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校史有感
我长期在东南大学（其前身为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任教，退休后又任教于清华大学，由于要撰写《东南大学校歌》、《东南大学百年碑记》和《清华大学赋》的缘故，我研读了大量与这两所名校及北京大学的有关的史料，我对东南大学史料非常熟悉，我给该校的教师、学生以《六朝松下话东大》为题近8年已讲座39场次。这三所大学加上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北洋大学等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学。这些学校之所以有名，有一个共同点，都曾经有一个到几个了不起的大教育家在该校长期任校长，校长的素质部分决定了学校的命运。这些校长任职时期，都是这些大学腾飞的时期（在极端不利的大气候下也是相对损失最小的），晚清、民国时期如此，新中国时期也如此。那么，大学校长（尤其是著名大学的校长）应当具备怎样的素质呢？这些著名校长与其他校长的不同之处何在呢？
首先，我认为一流的大学校长应当是思想家兼教育家，二流的校长是教育家，三流的校长是学有所长或教有所长的好科学家或好教授，如今的大学校长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在此三者之列，有的只是水平不高的党务工作者或活动家，他们在高校工作多年，却基本不懂教育的理论与规律，他们的作用是“误事”大于“成事”，“误人”多于“成人”。
思想家并不神秘，匡亚明先生把政治、军事、文学、科技、教育等领域卓越的人物也都称为思想家，我是赞成的，没有自己的系统思想，做什么都只会是二流以下的。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站在科学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辩证法》）在教育领域要卓有成效的做好高校的领导，没有思想家的素质是算不得一流的，他们的思想主要是教育思想，使得他们往往又是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有历史的意义，如历史上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等，其影响甚至远超出教育领域，其甚者如孔子不仅成为“万世师表”，而且成为人们思想的渊源。朱熹的哲学思想对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影响极大。现代教育思想家有影响的如北京大学蔡元培、清华大学梅贻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郭秉文等，其影响空间上大大超出一校范畴，时间上也大大超出其担任校长的任期。究其思想的内容，大都具有时代的超前性，他们说出了同时代人说不出，历史却证明是真理的真知灼见。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的办学理念；梅贻琦关于“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和“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观点；郭秉文强调“知识”与“技能”的平衡,“计划”与“执行”的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都是极有见地，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真理。在蔡元培领导时期的北京大学是该校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全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新青年》杂志也移至北大。鲁迅等也都到北大任教，北大成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蔡元培本人实际是“五四”学生游行的幕后策划人。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历史怪圈的、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语）”（钱理群《论北大》）然而，当时也有辜鸿铭等前清的遗老在北大任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才使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学子仰慕的地方。这些思想家兼教育家当政的时期都是这些高校飞速发展的时期。美国教育家杜威云：“把全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转引自钱理群《论北大》）梅贻琦主政清华大学从1931年10月14日受命开始，从此清华大学的发展几乎是一日千里。该校1928年才正式改名为清华大学，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短短九年，清华大学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也是梅贻琦主政，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梅贻琦主政清华17年，他使清华大学具备了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基本条件。郭秉文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主持校政，是他创建起东南大学，为后来改名中央大学奠定了基础。如果他不是在校内的矛盾中被迫离校，东南大学的发展将会快得多。尽管如此，当时人们已将之称为“东方的剑桥”，且有所谓“北大以文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之说。
