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
教育家、思想家、汉字改革和世界语的积极推行者。原字鹤卿，后改字仲申，号鹤庼，又号孑民，曾用名蔡振、锷青、周子余、会稽山人等。浙江省绍兴人。清光绪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于1907年和1912年两次赴德国留学。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一生致力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为我国的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语言文字学领域，他主要从事了语文教育和文字改革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主要论著有：《在上海世界语学会演说词》（1912年）、《商务印书馆新字典序》（《东方杂志》1913年第9卷第4期）、《国文之将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9日）、《在国语传习所演说词》（《晨报》1920年6月25日、26日）、《国语的应用》（《国语月刊》1922年第1卷第1期）、《汉字改革说》（《国语月刊》1922年第1卷第7期）、《王云五〈四角号码查字法〉序》（192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刊词》（1929年）、《在上海无线电台为促进国语教育播讲词》（1935年）、《为中华书局编印〈辞海〉的题辞》（1937年）、《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等。在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所做的《国文之将来》的演说中，他指出在当时的白话与文言的竞争中，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白话获胜。他说：“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他还指出，提倡白话实际上是要大家公用一种普通话来统一各地的方言，并用注音字母来帮助普通话的推广。在国语传习所做的一次演说中，他提出了为什么要有国语以及用什么做国语的问题，并做了回答。他还在《汉字改革说》中主张废除现行的楷书汉字，采用拉丁字母，并做了详细的阐述。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表明了他对祖国文字改革事业的关心和他的远见卓识。他还积极主张推行世界语，《在世界语联合大会开会词》（《晨报副镌》1922年12月22日）中，他提出：我们需要有一种公用语言，而且是一种人造的公用语言。在各种人造公用语言中我们选择了世界语，中国有首先普及世界语的需要。并被推举为于1923年8月创办的北京世界语学校的校长。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宣言（《青年文化》1936年第4卷第2期，等）的签名中，他位于688位签名者之首，可见他对汉字改革事业的热情之高。
郭绍虞（1893～1986）
语言学家、文学家。原名希汾，字绍虞，江苏省苏州市人。1927年赴京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并曾任系主任及研究院导师。后曾任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复旦大学、之江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解放后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上海语文协会副主席、《辞海》副主编、中国语言学会顾问等多种职务。郭绍虞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谚语研究；汉语音节、文字与文学语言的关系；汉字字体的演变；方位词、虚词的虚义研究；虚词研究。《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复旦》1959年第10、11、12期）是其语法论文的代表作。其中讨论了助词的问题，他不单纯地从语法的角度对助词进行静态的研究，而是从修辞的角度，从语言演变的过程，以《诗经》中的“言”字为例，辨证地揭示出汉语助词的种种特征，涉及了不少重要的语法理论问题。《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下）》（商务印书馆，1979年）是他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近60万字的语法理论的书，是一部语法修辞著作。该书的上编包括总论、简说和三个分论的简说，侧重理论；下编是总论及量词篇、虚词篇、词组篇三个分论，侧重语言事实。书中侧重探讨了语法研究的方法问题。他认为过去的语法研究之所以不能指导实践，是因为没有从汉语的特征上来研究语法。因此，他希望今后的语法研究能够多从汉语特征上加以注意，多为人民大众的实用着想。他认为汉语的特点在于：简易性、灵活性和复杂性，并对这三个特点给以详细的解释。他认为这三个特征中的后两个使汉语语法与修辞结合甚密，因此研究汉语语法必须与修辞以及逻辑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汉语语法研究有实用意义。此外，他在《谚语的研究》（《小说月报》1921年第2卷第2、3、4期）一文中，剖析谚语的性质与功能，以说明其在文艺上的价值。他对汉字字体也有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草体在字体演变上的关系》（《学术月刊》1961年第11、12期）中探讨了汉字字体演变的规律，他认为便于认识和书写是文字演变不可动摇的原则，文字演变的最后目的就是要减少认识和书写之间的矛盾，并特别强调了尚简的草体在字体演变中的关键作用。《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中国语词的声音美》（《国文月刊》1947年第27期）、《中国文字型和语言型文学之演变》（《学林》1949年第9辑）、《论中国文学中的音节问题》（《1947年开明20周年纪念文集》）、《语言型文学之创造能力》（《大公报》1951年8月29日）等一系列论文中，主要研究了汉语音节、文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此外，他还有《语文通论》《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等著作。他的研究特色是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文学联系极为密切，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是把语言作为文学的表达手段来研究的。这是他个人的鲜明特点，这在他的几乎全部语言学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陈望道（1890～1977）
修辞学家、语言学家。原名参一、融，笔名雪帆、张华、晓风、南山等。浙江省义乌人。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1920年应陈独秀邀请回国编辑《新青年》，后任教于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和第四届常委，中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和第三、第四届常委，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辞海》修订第一任总主编等。陈望道的主要成就体现在语文改革、修辞学研究和语法学研究方面。他是最早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自1918年起就开始发表《标点之革新》（《学艺》第1卷第3期）等论文，积极推动新式标点的使用与普及。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民智书局）一书，是中国有系统地讲授作文法的第一部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1934年，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言复兴”现象，与人一起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主张建立真正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并创办《太白》半月刊，撰写多篇文章，宣传大众语运动。