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一想，书写好像只是话语的记录，有了庭审速记，有了录音整理，我们更容易这么想。然而，从源头上说，说话和书写更可能一开始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后来才汇合到一起。反正，书写和说话有很多重要的不同之处。

    两者最明显的差别，是说话要容易得多。邻居见面，家长里短，一会儿就各自说了一箩筐，写一两万字却很费劲，除非练就张旭那样的狂草，或者学会速记技术。这还是现在，放到在竹简上刻字的时代，“写”一万字费老功夫了。道德经五千言，论语两万字，大学里教书的开玩笑说，老子和孔子一辈子评不上副教授。

    说话不用专门教，放在正常环境里，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听说，读写却要专门教。现在教育普及了，从前，只要识文断字，就算“有文化”。哪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发展出文字的只有数得过来的几个。语言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书写的历史却不长，也就五千年吧。所谓历史就是有了书写的信史的历史，在此之前的人类生活称作“史前史”。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明，主要是由文字和书写定义的。

    史前民族的历史故事和观念体系，是通过口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谁也不清楚十代以前的历史和观念是什么样子的，所知道的都是眼下这个版本。有了文字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每个时期的不同观念都留下了自己的版本，不同观念体系之间的差异、同一个观念体系在历史演变中产生的差异，都摆在我们面前。这种情势造就了一种颇为不同的心智。例如，造就了对既定生活方式的反省，对当前时代的批判。不妨说，在口头传统的时代里，人们生活在当下，而在书写传统里，人们才生活在历史里。这种新出现的审慎的、反省的、批判的态度，差不多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科学态度。在一个没有书写的社会里，求真的科学态度简直无从发展起来。论者早注意到，惟当有了文字，各种各样的科学才能够发展起来。例如，科学史家林德伯格指出，天文观测的精确记录几乎无法以口头形式传递。更别说证明费马定理了。不过，在我看，比这更重要的是，惟当有了书写，才能发展出反省的、审思的科学态度。

    书写改变了人对过去的态度，同样也改变了人对未来的态度。发明录音设备之前，话是留不住的，说过就说过了。话语也能流传，但流传开来多半会走样。我们都玩过传话游戏，十个人坐成一圈，一个稍长的叙事，转一圈回到你这里，往往面目全非。文字却可以从这里传到那里从此时传到后代而不变样。帝王攻城略地，把自己的功业用文字刻在石碑上，让后世景仰。口说时代，好东西要求人们当时就认，有了文字，我们就不怕举世皆愚不认真货色了，今人不认又何妨，藏之名山付诸后人可矣。

    文以载道，反过来，不上道的东西就不宜落下文字。说说可以，让他立个字据他就不肯了，白纸黑字太容易成了铁证。官场中人最晓得其中利害，无关痛痒的东西都印成红头文件，要紧的事儿都靠私下打招呼。

    文字易于跨空间跨时间地传播，这是文字的最大优点，但什么优点都得付出代价。一个显而易见的代价是，传播开来的只是些干巴巴的文字。我们面对面说话，站着的姿态、坐着的姿态，目光，形体，气息，这些都是对话的一部分。无论何种言谈都需要质感的空间，梭罗专门谈论过对话者的适宜间隔，他关心的是崇高的话题，会话者需要多隔开一点，“以便我们身为动物的热气和湿气可在其间散发掉”。我们倒也能想象有些话需要和着体温嗫嚅。面对面说话有着无法取代的丰满。大哲的书我读过几本，可惜没机会亲聆大哲的教导，读到大哲弟子的回忆，那种现场灵韵惟远隔云端怅然喟叹。读书也可想见其人，但似乎总是口授更能心传。在文本里，话语所从出的环境，话语里的抑扬顿挫都失去了。从前用毛笔书写，书写还是带表情的，后来用钢笔，表情就少了，改用印刷体和电脑打字，书写就完全没了表情。标点符号多多少少用来传达口气，可表情仪容千姿百态，标点符号才几种？乐谱上虽然标出快板慢板欢快地忧伤地这些字样，也只能标出个大概，乐师须得反复演练领会，才能重现乐曲的表情。上佳的文章，本来倒也希望读者反复咏诵，如今早没有了这样用心的读者，慢慢地也就没有这样的作者了。

    对话发生在具体的情境里，所说的好像只是一点补充，一个注脚。而在写作的时候，文字变成了主角，说话人、听话人、说话的环境成了配角。说话人知道他对谁说，什么时候说，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这么说。对于写作，这些都成了问题。打个比方，以前的一个器具，一把剑啊，一个罐子啊，在匠人手里生长出来，他大致能看到它的整体，他知道这个器具是为什么人做的，会派上什么样的用场。相形之下，写作有点像工业生产，谁也不知道这本书最终会落到谁的手里。

    大概就因为这个吧，中国的圣人孔子不写文章，希腊的圣人苏格拉底也不写，还专有一番关于只说不写的议论：“一旦写成，每篇论说便会四处流传，传到懂它的人那里，也传到根本不适合懂它的人那里，文章并不知道自己的话该对谁说不该对谁说。”而且，读者发生了疑问，文章不会解释自己，不会为自己辩护，也不会修正自己。

