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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教“基本国文”
【时间:2011/8/1 】 【来源:摘自《老武大的故事》 】 【作者: 不详】 【已经浏览4044 次】

按:原题为“叶圣陶在乐山武汉大学”,“基本国文”即“大一国文”。

    秋阴漠漠,暮雨潇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午后四时,叶圣陶率家离开重庆,乘这一年末一班上水轮船,冒着风寒、滩险和盗匪的危险,经过六七天的艰难跋涉,于二十九日夜到达自古称为“嘉州”的乐山。“天下山水在蜀,蜀山水在嘉,嘉山水在凌云”虽系古人夸饰之辞,但汉嘉一带,风光秀媚,确有令人流连之处。“嘉定名胜,首推乌尤,次为凌云。乌尤土名乌牛,象形也,黄山谷嫌其不雅,改为乌尤。兀立大渡河与岷江交会处,百丈丹崖,独峙江心,岩壁苍峭,绿萝蔓延,古木郁深,尤多楠木,大者五六围。从树隙外窥,则江水安澜,峨眉隐约云表。山顶有郭璞注《尔雅》处。“凌云寺筑于临江悬崖之上,鸟道盘云,古树翳日,下当三江(大渡河、铜河、青衣江)之会,远对峨眉。有诗云“分取三江作明镜,镜中各自照峨眉”。极顶为东坡楼,俗称东坡读书处。

    “乐山甚似苏州”,生活便宜,叶圣陶本来以为到了乐山,“或许有如在故乡之乐”(一九三八年十月八日给上海朋友的信),不料这希望又落了空。乐山比较闭塞,没有地方报纸,成都的报纸第二天才能看到,重庆的报纸则要隔五六天才能收到,电灯的光线远不及油灯,街上没有汽车,“除抽壮丁以外,全无战时气氛”(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给上海朋友的信),过的是“类隐沦”式的生活,他在(鹧鸪天·初至乐山)中写道:

        忽讶生涯类隐沦,青衣江畔着吟身。更锣灯芯如中古,翠口丹崖为近邻。
        短发,顿长颦。雁声一度一酸辛。会看雪冱冰坚后,烂漫花开有好春。

    夜里听着打更之锣声,对着油灯,好像回到了中古时代,武汉大学犹如一潭死水般的宁静。苏雪林在(学潮篇)中称武大“校风之整肃,即不敢说是全国之冠,在东南一带,实可推第一流学府”。这“整肃”的“学风”,正是叶圣陶的忧虑之处。他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上海朋友的信中倾诉了他的感慨:“校中风习素称良好,主者以安心读书为标榜,今来嘉之学生均曾署决不游心外骛之志愿书。以故入其校门,空气恬静,如不知神州有惊天动地之血战也者。如此教育,于现状究否适应,亦疑问也。叶圣陶受聘到武大执教是有背景的。据苏雪林回忆:“文学院长陈通伯先生,立意要把全校基本国文课好好整顿一下。素知叶氏对国文教学极有研究,知他此时也到了大后方的重庆,一时尚未找到适当的职业,遂卑辞厚礼,聘请他来武大任教。请他选择教材,订定方针,领导全校基本国文教师工作。那时的国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叶氏则俨然成了一个没有名义的国文主任,不过他的权限止于国文罢了”“叶氏做事非常负责,也非常细心,到校后,果然不负陈院长的委托,把他多年国文教学经验一概贡献出来。”当时武大中文系有一部分教员主张复古。叶圣陶主张中文系学生要学习新文学,学习外语。他和同事们说:“我们的文学、语言学落后了,有必要吸收外来的东西;不吸收外来的营养,我们的文学和语言学就不能繁荣发展。古文要学,不厌其多,只嫌其少,但不可一味的读古书。”叶圣陶的这些主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系里增设了新文学课和外语课。然而,叶圣陶并未以此为满足,他想得更多的是要抨击武大这“整肃”的“学风”,打破“恬静”的“风习”。他在课上谈抗战时局,写的每一篇诗文都“与抗战有关”,引导学生“游心外骛”。他对亲友和学生说:“大学殆是一骗局,师生互骗,学校与社会互骗。大学之最有意义者二事:一为赡养许多教师;二为发出许多文凭。教师得赡养,可以不饿死;文凭在手,可以填履历。如此而已。”他希望学生不要为了“文凭”,就闭门读书,忘记了在神州大地上正在开展着的“惊天动地之血战”。他自己也不因为“薪给从丰”,就与旧思想和旧势力妥协。课下,叶圣陶与同学们的交往就更多了。从他当教师的第一天起就把“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看作是“准备认真当教师的人的起码条件”,并且一再强调,说:“这个‘朋友’决不是浮泛的称谓”,而是“开诚相与,情同手足”,“论情宜不亚于家有父子:。叶圣陶:在小学任教的时候做小学生的朋友在中学任教的时候做中学的朋友,在大学里还是如此,学生是朋友,他哪里肯疏远朋友呢?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为农历除夕,叶圣陶在家:“祀先,吃了一点年夜饭后,就匆匆赶到学校,和家在沦陷区的学生剪烛夜话,烫酒深谈。他在《农历除夕与同学聚饮》中写道:

