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的文体分类是一个接受了“外援”而又“独立自主”的研究部门，是一个悄然崛起并取得了实绩的“横断”学科，文章的“三分天下”（文学类、应用类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边缘类）、文学的“四大家族”（诗歌、小说、剧本以及散文）等已经匀勒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框架，大致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要加强文体分类的理论建设，一方面拉动以语言构成的文章及其结集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类群的发展，一方面开创一个东方文体分类学派。
关键词 20世纪 文体分类 演变路程 得失
文体，或称体裁、体式、样式等，是一个类型学的概念，属于形式的范畴，文章内在性质的外化形态。它的分类相当古老而又持续不断，然而，站在由20世纪向21世纪跨进的门槛上回望，过去的百年却是中国文体变动最大最快的时期，随着文章实践及认识的深化，文体分类已经大致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并且有望在新的百年里展示它严谨的理论格局和操作价值，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体分类系统。
一
就像一枚硬币共存着正反面那样，在20世纪里，中国的文体分类碰到了转型的最佳机遇，也碰到了使它陷于窘困的挑战。
转型是由文学观念的明晰开始的。中国自孔夫子以来，始终把诗歌与散文当作正宗，《诗经》、先秦的诸子和历史散文和以后形形色色的诗歌和散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汗牛充栋的诗文理论，一向被历代知识分子看作是高尚的、清雅的、经世致用的不朽盛事，反之，小说和戏曲则受到鄙视，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虽说，也有人想把散文这个“杂货铺”里的东西区分一下，哪些是文学的哪些不是，也有人想抬高小说戏曲的，要把它们推进到“文苑”里，可怎么也没有撼动模糊而且狭小的传统文学观念，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仍然摒弃小说戏曲，散文类里却又收进了大量章奏、书启、策论、考辨等应用性的文字。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西方的学术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作品介绍了过来，以此为参照系，中国学人在本世纪初开始以“直观性”、“形象性”、“感情性”、“美术性”等为标尺，于是文学的界说才由混沌到廓清，范围也迅即拓展，不仅包括而且十分看重了小说戏曲。迨至“五四”，白话文学兴起，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思维模式的变革，更给了文体分类以前所未有的机遇。可是，它也碰到了挑战。从西方看，文学早已突破了古典主义的藩篱，主张个性解放，主张自由创作，许多雄心勃勃的作家都是自己规则的制订者，而毫不顾及文体原则，当这股风刮到中国的时候，与“五四”作家追求“绝端自由”、“绝端自主”一拍即合，“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赖以存在的传统文体观念随之土崩瓦解，文体的“解放”和“自由”成了时尚，成了生气勃勃的潮流。适应需要，中外都出现了激进的否定文体分类的言论，克罗齐认为“就各种艺术作美学的分类那一切企图都是荒谬的”，①林语堂认为“方评家将文分为多少体类，再替各类定下某种体裁，都是自欺欺人的玩意”，②这些颇有影响的代表性言论，把文体分类置于尴尬的窘困境地。
客观地说，这些言论对于破除陈旧的、凝固的、被搞得支离破碎的文体分类自有它某种积极意义，是策应了文学运动发展的，可是又把话说过了头：可以否定脱离实际的旧分类，而不应该否定分类本身，文体分类始终是人们认识和驾驭文章的一种需要；可以否定过去分类理论中的糟粕，而不应是它的精华，已往分类理论中的真知灼见始终是人们获得写作自由的法则，它却把脏水和孩子一齐倒掉了。事实上，20世纪文章实践是在冲破了旧框子之后又在寻找着它的新分类的，威斯坦因说：“与时期、潮流和文学运动等概念一样，体裁这个概念也会开辟出一个极其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③鲁迅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④这些说法把文体分类导向到一个继续行进的轨道。这是一种相悖相逆的态势：一方面否定了旧分类，一方面孕育了新分类；一方面讲分类无用，一方面说分类有益；一方面认为文无定体，一方面主张大体应有；一方面鼓吹文体分类学不能成立，一方面呼吁建立文体分类学甚至小说美学、诗歌美学；一方面宣传不要去读那些文体学、小说学，一方面却是讲述现代的和古代的、总述的和分述的文体专著成了最为畅销的书籍……由于20世纪中国的特殊环境，外侵和内乱，政治气候，文学运动面临的更为重要的与抗战、与大众、与政治、与生活等的关系，很少能顾及到本体研究，因此矛盾的双方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碰撞或直接的争论，这就造成了文体分类研究的一些世纪性特点：各自的分散研究较多，共同的集中讨论较少；微观的碰到什么讨论什么的情况较多，宏观的审视和体系研究较少；成果经实践筛选而被认同和采用的较多，而被逻辑证明和理论阐述的较少；给人的印象，它是一个悄然地取得了辉煌实绩而又没有摆脱某种阴影的研究部门。
