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国初年以来,不少学者将中国古代图书文献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视为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然而从学术史和图书分类学双向角度具体考察从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后中国人对自身的学术分科的认识,并通过分析一些学者以四部为学术分类的实例,可以发现以四部之名来确定学科的勉强之处。
【关键词】 图书分类;四部分类;学术分科;近代中国
经、史、子、集四部本是中国古代图书文献的分类,但从民国初年以来不少学者将其视为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关于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一点,我已从另文论证。本文则转换视角,具体考察从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后中国人对自身的学术分科的认识,并通过分析数量不多的一些学者以四部为学术分类的实例,论证以四部之名来确定学科不仅是非常勉强的,实际上也并不符合通常对经、史、子、集四部范围的界定。
今日有些主张中国学术以四部分类的学者可能受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图书分类的影响,见西方或学西方的新式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基本以学科分(也不尽然,比如也有“总类”的存在),无形中据此反推中国,见过去的图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于是顺口说出这样的话。若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的结论也许便会不同。民初的学者又不完全一样,有些人也是较随意地使用四部名称(如过去文章中常见用“乙部”代“史学”的),但多为非学术表述;有些人在正式的学术论著中也如此说,但其实并不真这么想;另外数量不多的一些人则是认真而有意地以四部来分类学术。
各种人都这么说,部分也因为从图书分类的演变中的确可以看到学术盛衰的痕迹。如果仔细考察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再到《四库总目提要》以至20世纪的《中国丛书综录》,观其分类法则的异同,特别注意新增或减去的类别,应能看出一些特定学术门类的兴衰。近代西学的输入对中国学术分类造成的冲击一定程度上也在《中国丛书综录》与《四库总目》的类别取舍中得到反映(如原有的“谱录”便被放弃,而在“艺术”类下增加许多细目来容纳)。
但专从这一角度去看至少是片面的,毕竟图书分类法感受到西学的冲击(实际是数量日益增大的新书难以归类)要比学术为晚,根本是现代类型的图书馆就出现较晚。光绪初年江人度便已意识到西书日增的影响,他上书张之洞说:“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1〕。不过有这样观念的只是极少数,因为一般藏书楼和图书馆要到新学和西学书籍造成分类上架的实际困难后才会产生对新分类法的需求。中国学术界在学术分科上对西学冲击的回应更早恐怕体现在清末办各类新学的章程之中对学科的分类。所以,要了解近代中国学术的分科,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系是清末各新学章程中的学科分类。
从晚清民间自行尝试的广东长兴学舍,到湖南官办的校经书院和时务学堂,再到清季以及民国各类官方学校的章程和实际科目的设置,均从未见明确以四部之名设科者。刘龙心最近考察了从康有为的长兴学舍到清末王国维对大学分科设想的大量教学科目内容,其中关于中国学术的分科,与四部衔接者较多的有经学,其次则史学,再次则诸子学,但次数不多,且有明确反对者,故越到后来越少;而“集学”则未曾一见(从那时起到现在似乎也没有任何新旧学校教授“集学”)。反之,义理、考据、辞章、经世等出现的频率不少于诸子学,而掌故(有时指西学)、舆地(当时多指西学)等中国学术名称也长期列在课程表上。〔2〕
1896年翰林院侍讲秦绶章提出,整顿书院首先是“定课程”,共“分类为六”,包括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算学、译学。这个构想后来由礼部议覆之后颁行各省实行,六种科目中大致中西各半,实无多少四部的影子在;若说这些科目均非“学”,恐怕时人不会同意。比较接近四部的表达大概是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在强调学堂并非专讲西学时,特别指出中学向有之“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3〕。但“理学”与“子学”显然不能等同,因为它们同时并列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等章程之中,而词章之学和“集学”也有相当的距离。
可知即使在西方分科治学观念传入之后,近代中国人对“中学”分科定位的正式表述中也很少受到四部分类的影响。实际上,正如傅斯年注意到的:“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4〕重要的是,中国古人治学既然不主张“分科”和“专门”,也就很难产生将学术“分类”的社会要求;学者读书时也不会或至少不倾向于要选择某一“科”为其专攻,所以才有“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观念,而“博学”更长期成为以学术名世(即读书不仅为做官)的士人长期追求的境界。
