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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周:道“通”
【时间:2008/11/30 】 【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社会科学》1999年第12期 】 【作者: 孟周】 【已经浏览4360 次】

  引言

  在与天道、人伦、物理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古人追求的是“与天地并立为三”(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的“和”及“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合”的境界。而和谐与合作既以“通”为基础方至真至纯,又以“通”为目的方至善至美。由此可见“通”的思想与信念,在中国古代思想生活中的地位之一斑。但历来很少有人系统地整理过这方面的材料,本文的目的,即是做一下这方面的初步工作。

  1. 绝地天通

  1. 1 巫史作为第一代文化人

  在我国学术界,就古巫与后世知识分子的关系已基本达成共识。如说,巫史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冯天瑜等,1990:303—309),其书中并辟有专节讨论巫史文化;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类知识分子集团(童恩正,1995);巫是人文型知识分子的原型(尤西林,1996)。因此,我们的行程不妨从那弥漫着神秘气息的巫史时代开始。

  《国语·楚语下》记载楚国大夫观射父对昭王问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德能上下比义,其智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以至灾祸纷至沓来。于是作为五帝之一的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1. 2 绝地天通的思想史意义

  关于绝地天通的神话与宗教内涵以及古巫的职责,学者们已进行过相当详尽与全面的研讨,这里不再赘述,只是想说明:

  1. 2. 1 第四次社会大分工

  巫史,作为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职业化、世袭化以及随着文字的创制与使用而来的文献的创制、使用、流传与保存,开始作为一个社会集团,以相对独立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形成了恩格斯所说的三次社会大分工(1995[1884]:159—166)后的第四次社会大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使得知识的运作开始进入相对独立的崭新历史时期。

  1. 2. 2 信息社会的历史基础

  同前三次社会大分工分别为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奠定了历史基础相对应,第四次社会大分工则为信息社会奠定了历史基础。有人认为以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来标示社会的发展阶段为以纯技术立论,有违马克思主义。此一理解似欠妥当。马克思主义通常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是着眼于生产方式,尤其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角度;而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划分,则是着眼于生产活动的组织形式,我把它简称为生产形式,的角度。二者其实可并行不悖。

  1. 2. 3 主客分别的知识论

  知识作为主体认识客体、认识世界的结果,本身就包含了主客分别的环节在内。巫史之作为文化史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也正是人类认识活动中主客的分别,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绝地天通在标示神与人分别的同时,也说明主客的分别已到了相当大的程度。只是到了这时,对知识、对道的自觉与超功利的探讨才有可能。

  以上这三点,就是绝地天通的思想史意义。

  2. 通天地一气、道通为一

  古人认为,世界万物,尤其人与自然之间有着某种一致与相通。如《老子》论述“道”云:“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周易·系辞》谓古之圣人“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等。如果套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我们可称之作本体上的相通。《庄子》一书对此讨论较详,并提出了两个相关的命题,即“通天下一气”与“道通为一”。

  2. 1 通天地一气

  庄子认为,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追溯,万物的来源是气。用古希腊哲学术语来说就是,气是万物的始基(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就持此说)。也就是说,万物在始基的层次上是相通的,此即《知北游》中所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途,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气表现在具体事物上,在自然方面有“云气”(《逍遥游》:“乘云气”)、“地气”、“六气”(《在宥》:“天地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春气”(《庚桑楚》:“春气发而百草生”)等;人则有“人气”(《人间世》:“未达人气”)、“血气”(《在宥》:“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神气”(《田子方》:“神气不变”)、“志气”(《盗跖》:“志气欲盈”)等。表明庄子有人与自然在气的基础上相通与一致的信念。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八所言:“天地之气刚,故无论甚物事皆可透过。”也很简明地说明了气与通的关系。

  2. 2 道通为一

  从形而上的角度追溯,庄子认为万物的根源在“道”。《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天地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道不但“无所不在”(《知北游》),而且还“未始有封”,也就是说其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区别与不同,从而“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也就是说,万物在拥有道方面,也是相同与相通的。

