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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奇峰:从“大一国文”到“大学文学”——“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目标、学习内容的演变浅探
【时间:2011/11/3 】 【来源: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0月 】 【作者: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董奇峰】 【已经浏览4042 次】

    摘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一国文”课程为高校公共必修课,许多一流学者曾执教过,留下许多佳话。新时期开始的七八十年代,“大学语文”课程恢复开设肇始,就存在着培养学生读写能力、继承吸收文化遗产精华、道德熏陶、政治教化等不同的目标诉求。90年代至今,该课程的人文教育、精神成人、继承传统等学习目标的张力更加彰显。
    关键词:大学语文;文化遗产;人文教育

    普通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肇始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端。1978年秋,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倡议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并在南京大学率先开课,[1]至今已有30余年。此间,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变,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模式、评价标准,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审美情趣、读书和接收信息的方式乃至学习诉求等,也和30年前迥异。在这样的背景下,梳理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目标、学习内容等发展变化的轨迹,对于该课程的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学习目标、评价标准等如何与时俱进地更好适应时代、社会、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的要求等,是有意义的。

    作为公共课的“大学语文”,自民国时代起就在各高校普遍开设,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该课程此时称“大一国文”——引者注)这也是世界各国的许多大学至今仍在延续的通例。[2]192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大学规程》第8条规定:“大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党义、国文、体育、军事训练及第一、二外国语为公共必修科目”。[3]147当时不但本科院校,甚至高等专科学校也须把“大一国文”作为必修课。1931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修正专科学校规程》,也是在第8条规定“各科专科学校以党义、军事训练、国文、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大学仍普遍开设“大一国文”课程,当时通用的教材为郭绍虞、章靳以两教授所编订。[2]直到1952年,高等教育全面照搬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全国只保留寥寥十余所综合性大学,“大一国文”就寿终正寝了。

    今天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考索民国时代“大一国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管理、教学评价的具体方法和模式,但是通过学习过该课程的一些著名学者的回忆文章,仍然能够遥想当年课堂上教师所呈现的丰厚学养、大师风范,学生亲聆教诲所感受知识、情感、人格和品位的升华。

    著名学者、翻译家许渊冲先生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入校伊始,恰赶上联大诸教授轮流执教“大一国文”。课程带给他的,是“空前绝后精彩的感觉”。他回忆说,“中文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他所在小组的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上午11时至12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闻
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俊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尚能引发耄耋之年的许先生美好回忆、感到“乐之何如”的是:亲耳听朱自清先生讲《古诗十九首》;陈梦家先生讲《论语·侍座》时,“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慨,使我们知道孔子还有热爱自由生活的一面”等等。[4]

    汪曾祺先生此时也就读于西南联大,他回忆说,在“大一国文”这门各系学生都必修的课上,听到刘文典讲《庄子》、闻一多讲《楚辞》、罗庸讲杜诗,还有沈从文先生讲“中国小说史”等等。[5]

    从上述虽显单薄却可互证的回忆中,我们大致可以明确:

    首先,民国时代的“大一国文”课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教育行政部门以行业法规的方式强制推行的教学内容。其地位之高,和政治课(党义)比肩;其重视程度和外语并行;其普及和体育、军训等课程或活动同列;其开设范围之广,遍及本、专科层次的学校、学科。

    其次,国家对课程的管理是宏观的,方向性的。至于课程的具体内容,则由学校根据师资的学术专长等条件而定。前述课程内容清楚的说明,如果不是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不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人文学科的才俊在特殊的时期齐集昆明,会有那样的教学资源,会有如此的课程内容吗?

    第三,民国时代公共基础课的学术含金量之高,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所遴选的教师为学界泰斗。虽为公共基础课,执教的大师级学者呈现给学生的是各自学术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学科发展史上多有“地标”或里程碑的价值,在70多年以后的新世纪,即使有些相同专业方向的硕士生甚至博士生能否受到如此专、精的学术滋养,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第四,课程的价值取向基本以国学为主,融入时代元素,课程体系是开放、包容的。无论是《诗经》、《楚辞》、《文选》,还是历史要籍《左传》、《史通》等,甚而至于唐诗宋词,都是以儒家文化的经典为基本框架,加上先秦诸子,就构成了较完整的国学知识谱系。兼容并蓄是那个时代的学术精神,所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能够成为一时之选。

