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按  《语文素养高级读本》选傅杰的《推荐〈名师评译丛书〉》，在“编读札记”中引用到黄源深的《翻译观应该是多元的》和李景瑞的《不是“必修”但可“选修”》等文的论述。

翻译观应该是多元的——“点烦”之争折射母语之重
黄源深
日期：2005-10-23 19:54:42

    编者按：本报8月26日发表《杨绛译〈堂吉诃德〉被当“反面教材”》的报道后，对杨绛在翻译中对译文进行“点烦”的做法，引起了译界的关注。对这一翻译学术问题进行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现发表以下不同看法的文章，欢迎读者讨论。

当下的文学翻译，从出书情况看，非常兴旺。名著多次重译，不同译本纷至沓来，撩人眼目；名家新作，常以最快速度，递送到读者面前，甚至出现几家抢译的盛况；至于那些经济效益可观的畅销书，原作与译作的问世，几近同步。可以这样说，近十年来出版的文学翻译作品，比过去一个世纪出版的总和还多。的确，场面是够热闹，够让人兴奋的。

但是，仔细想来，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译文的风格比较单一，虽然那些文字读来流畅，也还忠实原文（这里是指较高层次的翻译），但几乎是千人一面，没有特色，难分彼此，没有令人难忘的韵味。不像我们所熟知的前辈著名翻译家，译文都有各自的个性，而且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朱生豪的译笔浑厚畅达，汪洋恣肆；傅雷的文风圆熟老辣，干净利落；巴金的译文明白晓畅，近乎口语；杨絳的译述一如其散文，简洁自如，不事雕饰；杨必的文字活泼灵动，不乏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这些译家的作品，往往好读耐读，因而拥有众多的读者，客观上也为相关的名著在中国的普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译著也像其相应的原作那样，是人类不朽的精神遗产。

出现上述差别的原因种种，如现今的译者学养不足，国学根底单薄，中文造诣欠缺，翻译态度不够严谨等等。但最根本的是，从宏观上看，翻译观比较单一，译者基本上都遵循理论界所津津乐道的“等值翻译”观，强调source language（源语）和target language（译入语）之间的对等。从理论上说，这并没有错，因为翻译毕竟是译者用一种语言表达作者用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语言虽然不同，但所要表达的“思想”只有一个，“思想”应该等值。但是，我们却忘掉了问题的另一面，“不等值”的一面。两种文化的差异，两种语言的不同，以及译者个性的差别，往往造成了“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某些“不等值”。这种“不等值”的存在，一方面使译家为了缩小它而煞费苦心，所谓“化境”、“神似”之说就是出于这一目的；另一方面其存在的合理性又为译者提供了发挥和创造的空间，由此而派生出相应的翻译观，杨絳所信奉的“点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

我觉得，翻译观还是多元的好。从理论上说，文学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其本质不是一种理论可以涵盖的。因此像文学创作需要有多种理论来解释一样，文学翻译也需要多种翻译观来指导。从实践上说，不同的翻译观会诞生不同风格的译文，促进文学翻译的繁荣。从五四到解放初的相当长时期内，文学翻译界佳作迭出，流派纷呈。鲁迅的译著忠实原作；瞿秋白的翻译形神兼备；傅雷的译文语言本土化。甚至还出现了像林纾那样离原文很远，译者的创造性发挥到极致的文学翻译。这些卓有成就的翻译家，背后都有相关的翻译观支撑着。也许可以这样说，多元的翻译观带来了当时风格各异的翻译，造就了译坛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当时译界的大度和宽容，能容忍迥异的多种翻译观的存在，甚至也没有去棒杀像林纾那种虽然后来被证明对传播异国文化起过相当作用，却在当时很容易被视为异类的翻译。当今的译坛非常需要这样的大度和宽容。

在翻译观普遍缺失的时候，杨絳提出了称为“点烦”的翻译观，这是难能可贵的，译界应当伸出双手来欢迎。当然，对于“点烦”本身，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翻译中的“点烦”是在不伤及译文内容的前提下，锤炼语言的一种手段。一般是在译完相当长的段落、篇章，乃至全书以后，译者对译文作进一步加工或润色时使用的。因为译者在从事译述的过程中，由于思维定势的关系，思路很容易随着原文走，语言上也难免会出现“洋化”、“累赘”、“拗口”的地方，有时是大段的，有时虽是个别句子，却殃及全文。这就很需要译者用清醒的头脑来加以“点烦”。“点烦”的好处在于注重译文的整体感，使译文简洁好读。自然，“点烦”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对译文的内容既不能减损，也不能添加，因为完整地传达原作的信息始终是译者的首要任务。如果“点烦”可以这样来理解的话，我是赞成“点烦”的，而且自己在翻译中也使用，但不像杨絳先生那么有意识，做得那么出色，而又那么恰当地将它概括出来，让大家分享。译界应当感谢杨絳先生。

原作之“烦”不能“点”
王理行

不久前，第一个从西班牙文翻译、至今发行量最大的《堂吉诃德》中译本(杨绛译)，因对中文加以“点烦”，比后来的译本少了十来万字，而引发了一场争议。文学翻译是否需要“点烦”，值得探讨。以我之见，原作“烦”，译作也该“烦”，译者无权变更原作风格；原作不“烦”，译作却“烦”，这种“烦”，应该点干净。

读者想看的是原作，因为不懂原作的语言，才不得不借助译者的译作来了解欣赏原作，所以，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完整地再现原作。文学作品是由包括从内容到形式、从内涵到外延多方面因素组成的一个整体。对于原作中的题材、主题、寓意、意境、风格、写作技巧、表现手法等等各种因素，译者都应全面准确地把握，并尽力在译作中忠实地再现，从而获得尽可能接近原作的阅读和审美效果。忠实应该是文学翻译的惟一目标和标准。