1938年开始，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并撰文支持文字改革，积极从事语文运动。1949年之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为我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作出了贡献。他在修辞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修辞学发凡》（大江书铺，1932年）一书中。其中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对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分为38格），首先提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说法。该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创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他在语法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于30年代末期发起的一场文法革新讨论运动当中以及他的《文法简论》一书中。在这场文法革新讨论中，他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论文，结合汉语特点，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用功能观点来研究汉语语法的见解。1977年完成的《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是他几十年对汉语语法研究的系统总结。此外，他还有许多篇论文。目前，他的论著均已收入四卷本《陈望道文集》中或依专题而分别收入《陈望道语文论集》《陈望道修辞论集》等当中。
郭沫若（1892～1978）
古文字学家、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原名郭开贞，笔名有沫若、鼎堂等许多。四川省乐山县人。1914年赴日留学，后回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22年毕业后弃医从文。1928年再赴日本，10年间致力于中国古文字学及古代社会的研究。抗战爆发后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解放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许多科学、文教、外事机构和团体的领导职务。他的研究范围极为广泛，涉及社会科学的许多部门。在语言文字学领域，其成就突出地体现在古文字学方面，尤其是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的研究方面。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古文字为工具，以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为史料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古代社会。“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这就是他研究古文字的鲜明的目的性。他研究甲骨文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东书局，1930年）、《甲骨文字研究》（大东书局影印，1930年）、《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书店，1933年）、《殷契粹编》（日本文求堂书店，1937年）、《甲骨文合集》（主编）等。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甲骨文资料，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在史学界影响很大。该书共收入5篇论文，其中与甲骨文直接有关的是第3篇文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文中开创性地利用古文字材料系统地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卜辞通纂》是一部关于甲骨文字全面精选总编通释的著作。全书正编与别录共编收甲骨929片。依内容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等8类，且每类之后都有小结。这对于研究历史、考古、古汉语、汉语史等的读者都非常便利。书中考释多有创见。其中还收录了63字的长文，为卜辞中字数最多的。《殷契粹编》选印了收藏家刘体智所藏的甲骨精品1595片，并加以分类、考释。它与《卜辞通纂》可帮助初学者认识甲骨文字，理解词义，学习研究古文字的方法。在金文研究方面，他首先确定了厘定器物年代的尺度，找到了贯穿所有青铜器“历史的串绳”，从而建立了此项研究的科学体系，这是他在金文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金文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大东书局石印，1931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国科学院1957年）（为《两周金文辞大系》《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三书的合集）、《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收入关于金文的单篇论文及五六十年代新出土的铜器铭文的考释文章）、《金文丛考》（1954年，其中收入了《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等书中有关金文的部分）。石鼓文的研究为郭沫若古文字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石鼓文是我国现在最早的刻石文字，发现于唐初。他著有《石鼓文研究》（商务印书馆，1939年）一书。除研究古文字以外，郭沫若还积极提倡汉字改革，支持汉字拼音化，并在《我们对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的宣言书上签名等，主张汉字横排右行，吸收日本改革汉字的有益经验。他还提倡古书今译，致力于古籍校勘工作等。郭沫若学识渊博，志趣广泛，造诣颇深，治学严谨，一生著述甚丰，收入《郭沫若全集》中。
方光焘（1898～1964）
语言学家、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原名曙先，浙江省衢县人。1914年赴日本留学，1924年毕业后回国任教。1929年由浙江省教育厅派至法国里昂大学攻读语言学。1931年辍学回国参加抗日活动。曾任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解放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委员，中国政协第三届特邀代表，江苏省人大代表等。方光焘积极参加中国文法革新问题及语言和言语问题等的讨论，在介绍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从语言事实出发建立汉语语法体系、建设我国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以及培养语言学研究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积极参加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陈望道发起的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讨论了汉语词类划分、划分词类的依据、汉语有无形态变化、语法体系的共时性与语法变化的历时性的关系及语法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等问题。