傅斯年以20世纪分科治学的专门家心态去认识过去的通儒取向,自然可以认为是学术不发达的原因;但对古代众多学者来说,这却正是他们所刻意追求的。钱穆是少数真的按照四部系统来论述中国学术的学者(详后),他也指出:“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5〕在这样一种世风学风之下,说四部分类是古人的学术分类显然有些违背古人的学术观念;学术应该分科以成“科学”的概念,大致是近代西潮东渐以后的事,也应该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
朱自清注意到:“有一个时期通行‘国学’一词,平等地包括经史子集。这只是个过渡的名词,既不能表示历史的实际,也不能表示批评的态度,现在已经不大有人用了。”〔6〕如果认真考察,可以发现正式而非随意地将中国学术分为四部的确以各种“国学”书籍为多,而“国学”在民国前期代表着一个相对“保守”的学术倾向。这就意味着许多人之所以要用四部来分类中国学术,其实是在接受了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之后,又不愿使用西方类别的名称,转而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对应的称呼。他们表面看似保守,其实相当趋时;特别是将学术分而治之的做法,恰是违背中国传统而遵循西方学术取向的典型表现。但这样一种表面的“保守”也不为新派所容,曹聚仁在讨论国学新书目的编定时就提出应“打破四部之分类而以学术分类为依归”〔7〕,说明曹氏已认识到四部分类本不是“学术分类”。
数量不多的“国学家”是从特殊的立场来论述中国学术的四部分类的,但也不可否认,清季民初还有许多学者在论及学术分类时心中也有四部的影子在。这部分因从西潮东渐以前中国人治学的范围看,前三部即经、史、子大致皆可以名学(后者特别在经学衰落后如此)。不过这也只是从中国角度看,如果从西方眼光看,则正如梁启超在1902年所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8〕。姚名达从目录学的角度说:中国古代目录的分类,“除史部性质较近专门外,经、子与集颇近丛书”,故“类名多非学术之名而为体裁之名,其不能统摄一种专科之学术也必矣”。〔9〕这基本是据20世纪的专科学术观念来讨论古代,与梁启超的见解相近。但从书籍角度看,四部确定后特别是清代四库全书的经部所包含的范围,的确也近于丛书。
如果退回到清代多数时候一般人的共识,史以外的三部中严格说也只有经学大致可算一门学问。到民国时林玉堂也还如此主张,他认为若将科学分为思想和手术(今译技术)两端,则从思想看,乾嘉经学虽然“不能出于经解二字以外”,目的不够高明、规模不够详备,但“还不失其为科学,因为自其目的内的范围而观察它,彼既以经学为目的,自有其经学的系统,还是有条不紊的分科的学”。若“以科学的手术论”,前人在地图的画法和音韵的表述等方面均不如西人,但也有些“未甚普通未经规定”的“萌芽现象”。如江藩的《国学师承记》里强调的“家法”之所指,“治学的手术实居一大部分”;又如清儒主张引证须用原文、引例必指出处等,都近似西洋大学研究科的Seminar,即“引学者入科学考证的正途而教以此考证之手术与方法,讨论去取抉择及搜集材料发表结果等问题”。〔10〕
钱穆则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证说:“近代中国人开始和西方学术相接触,遂对中国传统中经学一部门发生了怀疑。或认为经学只是几部经书之结集,若把近代西方学术分类眼光加以分析,《诗经》应属文学,《尚书》、《春秋》应属史学,《易经》应属哲学,《仪礼》是一部记载有关古代社会风俗的书,应属史学与社会学范围。把中国古代五经如是分析了,便不该再有所谓经学之独立存在。”民国时“读经”已经成为思想上甚至政治上的争论,部分新派学者主张经学不能算“学”也受这大环境的影响;但从学理上看,不少学者如钱穆所引也依据西方引进的学术分科观念进行讨论。不过他们关注的更多是此时或“此后中国学术界是否仍可有此一项经学之存在”的问题,若“就中国以往学术传统言,我们仍不能否认中国已往学术史上确有一种经学之存在”。〔11〕
经学之外,近代中国人较多言及的是诸子学或子学,而其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也是相当晚近的事。经和子都是从先秦起就存在的典籍,汉代尊经后研究者众多而形成学统,故经可以名学。诸子则正因尊经而甚少人专治,过去是难以名学的;研究子的书越来越少,在四部分类中不断合并就是例证。直到清代中晚期,考证学者由经及子,逐渐有人以诸子为专门研究对象;到西学东渐后诸子学更日益兴盛。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时,其普通学课程就包括诸子学,稍后他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也如此。虽然孙家鼐对章程的修改意见之一即是他认为“诸子学”不必专立一门于大学堂讲授,只要将子书有关政治经济之学附入专门科,听人择读即可;但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的文学科中仍包括诸子学一门。〔12〕
不过,清中叶以后兴起的诸子学大概指周秦诸子,最多稍及汉代初期,实与四部特别是四库全书的“子部”所包含的广博书籍大不相同。这最可证明许多学者的言论中虽曾随意地使用四部之一指代某一学术分科,其具体所指未必就是图书四部中的该部之意。钱穆是极少数真的按照四部系统讨论中国学术的,其《中国学术通义》里包括《四部概论》一章,其中“子学”一部讨论先秦诸子不足四分之一,而讨论佛学和理学的内容甚多。〔13〕这比一般人更接近清四库全书的子部内容,但这样来认知“子学”的恐怕只有钱穆一人而已,一般人还是多指周秦(或及前汉)诸子。