二
文体分类研究一百年来的行程，按照它自身发展的逻辑和状况，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展开期和突进期。
第一时期从世纪之初至1936年，这是传统文体分类被摧垮、现代文体分类轮廓已经显示出来的奠基时期。其主要标志是：
（一）文章被大别为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文章是指一切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琳琳琅琅，十分庞杂，自西学东渐，随着文学观念的明晰和新文学运动的兴起，文章就有了划分的客观可能和现实需要。最早着意于此的是陈独秀，他在著名的《文学革命论》（1917）及其它地方曾经反复提及，文章可以大别为二：一曰“文学之文”，例如诗歌、戏曲、小说等；一曰“应用之文”，例如评论、文学、日记、信札等。⑤一经提出立即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所赞成，以后，蔡元培称其为美术文与应用文，叶圣陶称其为文艺文与普通文，称呼不一，大别为二的意思算得到了认可和沿用。
（二）文学“四大家族”并举的提法约定俗成。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融汇中，受到“外援”又“独立自主”，产生了独标一格的中国文学四分法——诗歌、小说、剧本以及散文。胡适是这一分类的倡导者，他先后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这两篇很有分量和影响的文论里，从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跳脱出那个时候文学往往只提诗歌、小说、戏曲的舆论，而把散文包括进去，以文学“四大家族”并举的视野评述了中国古代文学和1917年来的白话文学，受到了广泛的注意。以后，许多人（特别是朱自清）都作出了呼应。这样，到了1935一1936年间，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一1927）的总结性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这一分类便由约定而俗成。这套大系共十集，除了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史料索引集三集之外，其余七集均为文学作品，包括诗歌（一集）、小说（三集）、剧本（一集）、散文（二集）。由于这套选集是由众多文坛著名人物选编的，由于著名的选集（例如文学史上肖统《文选》、姚鼐《古文辞类纂》）对于文体分类总是起着导向甚至规范的作用，因此，这套大系在现代文学分类上作出了也许是主参编人没有料到的奠基性贡献。
（三）应用文的分类各说不一而共趋简化。应用文是一个汪洋大海般的存在，而且千姿百态，体式繁多。传统分类根据它们的外在形貌，采用了一个“开中药铺”式的方法，并且相积累加，一分就是几十类、一百多类甚至几百类，搞得很碎杂，自宋代真德秀在《文章正宗》里开始归并之后，到清代就出现了一个由博返约、从繁趋简的流向，顺此，这个时期凡触及应用文分类的，大都从表达方式上概括出几个大类，例如蔡元培《国文之将来》分“说明”和“记载”两类，陈望道《作文法讲义》分“记载”、“纪叙”、“解说”、“论辩”、“诱导”五类，叶圣陶《作文论》分“叙述”、“议论”、“抒情”、“描写”四类，夏丏尊、刘薰宇《文章作法》分“记事”、“叙事”、“说明”、“议论”四类……名称各异，类别不一，但归趣却是一致的，都想在碎杂零乱的泥沼里跳出来，让它更加简明。
（四）文体新概念的涌现改变了整个分类的面貌。这个时期文章剧变，由文言而白话，由骈韵而散文，由代圣人立言而自由地抒写个性、为人生、为艺术等，单就文体角度而言，变革之大也是亘古未见的，一方面从异域输入了许多新概念，诸如神话（始用人为章炳麟，初见于1901年），科学小说（梁启超，1902），悲剧（王国维，1904），历史小说
说（吴趼人，1906），童话（周树人，周作人，1909），自由诗（田汉，1919），报告文学（陶晶孙，1930），一方面又自造了一批新概念，诸如无韵诗（刘半农，1917），短篇小说（胡适，1918），话剧（洪深，1928），科学小品（陈望道，1934），加之，诏策、章表、奏启、封禅等这些旧概念随着封建制度的废除而消失，叙事诗、寓言、杂文、小品、游记等这些古已有之的概念因社会需要而被挖掘出来大量使用，于是，整个分类的面貌便焕然一新。
第二时期从1937年至1977年，这是根据现代分类已经显示出来的轮廓，主要在微观上展开研究的时期。主要有：