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体系与方法》（《语文周刊》1939年第28期），其中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观点。他强调研究方法对建立语法体系的重要意义，提出广义形态学说。所谓广义形态，即“关系”“结合”等。他认为广义形态是语法研究的对象。50年代末60年代初，方光焘作为重要发轫者之一，发起了语言与言语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言语有阶级性吗？》（《南京大学论坛》1959年第4期）、《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江海学刊》1961年第7期）等多篇文章。这些论文大都收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集》中。方光焘作为作家、文艺评论家、文学翻译家，曾在留学时参加了“创造社”，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过《疟疾》《曼蓝之死》等小说，并翻译了英国、日本等国作家的作品，合作编译出版了《文学入门》。解放后曾任江苏省文联主席、文化局局长。199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方光焘的《语法论稿》，其中收录了他语法方面的多篇论文。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收录了他语法和语言学理论方面的论文多篇。
陈梦家（1911～1966）
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浙江省上虞县人。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曾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学习法律、古文字学等。后留校任教，主讲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年在游历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后，于同年秋季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等。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他对甲骨文、殷周铜器铭文、汉简和古代文献的综合研究方面。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一开始比较注重文字的分析和寻求卜辞中的礼俗。后从青铜器断代研究中得到启示，从断代入手全面研究卜辞。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为《殷墟卜辞总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该书是甲骨学史上少见的较早的大型综合性研究著作。全书70多万字，共分20章。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看，其中的“文字”“文法”两章最为重要。在“文字”一章中，他概述了以前诸甲骨学家对甲骨文的考释方法，同时他还对汉字的起源及构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并密切联系汉语特点开查汉字的构造。在“文法”一章中，他提出卜辞是研究中国语法史的最早材料，可以从中开始寻求汉语语法发展的规律。该书对研究古代史地、语言文字和考古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他在铜器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年～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其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代的各类铜器98件。每件都记录了全篇铭文的释文，并加以详尽的诠释，有的甚至史逐字逐句地讨论。所以其中包括许多考释文字、词语，探求语法规则及语义的资料。这对研究上古汉语及汉语史很有参考价值。他对汉简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和《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两本书中。此外他还有专著：《老子今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考释第一集》（北京图书馆、商务印书馆，1946年）、《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论文：《释底渔》（《考古社社刊》1936年第4期）、《释“国”“文”》（《国文月刊》1941年第11期）、《关于上古音系的讨论》（《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2期）、《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汇报》1957年5月17日）、《蔡器三记》（《考古》1963年第3期）等等，以及一些已经整理出版和一些将要整理出版的遗作，如《西周铜器断代》的后半部等。
高名凯（1911～1965）
语言学家。福建省平潭人。1936年自燕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3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历任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研究员，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学教研室主任，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汉语语法学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两方面。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有《汉语语法论》（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和《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1960年）。在《汉语语法论》中，作者意图根据语言学原理尝试给汉语语法整理出一个科学的系说。这是当时（30年代后期以后）反对模仿西方的语法研究，主张用普通语言学理论指导汉语语法研究的最重要的几部著作之一。该书分句法论、范畴论、句型论三编，1957年增加构词论。其中提出了不少新颖而有价值的见解，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自成一家，对国内外汉语语法的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语法理论》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全面论述了普通语法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应区分语法形式学和语法意义学的观点，并应用于词法和句法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作者联系汉语的实际，专门讨论了汉语的形态、词类、主宾语等问题，是我国不多见的一部全面系统的普通语法学理论著作，至今仍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书。《语言论》是其语言学观点的代表性和总结性论著。全书分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三部分。其中评介了许多语言学家的观点，在很多重大理论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严格区分语言结构中的各种“位”和“素”，提出了一整套分析语言系统的单位及各种单位的变体：语音系统的音位及音素；语义系统的义位及义素；词汇的词位及词素；语法系统的法位及法素。《语言论》资料丰富，体例谨严，见解独到，很富有启发性。《普通语言学（增订本）》（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1954年、1955年上海东方书店分别出版了《普通语言学》的上册和下册，后合二而一）的问世，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对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语言的论述，对普及语言学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他还著有《语言与思维》（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合作，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英语常用词汇》（合作，商务印书馆，1961年）、《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合作，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汉语介词之真价值》（巴黎Rodstein书局，1940年）等及论文多篇。译著有《语言学中的历史主义问题》（[苏联]契科巴瓦著）（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2年）等。
