青春的生机！
最后需要解释，为什么要从语言的学习引发文化复兴呢？因为语言是人类意识的形式（这是本书的基本理论），一个社会有什么样式的语言，就有什么样式的社会意识。现代社会就是以普世价值为制度建构的基础。没有现代语言的自觉，就不会有现代社会。现代语言的自觉，就是规范清晰、理性求证、主体自由的精神。如果我是一个主张多元自由的现代人，主张在尊重他人同等权利前提下设计自我人生，一个有谈判能力的契约主体，那么我自然要清晰表达和伸张我的权利，用规范清晰的语言与同胞交流，建设高效的理性秩序，同时由于我要创造幸福，我也自然对世界和人类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理性求证的语言就是我的需要。从语言的自觉到人的价值的自觉，再到文化的复兴和普世价值，直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个逻辑是十分清晰的，而且有人类历史的先例。欧洲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文化复兴运动是由十四世纪持续至十六世纪而横扫全欧洲的所谓文艺复兴（La Renaissance, The Renaissance, Die Renaissance都是开首大写而带定冠词的专有名词。这个词源于中古法语，意为rebirth, “再生”，中国通常译为“文艺复兴”，不确。）。此次复兴的文化价值便是所谓人文主义humanisme，即人的价值。有趣的是，这个词迟至十九世纪才出现（1859年法国历史家George Voigt的著作Le premièr siècle d’humanisme：《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而远在十三世纪在意大利的大学中已经流传它的源词（意大利文）：umanista，意为讲授古典语言的教授。中世纪早期（六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大力倡导简陋的圣经拉丁文（通俗拉丁文），从此优雅清晰的古典拉丁文遂被取代。社会意识换成通俗拉丁文的语言形式，也就被教会的权力话语征服了。十三世纪随着城市文化和大学的兴起，风气为之一变，西塞罗、利维、维吉尔的优美拉丁文再度受人瞩目，umanisti的机会来了。他们讲授的学问就是studia humanitatis（拉丁文，意为“关于人的学问”，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人文学术。）。人的价值的再发现，通常起始于对古典语言（优美而自由的语言）的重新欣赏和学习。文化复兴大抵从语言开始。远在专制意识形态形成以前，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富有人文精神和普世价值。然而我们文化的精髓和负载它的语言被遮蔽和涂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编写《汉语文化读本》，提倡新汉语运动和中国文化的复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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