还有一些新旧色彩不明显的学者也置疑以四部来分类中国学术,特别认为“集部”不能成学。目录学家杜定友说:汉代刘歆《七略》所立各略之名“犹可以望文生义,后世愈趋简陋,改为四部,至是经无定义、子不成家、史不以时、集而无物,不通甚矣”。尤其“集”字本义《说文》释为“群鸟在木”,引申为“聚”之义,实“无有于诗文”,其名最“可谓不正”。〔14〕其实经、史、子与所指内容都还接近,大致可以“望文生义”。史家吕思勉说:“吾国旧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由来已久。而四者之中,集为后起。盖人类之学问,必有其研究之对象。书籍之以记载现象为主者,是为史。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则为经、子。固无所谓集也”。集部书内容繁杂,约近于当时“不专一学之杂志”。〔15〕
有意思的是,钱穆虽按照四部系统论中国学术,其《四部概论》里的第四部却以“文学”而非“集学”命名。他解释说:“中国集部之学,普通称之为文学。但论其内容,有些并不是文学,而与子部相近。若就文学的广义论,在中国,四部书中都有在文学上极高的作品,惟专注重文学的集部之出现,则在四部中比较最迟”。他在以下五六千字的讨论中,仅两句挨着集字,一说东汉“始有专称的文学家,始有文学家专集”;一说“每遇具有甚高地位的诗文集,必有人为之编年作注”;其余全是说的文学,而且是一般旧学家所说的“狭义”(即西方意义的)文学。〔16〕
这最能提示钱穆所谓的四部之学其实是先有西学分科概念,然后返回“中学”里找既存分类。就像近代“中学”这一称呼本身就是先有了“西学”这一参照系然后才出现的一样,民国时期一些人所谓的四部之学也同出一辙。由于本无此“学”存在,他们论述时相当勉强,不断要想说明这是否是后来通行的某一“学”。这种希望为中国学术正名的心态是可贵的,我们不必因此苛责前人;不过应注意即使这种“在传统中找现代”的取向,也并不为一般人所接受,因为专读集部书的人或不少,但即使在偏旧的学者中,自己认为是在研治“集部之学”的仍屈指可数。
钱基博倒是这极少数者中的一个,他自称“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并说“近人侈言文学史,而于名家集作深入之探讨者卒鲜。予读古今人诗文集最伙……儿子钟书,能承家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予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昭映,非夸语也”〔17〕。钱氏所说的“集部之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其实仅指清代钦定四库全书的“集部”,更早的集部曾包括的一些书如“文史论”,就不包括在他说的“诗文集”内。尤有意思的是,钱基博自己所撰书,仍称《文学史》而不称《集学史》。这提示着他与钱穆相类,恐怕仍是在已有西学分类的概念后才有意寻找出旧名来使用。
另有一些学者偶尔口说四部分类,其实别有意思。最明显的例子是朱光潜曾明说“吾国学术,自昔分经史子集四部;清儒所分之义理、考据、词章,盖就研究四部所侧重之方面而言”。这看上去是反对以“义理、考据、词章”来划分中国传统学术,而明确主张四部为学术分类。但他接着说,数千年来,中国学者“首在穷经明义理,次则及于历史及周秦诸子,行有余力,乃旁及集部,习词章以为言学应世之具”。朱氏自己指出他实际在讨论“吾国传统的治学程序”,即所谓四部是学者逐步通治而非专治其一的修习内容。〔18〕这与我们现在所说将学术分类而专治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他顺口说出的四部之分并非近日意义的学科“类别”。
而且,朱光潜根本反对当时一些学者“援西方之例,倡文学独立”于经、史、子的做法。他在指出当时的部颁中国文学系课程“多半属于集部”即“后儒所谓词章之学”后强调:中国“以往文学固未尝独立”,若学西方将其视为独立,“是犹从全体割裂脏肺,徒得其形体而失其生命也”。〔19〕他认为“经史子为吾国文化学术之源,文学之士均于此源头吸取一瓢一勺发挥为诗文;今仅就诗文而言诗文,而忘其本,此无根之学,鲜有不蹈于肤浅者”。吕思勉也说:“中国文学,根柢皆在经史子中;近人言文学者,多徒知读集,实为舍本而求末,故用力多而成功少”。所以他主张诸子“实为中国文学立极于前,留心文学者,于此加以钻研,固胜徒读集部之书者甚远”。吕思勉本认为“吾国旧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由来已久”。〔20〕
对比一下朱、吕二人的看法,可知朱所说的“吾国学术”与吕所谓“吾国旧籍”相当接近,而吕思勉所说“近人言文学者多徒知读集”一语尤其值得注意,即这一与古不同的现象出现并不太久。钱基博的整体心态比上述人都更“守旧”,看起来也更尊崇旧学,但其强调专长于“集部之学”的分科治学概念则体现出他的学术思想其实相当趋新。总之,主张中国传统学术“未尝独立”,四部若分割便会“失其生命”的学者,其基本观念与今日主张以四部为学术分类并像西方那样将学术分类而专治的观念是相当不同的。〔21〕
朱自清回应朱光潜等人关于“中国文学系经史子集应并重”的共同观念说:“我们接受传统,应该采取批评的态度。按从前的情形,本来就只有经学,史子集都是附庸;后来史子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但集部还只有笺注之学,一直在附庸的地位。民国以来,康、梁以后,时代变了,背景换了,经学已然不成其为学;经学的问题有些变成无意义,有些分别归入哲学、史学、文学。诸子学也分别划归这三者。集部大致归到史学、文学;从前有附庸和大国之分,现在一律平等,集部是升了格了”〔22〕。他虽然不时将四部概念与学术名类替换使用,但所论各项学问的分合过程大体不差;除经学逐渐退出学术舞台外,其余三部与相关学科是一种交叉的融合,而非简单地归入名称相近的学科之中。