（一）各体研究陆续展开。一般的情况是作家写什么便谈什么，文坛上碰到什么就讨论什么，虽说大多肤浅，涉及的品种却不少，包括了歌剧、悲剧、历史剧、短篇、长篇和小小说、诗歌以及民歌、散文以及杂文、回忆录和传记、报告文学，等等。特别要提及的是，何其芳对于诗歌一系列问题所作出的理论思考与回答，例如对诗歌特点的文体比较说明，抒情诗与叙事诗、尤其是格律诗与自由诗的标志与分野，在1958年由民歌运动引发的一场新诗大讨论中，他又以自己的理论视角卓然不群地观照了旧体与新诗的种种状况，那睿智的见解在诗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笔新财富。此外，茅盾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1961）、郭小川的《有关报告文学的几个问题》（1965）、井岩盾的《真实和虚构——关于特写、传记、回忆录等一个基本问题的讨论》（1959）等，都对材料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对各体的性质的特点作了比较求实的概括。
（二）外国文体观的介入。过去虽不断介绍过外国的文体分类理论，一般都是零星而且印象的，建国之后却陆续地把原著翻译了过来，像《别林斯基选集》（1952）、黑格尔《美学》（第一卷，1958）、亚里士多德《诗学》（1962）等，使国人知道了外国文学三分法（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的理论依据和一以贯之的实践采用。1957年，曾经翻译了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别林斯基论文学》等的查良铮，当他看到中国自己编著的三本文艺学概论都一概采用文学四分法的时候，就以长篇书评的形式，站在拥戴三分的立场上，向流播于中国的四分法开了一炮，说它依据的是“习惯和传统”，说它“逻辑混乱”，说它是“非科学”和“没有地位的”。⑥这本来是一个理论研究和讨论的契机，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没有产生什么回应。之后，到了60年代初，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采用三分法，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采用四分法，出现了两种分类法分庭抗礼、并存竞争的局面。本时期内，应用文的分类经过调整，以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格局被中小学语文教材所采用，作为基本训练的三大文体。
（三）文体综合研究初露端倪。本世纪以来曾出版过几部文体专著，例如施畸《中国文体论》、薛凤昌《文体论》、蒋伯潜《文体论纂要》，那是新旧交替的过渡性产物，以“五四”以来形成的文体分类观念而作出了初步整理的，则推本时期内出版的《新文体概论》（朱星，1954）和《文学分类基本知识》（吴调公，1959），虽然简陋幼稚，却是一种新角度和新材料的综合研究的端绪。除此之外，《谈谈文体》、《文学体裁的发展》等论文也引起过注意。⑦
第三时期从1978年至本世纪末，这是文体分类研究十分活跃并全方位推进的突进时期，基本特征为深化和多样化，主要是：
（一）应用文研究勃然兴起，许久以来，重文字轻应用，应用文的研究是偏枯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令人瞩目，为适应社会需要，应用文受到了广泛的重视。1980年，张寿康倡议建立以应用文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学，揭开序幕，于此，发论文，出书籍，建学会，办杂志，进课堂，设专业，一派兴旺景象，文章的两翼——应用文和文学文——得到了健全的发展。这一研究，从内部讲，使人看到应用文单就表达方式分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以进行基本训练之外，仍需要模式的分类（例如书信、广告、合同、总结、诉状之类），尤其是行业的分类（例如新闻、经济、机关、司法、科技、教育之类）更有客观的需求；从外部讲，使人进一步明确了应用文与文学文的分野以及各自不可替代的范围、特征、性能和价值。
（二）分类框架有所突破。过去因文学运动的需要，好多人从文学的角度区分它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界限；本时期以来，应用文兴起，好多人又从它的角度区分和文学的界限；双方似乎都在努力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受到自然科学部类之间相互交叉与渗透冒出了一大群边缘学科的启示，1978年，由裴显生主编的《写作学新稿》，据此提出了在文学与历史、新闻、地理、哲社和自然科学之间也存在着一个相互接壤、比邻、犬牙交错的边缘地带，例如传纪文学、报告文学、游记文学、杂文、论说文、科学小品等，它们既有应用文客观的、实用的性质，又有文学文主观感情的、形象审美的性质，属于文章的第三类，即早已存在而且理应相对独立的边缘文。因为这些边缘样式过去都归属到散文的范围里，于是人们对“四大家族”之一的散文的认识也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与此同进，在系统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好多人开始以整体、局部、层次、交叉、母系统、子系统等概念和范畴观照分类，试图寻找出一个符合实际的文体分类体系。