  《易传》则是从变化的角度来看万物的相通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

  正由于与他人、与万物等在本体层面上相通,人赞化育、参天地才有了逻辑基础。

  3. 豁然贯通

  知识是从主客的分别开始自觉的,但是,只有主客的分别还不能完成认识活动;完成认识活动还须有主客相互作用、相互沟通的功夫。

  3. 1 荀子的解蔽与大清明

  荀子认识到,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如果只见矛盾的一方而不见另一方,就会为一方所蔽而产生片面性认识。他说:“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解蔽》)蔽本身不只有相遮的意思,也有不通的含义。在荀子看来,人若想不为所蔽,就不但要用“天官”去“薄类”(即让人天然就具备的感官发挥各自的职能,去获得对事物属性的相应的感知,如目见形色,耳闻声音),而且更要以“心”去“征知”(即用心加以辨别、推理和证明),也即荀子所说:“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正名》)即追求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相通。

  至于“大清明”境界,《解蔽》说:“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失论(孟按:此论通伦,即秩序),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梳理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恶有蔽矣哉?”“解蔽”发挥到了极致,万物之理在心中也就无蔽,就全面相通了。

  3. 2 朱熹的豁然贯通

  宋明理学家们,虽然不把荀子纳入到其道统之中,但在认识论上明显有追求荀子“大清明”境界的思想。朱熹说“心包万物,万理具于一心”(《朱子语类》卷九),就首先肯定了人有认识理的逻辑基础。他认为,先验的已知之理尚须通过“格物”来穷究,否则,这个“已知之理”仍是“悬空底物”,所以“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朱子语类》卷一○)。这虽然同荀子的思路不太一致,但朱熹所追求的“豁然贯通”同荀子所描述的“大清明”本质上并无二致。朱熹在《大学章句·补格物传》中说得很清楚:“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用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熹又说:“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朱子语类》卷一五)意相仿佛。

  4. 感而遂通

  把对通的追求贯彻到应对世务上来,就是宋明理学家所说的“感而遂通”;即在心与理贯通之后,尚须达到心与行的贯通。

  “感而遂通”本是《周易·系辞上》用来形容易之神妙的:“易无思也,易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说,易之为体,本来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当触动它(虞翻说:感,动也)之后,却能通达天下万事万物的情状。

  4. 1 周敦颐

  用“通”字为自己的著作命名的周敦颐,已经赋予了“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以主体的、伦理的内容。他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通书·圣》)又说:“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通书·动静》)在他看来,“天下之众,本在一人”。这个集众人之秀的“一人”,由于掌握了“仁义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通书·顺化》)从而把修养同“神”、同“感而遂通”联结了起来。

  4. 2 王守仁

  《传习录上》载王守仁答问曰:“问静坐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颠倒。人须在事上磨炼,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陈九川向王守仁叙述静坐体会:“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成一片。”守仁答曰:“此格物之说未透,心何尝有内外?即如惟濬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听讲说时专敬即是那静坐时心。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炼作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传习录下》)即要求,既要与万物打成一片,即“浑然与物同体”(程颢《识仁篇》)、“廓然而大公”,又不能“遇事便乱”,失了“物来而顺应”(程颢《答横渠先生定性书》)之心。其精神实质,同周敦颐所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相同。

  在这方面,我们时常还听得到“行得通,行不通”的说法。

  5. 身通

  5. 1 身体内部的通

  论到身体内部的相通的,有《吕氏春秋·季春纪·尽数》。《尽数》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认为精气在人的身体内部不能流通就造成各种疾病。人们常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即是对这一信念的通俗说法。

  5. 2 身体与精神的相通

  《灵枢·本神》说:“肝藏血,血舍魂(血舍魂,意思是说,血为魂提供房屋)”;“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气,气舍魄”;“肾藏精,精舍志”。这样,身体与精神也被看作是相通的了。

  5. 3 身体与天地的相通

  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

  5. 4 身的无所不通

  把知向行、心向身的贯通推向极致,古人就有了经过修行,人身能无所不通的信念,从而使通的思想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

  古印度各宗教派别认为,修行有成就的人,身心能具备各种神妙的能力,中译作“神通”。佛教典籍中有五神通之说,《大智度论》卷五所说五神通为:(一)天眼通,谓色界四大所造清净眼根,色界及欲界六道中诸物能无一不照的神力。(二)天耳通,谓色界四大所造清净耳根,能闻一切之声的神力。(三)他心通,谓能得知一切他人之心的神力。(四)宿命通,谓能得知自心之宿世事的能力。(五)如意通,谓能飞行自在、石壁无碍,又得化石为金、变火为水等奇变的神力。

