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简要勾勒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进程时指出，在原始文明、阶级文明、诗性文明这三大不同时域、不同等级、不同运行方式的文明总体系统之间，存在着两个具有全局与整体质变意义上的“大过渡”衔接阶段。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大过渡”衔接阶段，各有自己的因触及人类的精神基础而大放异彩的时代，这就是第一轴心期的以神学、哲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革命与第二轴心期的以科学、美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革命。
轴心期理论是与海德格尔并称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1949年，雅斯贝尔斯在他的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用他的存在主义历史观，重新划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并作出了震惊现代史学界的历史评价。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史前。第二个时期为古代文明。第三时期是轴心期（Axial Period）。第四个是近现代的科学技术时代。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上述四个时期的历史意义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史前与古代文明可以说是间歇期，而轴心期是突破期，科技时代则是第二个间歇期。“轴心期”比其它三个时期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今天仍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①
从人类文明演进史来看，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确是一个社会变革、百家争鸣、巨人辈出的伟大时代。由于轴心期较高发展阶段的人具备了能够把握世界普遍联系、洞察事物底蕴的抽象范畴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因而他们能够第一次深入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探索精神文明与学术体系的基本结构框架。再加上当时仅隔二三百年时差的冶铁技术革命在各轴心地的急剧推开，就引起了几乎同步的“天崩地裂”式的经济社会革命与相应的意识形态革命。这个伟大的意识形态革命，确立了学术体系的框架，奠定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基础，形成了精神生产的独立群体，使人类文明发展又获得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新飞跃点、新支撑点。只有经历轴心期革命或接受轴心期革命成果的，才能真正跃入文明的自觉阶段。
据此，本文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轴心文明论”新说。我们认为，“轴心文明”揭示了人类精神文明的深层内核，它植根于人性的二尺度三层次复杂结构，凝聚、提升了原始先民在数百万年岁月中逐步形成的文化-心理基因，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与终极的目标愿景。因此，它也必然经历从“旧轴心文明”到“新轴心文明”的历史展开过程。
“轴心文明”的源头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集体表象”与“原型心理”。我们己在前文指出，原始社会的原型，作为处于混沌状态的人类学术思想发生的源头，大致包括两亇方面：一是理性思维“逻各斯”，内含原始先民对同异性、因果性、必然性的观察与发现，这是一亇刚刚开启的物理世界，规律世界；二是神话思维“密索思”，原始先民以神性统率对功利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的感受与思考，这是一亇价值世界、意义世界。从远古时代起，智人就察觉到，神话思维和“逻各斯”各有分工。他们把“逻各斯”用于发展工具；而把神话和仪式用于抚慰自己，回答人类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原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在主体创造、经济发展、群团联合、道德规范上奠定了人类社会基础的独立的文明运行系统，其积累的思想成果都溶化到了这种靠一代接一代的口语与行为相传而形成的混沌的“集体表象”与“原型心理”之中。正是这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基因，成为轴心文明的主要内涵，影响着“次生态文明”的走向与“再生态文明”的复归。
“轴心文明”的确立，表现为第一轴心期“元典”的形成，各种学术谱系核心范式的奠定。神话思维的“密索思”在各民族的神学谱系中获得进一步的深化发展，特别是在希伯来先知确立的一神教教义、古波斯袄教的善恶二元体系、古印度释迦牟尼对苦难人生的深层思考中衍生出影响至今的世界三大宗教。古老原型中内涵的理性思维的“逻各斯”，在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学谱系中得到片面而又充分的发挥。改变近现代世界面貌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可以溯源于此，也应该归功于它。早熟的古中华学术，以“道”代“神”，但又全面承继与提升了原型中文化基因。第一轴心期的先秦诸子从各亇侧面开拓的“道”范畴，可与包罗万象而又混沌一体的“原型”范畴相对应。道家强调的道的自然诗性之维，儒家强调的道的伦理德性之维，墨家强调的道的逻辑理性之维，法家强调的道的功利性之维，形成了从认识论、价值论到本体论的完整学术建构。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轴心期各种“元典”有一亇基本的价值取向，即面对私有制社会急剧膨胀的私欲、权欲、占有欲及其引起的社会危机，学术大师们都想返归到原始社会中去寻找解救的药方。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共产共妻制，《圣经》中浑朴无知的伊甸园，《老子》绝智弃圣的“小国寡民”，墨子的“兼相爱”，孔子的“泛爱众”以及后儒追慕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都是对原始文明的理想化描述，然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终极的价值追求与目标愿景。正是依托于轴心文明的这一深层结构，迷失了方向的后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返归轴心地朝圣，再度中兴的后续文明才要一次又一次地从第一轴心期各种“元典”中去吸取灵感。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伴随经济社会的急剧变革与飞速发展，“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开始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亇热点。突出的有如下几种观点：
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一文中提出，在轴心文明之一的基督教欧洲文明内部，有一种含有强烈诺斯替教成分的异端理想，这种异端理想试图把上帝之国引入尘世，以后它借着启蒙时代和几次大革命，成功地从社会的相对边缘的区域转移到中心的政治舞台上，这种转移可称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显然艾氏的“第二个轴心时代”，其实只是“西方现代文化”（即发源于基督教欧洲文明的现代文化和政治方案）的一个代名词。余英时先生读了艾氏论文后说：“他从古代‘轴心’跳到启蒙运动以来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语焉不详，似尚未有透宗之见。”更主要的是，按照雅氏对历史的划分，启蒙运动所开辟的科学技术时代，只是轴心时代之后的一个漫长的间歇期。雅氏在分析科技时代与轴心时代的本质区别时说：在科学技术时代，“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甚至科学也得服从技术，代代相传的结果加强了这一趋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在其专业之外表现出惊人的愚蠢；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技术家在其任务之外智力极其贫乏，须知他们的最终目的虽然是完成这些任务，但这并非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这也可揭开变得越来越非人性的世界缺乏幸福的秘密。”②
