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收有461个条目，其中涉及大一国文和大学语文的仅以下4条。
1909年唐文治编《高等国文读本》出版
唐文治（1865-1954）江苏太仓人，字颖候，号蔚芝。光绪进士，曾随使出国，广泛考察日、英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南洋大学）监督；次年当选江苏教育总会会长；1920年创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校长，荟集了我国众多国学大师级的师资，如周谷城、蔡尚思、胡十莹、钱基博等；为弘扬国学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戊戌年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本世纪初，唐文治曾于该校主讲国文。至1909年11月，遂将其“高等学堂国文讲义”整理，改名为《高等国文读本》，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当可视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由于该“读本”脱胎于“讲义”，体例与一般国文读本亦有所不同。唐氏称，“‘讲义’之名，肇自有宋，大抵门人弟子记载。俚俗言辞，均所不忌。兹编所讲国文大义，稍加文辞，惟若容以文法行之。恐学者更难领会，操觚率尔或无讥矣”。“读本”业经唐氏审定并亲自润笔，实以唐氏国文观为轴线，“论文大义，以古人之文章，为我之讲义”。“所选诸作，系略举一端”，“全在读者触类旁通”。著者学养风格之特征鲜明，教材结构也自成体系，且适用于启发性之教学。……唐氏的古文教育，颇为注重道德教化，思想熏陶。对于所选古文的艺术性，唐氏则倾向姚鼐所创之阴阳刚柔之说，对选文亦分为阴阳刚柔进行吟读与讲解。这一传统保持到无锡“国专”；许多当时的学生数十年后都难以忘怀他吟读古文时的“唐调”。
“读本”各卷的每个单元均有唐氏见解独到的讲稿，如：卷一中即有“国文大义”、“论文之根源”、“论文之气”、“论文之情”、“论文之才”、“论文之意与理”、“论文之繁简”、“论文之奇正变化”、“国文阴阳刚柔大义”等，每篇讲稿后选有相关作品若干篇，有些篇目由教员逐字逐句详加讲解，而另一些篇目则由学生举一反三自行研读。这样的编写体制，在以后出现的“大学国文”教材中，未见广泛采用。或因该套教材难以见到，若深入研究，其中不无借鉴意义。
（忻葆）
1940年《国文月刊》杂志创刊
……该刊一卷一期的《卷首语》指出：“本刊的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这里的“国文教学”包括了中学国文教学和大学国文教学两方面。当时大学各院、系一年级均开设国文课，是因为入学新生的国文程度普遍偏低，只好再上一年国文补火。所谓“补火”，就是指中学国文学习的火候未到，补的自然也就是中学国文、特别是高中阶段国文的“火”，由此可知，中学国文与大学国文只是一个临界关系，并无学程阶段的区别，所以该刊只不过可能比一般的中学国文杂志略高深一点罢了。……
（冯力行）
1949年、1950年叶圣陶《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序》
和《大学国文[文言之部]·序》发表
1949年9月，叶圣陶为新华书店出版的新编大学国文教材《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作序。叶氏在这篇序言中，首先介绍了该选本目录的形成情况和不同以往的选材标准。接着从阅读与写作两大方面，向读者——大学一年级的同学，谈了自己对国文学习的看法。从阅读方面来说，一是要同学们记住自己的阅读能力跟写作能力还差，重要的是自己生活上不够受用，不能够充量的吸收，适当的表达。二是指出阅读跟写作，一要得其道，二要经常的历练，历练成了习惯，才算有了这种能力。三是要求同学们知道国文选本只是个凭借，有了凭借，历练才有着落。选本的阅读是举一，推到其他的东西的阅读是反三，目的是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四是要养成独立阅读的能力，同时也要重视集体阅读，如采用讲座的方式，大家提出问题，彼此解答、辩论、纠正、补充，以弥补独立阅读的不足。从写作方面来说，一是要同学们了解生活上有写作的需要，所以要学习写作，认真写作。二是指出写作所用的工具是语言，写下来就是文字。他要求现代人要写现代的语言，做到语文一致。他还强调学习要有自觉心。1950年5月，新华书店继续出版第二种大学国文教材《大学国文[文言之部]》，叶氏又为它写序。首先说明现代文学习是读和写兼顾的，就是既要学会阅读现代文，又要学会写作现代文；学习文言文就不同，它的目标，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只要求阅读而不要求写作。所以大学生学习文言，其目标是：“培养阅读文言书籍从而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的能力。”其次，是阐明选编文言教科书的选材标准及与现代文教材的比例分配问题。选材标准主要是：“那篇东西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那些条件之下是有进步性的。”至于现代文与文言的比例分配，经考虑，“决定现代文占三分之二，文言占三分之一”。因为“如果承认大学国文为的是补修，最要紧的当然是现代文，分量应当多些。按教学时间来说，我们希望把三分之二的时间给现代文，三分之一给文言”。不管比例如何分配，选文只是个凭借，按二与一之比，在两个本子里挑着来读，多余部分尽可留在课外去读，正好在课内“举一”，在课外“反三”。对于文言与现代文的区别，叶氏说得通俗而明确：“用耳朵听得懂的是现代文，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并说：“咱们学习文言，应该多少采取一点学习外国语的态度跟方法，一切从根本上做起，处处注意它跟现代语的同异。”下面就从词汇、文法、虚字等三方面，扼要分析了这种“同异”。最后又简要说明学习文言对现代文写作也“多少有些好处”，但要注意避免“语言不纯粹的毛病”。
（郭兆云 徐林祥 柯言）
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侯镜昶联合署名的
《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学科》发表