  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类似说法:天眼通《老子》章四七所言似之:“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庄子·齐物论》对地籁、天籁等的描写与佛教典籍对天耳通的描写有相象之处;他心通如《庄子·田子方》所说“目击道存”;与宿命通相仿佛的有《庄子·应帝王》所谓“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如神”;庄子所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逍遥游》)等等,则与如意通相近。

  由此也可看出,古人所追求的境界中,存有巫史文化的深厚影响。

  虽然神通对古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人修行的一种极致,但由于古人认为其未必能灭烦恼、起智慧、出轮回、得自在,也就还不是古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6. 王道通三

  《周易·同人·彖》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达天下之志。”君子为有德而居于位者,故能以正道通达天下人之志。董仲舒有“王道通三”说,意思更为直捷、明快,其文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其实现在看来,农民用自己的劳动,也能把天时、地利与人的本质力量贯通起来,他们不也在贯彻着自己的王道?

  7. 同于大通

  7. 1 参天地、赞化育

  “王道通三”在古人看来毕竟是孤家寡人的事业。《中庸》所言或许可以被更多的人所遵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这里,我、人、社会与自然都获参通了。

  既然能使万物各尽其性,能佐赞天地的化育,人俨然道的助手了,但还不是道本身。

  7. 2 同于大通

  庄子讲“同于大通”,即体现了与道本身融合为一的努力。他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郭象注曰:“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庄子所说大通即是大道,成玄英疏曰:“大通犹大道也。道能通生万物,故谓之大通也。”(《大宗师》及其注疏)又:吴筠《宗玄先生玄论纲》也说:“通而生之之谓道。”(转引自:任继愈等,1991:799)佛教典籍中在五神通之外还有六神通说,就有在前面所说的五神通中加入漏尽通的。所谓漏尽通,即是说通过修身养性,已经达到了灭烦恼、起智慧、出轮回、得自在的境界。

  此时,人不但达到了对外在世界知与行各方面的无所不通,心也能安居于道(佛教的大德高僧,也有称其所修证佛法为“菩提道”者)的家园,人文情怀也得以畅通了。

  结束语

  在近代思想史上,“通”的思想与信念同样在鼓舞国人走中西文化的相互沟通、了解、走中国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方面,起到了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谭嗣同的《仁学》说:“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所以通之具。”维新派对“通”的重视,是为其变法活动服务的,也即是在回应着《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至于具体施政措施,则有“设议院以通下情”(康有为光绪二十三年上清帝书)等。同时,在近现代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与作用的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等被称作交通工具;书信、电报、电话等被称作通信手段;商品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环节被称作流通领域,等等,都透露出古老的“通”的思想被注入了新时代新鲜血液的消息。

  目前,中西文化更是走出了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对立阶段,进入了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沟通的时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互通网(internet译作互联网似不如译作互通网更准确传神)在增进人类互相了解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通古今之变”(史圣司马迁语)的努力下,中国古代“通”的思想,必将焕发出新的精神风采。


参考文献·中国古籍:

1、《周易》。
2、《国语》。
3、《老子》。
4、《中庸》。
5、庄周:《庄子》。
6、荀况:《荀子》。
7、《吕氏春秋》。
8、《灵枢》。
9、《素问》。
10、董仲舒:《春秋繁露》。
11、郭象:《庄子注》。
12、成玄英:《庄子疏》。
13、周敦颐:《通书》。
14、程颢:《识仁篇》。
15、程颢:《答横渠先生定性书》。
16、朱熹:《大学章句》。
17、朱熹:《中庸章句》。
18、朱熹:《朱子语类》。
19、王守仁:《传习录》。
20、谭嗣同:《仁学》。
21、康有为:《光绪二十三年上清帝书》。

参考文献·西方及现代中国文献:

1、恩格斯(1995[188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译本,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人民出版社。
2、冯天瑜等(1990):《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3、任继愈等(1991):《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童恩正(1995):《中国古代的巫》,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5、尤西林(1996):《巫:人文型知识分子的原型及其演变》,载《文史哲》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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