优秀的大学校长应有民族责任感与历史责任感，最近看到一所著名大学18名学生黄山遇险，被警察解救，一位警察牺牲，而这些大学学子竟冷漠到拒绝参加这位警察的追悼会。这样的“精英”培养了何用？“中国人有个传统，就是希望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将来光宗耀祖。”进这类重点高校的学生是我们国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你们肩负着复兴我们民族的重任，这些学生的道德水准如此，令人寒心。近日写《清华大学赋》，读老一辈清华人的传记，恍有隔世之感。清华陈鹤琴学长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在童年时代，我的人生观无非是显亲扬名，在中学时代，我的人生观在济世爱众，在大学时代，我的人生观除济世爱众之外，还能注意到救国呢。这种救国的观念是在清华园形成的，清华创办的历史我很明白的，清华的经费是美国退还的庚款。庚款是什么呢？无非是民脂民膏而已。所以我觉得我所吃的是民脂民膏，我所用的是民脂民膏，将来留学美国所用的也都是民脂民膏。现在政府既然以人民的脂膏来栽培我，我怎么能不感激涕零呢？我如何不感恩图报呢？所以爱国、爱民的观念油然而生”。清华物理系1935届校友彭桓武也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恩教授，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1947年他毅然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他中断的研究工作中有两项由继任的研究者攻克，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有人问他当年为什么要回国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倒需要说说理由”。建国以来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而很少进行道德情感和中国传统美德教育，在阶级斗争时代还鼓吹“亲不亲，阶级分”，鼓吹出身不好或父母政治上受迫害的子女要与自己家庭父母划清界限，新时期同样只讲意识形态，不讲传统美德。所以才会培养出像那18个被救学生那样的“精英”，而马家爵、药加鑫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校长们要时时想着自己肩负的民族兴亡之任。
优秀的大学校长应当有过人的“气量”，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当然并非每个宰相肚里都能撑船， “气量”应是好宰相的重要素质，因为他要与皇帝和众多大臣打交道（正常情况下这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虽居高位，受气却不可免，要听最多刺耳的话。大家不敢骂皇帝，把脏水都泼到宰相身上。宋代御史台有弹劾宰相的权利，御史台一弹劾，宰相须立即停止职务，听候皇帝处置。看来好宰相也很不好当。大学校长没有宰相之权，却要受宰相之气，他们要与中国最不好打交道的一大群教授们打交道，教授大都会坐而论道，有一番见解，其实他们的观点大都并不可行，却个个自以为高明。如今的校长权力受上级的制约很多，他们并无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好校长常常每天受气，为经费、评估、检查等忙得焦头烂额，一年忙到头，回头看看，谁都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教授、中层干部中有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他们的意见常常淹没在每天接受的大量信息中，要从一片奉承话和不可取的书生之见中把这些意见过滤出来，听进去，实行之，一个学校才搞得好。校长要听得进逆耳忠言，容得下经常跟自己唱反调的正派人。小鸡肚肠，动辄搞打击报复，甚至拉帮结派的人不可能当好校长，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校长。
优秀的大学校长都具有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一定预见性。最有说服力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央大学曾计划在南京城南石子岗一带征地建设新校区，后因抗战爆发，新校区未能如期建设。接着发生“8·13”淞沪抗战。罗家伦意识到战争在即，就用建新校区的钱在四川重庆的重庆大学旁营建新校舍。又买下许多木板，打了大批木箱，把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全都装入木箱。正好四川爱国资本家卢作孚为政府运兵到南京，空船返回四川。罗家伦就联系让卢作孚免费为中央大学运图书、仪器。到日军即将攻入南京，中央大学的礼堂都遭日军飞机轰炸，中大的重要物资早已搬到重庆。仅剩下农学院一些良种猪、马、牛、羊和家禽未运走。本想放弃，而农场技师王酉亭，带着几位工人，在日本鬼子打进南京的前三天，分乘四条木船，渡江到浦口，然后步行23个月走到重庆。中央大学完整内迁，完全是罗家伦校长具有远见卓识所致。除了完全无法带走的房子树木，“鸡犬不留”，中央大学完完整整迁到重庆。第二年暑假后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招生数就超过了原先在南京的数目。抗日战争八年，中央大学的发展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到抗战结束，该校达到建国前历史的最辉煌时期。校长的超前眼光也缘于其对国际教育的深刻了解，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都有长期留学的经历。梅贻琦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前还是我国留美学生的主管（由清华派出）。熟悉西方教育，容易看到我们教育制度的不足，又不是一味崇洋媚外，就能有世界的眼光，就易于有超前的认识。
