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关键词〕　国学；国故学；学术分类；区域研究

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曾一度风行，但不过几年，连其最有力的提倡者胡适也转变态度。由于其风行时间太短，“国学”或“国故学”未能形成自身的学术典范，在学科认同上缺乏一个广泛接受的界定。而国学与西式学术分科未能成功衔接这一点，尤成为当时及稍后一些人主张“国学”不成其为“学”的立论基础。本文即简略探讨当时一些新旧学者怎样据西学分类以否定国学正当性的主张。

从清季办新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逐步确立，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且并非所谓“新派”人物始如此，在一般认知中应属“旧”而不新的柳诒徵于1923年即提出“非汉学非宋学”的口号，主张“论学必先正名”，明言“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他说，“余并非有意非难此种学术，不过非难此种名词，因此种学术自有其正确之名词”，而所谓“正确名词”当“就其学术性质”而定。柳氏“综合后世所谓汉学者之性质观之，凡考究文字训诂声韵之类，皆属于文字学。凡考究典章制度，以及古书之真伪、史书之体例者，皆属于历史学。故汉学者非他，文字学耳、历史学耳”。而“所谓宋学，可以分为伦理学、心理学”。①

很明显，他心目中“就其学术性质”而定的“正确名词”皆以当时学校中通行的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这也不仅是学术分科的问题，柳氏注意到，新式大学中学者多“各治数种科学，有治文字学者、有治历史学者、有治伦理学者、有治心理学者，或以一兼他，或互为主辅”，皆“无碍于为学”。然而“讲汉学讲宋学者则不然，一若讲汉学即不可讲宋学，讲宋学即不可讲汉学，入主出奴，互有轩轾”。所以，不“正确”的旧名词也妨碍学术本身的发展。他希望学生“认此等学术，即是学校中之某种某种学程，不必分别朝代、分别界限”(其实所谓“各治数种科学”者恐怕是先治名词不“正确”也不重分类的汉学或宋学，待按西学分类计算才突然变成“数种”；若一开始便从西学入手，大概也是专治一学的更多)。

①　本段与下两段，见柳诒徵《汉学与宋学》(讲演，赵万里、王汉记)，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4—90页。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复制，谨此致谢。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通常认为偏于“守旧”的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两校的“国学研究会”组织的演讲，相当能说明当日学院派的“国学”有多么趋新。柳诒徵比较新旧名词的差异说，如名为汉学，则可能“使人误认为一代之学，若后世之所未有、世界之所绝无”；若改“名之为文字学、历史学，使人一闻而知其性质，且可贯通历代，表明讲学者之随时进化”。这里非常明显地提示着一种希望有利于“世界”接受中国固有学术的隐衷。虽然柳氏已尽量“面向世界”，无意中仍暴露出其对西学了解的不足。他在演讲中举例说，“类如有人号称英学或德学，人必笑之；若曰吾所研究者为英国之文学或德国之哲学，方成一个名词”。但更加趋新的许啸天则指出，后者“亦有语病”①。对于主张科学无国界的新派来说，如果西式分类的学科皆为“科学”，则必然是普世性的，没有什么某国的某学，稍后傅斯年正从此角度否定“国学”的正当性(详后)。

如果说柳诒徵等人可以接受按西方学科分类的“国学”，许啸天则不然，他认为世界各国皆有其国故、有其历史，问题是“这国故经史，是不是算一种学问”？答案是否定的：“倘然国故可以成功一种学术，那全地球上的各国，每一国都有他自己的国故；为什么却不听得有英国故学、法国故学、德国故学的名称传说呢？所以国故实在算不得是一种学问。”经史亦然，“倘然有人问我们，‘你们中国有些什么学问’？我简直的回答不出来。我若回答是‘我们中国有六艺之学、有经史之学、还有那诸子百家之学；’这是滑稽的答语，也是一句笑话。试问‘所谓经史之学、诸子百家之学，是一个什么学问？’我依旧是回答不出来”。②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有国故学三字发现，正是宣告我们中国学术界程度的浅薄、知识的破产，而是一个毫无学问的国家”。进而言之，“中国莫说没有一种有统系的学问，可怜，连那学问的名词也还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闹的什么国故学、国学、国粹学，这种不合逻辑的名词，还是等于没有名词。”清季国粹学派就曾基于学要“有用”的观念推导出中国“无学”的结论③，但许氏的“中国无学”论所据又不同，如前引述，他是认为中国固有学术皆与西方学科分类不合，若从前者中一一整理出后者，便可“把这虚无飘渺学术界上大耻辱的国故学名词取消”。许啸天的观念后来为许多人采纳，尤其他提出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均无“国故学”一点最为人所乐道。