        岁除蜡烛两支红,座尽青年我已翁。
        醉唱流亡三部曲,忍言沦丧一年中。
        秦川岑海风将雨,人事兵机变则通。
        午夜角声思战士,厌听窃窃说和戎。

    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叶圣陶应邀到成都中学教师讲习所讲授国文。八月十九日,日寇出动二十七架飞机对乐山进行大轰炸。叶圣陶租住在校场坝的寓所被炸毁了,“所有衣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乐山城内“炸去三分之二”,“死伤甚众”。叶圣陶在成都听到这个消息,“一夜无眠,如在苎梦中”。第二天,雇一汽车,疾驰而归,见家人均安,感极而涕。当他得知武大学生在敌机还没有飞走的时候,就冲出来“拆卸正在燃烧的房子,扛抬受了伤的人和断了气的尸体”等等不顾自身、努力救火救人的事迹后“激动得流了泪”,“那是教育奏效的凭证,那是青年有为的凭证,把这种舍己为群的精神推广开来,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乐山遇炸后,叶圣陶在城外张公桥雪地头租了三间房子。“房子朝东,前面有长约丈许之一块空地,四周以竹篱围之。篱外为菜圃,圃外一水,曰竹公溪”,“屋后即小山,上有杂树,有藤蔓,自书房外窥,石壁上绿色浓淡相间.可称幽居。”叶圣陶“躬历艰危,不减平素之雅怀,无颓唐音,无客气语,贞固夷粹,令人兴感。”他在《乐山被炸》一文中说:“粗陶碗,毛竹筷子,一样可以吃饭;土布衣衫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三间面对田野的矮屋,比以前多了好些阳光和清新空气。”搬到“城外”后,叶圣陶与学生们的交往反倒更多了。学生们经常步行三里许来到叶圣陶的“野屋”,与叶圣陶和胡墨林“闲谈”,“或涉诗文,或评世态”,“引喉而歌,间以笑语”。一些学生对政治不满,提出了一些看法。学校当局就对学生进行压迫,不让学生讲“政治开明”。学生不甘屈服,想出壁报来“宣达思想”、“发表感情”。在叶圣陶的支持下,“图文并茂,色彩缤纷”的壁报如雨后春笋,打破了武汉大学的“纯良”的“风习”。苏雪林在《学潮篇》中说:“此类报刊,简峭有力,易于吸人注意,兼之一报在壁,众目共赏,其宣传力之广大,竟远胜于铅印书刊。所谓壁报者均左倾青年负责编写,其外表每富于文艺趣味,内容则万变不离其宗,无非以宣传赤化为鹄的。日积月累之间,全校学生的头脑都为之麻醉。”叶圣陶还为壁报撰稿,在《付武汉大学迎新壁报)一诗中写道:

        此日尤宜志节先,辄持此语语青年。
        志惟专一节贞坚,以应万变始绰然。
        今与诸君初识面,仍赠此语罔所变。
        非曰能之诲时彦,乃愿交动永无倦。

    叶圣陶支持学生办壁报的事情传开以后,旧派教员议论纷纷,说叶圣陶思想左倾,但因叶圣陶是陈通伯院长请来的,不便肆意攻击。苏雪林在抗战初期将所积聚的金子全部献出来支援抗战,深得叶圣陶的敬重。苏雪林也总是称颂叶圣陶“沉潜笃实”的人格,“素来钦佩”叶圣陶。国语文教学方法”。颇能虚心听从叶氏的领导”,可是不久,一场严峻的论争就在叶圣陶与苏雪林之间展开了。