陈承泽（1885～1922）
早期语法学家。字慎侯，福建省闽侯县人。曾中乡举，后游学日本，习研法政及哲学。毕业归国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及《民主报》《时事新报》《独立周报》《法政》杂志、《甲寅》杂志、《东方》杂志和《学艺》杂志编辑。他毕生致力于国文法的研究和字典的编纂工作。其最重要的著作是《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22年）。这是一本5万多字用文言写成的讲述古汉语语法的著作。该书工有13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2章“研究法大纲”、第3章“文法上应待解决之诸悬案”和第13章“活用之实例”。在第2章中，他提出了研究中国文法应注意的3个原则：1.说明的，非创造的；2.独立的，非模仿的；3.实用的，非装饰的。说明语法规律应是从语法现象中归纳出来的，而不是靠语法学家们主观制定出来的。反对模仿，主张独立研究汉语，从国文中寻求其固有的法则，而不是“承袭外国文法，施诸汉文之研究”。指出理论应联系实际，研究结果应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不是用来装饰的。他还特别提出：1.不用语源的说明来代替语法的说明；2.不把修饰上的特例当作语法上的通例；3.不作无用的分类；4.不以例外否定规律。当时提出这些有关语法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是作者对语法研究的真知灼见。在第3章中，他提出了1.词类系统问题；2.词类划分问题；3.本用活用问题；4.引申的顺序问题。第13章中讲的是词类的转化和活用问题。其中区分了兼类和活用的情况，首创了“致动”“意动”的概念。这条语法原则的实用价值很高，掌握了它，对初学古汉语的人非常有帮助。陈承泽治学谨严，所著颇得学人好评。吕叔湘先生在《重印〈国文法草创〉序》中说：“陈承泽先生的《国文法草创》是《马氏文通》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最有意思的一部讲文言语法的书。……《国文法草创》是五万字左右的的一本小书，但是里边包含很多宝贵的东西。‘以少许胜人多许’的评语，著者是可以当之无愧的。”陈望道先生在《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中说：“最能从根本上发现问题，而且有很多地方极富暗示，很可以做将来研究参考的，要算是《国文法草创》。”陈承泽的重要论著还有：《国语改进商榷》（《学艺》1920年第2卷第2
期）、《字义研究法及字之训诂法》（《学艺》1921年第3卷第4 期）、《国文法概论》（《学艺》1923年第5卷第1、2、3期）、《国文和国语的解剖》（《学艺》1923年第5卷第4 期）、《词性概论》（《学艺》1923年第5卷第5 期）、《浅文书编纂案》（《学艺》1925第7卷第1
期）、《文章论大要》（《学艺》1925年第7卷第2 期）等。
岑麒祥（1903～1989）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人。1928年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师从房德里耶斯、梅耶、柯恩、傅舍等学习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音学与语言调查等。1933年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等。他主要从事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以及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主要著作有：《语音学概论》（中华书局，1939年。科学出版社，1959年）、《方言调查方法》（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再版）、《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普通语言学人物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他的《语音学概论》一书，是我国最早的语音学著作之一。分总论、描写语音学和历史语音学三部分。该书注重实用，内容全面，广泛涉及语音学诸问题。阐明了普通语音学的基本原理，介绍了语音学史，并用普通语音学的观点解释了我国传统的音韵研究。对语音演变的规律，研究语音演变的方法，以及如何总结亲属语言和方言的语音对应规律等都做了阐述。是语音学的一本重要的参考著作。《语言学史概要》一书，是作者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著作。书中将语言学史分为古代语言学史、历史比较语言学史和普通语言学史三个方面。在古代语言学史部分，他介绍了世界语言学四大源头（希腊—罗马、古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的语言研究成果；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史部分，讲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发展和意义，介绍了对世界上各语系的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情况；在普通语言学史部分，他介绍了从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洪堡特到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各个流派的语言学观点，着重介绍了各个流派之间的历史联系。该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语言学史著作，为广大语言学工作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学习参考资料。他的《方言调查方法》一书，是我国最早的方言调查方法的专著，其中讲了方言调查的意义和方法。把方言调查分为外部调查、概略调查、方言志调查以及方言地图调查等几种，详细说明了记音音和记音方法。侧重介绍了方言调查的基本理论，通俗简明，是方言调查的入门指导用书。他编纂的《汉语外来语词典》为汉语词汇史、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研究材料。他的《普通语言学人物志》一书，正如他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一类的著作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既可以补《语言学史概要》之不足，它本身有可大可小，可长可短，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可以增加我们对语言学史的知识，作为我们对语言学研究的借鉴。”书中介绍了索绪尔、梅耶、汤姆森、维尔纳、叶斯泊森、房德里耶斯、柯恩、马迪内、哈里斯、乔姆斯基、博杜恩·德·库尔特内、谢尔巴、特鲁别茨科依、雅各布逊、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王力共18位语言学家。