（三）文学辨体引人注目。当文体分类相对稳定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辨体研究，即根据分类的理论去辨别作品的体型归属。本时期以来纷至沓来的古代或现代的文学分类体选本，例如杂文、游记、悲剧、喜剧、抒情诗、叙事诗等等，几乎无体不有，从分类学的角度看，统统是一种历代作家作品的归类性研究。在辨体研究中难免争执，有人指出鲁迅小说集《呐喊》里的《一件小事》、《社戏》等应当视为散文，有人指出向来视为悲剧的《牡丹亭》属于正剧，甚至莎士比亚的戏剧经朱生豪译成散文式的话剧之后，中国读者以为莎剧的体式就是如此了，孙大雨却站出了纠正说：不然，莎剧是诗剧，是不押韵脚的诗，一行行稍有长短而大致整齐的诗体剧，⑧翻译界于是开始了对莎剧的重译。特别需要提及的，从本世纪以来，源于日本波及国内的中国“无悲剧”论一直很有市场，连王国维也认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⑨这个时期经过研究认为：主角毁灭了的就是悲剧，虽有团圆的收尾（反映了东方民族的审美心理）仍然改变不了它悲剧的性质。这样，辨体的研究为西方模式的悲剧观念注入了又一个套路。
（四）学科建设提到日程。东西方，包括曹王、刘勰、肖统、姚鼐，包括亚里斯多德、布瓦洛、黑格尔、别林斯基，都十分注意分类，倾心探讨过分类，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遗产，可是因为各种原因，它始终未能形成一门学科。出于客观的需要，1981年，郭绍虞首先提出：文体分类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分裂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这不仅是修辞学、总集编纂、目录学、理论批评等的要求，在学术研究上也有它的重要性。⑩在当今新学科纷纷产生、各自脱颖而出的态势下，让文体分类学由“潜”到“显”，从“依附”转而“独立”，是更有基础和条件的。应运顺势，文体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体裁：审美特性。规范与反规范》等一批论文陆续发表，⑾《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褚斌杰，1984）、《文体分类学》（钱仓水，1992），《文体学》（金振邦，1994）等一批论著相继出版，都在为这门学科的建构添砖加瓦。此外，辞典的出版也成为这一时期萌生出来的独特现象，金振邦《文章体型辞典》（1986初版，1995修订再版），朱子南《中国文体学辞典》（1985）等受到瞩目。
三
综上所述，20世纪是文体及其分类研究大变动、大转折、大革新的时代，中国学人继承传统，开辟未来，面向世界，把文体分类史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首先，确立了唯物辩证的文体观念。应该说，传统的文体分类观存在着主观偏面和孤立静止的倾向，小说和戏曲特别到了元明之后已经浮出历史水面成了辉煌的文学部门，却始终被鄙弃，契约文书和科技记录早已在民间流播，却一直被摒除，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整个文体研究是偏枯偏荣的，缺少了一半的。本世纪以来，不仅把整个独立成篇的文章，包括小说、戏曲、契约等纳入研究的视野，使文体空间覆盖了整个文章实践，而且对各种新出现的文章体裁，例如话剧、歌剧、新诗、报告文学、影视文学、消息、广告、科技论文、调查总结等也一一予以审察，从实践以及它们和左邻右舍的关系里说明其特性，置放在自己的研究范围。这种全面整体的而不是偏面局部的、动态发展的而不是凝固静止的、彼此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孤立的文体观的确立，一方面使文体研究更加符合实际状况而带给它面貌一新和蓬蓬勃勃的兴旺景象，一方面使文体研究的价值进一步显示了出来，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
其次，搭建了有中国特色的文体分类框架。本世纪以来，一种泛文学观念悄然兴起，认为可以把文学的疆界放得更宽阔些，举例而言：美国的韦勒克和沃伦说，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区别是流动的，没有绝对的界限，一概排斥宣传艺术之类是一种狭隘的文学观念；⑿ 前苏联的莫·卡岗说，“美的王国”不是绝对独立的，“诗的孤岛”是不存在的，艺术世界里存在着一种双重的、复功能混合状态；⒀ 中国的朱光潜说，如果把文学（局限）在诗歌小说剧本之类的框子里，那未免把文学看得过于狭窄了，认为文学不仅包括散文，而且包括散文中的论说文……。⒁ 这些言论是富于启示性的，文学固然有它中心领域，也有它的边缘地带，把这些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边缘体裁，例如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游记文学、科学小品、杂文、论说文等统括为文章的第三类，即介于文学类和应用类之间的边缘类，不仅符合“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的辩证唯物原理，⒂ 而且也符合了泛文学观念的文章实际。这个创造性的分类，包括在文学“四大家族”中设置了一个与外国文学三分法迥异的散文类，是先于世界而富于中国特色的，完全可以无愧地拿出去接受世界文学及其理论的检验。
