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题为“叶圣陶在乐山武汉大学”，“基本国文”即“大一国文”。
秋阴漠漠，暮雨潇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午后四时，叶圣陶率家离开重庆，乘这一年末一班上水轮船，冒着风寒、滩险和盗匪的危险，经过六七天的艰难跋涉，于二十九日夜到达自古称为“嘉州”的乐山。“天下山水在蜀，蜀山水在嘉，嘉山水在凌云”虽系古人夸饰之辞，但汉嘉一带，风光秀媚，确有令人流连之处。“嘉定名胜，首推乌尤，次为凌云。乌尤土名乌牛，象形也，黄山谷嫌其不雅，改为乌尤。兀立大渡河与岷江交会处，百丈丹崖，独峙江心，岩壁苍峭，绿萝蔓延，古木郁深，尤多楠木，大者五六围。从树隙外窥，则江水安澜，峨眉隐约云表。山顶有郭璞注《尔雅》处。“凌云寺筑于临江悬崖之上，鸟道盘云，古树翳日，下当三江(大渡河、铜河、青衣江)之会，远对峨眉。有诗云“分取三江作明镜，镜中各自照峨眉”。极顶为东坡楼，俗称东坡读书处。
“乐山甚似苏州”，生活便宜，叶圣陶本来以为到了乐山，“或许有如在故乡之乐”(一九三八年十月八日给上海朋友的信)，不料这希望又落了空。乐山比较闭塞，没有地方报纸，成都的报纸第二天才能看到，重庆的报纸则要隔五六天才能收到，电灯的光线远不及油灯，街上没有汽车，“除抽壮丁以外，全无战时气氛”(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给上海朋友的信)，过的是“类隐沦”式的生活，他在(鹧鸪天·初至乐山)中写道：
忽讶生涯类隐沦，青衣江畔着吟身。更锣灯芯如中古，翠口丹崖为近邻。
短发，顿长颦。雁声一度一酸辛。会看雪冱冰坚后，烂漫花开有好春。
夜里听着打更之锣声，对着油灯，好像回到了中古时代，武汉大学犹如一潭死水般的宁静。苏雪林在(学潮篇)中称武大“校风之整肃，即不敢说是全国之冠，在东南一带，实可推第一流学府”。这“整肃”的“学风”，正是叶圣陶的忧虑之处。他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上海朋友的信中倾诉了他的感慨：“校中风习素称良好，主者以安心读书为标榜，今来嘉之学生均曾署决不游心外骛之志愿书。以故入其校门，空气恬静，如不知神州有惊天动地之血战也者。如此教育，于现状究否适应，亦疑问也。叶圣陶受聘到武大执教是有背景的。据苏雪林回忆：“文学院长陈通伯先生，立意要把全校基本国文课好好整顿一下。素知叶氏对国文教学极有研究，知他此时也到了大后方的重庆，一时尚未找到适当的职业，遂卑辞厚礼，聘请他来武大任教。请他选择教材，订定方针，领导全校基本国文教师工作。那时的国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叶氏则俨然成了一个没有名义的国文主任，不过他的权限止于国文罢了”“叶氏做事非常负责，也非常细心，到校后，果然不负陈院长的委托，把他多年国文教学经验一概贡献出来。”当时武大中文系有一部分教员主张复古。叶圣陶主张中文系学生要学习新文学，学习外语。他和同事们说：“我们的文学、语言学落后了，有必要吸收外来的东西；不吸收外来的营养，我们的文学和语言学就不能繁荣发展。古文要学，不厌其多，只嫌其少，但不可一味的读古书。”叶圣陶的这些主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系里增设了新文学课和外语课。然而，叶圣陶并未以此为满足，他想得更多的是要抨击武大这“整肃”的“学风”，打破“恬静”的“风习”。他在课上谈抗战时局，写的每一篇诗文都“与抗战有关”，引导学生“游心外骛”。他对亲友和学生说：“大学殆是一骗局，师生互骗，学校与社会互骗。大学之最有意义者二事：一为赡养许多教师；二为发出许多文凭。教师得赡养，可以不饿死；文凭在手，可以填履历。如此而已。”他希望学生不要为了“文凭”，就闭门读书，忘记了在神州大地上正在开展着的“惊天动地之血战”。他自己也不因为“薪给从丰”，就与旧思想和旧势力妥协。