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识教育是西方教育中的一项重要传统，是关注受教育者作为一个“负责的人和公民”的生活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一个“完整的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包括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学科三大领域。大学语文以其文学性、思想性、文化性、情感性兼备的特点，在通识教育中具有核心课程的地位。

    [关键词] 通识教育;大学语文;核心地位;课程设置;价值作用

    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目前，虽然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大学语文，但这门课程也没有被确定为公共必修课程。各类学校开设的情况也不平衡，课时多少参差不一，教师编制无保证。在一些学校，大学语文课程处于边缘冷门状态，常常被专业课挤压得无一席之地。这一切都说明，在高校教育体系中，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与和谐社会的今天，迫切需要强调大学语文课程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确立大学语文公共必修课的地位，并且把大学语文课程与高校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大学语文成为高校通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

    一、通识教育理念的确立及其教育目的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又称为“通才教育”、“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它是西方教育中的一项重要的传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早由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提倡，主要让学生修习文化、逻辑、修辞、几何、天文、数学、音乐及博雅艺术等学科，其目的在于提供心灵的训练与教养，培养健全的公民，发展健全的人格。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的，是非职业和非专业的，其特点在于“关注个体的全面发展，包括使人的生活目标文明，使人的情感反应文雅，并且根据我们时代最好的知识，成熟地理解事物的本质。”[1]由这种教育目的与所设学科可以看出，“博雅教育”的教育思想源自于古典的自由教育，亚里士多德主张对于自由人的教育，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心智，从而探究真理，而不是为了谋生或从事某种职业作准备。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后来被英国的大学奉为高等教育的理想。在英国几百年的大学教育中，他们强调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有学向的人，大学的职责是实施“博雅教育”而非专业教育。[1] 19世纪最有权威的教育思想家和神学家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古典的自由教育思想，他提出大学传授的应该是以文理科知识为主的自由教育，大学教育应该以正确的推理来培养人的理性，使之接近真理。纽曼所倡导的以古典人文学科教育为主要内容和以注重理性开发为主要内涵的自由教育思想，在当时以及后来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主要是19世纪初掀起的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自然科学日益成为征服自然、创造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和科学的分化。高等教育逐渐演变成为在完成基础教育之上的专业教育，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渗透到高等教育的理念之中，教育与市场经济同步发展，高等教育越来越技术化、非教养化，最终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逐渐滑坡。正是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之下，美国博德学院帕卡德教授最早提出高等教育应该给青年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并且帕卡德教授首先使用了“通知识教育”一词。到1945年，哈佛大学提出并实施“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哈佛大学明确提出:在工业经济时代，教育广义地被分为通识和专业两个部分，通识教育不是指“一般的知识教育”，也不是指给所有人的普及教育，它是在学生的整个教育中首先关注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生活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一个“完整的人”。[2] 这样的人需要具备四种能力:有效思考的能力，能清晰地沟通思想的能力，能做出合适明确判断的能力，能判别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由此可见，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既有专门职业或技术，且作为一个人和公民的一般素养的专家作准备。

    二、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

    通识教育的课程最先由美国的九所长青藤盟校实施，学校设置8门主要学科，即:文化、逻辑、修辞、几何、天文、数学、音乐及博雅艺术等，哈佛大学在此基础上新增设了语文、人文、社会、自然等学科，并逐渐发展形成了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1982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提出“核心课程”的通识教育，他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养:能清晰而有效地思考和写作;必须对自然、社会、人文有批判性的了解，不应忽视其他地区和另一时代的文化;要能了解和思考道德和伦理问题;应在某一知识领域有深入的研究，达到介于广泛的知识能力和专业阶层之间的程度。因此，他将通识教育课程的领域分为6大类:文学艺术、科学、历史研究、社会分析、道德思考、外国文化。哈佛大学为此设置了核心课程，包括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艺术、道德思维、数量思维、科学与社会分析等。哈佛要求本科生必须修满32门课程方可毕业。其中8门课程为专业课程之外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斯坦福大学的核心课程包括人文概论计划、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工程科学与数学领域、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世界文化、美国文化和性别研究等。波士顿学院的核心课程包括艺术、历史、文学、写作、数学、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神学、多元文化等10个方面的课程。[3] 从这些课程的设置可以看出，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是经过了精心的研究与组合。这些核心课程领域广泛，有丰厚的学科历史背景，包含多元文化观点，关注道德观和方法论。这样的课程可以确保通识教育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