优秀的大学校长也都有爱惜人才的特点。梅贻琦关于“大楼”与“大师”的名言是对此最好的表述。梅贻琦平易近人，谦虚平和，作风民主，到职之后一直竭力表示尊重教授。他认为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抗战期间的1940年，清华在昆明的校友为他举行了一个“服务母校二十五年公祝会”， 梅琦贻致答词时，他则侃侃地说了如下一段话：“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也不能是某个人的缘故。……给诸位说一个比喻，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己有荣而已。”（《在清华学做事》）他这种态度深得教授们的赞许。在清华大学校园里有名师的纪念碑（王国维），有名师、著名校友的塑像（孔子、闻一多、朱自清、吴晗、张子高、梁思成、曹本熹、陶葆楷等13人），却没有一位担任高官的校友的塑像。清华大学建校初期就规定教授分四级，职员的最高级与教授的第二级相等。东南大学在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优秀校长不是一味给当红教授捧场的，而是要给有困难受压抑体制外教授教师撑腰，给受打击教授教师遮风避雨的，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边缘人物感到温暖。1957年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反右中，为了保护一些著名教授不受打击，院长兼党委书记汪海粟自己挺身而出。他说：“高校的学者专家和广大教师是办学的依靠力量，反右中涉及到具体人的定性、处理，务必十分慎重，不能无限上纲，否则会挫伤群众积极性和影响党群关系。”为保化工系时钧教授等，他力持异议：“对高级知识分子这样搞，中央将来会发现其严重后果的。”南京工学院以汪海粟校长为代表的部分校领导，坚持不扛顺风旗，结果3人被定为右派，两人开除党籍，党委改选后11个委员被去掉（原共19名）。汪海粟是周总理任命的院长兼党委书记，不仅在反右中期就被撤销党委书记职务，运动后因为反右不力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降职为南京机床厂副厂长；他的助手校长助理管致中被开除党籍（“文革”后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在大气候恶劣时期，好的校长要像汪海粟一样做教师学生的挡风墙，做师生可以信赖的靠山。表面上，没有一个校长会说自己不爱惜人才，任彦申在《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书中说：“人才难得，其实一般的人才并不难得。”普通的校长也爱惜“人才”，其实他们爱的只是听话又肯干的人，与出类拔萃又极具个性的真正人才风马牛不相及。在风平浪静时爱惜人才与汪海粟挺身而出保护人才还是有很大区别。我们东南大学历史上李瑞清、吴有训等校领导都有过在危难时候保护自己师生的经历。大学是用人才，育人才（甚至是用大师，育大师）的地方，但常常也是埋没人才（大师）乃至摧残人才（大师）的地方，熟悉中国高等教育史者对此不难理解。作为大学校长，应当力求防止后者的发生，即便出现反右、“文革”那样的情况，也应如汪海粟那样。我相信如果蔡元培、梅贻琦反右时还当校长，他们也会像汪海粟一样。
优秀的大学校长都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具有很大的个人魅力。著名高校的历史上总有一些堪称道德楷模的校领导，由于他们的言传身教，使学校形成好的校风和传统。我们东南大学在中央大学时期就有多个这样的校长，其中如吴有训，他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到中央大学当校长前在中央研究院任职。当时学校分给他一栋别墅，他把它分给几位教授，自己还住在原中央研究院的两间房子里，两家共用8平米的厅，家里人多，儿子只好在中央大学附中寄宿。他平时衣着朴素，去教育部开会仅坐黄包车，有时甚至被教育部守门者挡在门外。他母亲去世，蒋介石让人送来几百大洋，他婉言谢绝。宁可到校财务科预支两个月工资。据《在清华学做事》一书云：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期间，身为名大学校长，他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又据龙应台《纵论清华人文精神传承》一文云：“1955年他（梅贻琦）到了台北，开始筹划新竹清华大学的成立。”“梅先生初到新竹，家眷仍留在美国。他微薄的薪水无法应付两地的开销。梅太太以62岁的高龄，不得不出外做工贴补家用。曾在衣帽工厂，首饰店里做过工，在盲童学校做过看护。而梅先生在新竹亦很艰苦。开始的时候租房做办公室，买了地之后，一直不肯买一套沙发，只肯用矮藤椅。他当时掌握著所有的庚款基金。但是，他说，清华是有点钱，但要用在图书，仪器，和聘请教授上。”“他一生两袖清风，个人没有什么积蓄，去世前病危住院的医疗费用、去世后的殡葬费等，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在清华学做事》）郭秉文校长曾形象地把“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比喻东大的校风。其实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实践者。两江师范学堂学监李瑞清便倡导“嚼得菜根 ，做得大事”为校训，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中，曾流行过：“想为官者上北京，想发财者去上海，唯我心甘情愿在南高（东南大学的前身）。”之所以如此，“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犹在，东南大学有郭秉文这样的校长，便有一批和他一样乐于奉献的教授，心情舒畅地安贫乐道。在基本生活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知识分子大多对受尊重比金钱待遇看得更重的。
优秀的大学校长都应具有不唯上、不唯官、敢于与上级唱反调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和“骨气”。大学校长有行政级别，而且为厅级、副部级，是官，也不是官，大学与军队、警察不同，与一般行政机关也不同，大学是学术机构，不能完全用“下级服从上级”那一套。建国61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对学校的规定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是不利于人才培养的，不仅“文革”年月，也不仅是“文革”前的17年，管教育的上级领导都做出过许多错误的决定，如果不折不扣执行上级指示，一定办不出一个好大学。没有“骨气”一味“跟风”的校长绝不是一个好校长，从不敢与上级领导唱反调的大学校长也绝不是好校长。