课下，叶圣陶与同学们的交往就更多了。从他当教师的第一天起就把“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看作是“准备认真当教师的人的起码条件”，并且一再强调，说：“这个‘朋友’决不是浮泛的称谓”，而是“开诚相与，情同手足”，“论情宜不亚于家有父子：。叶圣陶：在小学任教的时候做小学生的朋友在中学任教的时候做中学的朋友，在大学里还是如此，学生是朋友，他哪里肯疏远朋友呢？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为农历除夕，叶圣陶在家：“祀先，吃了一点年夜饭后，就匆匆赶到学校，和家在沦陷区的学生剪烛夜话，烫酒深谈。他在《农历除夕与同学聚饮》中写道：
岁除蜡烛两支红，座尽青年我已翁。
醉唱流亡三部曲，忍言沦丧一年中。
秦川岑海风将雨，人事兵机变则通。
午夜角声思战士，厌听窃窃说和戎。
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叶圣陶应邀到成都中学教师讲习所讲授国文。八月十九日，日寇出动二十七架飞机对乐山进行大轰炸。叶圣陶租住在校场坝的寓所被炸毁了，“所有衣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乐山城内“炸去三分之二”，“死伤甚众”。叶圣陶在成都听到这个消息，“一夜无眠，如在苎梦中”。第二天，雇一汽车，疾驰而归，见家人均安，感极而涕。当他得知武大学生在敌机还没有飞走的时候，就冲出来“拆卸正在燃烧的房子，扛抬受了伤的人和断了气的尸体”等等不顾自身、努力救火救人的事迹后“激动得流了泪”，“那是教育奏效的凭证，那是青年有为的凭证，把这种舍己为群的精神推广开来，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乐山遇炸后，叶圣陶在城外张公桥雪地头租了三间房子。“房子朝东，前面有长约丈许之一块空地，四周以竹篱围之。篱外为菜圃，圃外一水，曰竹公溪”，“屋后即小山，上有杂树，有藤蔓，自书房外窥，石壁上绿色浓淡相间．可称幽居。”叶圣陶“躬历艰危，不减平素之雅怀，无颓唐音，无客气语，贞固夷粹，令人兴感。”他在《乐山被炸》一文中说：“粗陶碗，毛竹筷子，一样可以吃饭；土布衣衫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三间面对田野的矮屋，比以前多了好些阳光和清新空气。”搬到“城外”后，叶圣陶与学生们的交往反倒更多了。学生们经常步行三里许来到叶圣陶的“野屋”，与叶圣陶和胡墨林“闲谈”，“或涉诗文，或评世态”，“引喉而歌，间以笑语”。一些学生对政治不满，提出了一些看法。学校当局就对学生进行压迫，不让学生讲“政治开明”。学生不甘屈服，想出壁报来“宣达思想”、“发表感情”。在叶圣陶的支持下，“图文并茂，色彩缤纷”的壁报如雨后春笋，打破了武汉大学的“纯良”的“风习”。苏雪林在《学潮篇》中说：“此类报刊，简峭有力，易于吸人注意，兼之一报在壁，众目共赏，其宣传力之广大，竟远胜于铅印书刊。所谓壁报者均左倾青年负责编写，其外表每富于文艺趣味，内容则万变不离其宗，无非以宣传赤化为鹄的。日积月累之间，全校学生的头脑都为之麻醉。”叶圣陶还为壁报撰稿，在《付武汉大学迎新壁报)一诗中写道：
此日尤宜志节先，辄持此语语青年。
志惟专一节贞坚，以应万变始绰然。
今与诸君初识面，仍赠此语罔所变。
非曰能之诲时彦，乃愿交动永无倦。
叶圣陶支持学生办壁报的事情传开以后，旧派教员议论纷纷，说叶圣陶思想左倾，但因叶圣陶是陈通伯院长请来的，不便肆意攻击。苏雪林在抗战初期将所积聚的金子全部献出来支援抗战，深得叶圣陶的敬重。苏雪林也总是称颂叶圣陶“沉潜笃实”的人格，“素来钦佩”叶圣陶。国语文教学方法”。颇能虚心听从叶氏的领导”，可是不久，一场严峻的论争就在叶圣陶与苏雪林之间展开了。