从学理上对“国学”最有力的挑战来自北伐后期回国的傅斯年。傅氏大约是“整理国故”一词的最初使用者，他在新文化运动时尚觉“国故”比“国学”更“妥协”，但约从1922年起因“见到中国之大兴国学”，使生“绝国故”之念。〔1〕傅氏在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一份聘书稿中强调，设置这一研究所“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供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择地域，

①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见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以下径引书名)，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年版，第1集， 4页。

② 本段与下段，见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第1集， 4—6页(许序作于1927年1月，这些言论是其自引他编王船山集的序，作于1926年3月)。按许氏大致以当时通行于中国的西学分类为“学术”或“学问”的标准，其实西方当时和现在皆自有其“经学(the Classical Studies)”，被郑振铎排斥的“古书训诂”正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③ 参见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载《中华文史论丛》第65辑(2001年3月)。

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①。

他进而在其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正如在中国的地质或地理、生物、气象等研究所总多研究中国地质地理、生物和气象问题。世界上任何一种历史学或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②十多年后，他在论证“国学”的“不通”时，仍指出其内容“不外乎文字声韵之考订、历史事迹之考证，前者即所谓语言学，后者即所谓史学；此外如中国专有之材料，亦皆有专科治之”(这与柳诒徵的观念何其相近)。傅氏断言，“分类而以近代眼光治之者，即所谓史学、语言学及其他科目”；惟“笼统而以传统之咿唔为之者，即所谓国学”。③

此后反对“国学”者也大多沿袭柳诒徵、许啸天和傅斯年的取向，何炳松以为，“西洋的学术，无论他是属于哲学或者属于科学，没有不以论理学为根据的；而论理学上基本的必要的初步就是‘正名’”。如果“对于中国学术上的正名这一步基本的必要工作还没有做好，就想要去研究中国的学术，我以为这是古今中外的学术界未曾有过的笑话”。若要正名，则“国学两个字就犯了‘名不正’的毛病。究竟‘国学’是什么？现在谁能下一个合理的定义”？中国人“既然自命有一种国学，那么中国国学的特质是什么？他的真价值究竟怎样”？④

何氏尝追寻国学二字“从何而来”，但“在中国书中总是查考不出他的来历”，则“大概是由西文中翻译出来的”。他说，西人对“中国民族、语言、文字、历史等”颇有兴趣，而“一时不容易理出头绪”，故混称为“支那学”(Sinology)。之所以如此，即因中国的事物太广大复杂，无法理解，甚或不过“还是一团糟”，所以姑以此名。但“就我们自己方面看去，这个名词，实在是西洋人给我们的一种耻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国耻。我们决不应该俯首的接受他，我们应该提出强硬的抗议”。不过，看似民族主义甚强的何炳松实际又同意西人认为中国学术对世界无甚贡献的暗示，他问道，“国学的声浪闹了这许多年，我们所得的成绩究竟有多少？”其“对于世界学术究竟曾经有过一种什么贡献”？如果对这些都不知道，则所谓国学“还不就是‘一团糟’的别名么？还不就是广义的‘经史百家杂钞’么”？

