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我国现在流行的学术分科滥觞于晚清，其时开始的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变是为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在晚清发生的剧烈变动与当时经世学风的兴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传统学术的衰落及转型与西学的引入存在着一种关联互动关系。西学的引入既冲击了传统学术，也冲击了旧式书院教育体制，使中国传统学术和书院制度开始向现代转型。
●这种转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时期基本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
晚清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就是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代性质的学术分科，并初步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变，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所谓“四部之学”，指“四部”之内的经学、史学、诸子学、词章学等传统学术门类，这是就中国学术研究范围而言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内）；所谓“七科之学”，指“七科”（文、理、法、农、工、商、医）之内的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地、农、工等诸多现代学术门类，也是从学术研究的范围来划定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中国文史哲不分、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向近代分科治学的“专门之学”的转变。
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在晚清所发生的剧烈的变动，与经世学风的兴起及西学东渐密切相关。现代学术分科是从西学的引入、传统学术的衰落开始的，也是随着这样一个过程而逐步演化的。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促发了人们对经史“无用之学”的唾弃，从而勃兴了“经世之学”；传统的“经世之学”仍不足以经世，又迫使人们研习西方“有用之学”，引导了各种西学的大规模输入。由此可以说，“经世之学”的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学术的“消解”和“分化”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西学传播的“引导”上。而西学的大规模输入，自然带来了西方分科观念和分科方法，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便随之而起。
西书翻译是西学输入的主要方式，它使得中国学界对西方主要学术门类，如天文学、算学、重学、天学、地学（地质学）、地理、矿学、化学、电学、光学、热学、水学、气学、医学、画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也就是后来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学科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而学术分科观念及分科原则，则是在西书翻译中逐渐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学人所知晓、所接受的。在对西方近代分科性质的学术门类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在批判科举、改革书院的呼声中，中国学人依据刚刚接受的“分科立学”、“分科治学”观念，提出了最早的学术分科方案。
冯桂芬在1861年所作的《采西学议》中，综合西学和中学，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学术分科方案。冯氏所要“采”的西学，主要指“历算之学”与“格致之理”。“历算之学”包括天文、历算等学；“格致之理”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学等。冯氏所理解的中国学术，主要包括经学（包括小学、算学）、史学（策论）和古学（词章之学、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等。三类“中学”加上两类“西学”，便构成了新的学术分科门类。在中西学术的配置上，他提出的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陈虬在《治平通义》中也提出了变革学校“科目”的问题，并意识到“科目”之变法是“纲中之纲”。据此，他将中西学术分为五科：艺学科、西学科、国学科、史学科、古学科。“五科分立”的方案，是杂糅了中西学术后的综合性学术分类方案。西学科包括了当时传入的“西学”，即格致诸学及化学（光学、电学、汽学、矿学、化学），而艺学科、国学科、史学科、古学科等四科，基本上是中国学术中的“有用之学”。
郑观应在1884年所作的《考试》中，按照西方“分科立学”原则，将中西学术分为六科：文学科、政事科、言语科、格致科、艺学科、杂学科。所谓“文学科”，就是传统的“词章之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文学科；“政事科”，就是传统的兵刑政务科，也就是后来的政法科；“言语科”，主要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实际就是后来的外语外文科；“格致科”，相当于后来的理科；“艺学科”，相当于后来的工科；“杂学科”，包括后来的农、医等学科。所以，郑氏“文学六科”，基本上是后来张百熙提出的“七科分学”方案的雏形，只是显得比较含糊，带有从传统学术分科向现代学术分科的转变过程早期不可避免的杂乱和含糊。王韬在1883年所作的《变法自强》中，按照西方“分科立学”的原则和学术分科观念，将引入的西学和传统学术门类加以融合，提出了“文学、艺学”的八科分类方案。所谓“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主要指经学、史学、掌故之学和词章之学等“中学”四科；所谓“艺学”，“即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也”，主要指舆图之学、格致之学、天算之学和律例之学等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四科。
甲午以后，人们所理解的“西学”已经不仅仅是70－80年代以工艺制造为主的“洋务之学”，也不仅仅是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主的“格致之学”，而是西方社会科学为主的“西政”。西方学术分科观念在中国学界传播比较迅速，并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接受。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改武科为艺科、分门立学的建议；随后，他不仅看到了西方学术“注重专门”与“分科治学”的特点，而且特别强调创设“专门之学”、研读专门之学的重要性，只有“条理至详”，才能“科学至繁”，学术发展的最高处在于“专门”，即所谓“夫学至于专门止矣”。这充分说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学人，对西方“分科立学”、“分科治学”、“学务专门”认识的深化。
西方学术分科观念在中国学术界流行后，不仅新建的西式学堂按照西方“分科立学”原则和“分科治学”观念设置课程，而且传统的书院也按照“分斋设学”和“分斋治学”的原则，开始变革课程、组织教学。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学约》中，将时务学堂所讲授的课程分为两种：一为“溥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二为“专门学”，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梁氏从中国传统学术中选取了四种门类：经学、诸子学、掌故学和历史学；从西方学术中选择了四种门类：公理学、公法学、历史学、格算诸学。“中学”中的“诸子学”及“西学”中的“公理学”、“公法学”逐渐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