文学作品的意思，即原作“说了什么”，是作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又不是作品的全部。译作当然必须忠实再现原作的意思，但若仅仅满足于此，文学翻译的任务并未全面完成。译作还必须同时再现原作的意思是“怎么说”的。“怎么说”，同样作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作家创作个性最明显的展现，也是作家区别于他人的标志，有时甚至比“说了什么”更重要。

“烦”与“不烦”，属于文学作品语言风格范畴的问题。原作的“烦”，也许是作者出于某种目的有意为之，也许是作者的叙述习惯，也许是自有其妙处而译者意识不到，也许就是原作本身的一个缺点。不论它是原作的长处、特色还是原作的不足，译者都应该忠实再现，既无权点“烦”，也无权掩“烦”。未经版权所有人同意对原作点“烦”，损害了作品的完整性，这是不符合版权法的。而且，原作中的“烦”或其他貌似不足之处，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说，未必就不美。就以断臂维纳斯为例，这尊雕塑很美，但多少年来总有些好心的艺术家想为之补接断臂，可补接后的维纳斯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人们还是觉得断臂的维纳斯最美。译作中若只展现原作的长处，而遮掩、去掉其短处，甚至进行删改，以图达到通顺、文雅的效果，尽管译者主观上可能是为读者着想，但客观上往往事与愿违，还可能会起到误导读者的效果，读者也未必会领情。所以，译者不能越俎代庖，只能忠实再现原作，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判断原作中的“烦”与“不烦”、美与不美。

还要强调一点，译者在翻译中努力表现的，应该是原作的风格，而不是展现、追求自己的风格。如果译者选择与自己风格相近的原作来译，那么译作就相对较容易接近原作的风格。即使这样，译者也还要注意自己与原作在风格上的差异。当然，如果译文中的“烦”，是原作中所没有的“烦”，是因为译者在语言、文字、文学等方面缺乏素养而生出来的“烦”，那就该坚决点掉，这也是为了追求对原作的忠实。

不是“必修”  但可“选修”
——也谈“点烦”在翻译中的运用
李景端

自从我向杨绛先生求证“点烦”的由来并在报上披露后，听到译界朋友对“点烦”的多种议论，赞成及反对者皆有。对此，我也有些话想说。
首先，杨绛提出的“点烦”，绝不是对外文随意删减不译，而是译出外文完整意思后，在中文的表达上加以精练。她说：“《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我也译有八十多万字，后经我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里明确表示，是对中文表达的“点烦”。有些人可能误解了是对原作“点烦”，以至招致反对，自然不足为怪。搞翻译必须“忠实原作”，这一条不会也不应该有疑问。

其次，对中文可不可以“点烦”？这涉及在“忠实原作”基础上“如何表达原作”。我以为要具体分析，不能非此即彼一刀切。属于反映作者艺术风格，体现人物性格的对话，以及表现特定的语境、避免产生阅读岐义的，不宜“点烦”；但属于译者因中文功底薄，驾驭文字的能力差，在表达原作意思时，词句重叠混乱，洋腔十足，累赘罗嗦，等等，我看“点烦”一下，并不违背“忠实原作”。英文中常见的you know, shall I say, I must admit  这一类插入语，就不必要处处都表现；that’s the reason why常译为“这就是为什么……的原因”，其实译为“正因如此”也同样达意；外文句子有时句式重叠，文字很长，若换成中文句式，恰当分解成短句，既简练，又好懂。试举一例：2000年，有人问克林顿：“宪法规定你不能连任三任，如果戈尔当选，好不好？”克林顿回答：“That would be the second best thing, the next best thing.” 照字面应译为“那是第二等好事，次好的事”，11个字；而旅美资深翻译家乔志高（高克毅）则译为“不得已求其次”，意思相同，却只有6个字，这恐怕就是“点烦”的效果。还有，现在读译作，常见拗口的“译文体”，仿佛把外文中的冠词、代名词、复数、时态等等，都对应译出才叫忠实，对此，进行“点烦”就更有必要了。

再次，文学翻译没有固定模式，翻译美学是多样性的，只要翻译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应该允许翻译家对原作进行不同的诠释和表现。朱生豪把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的诗体语言，改用散文体译出，既便于舞台对白，又使观众易懂，更好地提升了对莎剧的欣赏效果，使朱译莎剧，成为我国文学翻译百花园中一朵璀灿晶莹、经久不衰的名花。朱生豪没有改变外文，但改变了中文的表达，也可视为又一种“点烦”，这有什么不好呢？从翻译学来讲，“点烦”当然不是应遒守的一项原则，不属于“必修课”，但是，“点烦”是优化中文的一种手段，可供译者酌情自愿施行，可算是“选修课”或“自选动作”。你可以不用它，但也别攻击别人去用它，这才是百花齐放。

最后，“点烦”之争，说到底，反映出如何看待母语在翻译中的作用。有人以为，只要把外文学好了，口语呱呱叫，甚至当博导了，可是，假如你的中文不过硬，词汇贫乏，文采干巴，只会学“八股”，那么对不起，这跟优秀翻译家还差着“老鼻子”呢！余光中、金圣华等海外著名学者，精通多种语言，他们常说，一比较，中文最简练、最富表现力，越学外文，越觉得学好、用好中文的重要。但愿译界通过“点烦”之争，能够唤起重视母语的教学、应用和规范，让美丽丰富的中文，在对外交流中永远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