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发生在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回顾、整理，使之系统化，以确定其在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中学生国文程度；教材；教法；语体文；白话文

    本文所说的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是指发生在1935年至1947年由《中学生》杂志发起，《国文月刊》继之深入，其他杂志积极参与，针对中学语文教学中出现的中学生的水平程度、教材、教法、教师、学生等等问题的讨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基本情况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新旧文化激荡，中外文化碰撞的年代。西方工业社会逐步走向繁荣，中国的科举制也在1905年被取消，新式教育得到了一定的普及，分科教育在各个学校全面地进行。在这一时期中学生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学校教育中国文教学成为关注的焦点。

    1930年2月创刊的《中学生》杂志、1934年3月创刊的《中学生文艺月刊》、1935年创刊的《中学生文艺季刊》等一系列有关中学生刊物的发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中学生的出路成了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学生的出路无非就是两条，一条是升学，即报考高等学校，另一条是就业。不论是走哪一条路，中学生都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考核筛选。那么选拔的标准是什么？中学生应具有什么样的水平才能满足高等学校、就业部门的要求，这些都成了人们思考的问题。国文科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都是必须进行考查的。在《中学生》杂志第11期上夏丏尊针对这一社会问题，指出“国文二字，是无止境的。要谈中学生的国文学习法，必须预定中学生应具有的国文程度。有了一定的程度，然后学习才有目标，也才有学习法可言。”他提出了“中学生应具有的国文程度”问题，他还根据自己的认识指出：国文能力分为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体为：(1)从文字上理解他人的思想感情？用文字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不至于十分理解错，发表错；(2)中学生是一个中国人，能知道中国文化及思想的大概，能使用工具物，了解一般的成语与辞类，读懂典籍，包括诗、赋、词、小说、剧本，不要求写古文；(3)知道全世界的古今事项。将夏丏尊理解的中学生应具有的国文能力与1929年8月教育部颁行的《中学课程暂行标准》中规定的高初中毕业最低限度相比较，内容基本相同，表述不同而已。

    1931年12月的《中学生》杂志刊登了尤墨君的《中学生国文前途的悲观》，文中例举了学生的八封信，指出其中存在的错误。《中学生》杂志1932年第29期卷头言中指出：“最近遇见好几位先生，他们叹息着说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非赶紧设法挽救不可。”1932年第30期《中学生》杂志卷头言在《国文试题与科举精神》和《因政府考试的国文题说到学校的国文课》文中，列举了军委会政治训练班国文试题《从<离骚>一书中论屈平之为人》、司法行政部监狱训练的试题《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法官法律考试的试题《分争辩讼非礼不决论》，指出“政府力求提倡国学，恢复固有知识”。1933年第32期《中学生》的卷头言《新课程标准与中学生》中指出“1932年底，颁布的课程标准有新的倾向，那就是‘复古’”，“高中国文科文言文的加重”，“写作文语言的技巧”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而“实施方法概要”项下又规定“译语体文为文言文”，“译外国短篇文为中国文言文”。1934年第43期卷头言“教育的目标”指出“罗家伦君近来在南京演说，题目是：大学教育之危机”，“所以要说太坏，那是一连串的太坏，决不该让中等教育单独负责。这一连串的太坏必然有它的原因。”得出中学生实在没有写作文言的必要；持相同观点的有魏德瑞《文言与白话》一文，同年南山针对汪懋祖在5月初《时代公论》上的观点，发表了《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指出：“文言单靠文字本身的理由来维持，决计无从维持。直截了当的方法还是拿出他们心里想达到的目的‘复古’来好些。然而可惜，这又有从事实上证明给他们所应该‘反省’了。”《中学生》在第49期卷头言《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吗》指出：“到底低落到甚么情形？低落的现象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其原因又在甚么地方？”同时指出“我们应当把国文程度低落的叹息作一个课题，精密地仔细地加以考核，徒然叹息是没有意义的，听人家叹息而不给一个是认或者否认也是不可行的。中学生、国文教师有什么困难希望指出来，大家共同讨沦，然后可以解决低落不低落的问题，然后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学生诸君的国文程度。”同期还刊登了尤墨君的《你们能写些什么》一文，至此，可以说关干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全面开始，在此之前由中学生的出路引发的中学生能力，由中学生的能力所牵涉的教材、教法、教育制度、教师素质、学生学习态度等问题在《中学生》杂志及1940年创刊的《国文月刊》、1942年创刊的《国文杂志》等丁刊物上都进行了广泛地讨沦，大家各抒已见，对统一认识和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47年，《中学生》杂志对此次讨沦作了一个小结。

    1.“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第一个阶段：它是以《中学生》杂志在1935年第51期开辟了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专栏为标志，接下来的第54、55、56期《中学生》杂志连续刊登了仿荃的《读<你们能写出些什么>后》、邵舜琴的《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问题》、渔舟的《从我学习国文的经过谈到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问题》、吴锡泽的《这责任该谁去担当》、吴大琨的《我们能学到些什么》、植之的《替中学生呼冤》、许淦的《‘通’与‘不通’》、其扬的《一个旁观者的结论》、孟起的《中学生底国文》、劬髯的《给学习生杂志记者的一封信》等19篇文章。其中值一提的是叶圣陶在1941年复刊后的战时半月刊《中学生》上连载了三期《国文随谈》指出国文课程的标准是为了养成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这些能力又必须和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在教师的实施以及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师生双方都需求甚解等个人观点。