自1978年秋，南京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匡亚明（1906-1997）倡议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并在南京大学率先实行以来，全国很多高等学校响应倡议，陆续开设了这门课程。1980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共同发起，在上海召开了有20所高校参加的大学语文教学讨论会。会上对“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初步形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讨论制定了教学大纲，拟定了教材篇目，成立了由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20所高校组成的教材编审委员会。为了更好地推进“大学语文”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会上还决定成立“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工作，由匡亚明任名誉主编、徐中玉任主编、候镜昶任副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终于在1981年出版。由于教材编写质量较高，受到各有关高校的普遍欢迎，所以到1987年已出修订后的第4版。徐中玉教授在1983年所写的《大学语文·再版前言》中说：“在短短的两年内，据不完全统计，本书已被全国文、法、理、工、医、农等三百余所大专院校采用，发行达三十四万册。……事实证明，广大读者是欢迎把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品，按适当比例，汇选在一起，提供学习、欣赏的。”另外，这部教材除了供在读的大学生研读外，还有大量的社会青年在自学，有些省、市、自治区还把它列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课大学语文的教材，因而必须针对“自学”的需要，增加便于读者自学的材料，如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和外国文学发展线索的概述性的知识短文；每篇课文之后编列若干题目，供读者思考；编写若干附录，提供语文方面的有关常识。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必要让高等教育结合语文教育界对“大学语文”这门课程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功能有所认识，为此，匡亚明、徐中玉、候镜昶三位热心倡导者联名发表了《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学科》一文，作为1986年8月出版《大学语文研究集刊》的“代序”。徐中玉是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文学评论家和语文教育家，候镜昶是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书法理论家。他们在这篇精短的论文中指出：“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例如大学语文必须选修一些代表性文学作品（如诗、词、散文等），但又不同于文学课。因为它不专门去探究文学课必须探究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等等，主要只在于培养和提高应用文字作为表达思想工具的能力以及对文艺作品的欣赏能力。”这样就形成了大学语文的个性特点：“既以人文科学内容为主，也有些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既以中国的为主，也有些国外的东西。其内容虽广泛，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两条主线贯穿其中，一条线是可以培养、锻炼、提高学习者的文字表达能力（包括必要的阅读古文能力）；另一条线是能够丰富大学生的文化素养，以及大学生的性格塑造、品德端正、治学为人等方面的知识。”这样看来，“用这两条线贯穿起来的内容广博的大学语文，确是一门名副其实的边缘学科，必须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作为独立学科存在、发展下去”。
此外，大学语文这门中国特有的边缘学科作为独立学科来说，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自有它不可缺少也不可替代的重要职能，主要有：
“第一，它可以有力配合和辅助政治理论课特别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课，加强对大学生的高尚情操、忠诚品格、思想境界的培育，亦即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新的一代的品质培育。
“第二，它可以大大丰富大学生对古今中外一般的文化素养，开阔眼界，拓宽胸襟，有利于切实体会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深远意义。
“第三，它可以切切实实地锻炼提高各学科大学生都必须具备的运用文字表达工具——中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是当前高等教育中（当然也包括中小学基础教育）亟需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
“第四，它不仅为培养合格大学语文教师，而且为培育各行各业人员和干部准备必要条件（掌握文字表达能力）。”
为充分发挥大学语文在高等教育中的上述职能，必须使它成为独立学科。
（周梅珍）
（何二元输入）
2014年12月27日增补：
顾黄初 李杏保《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收有建国以来重要语文教育研究论文一百五六十篇，计一百万字，然涉及大学语文者亦只有三篇：
叶圣陶《<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序》
叶圣陶《<大学国文[文言之部]序>》
匡亚明 徐中玉 侯镜昶《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