    近几年来，我国的高等院校也开始提出通识教育的理念，并付诸教育实践，努力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在本科教育阶段普遍开设通识教育，设置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领域的各类课程。如武汉大学2003年开设出创业学、公共关系学、社交礼仪、领导学、建筑美学、科学革命与世界发展、孙子兵法研究与应用、性与社会、书法等50多门通识教育课程。然而，与美国高校的核心课程相比，目前我国高校的通识教育课程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精心设置，从而提出具有中国教育内涵的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

    三、大学语文课程在通识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

    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博雅的、有道德感和优美情感的人。大学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和审美性特征可以直接地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大学语文课程欣赏并学习我国各时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外国的文学精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还能给学生以丰厚的文学审美滋养，而且“能体现高尚的理想、人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深刻反映历史与现实社会生活中为人们所密切关注的问题，表现真挚的思想感情，智慧理性，审美价值并且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学家的创作个性。”[4] 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重点在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及民族精神特质，能够感召、影响学生的精神世界，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把学生培养成“尽可能完美的人”和合格的公民。大学语文对通识教育的价值和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道德至上的传统文化能够渗透学生心灵、培养高尚的道德修养

    道德至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道德意识渗透于中国文化与生活的各个层面，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修身立德的做人准则，使得中国人遵从“一日三省吾身”，重视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不断提升自我道德境界，出现了许多品德高尚的仁人君子。道德至上的观念还决定了在义利关系上做出的正确的价值判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论语·里仁》)同样，对道德准则的坚守使得许多仁人志士在生死关头毅然仆死，舍生以取义，杀身以成仁。大学语文课程中这种重品德、轻实利的文化传统对于今天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年轻人仍然具有德化作用，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义利观。

    2.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意识能够促进学生自觉的社会责任感

    中华民族经历磨难，忧患意识贯穿历史的进程中，从孟子提出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到欧阳修总结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忧患意识成为一种清醒的政治理念，它使得历代忠臣贤才发奋戒惧，有所作为。这种政治忧患还育化出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数以百姓安乐、社稷安危为己任的前圣先贤，自觉关心民生疾苦，关心国家社稷的前途命运，尽忠报国，为民请命。这种强烈执着的社会责任感，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内涵。它能够感召今天的年轻学子为人民谋利益，牢固树立为祖国服务的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3.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能够刺激学生磨练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

    在先秦著作《易经》中，中国人就具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理念，这种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意志，激励着中华民族不屈于苦难和挫折，不被任何侵略、压迫所征服与压倒，并且顽强地继承、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文化，使得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积淀、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文明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许多人的身上得到生动的体现。司马迁在遭受人生重大灾难时，“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报任安书》)他的精神支柱就在于受到前人发奋著书的鼓舞;“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他忍辱负重，在困境中自强奋斗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它能够给学生以精神力量，激励他们顽强奋斗，不怕挫折，勇敢面对人生路上的种种艰难困苦。

    4.贵和尚中的哲学观念能够帮助学生树立和谐平衡的自然观和人生观

    中国哲学向来推崇“和谐”，认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个人自我身心应该是和谐统一的;人与自然应该融和互利，天人合一;人与人应和睦和平;个人的身心应内外相应。儒家的“中和”“中庸”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等等，这些贵和尚中的哲学理念，对我们今天有效地调节社会矛盾与人际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调整人类进步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关系，做到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启示和作用。

    综合以上几方面可以得出结论:大学语文课以它的文学性、思想性、文化性、情感性兼备的特点，多方面契合了通识教育的目标要求，能够保证通识教育目标的有效实施。因此，大学语文课程应该列入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此外，从国外高校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来看，文学课程也普遍地被选入核心课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20世纪60年代就把“文学人文”课定为本科一年级的必修课，其课程内容即为古典文学名著。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构建了西方的文化与传统，能最直接地涉及了“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等问题，可以驱除消费主义和平庸趣味的污染，应该成为每个人教养的一部分。[5] 这些对“文学人文”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价值与作用的认识，我们也应该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经典告诉学生中国人的一切。

    [参考文献]

    [1] 李曼丽，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96-101.
    [2] 郭德宏.当今美国和日本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实践[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3):116-117.
    [3] 刘宝存.哈佛大学办学理念探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3，(1):48-53.
    [4] 徐中玉.大学语文·编写说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 贺国庆.外国教育专题研究文集[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李丛玉(1956-)，女，云南文山人，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语文课程论研究;田景春(1971-)，女，壮族，云南麻栗坡人，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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