清人章学诚已指出:“集部之兴,皆出后人缀集,故因人立名以示志别,东京讫于初唐,无他歧也。中叶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标识集名”〔23〕。钱穆也说“总集是以作品为主而编集的;总集之后有别集,别集是以作家为主编集的”。他认为“子部之学实与集部之学相通。每一理想的文学家,同时即是一思想家,特其表达之方式有不同”〔24〕。但他的老师吕思勉则指出了集与子的区别在于“集为一人之著述,其学术初不专于一家;子为一家之学术,其著述亦不由于一人。勉强设譬,则子如今之科学书,一书专讲一种学问;集如今之杂志,一书之中讲各种学问之作皆有”〔25〕。
上述诸人有一点是共同的,集部是以书籍的体裁为依据分出的类别。不论从中外意义看,实在都不能与“文学”划等号。所以,即使是那些大致接受或无意中暗存四部为学术分类的学者,在正式立说时虽套用四部名类,也甚少借用“集部”之名而称“集学”。综上所述,可以说古代图书的四部分类虽然与学术分类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近代所谓分科之学意义下的学术分类。
注释:
〔1〕〔9〕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141、404页,上海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2〕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印刷中)。
〔3〕《礼部议覆整顿各省书院摺》,《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均转引自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
〔4〕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见《傅斯年全集》,第6册,22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
〔5〕〔11〕〔13〕〔16〕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4、2、26~39、39~48页。
〔6〕〔22〕朱自清:《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1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7〕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见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100页,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年版。
〔8〕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1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1936版。
〔10〕林玉堂:《科学与经书》,载《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附在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晨报副刊》第5册),1923年12月1日,23页。
〔12〕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载《汉学研究》(台北),15卷2期(1997年12月);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
〔14〕杜定友:《校雠新义》,上册,59页,中华书局,1930。
〔15〕〔25〕吕思勉:《经子解题》,1、83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简编本。
〔17〕钱基博:《自传》,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93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读清人集别录》,转引自吴忠匡《吾师钱基博先生传略》,载《中国文化》,第4期(1991年8月),192页。
〔18〕〔19〕朱光潜:《文学院课程之检讨》,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79、79~8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20〕朱光潜:《文学院课程之检讨》,同上书,79页;吕思勉:《经子解题》,103、1页。
〔21〕如前所引,吕思勉的学生钱穆也非常注意四部的相互关联。与他们观念相近的还有程千帆,他虽认为“四部之称,不过代表某一时期之人对于学术所持之一种分类概念”,但也指出“其间既无绝对界限,亦殊鲜优劣可言”。见程会昌(千帆)《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平议》,载《斯文》,第1卷16期(1941年5月16日),3页。
〔23〕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本文用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102页,上海古籍书店,1993。
〔24〕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40、52页。
(作者黄晏妤 四川大学图书馆馆员 四川成都 610064)
责任编辑 张小路
*本文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特别是关于学术史方面的内容,曾与罗志田讨论;王东杰先生提示了一些有关四部分类的国学书目,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