    时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由于长达十年“浩劫”式的“革文化命”的折腾,青年一代文化素质、语言修养、文字表达能力等与当时的经济建设、体制改革、政治转型、传统文化回归认同等国家意志的需求相距甚远。改变此状况,“培养现代化建设优秀人才”是现实的迫切需求。在“文革”中饱受劫难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顺应“拨乱反正”的时代潮流,以教育家的责任感,首倡并率先在南京大学开设中断近三十年的“大学语文”课。匡先生的倡议和改革,引起了广泛的认同和响应,华东师范大学的徐中玉先生为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实践者。1980年,由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倡议,在上海召开有20所高校参加的“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会议讨论了“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要求;制定了教学大纲;拟定了教材篇目,成立了以徐中玉为首的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1]首倡者和参与者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决定、制约着大学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教学目标、学习内容。

    匡亚明先生谈到课程的价值、教学目标时说:“大学里开设语文课,意义重大。马克思曾经说过,掌握一门语言,就等于掌握一项武器。现在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正确理解科学知识和完整的表达科研成果?语文教师的光荣任务,首先就是要使大学生掌握这一打开科学领域大门的基本武器。”[6]

    和做校长的匡亚明先生从国家、社会需求的立场证明“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价值、学习意义不同,学者徐中玉先生更注重从学生当下的学习和未来的发展的层面阐释了教材编写、课程学习的目标预设。他认为,“本国语文确实是保证质量的基础的基础”,“学习任何一种专业,都必须具备本国语文的较高水平”。因为“如果连教材的文字也不能准确掌握、理解,如果经过学习,连自己的认识、经验、意见、问题都不能流畅地表达出来,那怎么能显示学习的实绩,发挥工作能力,提高劳动效率呢?又怎么能为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为实现四化建设,尽可能多做贡献呢?”[7]

    在突出大学语文课程的实用性、工具性的同时,他们都反复强调这门课的政治教化、文化传承等功能。匡亚明先生从宏观视野考察大学语文教与学在高等教育语境中的特殊地位,并且从学校管理者的高度认定了人文学科教师的特殊使命和不凡责任。他总结道:学校教育有批判的继承,推陈出新,科学、文学、哲学等优秀文化遗产;继往开来培养人才;移风易俗、树立正气、提高精神文明程度等三大社会职能。这些职能虽然通过各学科的教学实现,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要通过语文教师来实现。因此,语文教师在校园里肩负的重任,是首屈一指的”。[6]

    具体到语文教师的职责,匡先生认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语文教师的任务不光在于传授语文知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表现在语文教材中数量最多、最集中。通过语文教学,教师应进一步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至于“灵魂工程师”中“灵魂”的内涵,他做了深入的界定:灵魂就是政治,就是社会主义政治觉悟,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借助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教与学,教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高尚的意志、理想和情操”。

    徐中玉先生对于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则没有如此明确而强烈的政治价值取向,他更着意的是课程学习者——大学生们学习的结果,以及这种结果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接。他说:“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应该具有较高的阅读能力,较好的书面表达能力,较多的语文知识和鉴赏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吸取我国丰富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培养高尚情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7]

    前述价值诉求,清晰的呈现在最初编订的《大学语文》教材上。由徐中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大学语文》,共收录从先秦到现代65位作家(包括无名氏的《诗经》、《汉乐府》)共96篇作品。其中的古代文学部分83篇,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有十余篇,和现代文学作品数量相当;唐宋诗词、散文多达42篇,占总文选量的一半;没有收录外国文学作品。所选篇目,多为文学史上文质兼美的名篇佳作,颇能体现“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也是“提高文化修养,培养高尚情操”的范本。后来,这些作品大多为中学语文教材选录,直到今天,仍是青少年“吸取我国丰富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的重要语言材料。

    但这些材料,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其教育功能多为教化、感染、熏陶,培育文化品位和情趣,至于“较高的阅读能力,较好的书面表达能力,较多的语文知识和鉴赏能力”的形成,可能还需要另外的材料和途径。到了1983年,徐中玉又主编了《大学语文·自学读本》,此选本根据学生写作的需求,借鉴中学语文教学文体分类方法,将选文分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韵文四类。为了将知识教学的目标落到实处,选文后附有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必需的基本知识的附录,包括:常用工具书简介、古代汉语常用句式例释、古代汉语常用虚词例释、常用修辞格例释、我国诗词格律简释、我国干支纪时方法和主要节日、我国历史朝代简表等。