他致力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于1936年翻译了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6年）一书。此外，岑麒祥还有专著：《国际音标用法说明》（商务印书馆，1937年）、《语法理论基本知识》（时代出版社，1956年）；译著：《格拉乌尔院士在华学术讲演集》（合译）（科学出版社，1956年）、《现代欧美语言学唯心主义学派批判》（科学出版社，1957年）；论文：《世界言语的统计》（《东方杂志》第28卷第16期）、《方言调查方法概论》（《语言文学专刊》第1卷第1期）、《历史语言学中之分化作用与统一作用》（《中山学报》第1卷第1期）、《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影响》（《中国语文》1953年第4期）、《印欧系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西方语文》第1卷第1期）、《论词义的性质及其与概念的关系》（《中国语文》1961年第5期）、《词源研究的意义和基本原则》（《新建设》1962年第8期）、《关于语言亲属关系的问题》（《语言学论丛》1980年第5期），等等。译文：《历史和地理怎样可以解释某些语音上的发展》（[法国]奥德里古尔）（《语言研究》1959年第4期）、《关于结构主义和语义学的几点意见》（[苏联]格里哥尔耶夫）（《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4期），等等。
陈原
陈原，广东人，生于1918年5月23日。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从1938年到1948年先后在广州、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任编辑，参与《世界知识》《读书与出版》《国际英文选》等杂志与书籍的编辑工作。解放后曾在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字改革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曾在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担任过党内外的领导职务。现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辞书学会顾问，友谊出版公司名誉董事长，国际世界语协会会员，国际控制论学会会员，世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学会国际理事会成员。
陈原从三十年代起从事出版工作和拉丁化、世界语运动，同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地理和语言文字，有一些译文和著作。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主要做出版方面的领导工作。他曾谦逊地说：“我对语言本无研究，只不过是个门外的爱好者。”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恶棍姚文元借着一部词典狠狠地给打了一棍子，黑线回潮啦，复辟了，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晕头转向之余，很不服气。于是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从此走上研究社会语言学的道路。他的第一本语言著作《语言与社会生活》正是在“文革”期间写的读书札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本书六万余字，内容涉及比较词汇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若干问题。作者首先用一些语言事实论证社会与语言的密切关系，说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对语言词汇产生巨大影响，接着讨论了社会生活对语言的几种特殊影响。一是不同时代存在的一种把语言化为灵物来崇拜的迷信现象，特别举出“文革”中的很多实例；二是对语言的污染一一滥用外来词，他认为“洋泾涣”是语言污染的顶峰，是应该完全加以否定的；三是社会互相影响造成语言间的借词，讨论了汉语借词的历史过程，特别讨论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术语的国际化、标准化与规范化问题。该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讨论由于交际的种种需要而出现的委婉语。这本书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接触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语言现象，文字流畅，言词犀利，作者鲜明的爱憎跃然纸上，作者在“前言”中说：“这六万字的笔记……作为一个语言学的小学生同文化专制主义恶棍们作斗争的记录，……也许可作为这个动荡年代一个小小侧面的反映罢。”虽然是自谦之词，但恰恰说明它的时代特点。
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社会语言学》一书是《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续篇和发展，是有关社会语言学若干理论问题和若干实际问题的探索。社会语言学在国外虽然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一门学科，但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填补了这个空白，具有拓荒的意义。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社会语言学。在全书开始的几章，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一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三点是作者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出发点。与上述观点相关，作者又从信息论的角度阐明了语言作为信息载体或作为信息系统在社会交际中的重要作用。该书第十章“从社会生活观察语言的变化”与第十一章“从语言变化探索社会生活的图”是全书论述的主题。这两章体现了作者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照我的理解，这门学科一方面应当从社会生活的变化，来观察语言的变异，另一方面要从语言的变化或‘语言的遗迹’去探索社会生活的变动和图景。”
在第十章中他通过各种语言的许多具体事例说明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了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变异，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带来了相应的新语汇，有一节专门从配偶称呼的变化说明出现新事物或新关系时必然产生新语汇。也就是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当社会生活停止的时候，语言才不起任何变化，不过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作者最后指出：语言的变化是许多因素一－时间、地域、社会、社会集团等等促成的，在第十一章中，作者阐述如何从语言的变化或语言遗迹中去探求社会生活的变化，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引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十二个论点，着重说明可以从语言的变化探求社会现象的本质。在这一章里，作者又特别比较一些语言，亲属称谓及称谓语的不同与变化，来考察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不同与变化。还从甲骨文等古代文字所记录的语言来探求中国古代社会的图景。
在《社会语言学》一书中，作者还考察了语言与思维的若干问题，接触了模糊语言的问题，说明语言的模糊性是普遍存在的，是社会生活中不能废除的，但在一定的交际场合也不完全排除精确信息，全书的最后几章又对《语言和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作进一步的发挥。如语言的互相接触及借词问题，术语及缩略语的社会作用问题；委婉语与语言禁忌问题等。最后作者还讨论了语言感情与国际辅助语的问题。他认为世界语（ESPERANTO）实践了近一百年之后证明，这种方案作为国际间的辅助交际工具是有希望的。
