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讨论稿）2007-12-05

    大学语文从哪来的？从南京大学来的。1976年恢复高考，鉴于学生在十年动乱中没有好好读书，文化水平低下,刚刚官复原职的老校长匡亚明先生便提议开设了这门大学语文。开这门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补课，补中学语文课。这位写过长篇小说《血祭》的创造社老作家，当时虽然已年近八十，但是对“语文”的认识却非常清醒。他开设这门课的初衷仅仅是为了解决学生写东西文句不通，错别字连篇的问题，即语言文字问题。由于他的提倡，首先是南大开设大学语文，而后其他高校也相继开设。由此我说大学语文是从南大来的。

    “无知。”或许有人说：“咱共和国成立前，早就有大学语文了，怎么能说是从南大来的呢？”此言有理。不过那时不叫“大学语文”，而叫“大学国文”，“国文”和“语文”毕竟不是一个意思。再说，这门课49年以后就取消了。那时候，大学不但没有语文，其它与专业不相干的课程也没有现在这么多。

    那么“国文”是什么意思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先问这“国文”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呢？从“中国文学”这门课程演化来的。不过这里的“文学”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根本不是一回事。1902年，满清政府迫于世界潮流的大趋势，宣布取消科举制度，实行现代学校教育。科举时代，读文章，写文章，考文章，可以说就是教育的全部。学校教育的特点之一，就是分科教育。实行分科教育后，原来要读要写的那部分就分成两科。一科是“讲经读经”，一科就是“中国文学”。刘师培编的《中国文学教科书》我没看到过，但据有关介绍文字猜测，这本书讲的就是文章作法，很有点像现今的写作教材。另据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这门课要求学生写的也不过是“论说文字，及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求理明辞达而止。”又说“中小学堂中文辞，止贵明达。”这样的文词，显然算不上文学。

    辛亥革命后，讲经读经与中国文学合并为一科，这一科就叫“国文”。当时叫“共和国文”。我读过供小学二年级用共和国文第三、四两册。这应该是我的父辈读的书。因为抗战期间我在乡下无书可读，不知道这两本书我母亲是从哪里为我找来的。第三册第一课，我现在还能背得：“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这样的文字自然称不上我们所说的文学。由此可知，一见到“文”就以为是“文学”是不符合事实的。“国文”的“文”不是文学。哪是什么呢？今天65岁以下的人，可能已经不知道，现在我们叫作“英语”的课程，49年以前不叫“英语”而叫“英文”，“语法”也不叫“语法”而叫“文法”。分明是“英语”而叫“英文”，，分明是“语法”而叫“文法”，这就和咱们的“国文”有关。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人人能说的“语”无需学，而“文”则是非学就不可能掌握的。

    “文”者，“文言”也，为“文”之言也。所以“国文”的“文”，其实就是“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书面语。因为咱们觉得口头的语无须学，自然也就认为外国也一样。“英语”就叫做“英文”了。马建中的《文通》不叫《语通》，原因也在此。中国人意识到“语”也得学，我猜测和白话文运动关系密切。白话文运动以前，先生讲课就是把文言翻译成所在地的方言白话。天南地北，不管你方言有多大差别，凡学过国文的，文言都能读懂。白话一来，麻烦了，各地按各地的白话写，因为方言的差异太大，书面语言的沟通就成了问题。因此几乎和白话文运动的同时就有了“国语运动”。

    “国语”就是相对于“方言”的全国通用的标准白话，就是现在的普通话。这时，估计也只能在这时，国人才意识到“语”也要学。于是，我国于1920年首先在小学开设了“国语课”。正是“国语”这个概念的提出，才意味着国人有可能意识到即便是母语也同样要教要学的道理，才意味着母语教育从自发走向了自觉。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国语课的诞生，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母语教育的自觉，是一个过程。守旧的文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人人说得出听得懂的大白话，何以要学。他们总“以为语体文只是便利初学的过渡，终极目的还是文言文。语体文是卑贱的，唯文言文才是高深的东西。”（《叶圣陶集》卷13，p31）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批评国文低落，根据就是学生“写不通文言文”。所以49年以前，语文“这门功课在小学叫‘国语’，在中学叫‘国文’。

    1947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控了北方大部分地区，眼看着就要接管整个中国，这时，原国统区的文化人已经陆续展转香港到达华北，于是便组建了华北教材审定委员会，着手各科教材的编写。“语文”这个名称就是这个委员会提出的。作为当时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参与确定课程名称的叶圣陶说：“‘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这里的“语”指的是口头语言，而不是“国语”的“语”，语体文的“语”；这里的“文”也不是“国文”的“文”，“文言文”的“文”，而是指书面语言。”“语”和“文”合在一起就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并重的意思，听、说、读、写并重的意思。因此，“语文”名称的产生，不仅是白话文运动的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更标志了母语教育的真正自觉。所以叶至善说“以语文取代先前的国语和国文应该说是一次划时代的实质性的改革。”

    母语教育的效果是与年龄的增长成反比的，语文教育的效果在小学阶段最明显，初中次之，高中更次之，到了大学阶段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无效了。凡是语文基本功比较好的，估计都是在小学阶段打下的基础。是不是如此，可以在大学生中作个调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体语言发展都受着个性心理品质和认知选择性的制约。个性心理品质一旦形成，认知选择性一旦巩固，母语教育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有鉴于此，共和国成立后，大学国文就取消了。当它再次从南京大学走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学语文了。至于这“语文”从那里来的的？说近点，是从1947年华北教材审定委员会的某次会议上来的，说远点是从五、四白话文运动来的。知道了大学语文是从那里来的，我们自然也就明白大学该不该开设大学语文了。

    为什么大学语文非得和中小学语文作同样的解释非得同源于“五，四”白话文运动呢？我们不能另作解释另寻源头或者干脆不要源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又要说很多话。暂时就不说了吧。其实我们最应该讨论的似乎并不是大学语文究竟该不该开的问题，而是谁是学习的主人，谁是买家谁是卖家的问题。市场的规则不允许强买强卖。有选择权利的是买家。

    （此文作者：一位退休后反聘的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