    这样的教学内容,注重的仍然是“古典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它和学生的学习预期,仍然有较明显的偏离。学者们普遍认为:“有较好的母语表达能力,已成为谋职的一个重要条件了。但是,目前大家对大学生的语文能力普遍感到忧虑。因而不得不考虑在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8]所谓的语文能力,应是指学生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口头、书面的听、说、读、写等语言应用能力。仅靠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仅靠诗词歌赋的鉴赏,仅仅靠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历练,能否能够有效培养这种能力,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指出:“我还主张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受教育的中国人。”朱自清特别强调:“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9]朱先生的议论,当然也是明达的,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

    当初设定大学语文课程学习目标具有实用工具和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的二重性,教材内容的选择实际上只是顾及后者,语文能力的提高很难落到实处。因为“文质兼美”的选文本身并不能自动提供学生所需要的听、说、读写的陈述性、程序性知识,也不能自动生成能力培养所需要的概念、原理、技能、策略等。而且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对文化传承和道德教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大学语文”课程新的变革在孕育中。

    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社会转型,给国人的精神、情感、心理带来巨大冲击,物欲横流的现实,无情的冲刷着思想、道德教育脆弱的堤防。有识之士试图以“文化”、“人文”来拯救世道人心。此时无论是人文学者对“人文精神”的呼唤,还是中学语文教育的世纪末大讨论对“语文工具论”的声讨,都深刻影响着大学语文课程。

    1996年,徐中玉先生在教育部高教司组编、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编写说明”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可以起到文理渗透、文化与科技交融作用”,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营造大学里文化氛围的基础课程。”其原因是:

    大学生需要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人的尊严和使命,人的权利和责任,人的理想和品格,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协调,人类共同发展的需要与追求等问题,应该为大学生所关注,应将对这些问题思考和专业学习联系起来。文学是人学,人心之学,它是表现社会中各种人的思想感情、内心世界的学问,学好文学对于认识世界、了解社会、研究问题、开展工作,培养必要的管理、应变能力都会有很大帮助。文学的形象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不同,想象、灵感、幻想等活动,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势,利于创新。文学作品的精彩描写提供了美感、愉悦和享受,既能陶情养性,也能提高鉴赏力与写作水平,等等。[2]

    从该版教材选目中,我们可以窥见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淡化,人文、创新、和谐等时代主流话语的显现。它一改以文学史知识为线索或者写作知识为重心安排单元的方法,也不再让古代经典作品独领风骚,而是“筛选古今精美动人的文章”,要求“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每篇各有特色,整体丰富多彩”。[2]

    同样基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华东师范大学的夏中义先生提出了“新语文”的大学语文课程理念。他明确表示,“新语文”的“新”的定义是:倡导人文素质教育,阐释人类普世价值。夏中义认为,新语文理念首先体现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传统大学语文语料多年来一直遵循文学史或者文体模式,“也讲圣贤襟怀与人格修养,所呈示的基本是仍属中华文化——文学即“国粹”的框架。“新语文”则主张将民族传统置于人类普世价值谱系来审视与重估,民族文化传统是值得人类信奉的普世价值谱系赖以构成且丰富的重大部件。”[10]

    和1990年代徐中玉先生倡导的“人文”、“创新”等理念不同,夏中义有更明确的匡时济世、重铸学魂之志。他对中国社会1990年代以来精神状况甚为忧虑。认为:在坊间横行了十余年的“无边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等思潮,此起彼伏,席卷大地,对于大学生“精神成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甚巨甚深。青年心底若缺少价值根基,其肉身也就失却重量,对世间流行的貌似时尚、实则庸俗,旨在撩拨物欲膨胀的声色犬马,也就没有了警觉与矜持,迟早挡不住红尘的诱惑。怀着“心忧天下、铁肩道义的知识分子气质”,夏先生和他的朋友要在“新语文”中复活“大学”一词的古朴本义——与训诂、音韵等工具专业相对应的“大人之学”:使人在精神上变得博大,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坚实的价值根基。[10]

