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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笑谈大先生
【时间:2014/5/29 】 【来源:《笑谈大先生》 】 【作者: 陈丹青】 【已经浏览2403 次】

 

陈丹青,画家、作家、文艺评论家。绘画之余,出版文学著作十余部。陈丹青无论画风与文风,都具有一种优雅而朴素、睿智而率真的气质,洋溢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课文为作者200565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所作讲演稿,后收入《退步集续编》。

 

 

  今天在鲁迅博物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们根本休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爱默生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以鲁迅的性格、主见,不管放到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吃鲁迅饭的专家,据说仍有两万人。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每次我碰到这类文章,总是很茫然,好像走丢了一样。可是翻开鲁迅先生随便哪本小册子,一读下去,就看见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烟,和我面对面!

  我不是鲁迅研究者,没有专门谈论的资格。今天孙馆长孙郁先生给我大面子,叫到这里来,怎么办呢,自己想个话题讲?想不出来,就算有什么意思要来讲,一到鲁迅家,就吓得不敢讲:讲鲁迅先生?那么多人已经说过他了,还有什么可讲?

  所以你在鲁迅博物馆不谈鲁迅、谈鲁迅,我觉得都不恭敬,都为难。

  我知道自己是在“鲁迅”这两个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的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说是读者,鲁迅读者太多了;说是喜欢他,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读者,都有人喜欢,那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我只能说,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这是有区别的。譬如鲁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鲁迅,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想念他——我们会想念一位亲人、恋人、老朋友,可是几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出于什么理由?是怎样一回事?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伟大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在这些人中间,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差不多是我自以为顶顶熟悉的一位,并不完全因为他的文学,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我曾经假想自己跟这个人要好极了,所以我常会嫉妒那些真的和鲁迅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可是你看鲁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范爱农、韦素园、柔石、刘半农等等,就比别人回忆鲁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读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我立刻变成他本人,开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范爱农》,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喜爱他,然后读到他死掉——尸体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我们这代人喜欢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块大牌坊。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浑身痱子,一声不响”,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文学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五十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象么?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二十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像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儒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非洋派,也不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民国时期文人群像选编——自上端第一排左起:胡适、郑振铎、丁玲、梁实秋。

第二排左起:闻一多、张爱玲、鲁迅、老舍。第三排左起:茅盾、台静农、

萧红、曹禺。第四排左起:郁达夫、傅斯年、张恨水、巴金。

 

  我记得七十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贝托鲁奇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多少年来,鲁迅这张脸是一简约的符号、明快的象征,如他大量的警句,格外宜于被观看、被引用、被铭记。这张脸给刻成木刻,做成浮雕,画成漫画、宣传画,或以随便什么精陋的方式翻印了再翻印,出现在随便什么媒介、场合、时代,均属独一无二,都有他那股风神在,经得起变形,经得起看。延安时期粗糙的鲁迅木刻肖像,老先生出殡时游行队伍捧扶的大肖像,“文革”时期被百般夸张的鲁迅像,都并不像他,然而鲁迅的形质与神采总能穿透笔墨的歪曲,扑面而来,宣称这是他自己的容颜,不曾遗失,不曾贬损,不曾消淡。他的容颜在他殒灭后继续活在无数图像中,以至这些图像竟能以被任意引用的方式,继续捍卫他那张脸。

  不是随便哪张脸都能够蕴涵这种如“命运”般难以左右的图像效应。你试将其他五四名流的脸拿去作图像任意弄弄看,就显得平凡、突兀、不配,即便鲁迅两位兄弟的面相都与大哥相像——早年的作人还曾蓄过和鲁迅一模一样的八字须——然而毕竟弱几分,有如斑痕浅迹,是会被韶光与媒介淘洗隐没,模糊不清的。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太多了,早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尼采一脸凶相,叔本华一脸苦相……高尔基又简直像一个流氓”,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子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征得同意,自己说说而已。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太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鲁迅说不定会同意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什么叫作“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去除层层叠叠油垢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确信,他这样一句一句写下去,明知道有人会发笑。

  随便举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记录内山完造那边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夫人即宋庆龄家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

 

      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

 

  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但又有一层需要说,却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鲁迅知道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不恰当、不大方,都没必要。而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特地搜寻着要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并没有”,好,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

 