1897年，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在“专讲泰西诸种实学”的宗旨指导下，开设了“文学门”和“艺术门”。“文学门”开设舆地志、泰西近史、名学、计学、公法学、理学、政学等9门课程；“艺术门”开设算学、几何、化学、格物学等10门课程。在“文学门”开设的课程中，“名学”，就是近代西方的逻辑学；“计学”就是近代的经济学；“公法学”，就是西方近代法学中的国际公法；“理学”，就是近代的西方哲学；“政学”，就是近代西方的政治学；“教化学”，就是近代西方的伦理学。这些西方近代新式学科，在过去还鲜为国人所知。
甲午以后，人们根据“分斋立学”原则，提出了许多改革传统书院课程的方案。1895年，在《味经创设时务斋章程》中，刘古愚给时务斋学生开列了一个读书目录，将所要研读的中西书籍作了初步分类。他的这个“读书分类”，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类”比较相合。时务斋的学科设置，基本上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他将学生应当研习的中西学术分为五类：道学类、史学类、经济类（经世类）、训诂类和“诸艺”类。他所谓的“诸艺”，基本上是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各门类：舆地、制造、兵学、电气、化学、医学、矿学、算学、重学等。1896年，翰林院侍讲秦绶章进一步提出，整顿旧式书院首先是“定课程”，在学科设置及研习上，应该将传统的“四部之学”加以扩充，分斋讲习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算学、译学等六大门类。经学、史学仍为旧学，掌故、舆地、算学、译学四者中容纳了西学。秦氏提出的“六斋之学”方案，很快便由礼部议覆之后颁行各省实行。“六斋之学”成为清末各级书院所研习的主要科目。
近代以来，大学既是培养高深专业人才的基地，也是汇集专家学者研究高深学问的处所。它所设置的课程和所设立的学科，体现着近代学术研究的基本科目，影响并主导着学术研究的范围和方向。当清廷决定仿效西方教育制度设立分科大学时，其学科设置和课程配置，更直接、更具体地反映着晚清学术分科情况。
早在1896年时，孙家鼐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并制定了章程，拟分“十科立学”（天学科、地学科、道学科、政学科、文学科、武学科、农学科、工学科、商学科、医学科）。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联名上奏的《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以日本“六科分立”制为蓝本，提出了大学分设经学、史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等科的“七科分学”方案。这个方案，既体现了张氏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原则，又贯彻了“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的精神。“七科”中未设“医学”、“商学”两科，而设置了“兵学”科；“经学”列为诸学科之首，充分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分科指导思想。
1902年，张百熙负责制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大学科30科目。这个“七科分学”方案，与张之洞的“七科分学”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没有专门设置“经学科”，仅仅在“文学科”中设立“经学”目；二是专门设立了“医术科”；三是所设立的“文学科”，既包括张之洞的“经学”、“史学”两科，还包括了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等。
张百熙没有将“经学”单独列为一科，自然受到了守旧者的反对。1903年，张之洞提出了“八科分学”方案。他不仅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等八科43门，而且具体规定了各分科大学所包括的学科门类；不仅规定了各学科包括的学术门类，而且具体规定了各门课程讲授的内容及讲授方法。
张之洞“八科分学”的最大特点是将“经学”列为群学之首，单独开设了“经学科”，并在“经学科”设置了11门，强化了经学的研究门类。尽管张之洞在经学、文学科的设置上存在着不少值得批评的谬误，但“八科分学”方案，初步奠立了中国近代学术分科的基础，大致划定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研究范围。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经学、史学、文学在“经学科”和“文学科”中得到保存，晚清时期引入的各种“西学”门类，在“政法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医科”和“商科”中确定下来。
1906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对张氏“八科分学”方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张氏分科方案中的根本之误“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提出的分科意见为：一是废弃“八科”中的“经学科”，将它合并到“文学科”中，成为其中的“经学门”，与“文学科”中的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处于平等的地位；二是将“哲学科”所要包括的各门科目，如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等科目都纳入“文学科”中，虽无“哲学科”之名，却有“哲学科”之实。王国维的这个方案，到民国成立后的新的学术分科中得到了采纳。
1913年初，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及其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它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取消了“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4门，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3门，商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关税仓库学、交通学等6门；医科分为医药和药学等2门；农科分为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等4门；工科分为土木工学、机械工学、船用机关学、造船学、造兵学、电气工学、建筑工学、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学、冶金学等11门。
这样，以注重通、博的中国传统“四部之学”，在形式上最后完成了向近代分科性质的“七科之学”的转变。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日益专门化并最后定型为“七科之学”，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正是在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演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各学术门类（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文艺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相继创立。这些学术门类主要是经过两个渠道创立起来的：一是“移植之学”，即直接将西学门类移植到中国来的学术，这主要是指那些中国传统学术中缺乏或落后的学术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地、动植物学等门类，及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法学等；二是“转化之学”，即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演化而来的学术，这主要是那些中国学术传统中固有的学术门类经过“创造性转化”的学术门类，如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字学等。传统学术的现代化与西方学术的中国化，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关键；这两方面工作完成之时，才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之日。这个学术转型及学科整合的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期大致成形，到“五四”时期基本确立，而直到30年代初才最终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