从现代汉语几个用例［模型］分析语言交际的最大信息量和最佳效能——《一个社会语言学者的札记》（1983年）是根据作者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的论文写成的一篇通俗性的文章，文章开头介绍了与语言学有关的信息论的几个术语，如信息量，最大信息量及由此派生出的主要信息、次要信息、多余信息等。他指出，社会语言交际活动不但要求最经济的条件下传递最大信息量，而且周时讲求这个消息能引起最佳社会效能。他举了十个用例[模型]说：1.传递一个信息，力求达到这个消息的最大信息量。因此在时间紧迫的交际场合（如球赛暂停时教练对队员的临场指导，电报电文）就要求直截了当、言简意赅。有时不用语言，只用某种符号（如交通方面所用的各种标志）。2.在社会交际中消息的传递还讲求最佳效能，即能引起最好的效果。为取得最佳效能，必须符合社会准则，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心理状态等社会因素，不光是纯技术问题。3.为使主要信息达到最大值，同时取得最佳社会效能，有时要排除冗余信息，减少次要信息，有时却要根据特定的社会环境，有意识地增加冗余信息，如对主要信息的重复，加大音量或印成黑体字，将容易引起歧义的部分重复一次或多次，将主要信息的同义词或补足的多余信息加上去，适当地辅助以次要信息等等。4.有时为了达到最佳社会效能还需加上感情因素，特别是在处理潜信息的场合。
此外，陈原还发表了一些有关辞书编写及世界语的论文。
丁声树（1909～1989）
语言学家。号梧梓。河南省邓县人。1932年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4～1948年在美国考察。1952年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杂志主编、1959～1964年中国政协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和1978年第三、第五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丁声树在语言文字领域奋斗近半个世纪，研究范围很广，在汉语语法、汉语音韵、汉语方言、古代汉语及词典编纂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30～40年代，他致力于古汉语研究，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通过对若干典型词语的考释，对古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特点进行概括而有深刻的论述。他古今结合、融会贯通，以治活语言的方法研究古代语言，开创了科学研究古代语言的一代新风。这个时期的论文有《释否定词“弗”“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文集》下册，1935年）、《诗经“式”字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6本第4分册）、《诗经卷耳芣苢“采采”说》（《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1940年）、《“何当”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7年）、《论诗经中的“何”“曷”“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早晚”与“何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1949年）等。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所著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科学出版社，1958年）是调查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的人常备的工具书，他的《汉语音韵讲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也是对音韵研究的重要贡献。在方言研究与调查方面，第一次全国方言普查期间，他从提出工作计划、建设性意见到编制调查表格、培训方言调查干部等，做了不少工作。他在1955年10月“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所做的《汉语方言调查》的报告（与李荣合作）以及与人合作编撰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48年）、《昌黎方言志》（合作，科学出版社，1960年）、《汉语方言调查简表》（合作，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6年）和署名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而实际上是由他和李荣扩充编定的《方言调查字表》（1955年）、《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年）、《汉语方言调查字音整理卡片》（1956年）等都为方言调查工作、方言研究以及方言研究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语法学研究方面，他与吕叔湘、李荣等合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年）一书，在我国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很高的评价。周法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年第1卷）中说：该书“参考了美国结构语言学派和该派以外的语法理论，有些地方兼顾到实用的方便，并没有美国结构语言学派那种拘泥”，可算是国内出版的“最好的一本语法书。”在词典编纂方面，他主编了《现代汉语词典》。该词典所达到的成就中体现了他这个主编的渊博的学识、谨严的治学态度、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艰苦细致的工作风格。此外，他还有《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中国语文》创刊号，1952年）、《谈谈汉字的标准化》（《1950年语文问题论文辑要》，大众书店，1952年）、《文风笔谈》（《中国语文》1958年第5期）、《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些意见》（《中国语文》1961年第3期）等不少论著。
罗常培（1899～1958）
语言学家。字莘田，号恬庵，北京人。满族。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又在哲学系读了两年。曾历任北京第一中学校长、西安西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等。1950年，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还曾任《中国语文》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1954年和1958年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语言研究》常务编委等。他曾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讨论，创办了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贡献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音韵学的研究、方言调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等方面。在汉语音韵学方面，他著有《汉语音韵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49年初版，1956年再版）、《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合作，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专著及一些论文。