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人口论”问题上与国家最高领导唱反调是尽人皆知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从上到下学苏联，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对苏联专家提出把清华办成水土专门学院的主张如果不抵制，你想清华如今是个什么样子？“文革”前上级推行毛主席语录“进课堂”，蒋南翔在给有学校关部门的信中说：“施加压力的办法，强调就是‘人人用，堂堂用，全面开花’，恐怕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要注意防止简单化的做法。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将会事与愿违，把好事办坏。”蒋南翔反对把毛主席语录当作“白莲教”的符咒来念，反对到处乱贴标签。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顶峰”，蒋南翔敢于抵制，说：“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只能说是高峰，如果是顶峰就不能再发展了。”“文革”即将开始之时，他说要把清华的“围墙”筑得更高些，要“开万人顶风船”。（见胡显章等《世纪清华 人文日新》）这在那个年代敢于这样讲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要有何等的勇气！“文革”中他身限囹圄，仍坚持实事求是。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说：“在与蒋南翔同志共事的几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务实精神。他坚持实事求是思想作风，工作非常扎实，敢讲真话，敢负责任，从不随风倒。”陈云同志为蒋南翔题字：“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事求是献身党的事业”。宋任穷同志为蒋南翔题字云：“从少年到白头求是唯实。”清华大学的发展与曾14年担任校长的蒋南翔不肯随波逐流是有很大关系的。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大伤元气，1956年教授分级，清华大学仅有一级教授9名，2级教授13名。1-2级教授1名。而同期北京大学一级教授27名，二级教授54名，1-2级教授1名。北京医学院（如今也并入北京大学）一级教授12名，二级教授5名。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差距是很大的，然而，如今清华大学的院士数、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数等主要指标都据全国首位。这与蒋南翔等领导逆势而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们东南大学也有相似的例子。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当时名“南京工学院“）等校的学生在新街口等处贴出大字报，在南京开往全国的列车上贴出大标语：“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矛头直指“四人帮”。当时江苏省委领导召开常委会，责令南京工学院革委会主任林克立即回去清查，从严惩办。林克敢于顶着不查不办，毕业生照样分配。如今全国的著名高校其历史上大都能找出几个在关键时候“胆大妄为”，敢于与上级唱点反调具有批判精神的领导，否则这些学校也早不是现在这样子。大学有“围墙”，不应隔断与人民、与社会的联系，不应隔断与国外高科技及先进办学理念的联系，却必须力求尽量隔断高校与官员腐败风气的联系，隔断与社会浮躁利欲的联系（至少校长自己别带头这样做），在过去，就会少受“反右”、“文革”之类政治运动的影响，如今就会少一些“汉芯事件”，少一些肖传国之类的人物。
大学的优秀领导还应当具有较好的人文修养，“文革”前的著名大学校长文科出身者居多，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是中文系出身，北京大学马寅初、周培源、南京大学匡亚明、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复旦大学陈望道、苏步青……都有极厚重的人文修养。国外据说也是文科出身的校长居多。新时期大学校长以理工科居绝对优势了，少数师范学院和个别综合大学还能找到文科出身的校长，其他院校校长的人文修养大多不敢恭维，像杨叔子那样的可谓凤毛麟角了。没有厚重的人文修养要办好一所大学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做几分钟报告也要秘书写好发言稿去照念（甚至还念不通）的人是不配当校长的。他满脑子只有数字，只有领导的指示，没有自己符合教育规律又有创新性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思想，他本人就不是个人才，到哪里去培养人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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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从未当过大学校长，在高校任中层干部的时间也不长。我先后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工作，在体制边缘从旁观者的角度也许看得更清楚。整天忙于应酬和公务的校长们也许反而没有时间来思考。对照上述几点，目前高校领导不如人意的情况是否能看得清楚些。国家搞“985”、“211”工程，是否同时应当考虑为这些“985”、“211”高校选拔配备高素质而非很听话的教育家校长，放手让他们工作。让他们不拘一格去物色一流的教授，不仅会盖大楼也会吸引和造就大师，让他们有足够的办学自主权。要有国际一流的大学，先要有一流的大学校长，没有蔡元培、梅贻琦式的校长，没有好的教育制度，没有既具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先进的教育理念，要建成真正国际一流的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
2010.9.27于清华大学西南楼寓所
2010.10-12多次修改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