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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支超:“大学语文”从哪来的?
【时间:2009/10/3 】 【来源:百度空间/路过时光 】 【作者: 苏支超】 【已经浏览3672 次】

(学术讨论稿)2007-12-05

    大学语文从哪来的?从南京大学来的。1976年恢复高考,鉴于学生在十年动乱中没有好好读书,文化水平低下,刚刚官复原职的老校长匡亚明先生便提议开设了这门大学语文。开这门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补课,补中学语文课。这位写过长篇小说《血祭》的创造社老作家,当时虽然已年近八十,但是对“语文”的认识却非常清醒。他开设这门课的初衷仅仅是为了解决学生写东西文句不通,错别字连篇的问题,即语言文字问题。由于他的提倡,首先是南大开设大学语文,而后其他高校也相继开设。由此我说大学语文是从南大来的。

    “无知。”或许有人说:“咱共和国成立前,早就有大学语文了,怎么能说是从南大来的呢?”此言有理。不过那时不叫“大学语文”,而叫“大学国文”,“国文”和“语文”毕竟不是一个意思。再说,这门课49年以后就取消了。那时候,大学不但没有语文,其它与专业不相干的课程也没有现在这么多。

    那么“国文”是什么意思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先问这“国文”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呢?从“中国文学”这门课程演化来的。不过这里的“文学”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根本不是一回事。1902年,满清政府迫于世界潮流的大趋势,宣布取消科举制度,实行现代学校教育。科举时代,读文章,写文章,考文章,可以说就是教育的全部。学校教育的特点之一,就是分科教育。实行分科教育后,原来要读要写的那部分就分成两科。一科是“讲经读经”,一科就是“中国文学”。刘师培编的《中国文学教科书》我没看到过,但据有关介绍文字猜测,这本书讲的就是文章作法,很有点像现今的写作教材。另据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这门课要求学生写的也不过是“论说文字,及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求理明辞达而止。”又说“中小学堂中文辞,止贵明达。”这样的文词,显然算不上文学。

    辛亥革命后,讲经读经与中国文学合并为一科,这一科就叫“国文”。当时叫“共和国文”。我读过供小学二年级用共和国文第三、四两册。这应该是我的父辈读的书。因为抗战期间我在乡下无书可读,不知道这两本书我母亲是从哪里为我找来的。第三册第一课,我现在还能背得:“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这样的文字自然称不上我们所说的文学。由此可知,一见到“文”就以为是“文学”是不符合事实的。“国文”的“文”不是文学。哪是什么呢?今天65岁以下的人,可能已经不知道,现在我们叫作“英语”的课程,49年以前不叫“英语”而叫“英文”,“语法”也不叫“语法”而叫“文法”。分明是“英语”而叫“英文”,,分明是“语法”而叫“文法”,这就和咱们的“国文”有关。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人人能说的“语”无需学,而“文”则是非学就不可能掌握的。

    “文”者,“文言”也,为“文”之言也。所以“国文”的“文”,其实就是“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书面语。因为咱们觉得口头的语无须学,自然也就认为外国也一样。“英语”就叫做“英文”了。马建中的《文通》不叫《语通》,原因也在此。中国人意识到“语”也得学,我猜测和白话文运动关系密切。白话文运动以前,先生讲课就是把文言翻译成所在地的方言白话。天南地北,不管你方言有多大差别,凡学过国文的,文言都能读懂。白话一来,麻烦了,各地按各地的白话写,因为方言的差异太大,书面语言的沟通就成了问题。因此几乎和白话文运动的同时就有了“国语运动”。

    “国语”就是相对于“方言”的全国通用的标准白话,就是现在的普通话。这时,估计也只能在这时,国人才意识到“语”也要学。于是,我国于1920年首先在小学开设了“国语课”。正是“国语”这个概念的提出,才意味着国人有可能意识到即便是母语也同样要教要学的道理,才意味着母语教育从自发走向了自觉。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国语课的诞生,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母语教育的自觉,是一个过程。守旧的文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人人说得出听得懂的大白话,何以要学。他们总“以为语体文只是便利初学的过渡,终极目的还是文言文。语体文是卑贱的,唯文言文才是高深的东西。”(《叶圣陶集》卷13,p31)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批评国文低落,根据就是学生“写不通文言文”。所以49年以前,语文“这门功课在小学叫‘国语’,在中学叫‘国文’。

    1947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控了北方大部分地区,眼看着就要接管整个中国,这时,原国统区的文化人已经陆续展转香港到达华北,于是便组建了华北教材审定委员会,着手各科教材的编写。“语文”这个名称就是这个委员会提出的。作为当时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参与确定课程名称的叶圣陶说:“‘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这里的“语”指的是口头语言,而不是“国语”的“语”,语体文的“语”;这里的“文”也不是“国文”的“文”,“文言文”的“文”,而是指书面语言。”“语”和“文”合在一起就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并重的意思,听、说、读、写并重的意思。因此,“语文”名称的产生,不仅是白话文运动的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更标志了母语教育的真正自觉。所以叶至善说“以语文取代先前的国语和国文应该说是一次划时代的实质性的改革。”

    母语教育的效果是与年龄的增长成反比的,语文教育的效果在小学阶段最明显,初中次之,高中更次之,到了大学阶段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无效了。凡是语文基本功比较好的,估计都是在小学阶段打下的基础。是不是如此,可以在大学生中作个调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体语言发展都受着个性心理品质和认知选择性的制约。个性心理品质一旦形成,认知选择性一旦巩固,母语教育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有鉴于此,共和国成立后,大学国文就取消了。当它再次从南京大学走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学语文了。至于这“语文”从那里来的的?说近点,是从1947年华北教材审定委员会的某次会议上来的,说远点是从五、四白话文运动来的。知道了大学语文是从那里来的,我们自然也就明白大学该不该开设大学语文了。

    为什么大学语文非得和中小学语文作同样的解释非得同源于“五,四”白话文运动呢?我们不能另作解释另寻源头或者干脆不要源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又要说很多话。暂时就不说了吧。其实我们最应该讨论的似乎并不是大学语文究竟该不该开的问题,而是谁是学习的主人,谁是买家谁是卖家的问题。市场的规则不允许强买强卖。有选择权利的是买家。


    (此文作者:一位退休后反聘的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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