“德国的唯心主义者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把他们的时期说成是历史最深刻的转折点。这是在基督教轴心理论基础上的解释，它假定已达到顶峰和完美。我们认为它是极其鲁莽自负的精神自我欺骗。相反，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并非第二轴心期。与轴心时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只有一点仍可与以前的一切比美，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产生。”③
“与技术时代的出现同时或更早，已经发生了一种奇特的世界现象，即精神和心理的衰退遍及世界，今日它也成为欧洲的运动”，“如果我们现在进入人性的新的急剧质变，那么它不是轴心期的重复，而是与其根源不同的事物”④
“从内部看来，涉及到一些与轴心期表现十分不同的东西。那时是丰富，而现在则是空虚。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转折点，我们便知道我们仅处于准备阶段，现在的时代是一种真正的技术和政治的改造，还不是永久的精神创造。我们宁可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壮观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发明，比作发明工具和武器，最初使用家畜和马的时代，而非孔夫子、佛陀和苏格拉底的时代。”⑤据此雅斯贝斯认为西方科技时代不但称不上是第二轴心时代，而且今天的世界在人性与精神层面上远处于历史上第一个轴心期的水平之下。
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更是多年致力于“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的研究。千禧年元旦，杜维明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刊出论文《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指出世界上已出现了生态意识、女性主义、宗教多元和全球伦理四大思潮，为我们提供了继承启蒙精神和超越启蒙心态的新思维和新契机。他认为，这四点也正是“新轴心时代”的特质，他说：“新轴心文明时代不再是由少数精英或全体男性所塑造的时代，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时代。也许一种符合生态原则，能满足女性主义的基本要求、充分肯定宗教多元性而且还能建构全球伦理的人文精神，才是新轴心时代的特质。”但是杜维明总是把“新轴心时代”和“儒学第三期”两个论题放在一起，“新轴心时代”主要是为他的“新儒学”理论提供宏观背景。而如果仅仅局限于“新儒家”的理论视界，显然难以真正揭示新轴心文明的本质。
和杜维明相比，中国的汤一介教授不仅讲儒家，而且崇道家，更加注重正面回答“我们是否能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在《论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建设》等论文与讲演中，他提出三个证据：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个方面确立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其独特身份的重要支柱。2、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各国各民族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各自独立发展。3、就当前人类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在全球意识关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据此，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何二元先生在《慎谈“新轴心时代”》一文中批评说，汤一介所讲的三条，实际上就是一条，即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民族独立文化身份的确认。这固然也是雅氏轴心时代理论的题中之意，比如雅氏说过轴心时代几大文明是在彼此隔绝的条件下同时发生文化超越的，今后如果有“第二个轴心时代”，那么一定不会再是这样——但是，这并不是轴心时代理论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内容，仅凭这一点就认为现在已经进入“新轴心时代”，证据并不充分。
本文认为，因触及人类的精神基础而大放异彩的两亇轴心时代分别处于两亇“大过渡”阶段。从阶级文明向未来更高的诗性文明的大过渡、大飞跃，难度更大，所需时间也必然更长。以人的生产为主导的原始文明、以物的生产为主导的阶级文明、以美的生产为主导的诗性文明建筑在相距悬殊的不同层面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不同人性结构的主体基础上。支撑自由个性与自由人联合体的新的物质基础与新的主体条件，决不是短短数百年可以造就的。21世纪展开的高科技文明、信息网络文明、生态文明，仅仅是第二次大过渡、大飞跃的开端。因此，新轴心文明从理论上的逐步展开到实践上的全面推进，很可能始于新世纪的开端，成于新千年的终结。21世纪作为公元第三个1000年的开端，正在孕育人类文明的第二亇轴心期；而“审美诗性的太阳”从升起东方到普照人间，则要经历公元第三个1000年的漫长历程。在这个漫长历程中逐步完成的新旧文明核心范式的转换，将带来“人类学常数”与全社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变更，带来主体生存方式与生存目的质的提升。因此，新轴心文明作为“奠定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⑥，要实现在多数民众精神上的升华与在社会上的主导，必需依赖第二轴心期的以美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革命的深入，必需依赖第二大过渡时期以人为中心的更全面的经济社会革命的展开。按照笔者提出的真善美超循环自提升系统的运行模式，理性之真、德性之善、神性之圣、诗性之美具有由低到高的层次性，因而认知科学、价值科学、神学、美学也具有由低到高的层次性。在这种系统层次性中，以真为首、理性至上的西学谱系，以善为首、德性至上的儒学谱系，以圣为首、神性至上的神学谱系都只能作为低层构成环节而纳入以“实践”为核心范式的马学谱系，受到高层诗性之维的制导。只有在诗性之维的制导下进行的中、西、神、马四大学术谱系的互动对话中，我们才能不断深化理论创新的新境界，不断开拓“轴心文明”的新视野。而唯有依托这种“轴心文明”的新视野，我们才能以更宏大的理论构架重建学术体系，以更和谐的步伐重建中华文明、推进世界文明。这也就是本书的宗旨与主题之所在。
①②③④⑤⑥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4页、112页、113页、159页、160页、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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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新轴心时代”吗？——与汤一介先生商榷（何二元）
雅斯贝斯认为世界进入“新轴心时代”了吗？（何二元）
慎谈“新轴心时代”（何二元）
轴心时代与先秦诸子语录（何二元）
第三节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新轴心时代的必要与可能（杜维明）
轴心文明与儒家传统（杜维明）
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杜维明）
“新轴心时代”真的到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