其中的《汉语音韵学导论》是普及汉语音韵学的入门书。重点在音理方面，将汉语音韵学里的声、韵、调、切4个概念讲清楚，并据语音学原理，对传统的音韵学术语进行爬梳、整理，有助于初学者消除心目中对汉语音韵学的那种“玄虚、含混、附会、武断，甚至还有些神秘难学”等的偏见。《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是一部学术著作。作者试图全面考察汉魏到陈隋820多年间韵部的演变情况。这对于弥补先秦到唐宋之间汉语语音演变史研究上的欠缺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他的《十韵汇编》（合作）是《切韵》系韵书材料的总结集。他还与人一起合译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37年）。这些都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他著有《厦门音系》（1930年初版，1956年新版）、《临川音系》（1940年）、《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和《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合作，科学出版社，1959年）等。其中，《厦门音系》中运用现代语音学的方法，详细分析了厦门音这个重点方音。该书是第一部从学术高度研究厦门方言的著作。《临川音系》则首先用史传、族谱和地方志的记载寻求客家几次迁徙的路线跟江西的关系，并从语音特点上比较了临川话与客家话的共同性与个别性。该书虽是一部研究方言音系的书，但其中已开始注意收集、研究方言的特殊词汇，并附加了许多语源学的解释。这些对于今后的方言研究及相关的许多研究都具有示范作用。他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是我国语言学家写的第一部探讨古代方言音系的著作。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1956年，他资助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在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语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中，他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这方面他著有《莲山摆彝语文初探》（合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年）、《贡山俅语初探》（《国学季刊》1952年，第7卷第3期）、《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合作，《中国语文》1954年第3期）等论著。在语言学的其他方面，他著有《普通语音学纲要》（合作，科学出版社，1957年）、《国音字母演进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1950年，语文出版社，1989年再版）、《北京俗曲百种摘韵》（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等专著和许多论文。其中《普通语音学纲要》是一本结合本国语言实际的语音学教科书。它的出版在推广普通话、调查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学习外国语或进一步研究语言学、普及现代语音学或丰富现代语言学的内容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巨大的作用。罗常培还十分重视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的工作。在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他与吕叔湘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精辟地分析和回答了与现代汉语规范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为指导和促进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文献。他治学态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不断进取。他的学术研究是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与我国音韵学的传统相结合；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相结合；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相结合。这对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9年2月号的《中国语文》上发表了由周因梦、廖珣英辑录的《罗常培先生著作目录（初稿）》。他的以音韵学论文为主的重要论文由中华书局于1963年以《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为名结集出版。
钱玄同（1887～1939）
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原名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后更为掇献，又号疑古、逸谷，笔名浑然。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浙江省吴兴县人。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入同盟会。1908年，始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1910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语文改革活动、文字、音韵和《说文》的研究等几个方面。在语文改革运动中，他是冲击封建文化的一员猛将。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很坚决。他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并敦请他人用白话作文。《新青年》也在他的倡议和影响下于1918年第4卷第1号始用白话文出版。他是国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7年，他成为“国语研究会”的会员，1919年，他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并任常驻干事。1925年，他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8年改组为“筹备委员会”，于1935年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他都一直任常务委员。1931年，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1928年，他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32年，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曾参与审订由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典》由当时的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后经修订，更名为《国音常用字汇》。钱玄同为增修委员、起草委员，并负责最后审核。1931年定稿，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32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取代《国音字典》，成为全国标准读音的根据。他为该书写的《说明》对北京音系及其历史和概述所取音读都做了细致的描述。他还积极主张汉字改革。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他为委员。