    当然，这番对书写的疑议是由柏拉图写下来传给我们的。大概也只能如此。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其实留下的文字也不少。真正不立文字的恐怕早已失传，连不立文字这个主张我们可能都不得而知。还是那个老矛盾：写吧，失去的东西太多，不写吧，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为了弥补这些损失，文字必须发展出一些独特的艺术。由于脱离了语境，写作就得把情境本身交待清楚，或者把话说得更加周全。写作需要而且能够使用更多的语汇。据查，表示黑色的中国字有98个之多。它们当然主要是书面字汇。我们平时说话所用的词汇大概占不到我们书写时所用词汇的十分之一。冷僻的字，印在纸上读者能读懂，说在嘴里听众就不一定懂。高兴这个词，可以带着一百种表情和口气来说，不一定每次用个新词儿。实际上，用词多了说话拗口，降低了表达力。爱掉书袋的朋友不明此理，满口子曰诗云，佶屈聱牙，听众要么糊涂，要么哂笑。相反，精美的写作会创造一种新的韵律，宫商体韵入弦为善，福楼拜写下一段，要在钢琴上弹奏出调子来，才算写定。

    写作和言说要求不同的艺术。交谈像溪流，沿地势蜿蜒而行，写作更像建筑，谋篇布局，一篇文章之内就可以有复杂的结构，精巧的照应。话一出口，驷马难追，写作呢，不妨坐对青山慢慢修改。引用前贤，记不清，可以到古书里找出来。从读者方面看也是一样，复杂的句式，绕来绕去的理路，写在纸上，一遍没读懂，可以翻来覆去读上几遍。冷僻的用语，你可以找字典查一查。

    写作和言说各有特点，擅长说话的不一定擅长写作，反过来也一样。据传司马相如和扬雄这些一等一的大文豪，都口吃不擅谈吐。写者和说者所要的环境也差不多是相反的。写小说的，写哲学论文的，常要闭关。讲话的人则总要有听众在边上。你对着一个人说话，除非是当老板的年头长了，否则总会给对方留下反驳的余地，写作的时候，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难免顾盼自雄，或口出大言张狂不惭，或斩钉截铁一幅真理在握的口气。

    闭门写作时间长了，会忘记写作本来是在交流。有的学者，台上念稿子的时候，满嘴听不懂的术语，连不上的句子，会议间歇，听他用普普通通的话重述他的观点，居然意思挺明白条理蛮清楚的，吓你一跳。写作到了这个份儿上，自然就会有人出来提倡浅显，语言学家提倡尤力。记得是吕叔湘曾说，最好是这样――有人在隔壁朗读一篇文章，你听着以为他是在对谁说话。提倡浅白有多种成因，包括普及文化这种社会文化考虑。但其中还有一层学理上的依据：口语是语言的不移的基础。要说明一种语言的实际语法，语言学家多半愿从口语中引用语例，朱德熙说，即使大家的文句，引为语例时也要警惕。我一般地同意文章要写得尽量明白，尤其反对装神弄鬼故做玄虚，不过，如前所称，写作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并非只是口语的替代物；这门艺术又有多种分支，论理、宣言、七言长律，不可能听起来就像有人在隔壁说话。

    我们中国的皇朝传统一向是重书写重于言说的。好多个世纪，统治西方的王公贵族还是些文盲，咱们的官员却各个饱读诗书，写一手漂亮文章，皇太子幼小时起就由名师硕儒来教读书写字，雍正乾隆那样的皇帝，更摆出一副他最有理论最有文采的模样。今朝中华文明复兴，我们又成了写作的大国，不计博客网聊，单说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好像咱们又排到世界第一了。

    大约五千年前，苏美尔出现了文字，约一千年后发展为楔形文字。大约也在五千年前，尼罗河谷出现了写在纸草上的象形文字。此后，使用青铜器的大部分地区都开始陆续使用文字。中国文字大概形成于夏代后期，殷墟发掘出了相当数量的甲骨文，而且殷人已经会用毛笔在竹板上记事。我们的文明就这样开始了。五千年后的今天，这个以文字与书写为主干的文明，似乎正在徐徐落幕。早有眼明之人指出，我们已进入了图像时代。不止是图像，无线广播，尤其是电视，把说话再一次带到前台。皇帝们朱批圣谕，总统们通过电视对民众发言，当然，还有电视上的大讲堂。固然，新媒体不仅传播图像和声音，也传播写作。不过，网络写作与曾作为文明主干的写作不同。从前，文章千古事，东西方各有自己的一批经典，四书五经也好，荷马柏拉图也好，曾是所有读书人的共同读物。几十年前，昆德拉已感叹作者多于读者，在我们的网络时代，更其如此。网络写作不大像从前的写作，倒更像说话，即时发言，即时阅读，然后被新涌上来的话语浪潮冲散，真个随说随扫不留痕迹。这种新型的写作会造就一种什么世界，得留给网上写作网上阅读的青年朋友解答；相当肯定的是，那不再是我所熟悉的那种文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