武大原有的国文教材不选鲁迅的文章。叶圣陶反其道而行之。自称“一贯反对鲁迅”的苏雪林心怀不满，在课堂上攻击和谩骂鲁迅。叶圣陶多次劝她慎言，苏雪林反而说叶圣陶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跟在共产党背后捧鲁迅。为了帮助学生认识鲁迅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教促学生研读鲁迅的作品，叶圣陶在一次的国文试题中拟定了两个题目：(一)试论鲁迅先生在我国新文坛上的地位；(二)你最喜欢鲁迅先生的哪篇小说，谈谈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苏雪林看到这两条试题后，非常恼怒，一定要叶圣陶改换其他题目；叶圣陶执意不改。事隔三十多年，苏雪林在(叶绍钧的作品及其为人)一文中是这样追叙的：“有一次为了鲁迅，我同他竟闹了小小的意见。本来新文坛之发狂捧鲁迅，并不为鲁迅有什么值得捧，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用，以圣陶之明，岂有不知？但他一日拟国文常识考题竟有鲁迅文坛地位如何？他的著作何者最有名等等？我忍不住发言了，我说鲁迅不过是左派有心塑出来的偶像，国立大学提到他的名字似乎不宜，叶坚陶坚持不肯改，我不觉愤然情见乎辞，叶亦佛然情见乎色，从此我们二人竟多日不交一言。我从此才明白男人们的政治偏见之可怕。鲁迅一辈子恶骂‘西滢教授’，西滢即陈通伯氏，圣陶受陈礼聘前来，宾主相得，可见他也知道鲁迅骂他的话太不公平。……圣陶是个很正派的文人，应该明于是非善恶之辨，为什么一提到鲁迅，他心里的天平便失去平衡呢？”其实，一提到鲁迅“心里的天平便失去平衡”的恰恰是苏雪林自己，哪能因为与鲁迅有“私怨”，就一口咬定国立大学提到鲁迅的名字似乎不宜”呢？
旧派教员认为以新文学起家的苏雪林也反对叶圣陶，叶圣陶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就毫无顾忌地否定叶圣陶所定的“教材”和他订定的方针。一九四○年五月，教育部新定各大学生学业竞赛办法：先于校中竞赛，学生自由参加，选其优者参加统考，得分多的有奖。武大的国文由系主任亲自命题，题目很特别：
试将下文译为恒言
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道。守而不迁兮
变而无穷，交得其宣兮乃获其终，姑佩兹韦兮考古齐同。乱曰：韦之甲申，佩于躬兮；正本生和，探厥中兮；
哲人交修，乐有终兮；庶寡其过，追古风兮。
这是柳宗元(佩韦赋)的一部分。当时，抗战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已经沦陷了，敌人的刺刀搁在我们的脖子上，却要学生去理解“韦之申申，佩于躬矣；正本生和，探厥中矣”，去追求和平，这显然是与时代和民族的情感格格不入的。什么是“恒言”，是白话还是浅近的文言，谁也弄不清楚。叶圣陶和朱东润、高晋生联名给教务处写信，抨击这种莫明其妙的考题，并以“恒言”二字不知所云为理由，拒绝阅卷。一时流言四起，风波宕荡。刘博平以有人与他“捣乱”为名，一方面向校长王星拱“辞职”，一方面指使说客登门说情，要叶、朱、高向刘“表示歉意”，让他有面子返校。叶圣陶义正辞严：“我们并非攻讦其人，不过不满其行事，刘平时还主张废标点，主张复古；我们既已进攻，不能退缩。”后来，还是王星拱出面给刘博平写了劝留信，“大意言‘恒言’之不错，以后如再有人指责，学校必力为解决”。刘博平返校了，他怒不可遏，派了一名助教去听叶圣陶讲课，叫他有闻必录。叶圣陶是苏州人，“一口吴侬软语”，为了让学生听清楚听明白，有时一句话要重复一遍。刘博平拿着助教送上的“有闻必录”的笔记，散布流言蜚语，说叶圣陶文句不通。叶圣陶对王、刘的做法极力义愤，愤然辞职，于一九四○年七月离开了武汉大学。他们又以莫须有理由压扣了叶圣陶一个月的薪水。“恒言之役”收场了，然而它激起的波澜，却在武大青年学子的心中翻腾。面对旧思想和旧势力的挑战，叶圣陶主动出击，宁折不弯。他的人格和学格，使武大学生由衷地景仰。
（原载龙泉明，徐正榜主编《老武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