再次，显示了文体分类的生命活力。本世纪是文体分类新陈代谢的剧烈转折时期，自刘勰《文心雕龙》、肖统《文选》开创的传统分类，被沿用了一千三、四百年之后，一朝崩溃，代之以现代分类，这种现代分类，包括文章一分为二或“三分天下”，文学“四大家族”，剧本的悲剧与喜剧，小说的长、中、短、微，等等，这些分类和概念的出现，少则十几年、几十年，多的也不过百把年，可是传播得很快很广，举凡文章及其研究的各部门都在运用：报章杂志是分类的，《诗刊》、《散文》、《剧本》、（小说》等成了刊名，就是各种综合性的文学杂志也一一以分体类名作为栏目；图书出版是分类的，文学大系、年度选集、作家文库一概以文体归并按类出版；中小学生的练笔作文是分类的，或写记叙文或写议论文或写说明文；就是面对着几千年的古代文学，也以现代文体分类的观念去作新的挖掘、整理和排列，王国维《宋元戏曲考》（19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带头突破之后，各种文学史以及它的分支杂文、游记、神话、传记、喜剧、悲剧、短篇小说，或史或论或选，陆续出版，使这个悠久的领域以新的体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毫不夸张地说，文章领域是有文皆类，它的研究领域是凡文必体。尽管“文章无类”、“分类无益”的阴影始终驱而不散，但是就像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需要分类进而认识、区分、驾驭、改造客观事物一样，作为一种需要、一个方法、一条途径，新型的文体分类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活力，而且谁也阻挡不了它的继续发展。
四
回望20世纪的文体分类，成绩固然巨大，不足也很明显，为了继往开来，在新世纪里走向成熟，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加强文体分类的理论研究。也许由于时代步履的匆忙和社会发展的曲折，20世纪的中国学人，从总体而言，虽然提出了文体分类的许多独标一格的创新论点，并被大家直感的认同，可是却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逻辑证明，缺少理论支撑。比如文学的四分法，它既与传统的分类相接续，也与世界性的三分法相沟通，然而与它们又有明显的区别，完全是一种经过了脱胎换骨的新的分类法，它蔓延之广、势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根据的是什么呢？是传统习惯还是科学原则？查良铮说它“逻辑混乱”、“没有地位”，郭绍虞说它“汇新旧之长，又保留了民族形式之优点”⒃，哪种看法是正确的呢？即使当初四分法的提出是源于习惯和传统，那么今天能否发现它还深藏着一个有其存在的、符合实际的科学依据呢？大家知道，外国文学三分法是因为有了亚里斯多德《诗学》、黑格尔《美学》等的理论支撑，它的概念才雄霸了二千余年的，比较起来，中国文学四分法不仅历史短促，而且理论更加苍白无力，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造成了在长久而经典存在三分面前的呐呐词穷。比如一讲文体分类，总有人视为框框，视为束缚，甚至视为枷锁。那么，文体法则和创作自由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诸如此类都需要理论的证明和回答。从另一方面看，20世纪的文章实践，越来越显示出文体分类具有“横断”学科的性质，凡以语言构成的文章及其结集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类群，包括语言修辞学、文章和文学的理论美学和史学、写作学、鉴赏和批评学、编辑学、图书馆学等，都要触碰到文体分类，所形成的成果都会在整个学科类群中得到运用，文体分类的理论建设可以拉动它们的发展。因此，在新的世纪里需要产生中国式的《诗学》和《美学》，产生新时代的《文心雕龙》和《文选》，或者产生若干经过充分论证的、有说服力的论文，把东方的分类介绍出去，创出一个新的学派。
其次，要清理某些模糊的文体概念。一个文体概念就是一类作品的“招牌”，它一般有着标明该类作品的性质和特点的功能，循名可以责实。自然科学，例如植物分类里有一个特别研究部门一一命名学，为了有效地进行研究，它根据“不知道事物的名称，就不会知道事物”的原则，对命名的方法作了许多规定，规定之一是每个名称必须表示一定的实物，在许多同名中只许留用一个，大家必须履行，否则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会产生混乱，不便通用。本世纪以来，中外文化交汇，文体新概念不断涌现，这中间存在着囫囵吞枣的现象，季羡林不久前就指出过一个事例：“随笔”这个词儿，在法英德三国文学中是一种体裁的名称，而在中国则是散文、随笔、小品等不同名称，有的书上和杂志上居然把三者加以分列，逐一定义，个中差别，我区分不出来，⒄ 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与此相联系，接触外国文学的人，有的便将“四大家族”里的散文与Essay即随笔、小品相联系，认为是一种自由而富于个性的短文；接触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有的便将它与骈散、韵散的“散”相联系，认为散文是一种不骈或无韵的文章；搅成了一锅粥，稀里糊涂。