在他参加的“数人会”的努力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制订出来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此外，他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念法、汉字横行书写等。作为一位语文改革的活动家，他为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先后提出近20个议案，发表几十篇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年）。这是一篇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其中既继承了章太炎等的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受到了高本汉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影响，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多人用做大学教材。此外，他还著有《〈广韵〉四十六字母标音》（《国语旬刊》1929年第1卷第9期）、《古音无“邪”纽证》（《师大国学丛刊》1932年第1卷第3期）、《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师大月刊》32周年纪念专号）等。其中多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分析音理，拟测古音，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在文字学方面，他著有《说文部首今读》《说文音符今读》和《中国文字学说略》（《教育今语杂识》1910年第1期）、《说文部首今语解》（《教育今语杂识》1911年第5、6期合刊）、《中国文字形体变迁新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19年第1卷第1期）等论著。
吕叔湘（1904～1998） 语言学家。
江苏省丹阳县人。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后曾历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开明书店编辑、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杂志主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语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第二和第三届委员、全国人大第三和第四届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委员等。他常年从事语文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普及语文知识、语文教育及词典编纂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其中尤以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的成就为最突出。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他早期的代表作是《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42～1946年，1956年出修订版时合为一本）。作者参考法国语言学家勃吕诺的理论，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词句论，主要说明词和句子的类别与结构，集中体现了书中的语法体系。其中关于“词级”的学说是参考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泊森的理论（1956年该书修订时将这部分内容删去了）。中下卷为表达论，中卷为“范畴”，下卷为“关系”。表达论和词句论两大部分互为补充。该书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重要的语法著作之一，也是中国语法学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它突破当时模仿文法的框架，积极地尝试建立能够较好地体现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重在对语法现象的描写上。从当时实用的角度考虑，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亦可说是一部古今比较语法。《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一书，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书中对汉语语法研究中一些长期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一次总检讨，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学取得了重大进展。该书对后来的语法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近代汉语语法的开创者，他所著的《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学林出版社，1985年）一书，为其近代汉语研究的论文汇集，也是我国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部重要学术论著。他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是中国的第一部语法词典。译著有《汉语口语语法》（赵元任原著，商务印书馆，1979年）。在普及汉语语法知识、提高国民语文素质以及进行语文教育方面，他著有《语法修辞讲话》（合作，1951年6月6日始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开明书店，195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1979年再版）一书。该书是他的另外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也是一本重要的汉语语法知识普及读物。该书结合实际，适应社会需要，对于纠正当时社会上语言文字使用的混乱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汉语语法知识具有极大的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外，他在这方面还著有《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0年）一书。该书也是一部普及语文知识的优秀著作。他参加了《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编写工作，先后主持、指导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和《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的制订。早年著有《语法学习》《中国字》等，并与人合作撰写了《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课本》《开明文言读本》《习作评改》《语法修辞正误练习》《国文八百课》等著作。在古代汉语研究方面，他著有《文言虚字》（开明书店，1944年）、《文言虚词例释》（合作，北京出版社，1965年）及《〈通鉴〉标点琐话》（《中国语文》1979年第1、2期）等论著。此外，他还著有《中国人学英语》一书。在词典编纂方面，他曾任《现代汉语词典》的前期主编，为《现代汉语词典》的正常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中国的词典编纂事业作出了表率。他一向关心青年语文工作者的成长。1983年，捐款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他主持、参加了许多重大语文活动，参与了一些语文工作计划的制订。商务印书馆出版了6卷本的《吕叔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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