      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老先生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意,用了点心思,又看不出怎样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后来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看萧怎样不熟练地使筷子夹菜,还有许多令人发噱发笑的细节——这就是我所谓的好玩,很不起眼两句话,年轻时不注意,中年后读到,我心里笑起来。

  太多了。在鲁迅先生的文句中,布满这类不起眼的好玩,轻轻地,或者放纵地,故意地,或不是故意地,随时想到,随时好玩,随手写下来。因他是通体的、彻头彻尾的好玩,所以他知道自己好玩,不放过一行文字在那里独自“玩”。除了“好玩”,鲁迅先生另一个偶尔被提起的处境就是很寂寞,他好玩了一生一世,结果大家把他看成个很凶、很苦,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即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幅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嬉笑言谈。唐弢还说,那时的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前面说到夏衍,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结果据夏衍说法,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熟得很。

  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几位论敌,他与多数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胡适算是鲁迅的“夙敌”,可是你看鲁迅给胡适早年的信,虽敬而远之,不作熟腻之态,也时常夹些轻微随意的文人式的调笑。他与郑振铎有好多信不厌其烦商量怎样印笺谱、怎样印得它精良考究之类(这些信件往来正是鲁迅大叹时代黑暗,也正是柔石与瞿秋白被害的三十年代初,当我在鲁迅博物馆亲见那些精致透顶的笺谱,我就想,这精致与闲心,不也是那黑暗时代的注脚么),可是我看夏衍回忆,就说鲁迅有一个时候见了郑振铎就骂他,说在《小说月报》上照片弄错,翻译弄错,他讲两个富家女婿,一是指邵洵美,一是指郑。但有件事上两人又有同感,印笺谱,搞版本,非常要好。

  这样看来,鲁迅与所谓“论敌”的关系,半数是熟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熟不识的人,又怎样看待鲁迅呢?我的一位师尊认识某位当年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老先生,五十年代谈起他年轻时为文撩拨鲁迅,鲁迅回应几句,那老先生到晚年还得意洋洋说:“好哉,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蛮好玩,蛮开心,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价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文人之间的“死掐”,有也是有的,譬如周作人的得意门生废名迷恋佛学,和熊十力交好,天天论道,有天两人高声辩论,忽然就不出声扭打到一处,结果是废名怒冲冲走掉,第二天,又走去和熊十力聊别的学问……我们今天的文人们,有为了学问而辩论到至于扭打起来的么?没有,都客气得很——总之不好玩。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地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譬如章衣萍的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于是老先生“噢、噢、噢……”地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么,我就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拣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太太这才明白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这样子看下来,鲁迅是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照江南话说,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玩笑。那年他送书给刚结婚的川岛,就在封面上题词道:

 

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

 

  那种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的智者。在严重变形的民国人物中,想必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绝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世人的想象,甚至是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只为希特勒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也只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风流盖世,他好玩吗,好笑倒是有一点;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性情中人,然而性情不就是好玩;周作人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调皮与好玩——他虽也论到心里的所谓“流氓鬼”即文笔偶尔的“不正经”,可是论开阖,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真气,到底窄了几圈,虽这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当年乱世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顺便说一句,鲁迅批判林语堂,可就脸色端正,将自己的“好玩”暂时收起来——可是我们看不出林语堂平时真好玩,他或许幽默的吧,毕竟是种种西式的刻意的自我教养,哪里比得过鲁迅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

  这样子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进入他的文章与思想。

  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早已被长期困在单一的诠释模式里,我来插一脚,又是不好玩。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这“核对”一句,我以为说得中肯极了。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作“游戏文章”,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作“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激烈深刻,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及不过鲁迅,不在主张和道理,而在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词语调度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写文章不见游戏性,观点便只是观点,深不到哪里去的。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还有那未曾结集的《五讲三嘘集》,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

  历来我们的称引鲁迅,尤其是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摁着孩子死命念的篇章——临了还逼着学生硬写什么“主题思想”之类——总是拣那几篇沉痛激愤之作,好许多绝妙的游戏文章,向来不称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简直提前预告了江青的浮现与祸害。另有不少爽快的杂文,譬如《花边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当时的文人纷纷谈论,言不及义,此后迄今,也还没人比得过,查对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写;《南腔北调集》另有两篇随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搁在今天看,意思也还精辟醒豁,也写在同一天——老人家显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鲁迅下笔,实在是讲快感。他自己说他作文是被“挤”出,并非“文思泉涌”,我只信一半,因这又是他藏在胡子底下的“戏话”,几分认真,几分调笑,顺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学家。他所谓“匕首”之类,并不真要见血,不过刺着好玩,态度又常是温厚的。譬如《论“他妈的!”》,语气把握得好极了,我们读着,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国民性的某一端,可读到结尾,鲁迅忽而笔锋一转,这么写道: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得意极了。