郑振铎也同意“所谓‘国学’便是欧洲人所谓‘中国学’”，但他比何炳松似更清楚西方这“总括一切中国学问与事物的研究”。知道其中包括两类人，“一种是识得中国文字的领事牧师们，一种是未见得识中文，却是深通某一种专门学问而去研究中国某一种事物的专门家”。第一种人他举翟理思(H. A. Giles)为例，说其“对于中国无论什么事都要谈说，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地理，以及一切”，但“这一批人的时代，现在仿佛已经过去了。现代已经进入第二个时代了，便是以专门家去研究关于中国的某一种事物的时代”，后者却不宜与前者“混而称之为‘中国学者’”。〔2〕

①“史语所公文档案”，元130，转引自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69页。

② 对于傅斯年来说，这“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从学理上看，国学这名词不通达之处在于，若“在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围中”论国学，“为求这些题目的解决与推进”而“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势必至于弄到不国了，或不故了，或且不国不故了”。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其《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 46—47页。

③ 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 (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承杜正胜所长惠允使用。

④ 本段与下段，见何炳松《论所谓“国学”》，载《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 2—3页。

前一种欧洲“中国学”的内容，“一加分析，却是什么都没有，且是不能成立的”；则与其“同义的‘国学’，其内容当然也不外于此”。后者在中国也有，各以其专业知识来研究中国特定事物，其“研究的虽是中国的东西，他们本身却不承认自己是‘国学家’，我们也不该承认他们是‘国学家’。他们只是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而独不是‘国学家’！而我们今日之所谓‘国学家’者，则是异乎他们的另一类人”。当时虽有专门“国学”、“国学系”和“国学家”的名称存在，却都不具备与前述各学、各系、各学者相提并论的资格。其实郑振铎也有些信口开河，植物和矿物学家或可以专门研究“中国的东西”，天文学家和化学家便很难如此，否则便多半会纳入科学史的范围。

不过，“国学”一名词本是清季从日本传来，何以到此时这些学者会认为是西方“中国学”一词的对译？岂不是有点中学源出西学说的意味了！是何炳松、郑振铎等太年轻而不谙旧事？还是《国粹学报》及留日学生“革命报刊”的影响已式微到在国人集体历史记忆中已基本抹去的程度？或者是西方汉学家的成就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已吓倒中国学者？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认真思考。当初清季学人为了中国的复兴，曾再造出一种包容西学的开放性“国学”；如今这些否定“国学”者的基本依据则是其与西方学科分类体系不合；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已从“积极防御”变为弃而不守。不过，民初这些否定“国学”者也有其进一步的思虑。

傅斯年先就说过，“‘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详。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3〕何炳松接着申论说，西人所称“埃及学”、“亚述学”以至“东方学”等，无不是针对早已亡国的民族之学术，而“我们中国现在依然是中国，中国民族依然是中国民族”，竟然仿效这样的例子，“这不是我们读书人的奇耻大辱么”？且德法美英日各国的学问发达超过中国，“何以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英国学和日本学？而我们中国独有所谓‘国学’？”各国皆对世界学术有贡献(注意其中日本的贡献是“东洋的史地学”)，“但是他们都绝对没有什么国学”。〔4〕

西人没有国学或国故学是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实则西方的学情(套改“国情”)与中国的不同，整个西欧甚至北美文化的主流皆源于希腊罗马和犹太文化，而关于“西方”这一区域文明的研究不仅早就存在，迄今仍是学校的必修或主修课程(原来皆是必修，只是近年文化多元论兴起，有些学校才改为主修)。若按民初的中国术语，此正所谓“西方故学”，焉能说无！说到国家，至少日本就有其国学。这本是常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已提及，清季不仅国粹学派每言及此，就是读书不甚多的山西举人刘大鹏也知有所谓“倭学”。〔5〕

