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按：这种非正规学术的论文，更有一种清新的理论风格。

    阅读模式分解初探按照当代美国科学史家库恩的观点，一个人要想进入某一学科的“科学共同体”，他就得研习并掌握该学科的“范型”。范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模式”。阅读、或是名之为“阅读学”，也有个研习并掌握模式的问题。
　　
　　阅读的过程是一个分解的过程，它首先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不论是什么样的著作，只要独立成篇，我们就该认定它——这是一个“整体”。没有被分解的整体，就像一只没有被敲开的胡桃。包在硬壳里的那个世界，它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好奇心，迫使我们去寻找破壳而入的各式各样的方法。“破壳”、或者说阅读分解，是否也有范型化的模式呢？回答是肯定的。有的人正在使用着，却不知道这就是“模式阅读”的方法。
　　
　　寻找阅读的模式，是为了获得分解“整体”时最管用的方法，并且使这种方法达到最精纯度的有限化！“简洁是智慧的灵魂”这句名言，在今天已经得到科学上的验证。心理实验表明，人对事物的记忆只接受它的核心成分，显示出与系统论相一致的“整体性、综合性与最优化”的特点。使事物变得高度条理化、核心化，无疑是人的认知心理的要求。曾经，捷克国际象棋大师霍特在西德科隆波策体育中心与509人对弈，比赛进行了三十多个小时，鏖战663局，获胜率达86%。试想霍特如果事先没有对棋局作定向的模式化研究，同时与五百多人对弈那将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的阅读模式在哪儿呢？在我看来，我们至少已经、或者说正在经历阅读的“功能模式”阶段。
　　
　　文章作为一种载体，它与人类知识领域里任何一个部分都有着最直接的关联。虽然它所“运载”的内容是无限的，但是它的“运载”方式却是有限的。千百年来，人们注意到由于“运载内容”的不同，它的“载体”也是各别的。这就诞生了“文体学”。一般来说，文体的划分促使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变得更为规范化。这不仅于写作技巧的提高带来某些积极的影响，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了方便。一是方便了检索，二是方便了阅读。因为一种文体总有一种文体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语文课总要给学生强调文章体裁的原因。按照内容的功能来划分的文体，与它的语言表述形式之间，往往会产生某种一致性的对应关系。虽说我们还必需时时注意，这种对应关系所显示的灵活性与复杂性。当这种对应关系表现得十分契合时，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譬如说大量的公文、日常习见的应用文（包括新闻写作在内），一般的政治读物，科普著述，通俗文艺——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和体育竞技一类的故事，等等。倘若你从最初的阅读中，即能分解出它们的模式来，会给你往后的阅读带来极大的便利。
　　
　　不过我国对文体的划分，往往只着眼于“载体”的内容，或者说只重视内容所体现出来的“功能作用”，而很少顾及语言的表现形式，在文体的界划上常常是暧昧的，甚至是混乱的。我中学时读的秦牧的散文《菱角》，老师介绍它的体裁时，今天说是“记叙文”，明天又说它是“议论文”，赶巧他一生病，代课老师则说，散文就是散文，管它什么记叙议论，只要掌握了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读通了。还有些人教了好多年的应用文写作，硬是闹不清“调查报告”究竟是议论体还是记叙体。而且，由于对“功能模式”的划分至微，人们常常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即如“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划界问题，竟至成了桩悬案，大家争得不亦乐乎。在美国一样有“报告文学”，就是没有这个名目。他们把报告文学叫做“informal novel”，意思是“并非虚构的小说”。这区分何其简洁，指的就是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真实故事。可是我们有的理论家还专门强调，“报告文学”是我国的特产。看来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从阅读学的角度来看，分解的完成，主要的在于把握住作者的思路。这就有两项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弄清楚这一类作品的语言结构方式、或者说是语言的表述形式；二是要精确地拆装“这一个”独特的结构体。于此，阅读“功能模式”已经无能为力。大家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不同功能的内容，常常是以同一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上面提到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它们的功能不同，语言的表现方式却是相通的。再者，由于新知识的不断增加，按功能划分的新文体也愈来愈多，一种语言表述结构，往往可以囊括数十种、乃至成百以上的文体。因此，人们转而追求“思维——语言”的结构模式，以提高写作与阅读的技艺。显然，因为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海外按语言的表现形式，将许多功能殊异、文体各别的作品，重新进行了规划。所谓“叙述体作品”就包括了小说、报告文学、特写、散文、游记、电影文学故事、新闻通讯、直至凡是以陈述为主的各式记叙文无不囊袖其间。可以这么认为，从那时以来，阅读的“功能模式”渐渐地为阅读的“结构模式”所替代。
　　
　　以阅读的“结构模式”而论，不管今天因为新知识的发展而导致新文体的不断增加有多快，人类所有的著作，包括内容庞杂的教科书在内，都可以按议论、叙述和说明这三种基本的语言表现形式把它们划分开来。议论倾向于抽象思辩，强调逻辑思维；叙述则倾向于指实，更多地强调形象思维；说明虽然也倾向于指实，却较多地依赖于逻辑程序。自然，世界上没有无例外的原则。按语言的表现形式划分文体，可以避免按功能划分文体的繁琐和纠葛，阅读的时候较多的是注意作品结构的本身，而不是形成这个结构体的背景和意义，可以比较客观、比较准确地分解作品。但是，由于人类语言自身的模糊性，因此在不同的语言表现形式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模糊性。虽然给这些构成形式划界对语言体系的自身并无多大影响，它却给文体的界划带来了麻烦，即如我们很熟悉的科学小品《琥珀》，一般都倾向于把它划为说明文，但是有人据理力争，说它是记叙文，理由是它里面有故事线索。反驳的人则认为说明文有时侯也得交代事物的成因，在这里如果不说明琥珀生成的过程，那么琥珀的特点和价值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解释。事实上，记叙文和说明文都有阐述事物发生与发展过程的情形，只是目的不同罢了。不过这种“交界处”的模糊，就语言的大系统来看，中介体——这里指各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结构——之间，产生粘着现象是常有的事，这类情况，对文体家也许颇有影响，于我们读者却并不妨事。
　　
    真正的困难，倒是人为的融合。二次大战后，科学技术长足发展，尤其是电子计算器的广泛应用，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比例，已经大大地翻了个个儿。随之而来的是，城乡之间的界划、工农业之间区分渐趋模糊，反映在这一类国家的文艺创作中，已经无所谓“城市题材”或“乡村题材”，更无所谓“工业题材”或“农业题材”之分。题材的界划于无形中消融，或者说是汇合，这无疑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许多作者，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以“世界公民”的身份，把立足点从一个国家挪到全球的位置上来捕捉“国际性”的新题材。内容的丰富性，导致了表现手段的多样化，这些都大大开启了艺术思维的多向性。“语言是思维的直接体现”，其结果是，往往在一个作品内融合了多种文体，呈现出各不相同的语言表述形式交叉混杂的新体式。传统的文体界线真正被模糊了。在最初的阶段，这一类作品确实会给阅读带来困难，我们中有的人不喜欢所谓现代派文艺，往往是不习惯那些新形式。不过，只要是科学的东西，它迟早是要传播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