    2.“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西南联大中文系创办的《国文月刊》为标志。第二个阶段的成就特别突出表现在《国文月刊》创刊后到西南联大解散前的这一段时间、具体表现在：第一，《国文月刊》创刊的宗旨上：“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第二，参加讨论的人员很多都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其观点理论更具科学性、实践性、针对性。如朱自清《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教师、一个进步作家的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新文化。李广田《中学国文的道路》共七章，系统详尽地对国文教师的地位与责任、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情形、国文教材语体的选择、教材中学术文、应用文等进行了阐述。第二，其他刊物的积极参加。1942年创刊的《国文杂志》在1944年第三卷第一期上刊登了叶苍岑的《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分析》，《中等教育季刊》发刊号上刊登了叶圣陶的《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都是分析“中学生国文程度”十分透彻的文章。

    “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所涉及问题

    1.“中学生国文程度”是否低落。针对“中学生国文程度”是否低落这一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根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所用的标准是否客观公正，是否考虑到国文科培养的目标任务等问题。第54期《中学生》杂志刊登了渔舟《从我学国文的经过谈到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问题》指出：“叹息低落的人因对国文程度认定的标准不同，至少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反时代的老朽们拿蜂子孵蛆的心理去看学生，象他们那样会写出一套叮叮当当的文言文的就认为‘高’，反之只能用活的语言写出实际生活的就认为‘低’而且‘落’。持这种低落态度的有尤墨君《中学生国文前途的悲观》、《你们能写出些什么》。“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先生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曾说到考生‘作文技术恶劣，思路不清’”，他们把用文言文写作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评为优秀作文，这些人提倡文言，要求增加文言文的教学，指出要学经世名文。具体体现在1932年底颁布的课程标准内容上：“国文科文言文的加重”，“写作文言的技巧”训练。

    持不同态度的认为国文科的目标是：养成中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使能应付生活上的实际需要。如果低落也只是文言部分的低落，语体文是有长足进步的，由于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文言被取代，故“无须教学生学习文言的写作，”精力全用在学习白话的写作上。中学生毕业的时候，大概可以写出相当流畅的白话文了。代表的是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叶苍岑，等等。《中学生》杂志三卷5、6期(合刊)刊登了江苏省第一届高中会考科成绩之分析研究，国文不及格的学生共169人，其中作文言文者156人，占95%，作语体文者11人占5%，从这个统计数据看，国文程度是否低落也就一目了然了。

    2.国文科的教学目的，即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前面已提到国文科的目标是养成中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使能应付生活上实际的需要。这实际的需要就是中学生的出路：升学或就业。这表明国文科已经注意到了人的发展，讲授发展个人生活所需的知识，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得到有利的影响。而旧式教育守着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的科举制，扼杀人性，把人变为“活书橱”、“人形鹦鹉”。国文教学的任务自然是写作和阅读。国文教学要改变过去为国文而学习国文的错误的观念，以整个生活的改进为学习国文的最终目的，才是学习国文的正确态度。言之无物，无病呻吟，即使教学好、学习好，其成绩也不过像以前那样造成一些“八股”的好手和“五言八韵“的名家罢了。

    3.教材编排问题。主要原因是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语体文总认作浅，文言文总认作深”，不考虑学生接受的能力和程度。教材出现“因年级之高低、文言与语体分量之支配更有“三七折”、“四六折”等等的办法。高中生哼《祭十二郎文》这一类明白晓畅的文言文，初中生，有时便不得不在堂上苦闷地听老师讲《谈动》、《谈静》这一类蕴蓄很深的语体文。

    教材问题还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教材内容远离生活；形式上，高中语体文十分之一的比例，初中语体文十分三、四之比例，编排缺乏科学性。中学国文教材，是文言语体混合编列的。由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文言教材递增，最后增到百分之九十；语体文递减，最后减到百分之十。这种编制已经使学生发生一种错觉，以为语体是初步的东西，文言才够深奥。此外，选材凌乱，这种凌乱打破了整个教材的性质和体系，因为一个科目自有其完整的体系。

    4.教法问题。当时担任国文教师的有法学学士、教育学士、冬烘秀才、失意政客、职员、法官、才子、校长或教务主任，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各人对国文教育、教学的领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学识、见解的差异，讲授的方式方法迥异。另一方面，国文教师生活的空间狭窄到了“狭的笼”；由于物质生活的缺乏和精神生活的贫乏，他们又变为“瘦的鸟”。这样的教师能够教给学生什么东西，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再一方面，教学方法应该有所改进，但是正当转变的过程中间，新的方法尚未得到，一般人的认可，有时或为事实所限，习惯所泥，不免沿用旧方法去应付新事实。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会有良好的结果。同时教师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以为语体文简单、文言文艰涩，碰到语体文就让学生自己看看了事，认为语体文是便利初学的过渡，终极的目的却是文言文，语体文是卑浅的，惟文言文才是高深的东西。