本来“学科”的划分更多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根本上言，知识是否必须分类至少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且西学本身也是个变量，“学科”的分聚与兴衰往往随外在的社会需求和学理内部的发展而演化。在二战后的西方，区域研究已成为正式的学科门类，今日西方一些大学(特别是层次较高的大学)多设有专门的区域研究系或科(专业)。如果深究，这其中当然也能发现类似所谓“东方主义”的偏见，但基本不具何、郑等人当年所设想的“侮辱”意味；盖不仅有“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所谓发达国家也多有以国命名的“区域研究”，如人人看重的美国就有“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在。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者当然不能预知西学的发展，但前引学者不少是留学生，或至少能读外文，其对西方或日本的情形似不应太隔膜；他们在比附西学分类时显露出的这种随意性的倾向，揭示着某种学理之外的关怀。可知他们虽从学科分类上反对所谓“国学”，实不仅着意于概念，恐怕更关心的是提倡“国学”在当时的“言外之意：他们有着与清季士人类似的担心，即由趋新领袖胡适等提倡以“新眼光读古书”可能导致对中国富强所急需的另一类“科学”的忽视。何炳松列举的富强之国与已亡之国的对比已相当能说明问题，傅斯年所说的“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等题目”，而不包括“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更提示出其隐忧之所在。〔6〕

曹聚仁便一则曰“谈国学者，大都痛恶科学。以为科学乃物质文明，国学为精神文明”。再则曰“习常之目‘国故’，殆与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涵外延；本‘惟我独尊’之精神以治‘国故’，在昔则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夸谈，在今则有‘国学为精神文明，科学为物质文明’之高论”。〔7〕相当清晰地表述出其思路所指。郑振铎也曾有把“古书训诂”排除在学术和“知识”之外的表述①，恰揭示出时代的认知：只有中国当前需要的才是“知识”，即与“物质文明”相关的西来之“科学”(也含义甚广且有分歧)；而提倡“古书训诂”就妨碍了“科学”的推广，因此必须反对。

康白情在1919年曾说，那时有一种“‘国而不粹’的国粹家——就是说只要是国的，就是粹的，就是该敬奉的、该阐扬的”②。但北伐之后相当多的人态度恰反之，他们差不多主张“只要是国的，就不是粹的”。不过，尽管当时一些学人不承认国学是“学”，但真正落实在具体治学之上时，学者们又发现比较有成就的还正是国学，也只有国学。顾颉刚就注意到“别的科学不发达而惟有国学发达”的现象③。更具诡论意味的是，许多否定“国学”之学人又有强烈的传统“资格”观念，他们一方面不承认“国学”的学术正当性，同时又努力区分新旧，不许一些不具备某些新旧“资格”的人“尸国学之名”④，这方面的发展将另文探讨。

〔参考文献〕

〔1〕朱家骅、傅斯年致李石曾、吴稚晖书〔Z〕.傅斯年全集：第7册〔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0.101.

〔2〕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J〕.小说月报，第20卷1号(1929年1月)， 9—10.

〔3〕〔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M〕. 47.

〔4〕何炳松.论所谓“国学”〔J〕.小说月报，第20卷1号(1929年1月)， 3—4.

〔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乔志强标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149.

〔7〕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A〕，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A〕.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C〕. 53，

 (责任编辑：张小路)

① 参见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康白情：《“太极图”与Phallicism》，载《新潮》第1卷4号(1919年4月1日)，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675页。按康氏自己主张“‘国而不粹’的国粹，值不得研究”，而应研究“‘又国又粹’的国粹”(参见680—681页)。

③ 参见罗志田《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载《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④ 这是借用柳诒徵1922年复章太炎书中的话，他批判当时借“国学”之名行反传统之实的现象说：“今古文之聚讼，由于古籍湮沉，非待坠简复出，蔑能断案。惟今文家喜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颇合近世好奇心理；故于经术毫无所得者，辄侈然以今文家自命。疑经蔑古，即成通人；扬墨诋孔，以传西教。后生小子，利其可以抹杀一切，而又能尸国学之名，则放姿颠倒，无所不至。”柳诒徵：《复章太炎书》，载《史地学报》1卷4期(1922年8月)， 250页。此文承王东杰君提示、徐雁平君代为抄录，谨此致谢！柳氏说此话时整理国故刚开始抬头，故国学之名能尸；北伐后国学地位虽大降，而反对国学的新派仍不准某些人“尸国学之名”，其意味至深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