  中国散文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还看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晓得体贴,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写文章便可尽管诮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这样的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好玩得起,游戏得起。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到的。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的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峻急锋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顽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儿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儿温润出神,如《朝华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杂糅在一起,难分难解。

  鲁迅所写的序与跋,独步古今,那种好法,真是品性毕露。譬如《集外集》序言的结尾: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

 

  这一段,适可看作他的天性的自白——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泼辣无忌、妙笔生花,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文章,《古文观止》也不见相似而相应的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也会惊异赞赏,因他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开阔而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则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虽然这发疯也叫人起敬意。

  将鲁迅与今人比,又是一大话题。譬如《花边文学》几乎每篇都是游戏文章的妙品,今日报纸上的专栏文章,休想请来这样的笔杆子。鲁迅晚期杂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早就半自觉倾心于桑塔格形容巴特的所谓“写作本身”——当鲁迅闷在上海独自玩耍时,萨特、巴特、德里达等等,都还是小青年或孩子。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当马克思主义在当年中国成为最时髦的思想时尚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单独一人,大胆地、自说自话地、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讯息获知并实践这类新的文学观念,而是凭借自己内在的天性,即我所谓的“好玩”——玩文学,玩时代,玩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对巴特的描述——所谓“修辞策略”、所谓“散文与反散文的实践”、所谓“写作变成了冲动与制约的记录”、所谓“思想的艺术变成一种公开的表演”、所谓“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所谓“短文的复合体”与“跨范畴的写作”,这些后现代写作特质不论能不能够,或有没有必要挪去比照鲁迅,在鲁迅晚期杂文中,它们早已无所不在。

  而鲁迅大气,根本不在乎这类花招,不给出说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后来种种西洋理论新说法,他仍然会做他自己——他活在一个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最正确的时代,但是今天看来,他的许多见解和预测比马克思主义者更真实、更深刻、更高明,因他更懂得中国与中国人——他早就说过:什么主义进了中国的酱缸,就会变;他早就警告我们:未来中国不知要出多大的灾祸,中国将会变成无边的沙漠——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笼统被称作后现代文化的时期,他也仍然清楚自己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他会是后现代“文化研究”极度清醒的认识者与批判者。诚如巴特论及纪德的说法,鲁迅“博览群书,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

  是的,我时常钦佩后现代文本,我们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别人的思想。但以我的偏见,这些皱眉思索的“后现代”才子似乎还欠几分鲁迅似的“好玩”,亦且人世的阅历与洞见,及不过鲁迅——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便提醒我们的话。他说: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说的是实话。

  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稀有的、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正直、刚烈、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上进化论的当、上革命的当、上年轻人的当、上左翼的当。许多聪明的、右翼的正人君子因此而攻击他、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能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因为他克制不住的好玩。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企及他,掩盖他,超越他。

  然而鲁迅这种罕见的特质,说来并不见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在我们任意夸张而援引的那位鲁迅身上,偏偏被排除了“绝望”与“好玩”这两样特质——这特质,倒反是现代西方人能会意,如老牌左翼思想家葛兰西也说过“理智上的悲观主义”这样的话,曾经左倾的鲁迅听见了,或可引为同调吧。连我们眼中开心而浅薄的美国文化,也有纽约大导演伍迪·艾伦无遮无拦的话:“你这样的悲观绝望,这样的看破一切,你唯一的反应就是放声大笑。”这话说得对不对呢——其实,在鲁迅诅咒的古语中,早就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因绝望而发出的笑,只是我们已经忘了、不用了,这个词,叫做“痛咥”。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的。我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就勉强说到这里。

 

上图:鲁迅照片中唯一大笑的镜头。沙飞摄于1936108

十一天后,鲁迅逝世。下图:笑容可掬的胡适,摄于1952年。

 

(《笑谈大先生》,陈丹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课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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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大先生》导读

《笑谈大先生》教学参考 

陈丹青:我为什么要“笑谈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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