    应该看到教法上已经注意到了“注入式”教法的弊端，提倡启发学生的兴趣为主。同时还提到把相同类型的教材集中在一起进行单元研究法学习。提倡用讨论的方法教学，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指导作用，练习的主旨无非是“让学生自己发见困难，寻求解决，到了解决不了时，自然便知道需要教师的帮忙，效用定会比一味演释大得多”，这些探讨对促进语文教育理论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实质

    1.守旧与进步的较量。“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反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延续，是文言文、白话文的较量。“在现时所需要的是白话，不是文言，老旧的文言不配来比新鲜活泼的白话，要顺着进化的潮流去废除文言，提倡白话。我们要绝对不作‘文言’，并不是要像秦始皇那样焚燃旧书，读文言的书是可以的，做文言的文字则绝对不行。我们读古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寻章摘句，咬文嚼字，为的是要明白古人的思想，古代的事物，研究一切专门的学术等等，都有参考古人和古人著作的必要”这段话已经把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以及古今文化的关系，说得十分明了了。

    通过“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文言一致的问题，将现实生活中的话语写出来，更能够使写作紧密地联系生活，反映生活，解决了过去用自己不曾用的语言写作，说话与写作分家，所造成的言之无物，空泛乏力的弊病。

    2.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实质是由国文教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学科的性质、任务)决定的。国文为中学科目中的最重要的一科，也是最笼统的一科。国文学科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具有载道的功能，即“文以载道”。“因为文字原是一切学问的工具，而一国的文字又有关于一国的全文化。而一国的言语文字，是国民思想感情所传达的媒介，一国的文字是国家精神生活的结晶。国家成立以后，其立国的精神，即由语文而继续传衍。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象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了。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

    这次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从根本上讲是由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以及教育的制度相关联，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的任务等。很多讨论者已经看到不能单纯地从教育本身来看待这场讨论，第55期《中学生》中，孟起的《中学生的国文》中提出“要从社会问题整个体系的立点去理解处理”，文化是一种武器可以载道，看到要从教育制度本身去看问题，认识已经上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重大意义

    1.确立了白话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为新文化的发展，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文以载道，文是跟着时代走，与社会发展有关的。科举时代有科举时代的国文教学标准，制度改变了，一般人却依旧用旧眼光来衡量新事实，当然觉得不够标准，当然觉得低落了。

    2.奠定了语文学科的理论基础。为语文教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开创了语文学科教学研究的良好风尚。表现在教法上已经看到了“注入式”教法的弊端：“听得有味时，譬之听说书，涎着脸儿听下去，听得乏味时，便偷偷地写字条，看小说，或者沈入人漫无边际的冥想。”已经意识到“在默默地听讲之中青年的生命被戕残到何等的地步？”提倡讨论式学习，强调老师的指导作用，启发学生的思考，提倡学生广泛阅读课外书籍，指出考试不是评价学习的唯一标准，为了应试教学自然会偏离正常的轨道。

    3.选课制的提出。提倡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选修课程，已经开始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由于中学生存在着个体差异，他们接受能力感悟性也有迟缓快慢之分。现代学校是教育机构，学生是人而不是原材料。使不同的人物修习齐一的课程，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可行的。况且，我国的疆域辽宽，风俗各异，社会正在激变，课程呆板是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

    4.语文教学教研活动规范化制度化。1947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语文学会，通过了《语文研究会章程》，选举了叶圣陶、陈望道等九人为第一届理事；郭沫若、郑振铎等四人为第一届监事，明确学会宗旨为：研究中国语文，改进中国语文教育。从此语文工作者的教学教研在形式上和组织上有了规范性的管理，为繁荣语文教学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开创了语文教学教研的良好风气。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长达十多年的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中，《中学生》杂志开启了讨论的局面，而西南联大创刊的《国文月刊》却起到推广讨论，把讨论引向深人和科学化的轨道上，在讨论过程中，著名的学者、广大的教师和关心语文的人们积极参加，才使讨论不论在语文教育本身还是教育体制等问题上得到深人展开，才会取得上述各方面的成就。

    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留给后人的启示：是广大教师、学生、社会各界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特别是著名的教授、学者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关注，如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叶苍岑，等等，他们都曾经执教于中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始终关注着基础中的语文教育，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和热爱，这一点是值得今天的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学习的。

    语文的教学改革牵动社会、文化变革的敏感神经，这与语文这一特殊科目的性质相关，国家、政府、学者、教师、学生以及每一个人都应该正确认识这一特殊性，不宜任意为自身目的而改变它。只有摆正了语文在教育系统中的位置，它才能按自身的规律发展。

    责任编校 梁文清

    作者简介：孟匀(1963-)，女(布依族)，贵州都匀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