还有一种情况，例如小说，它的特征是什么呢？“五四”阶段，有人食而不化地将外国文学三分法中叙事类作品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径直移用到“四大家族”之一的小说上来，以后被沿用，陈陈相因，几十年一贯制，谁也没有怀疑过，那么，它和剧本、叙事诗、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的区别在哪里呢？它们不也统统都有人物、情节、环境三个要素吗？怎么能以它们共同具有的要素代替特征独独给予小说呢？文体概念及其内涵是分类的基石，可以允许五彩缤纷的文学在类名上保留它的丰富性，不必像自然科学那样严格或单一，可是类名的丰富性与内涵的一致性却必须统一，而且这一个个已被定位在中国现代文体分类框架里的类名，也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定性说明，必须剔除“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最后，要开展文体分类的国际交流。文体分类的研究，中外都有二千多年的历史，现代以来又在克服障碍之后按照各自的轨迹继续展开，双方都有自己的经验、认识和思路，双方都面临着走出过去分类机械死板、僵化封闭、烦琐碎杂的怪圈，建立起一个静态与动态、明确性与模糊随机性、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分类体系，比之国别的文章和文学的史学来说，它更具有跨国的共同性，更具有学术的开放性，因此，一方面要注意把国外的最新研究介绍进来，一方面也要把国内的研究成果介绍出去，条件成熟的时候，也可发起或参与一点小型的研讨会，在中西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归纳、整理出符合实际的、切合实用的、带有普遍效应的一些法则或原理。
文体分类堆积的问题很多，但又是一个传统深厚、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有了20世纪的转型，中国应该在21世纪里有所突破并在世界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机会。
注释：
①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
②林语堂：《新的文评序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321页。
③乌尔利希·威斯坦因：《文学体裁研究》，《比较文学译文集》（张隆溪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④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32页。
⑤陈独秀着意把文学大别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可参见他的《答胡适之》（1916.10.1）、《答常乃德》（1926.12.1）、《文学革命论》（19l7.2.1）、（答沈保墀》
（1917.7.1）等。此外，又见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时，陈独秀在该文后面所加的按语（1917.5.1）。
⑥查良铮：《评几本文艺学概论中的文学的分类》，《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
⑦吴调公：《谈谈文体》，见《语文教学》1960年第2期。钱仓水：《文学体裁的发展》，见（上海文学》1962年第12期。
⑧孙大雨：《莎士比亚戏剧是话剧还是诗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页。王国维对世纪初以来源于日本波及国内的“中国之演剧也，有喜剧，无悲剧”的说法，指出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在当时是空谷足音的，但认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却并不符合实际。
⑩⒃ 郭绍虞：《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复旦学报》1981年第l期。
⑾ 钱中文：《体裁：审美特性，规范与反规范》，《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1期。
⑿ 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页。
⒀ 莫·卡冈：《艺术形态学》，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18页。
⒁朱光潜：《漫谈说理文》，《人民文学》1962年第7期。
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页。
⒄季羡林：《我读蒙田随笔》，《新华文摘》1997年第12期。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223001）
责任编辑 李德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