    武大原有的国文教材不选鲁迅的文章。叶圣陶反其道而行之。自称“一贯反对鲁迅”的苏雪林心怀不满,在课堂上攻击和谩骂鲁迅。叶圣陶多次劝她慎言,苏雪林反而说叶圣陶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跟在共产党背后捧鲁迅。为了帮助学生认识鲁迅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教促学生研读鲁迅的作品,叶圣陶在一次的国文试题中拟定了两个题目:(一)试论鲁迅先生在我国新文坛上的地位;(二)你最喜欢鲁迅先生的哪篇小说,谈谈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苏雪林看到这两条试题后,非常恼怒,一定要叶圣陶改换其他题目;叶圣陶执意不改。事隔三十多年,苏雪林在(叶绍钧的作品及其为人)一文中是这样追叙的:“有一次为了鲁迅,我同他竟闹了小小的意见。本来新文坛之发狂捧鲁迅,并不为鲁迅有什么值得捧,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用,以圣陶之明,岂有不知?但他一日拟国文常识考题竟有鲁迅文坛地位如何?他的著作何者最有名等等?我忍不住发言了,我说鲁迅不过是左派有心塑出来的偶像,国立大学提到他的名字似乎不宜,叶坚陶坚持不肯改,我不觉愤然情见乎辞,叶亦佛然情见乎色,从此我们二人竟多日不交一言。我从此才明白男人们的政治偏见之可怕。鲁迅一辈子恶骂‘西滢教授’,西滢即陈通伯氏,圣陶受陈礼聘前来,宾主相得,可见他也知道鲁迅骂他的话太不公平。……圣陶是个很正派的文人,应该明于是非善恶之辨,为什么一提到鲁迅,他心里的天平便失去平衡呢?”其实,一提到鲁迅“心里的天平便失去平衡”的恰恰是苏雪林自己,哪能因为与鲁迅有“私怨”,就一口咬定国立大学提到鲁迅的名字似乎不宜”呢?

    旧派教员认为以新文学起家的苏雪林也反对叶圣陶,叶圣陶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就毫无顾忌地否定叶圣陶所定的“教材”和他订定的方针。一九四○年五月,教育部新定各大学生学业竞赛办法:先于校中竞赛,学生自由参加,选其优者参加统考,得分多的有奖。武大的国文由系主任亲自命题,题目很特别:

        试将下文译为恒言
        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道。守而不迁兮
    变而无穷,交得其宣兮乃获其终,姑佩兹韦兮考古齐同。乱曰:韦之甲申,佩于躬兮;正本生和,探厥中兮;
    哲人交修,乐有终兮;庶寡其过,追古风兮。

    这是柳宗元(佩韦赋)的一部分。当时,抗战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已经沦陷了,敌人的刺刀搁在我们的脖子上,却要学生去理解“韦之申申,佩于躬矣;正本生和,探厥中矣”,去追求和平,这显然是与时代和民族的情感格格不入的。什么是“恒言”,是白话还是浅近的文言,谁也弄不清楚。叶圣陶和朱东润、高晋生联名给教务处写信,抨击这种莫明其妙的考题,并以“恒言”二字不知所云为理由,拒绝阅卷。一时流言四起,风波宕荡。刘博平以有人与他“捣乱”为名,一方面向校长王星拱“辞职”,一方面指使说客登门说情,要叶、朱、高向刘“表示歉意”,让他有面子返校。叶圣陶义正辞严:“我们并非攻讦其人,不过不满其行事,刘平时还主张废标点,主张复古;我们既已进攻,不能退缩。”后来,还是王星拱出面给刘博平写了劝留信,“大意言‘恒言’之不错,以后如再有人指责,学校必力为解决”。刘博平返校了,他怒不可遏,派了一名助教去听叶圣陶讲课,叫他有闻必录。叶圣陶是苏州人,“一口吴侬软语”,为了让学生听清楚听明白,有时一句话要重复一遍。刘博平拿着助教送上的“有闻必录”的笔记,散布流言蜚语,说叶圣陶文句不通。叶圣陶对王、刘的做法极力义愤,愤然辞职,于一九四○年七月离开了武汉大学。他们又以莫须有理由压扣了叶圣陶一个月的薪水。“恒言之役”收场了,然而它激起的波澜,却在武大青年学子的心中翻腾。面对旧思想和旧势力的挑战,叶圣陶主动出击,宁折不弯。他的人格和学格,使武大学生由衷地景仰。

    (原载龙泉明,徐正榜主编《老武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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