    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就有了全新的选文方针——现代人文,经典诗文。全书由“大学之魂”、“青春在呼号”、“仁爱,天地之美”、“爱是难的”、“向往自由”、“寻找良知”、“星空让人敬畏”、“乡愁与家园”等十五章组成。选文包含千年中华文学及文化遗产;近代西方哲贤文豪的汉译佳作;“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现代精英的不朽文字;1978年前后当代中国在思想解放与社会进步历程中留下的珍贵情思。引导大学生感受、领悟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而引领其追问生存的意义和存在的真相,激发他们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以及想像力与创造力,培育和滋养其健全的人格与人文关怀意识,为他们提供“精神成人”的诗意空间。

    和夏中义先生有相似担当的还有北京大学的著名学者、鲁迅研究家、当代思想界颇有影响的钱理群先生,他是“新语文观念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11]曾这样表述介入语文教育研究的心态:“在自己历尽沧桑、步入老年时,又处于世纪之末,我越来越感到,或许为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做点事情,才是更为实在而又有意义的——这几乎是看透了一切之后,惟一没有,也不愿看透的一点。”[12]这段话中的苍凉、悲壮、无奈和执着,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文知识分子屈原式的感喟,是“新语文”观念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宿命。其实,钱先生大学语文课程理念,何尝不可作如是观?

    在北大课堂上,钱先生向学生坦言他的教学期待:“把同学们引入世界民族古代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宝库,与百年之远、万仞之遥的大师巨匠,与古代最出色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与现代第一流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进行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倾听他们“对人生万象、宇宙万物深切的关注,深邃的思考;对彼岸理想的美好想象,热情呼唤;对此岸人的生存困境的痛苦的逼视,勇敢的揭露”。他要求学生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在有声有色有思想有韵味的语言世界里流连忘返”,“透过美的语言窥见美的心灵的世界”。要用“心”去感受、体验,文学世界是燃烧的大海,读者不能够“隔岸观火”,要把自己“烧”起来,把心交出来,与民族的以至人类的精英一起思考,探索,共同承担生命的重与轻。[13]

    这是钱先生在上世纪末为北大新生上“大一语文”的开场白,课程虽称“语文”,但此“语文”已非彼“语文”了——既非民国时代的“大一国文”也不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语文”。宽广的文化视野,包容的学术胸襟,直逼人心的阅读方式,都和“语文”内涵有较大的区别。于是,钱先生亲自编选承载自己理念的教材——《大学文学》。
200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钱理群主编的《大学文学》,编者坦言,“大学文学”是对“大学语文”的改良,由“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四编组成。因为是“文学”,先秦诸子中,只选了《庄子》;而入选作品的外国作家和中国现、当代作家数量相当,虽然钱理群先生没有像夏中义那样宣称“阐释人类普世价值”,但选文的内容、比重等因素,已经清晰地呈示出近30年来,“大学语文”课程从教学目标到教材内容以至学习方式的深刻而全面的变化。

    这是巨变的时代,与时俱进是时代的关键词,“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到教材内容等一直变动不居。从民国时代的“大一国文”到新世纪的“大学文学”,高等教育中的文化教育、传统教育、文学教育、人文教育、实用工具教育等因素此消彼长。对于当下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文素养、什么样的思维品质、什么样的语言能力才能适应自我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不大可能有统一的答案,“大学语文”、“大学文学”等学者的探讨的意义正在于此,这也正是我们新的思考的起点。

    参考文献:

    [1]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编辑说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2]徐中玉,齐森华,主编.大学语文·编写说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4]许渊冲.西南联大的老师[M]∥商友敬,主编.过去的老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139,140.
    [5]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M]∥精神的魅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77,79.
    [6]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序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7]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自学读本·前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8]陆俭明.改进中学语文教学之管见[M]∥江明,主编.问题与对策——也谈中国语文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68.
    [9]朱自清选集:第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3,5.
    [10]夏中义.大学新语文·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薛毅.反思新语文观念[J].书城,2003(11):32.
    [12]钱理群.以“立人”为中心[M]∥语文教育门外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
    [13]钱理群.追求文理的融通——理科“大一语文”开场白[M]∥语文教育门外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6.

    责任编校 文方

    作者简介:董奇峰(1956-),男,安徽亳州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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