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易中天和于丹分别到香港去讲《三国》和《论语》，掀起港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学者们通过阐释经典，来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味迎合时下的大众心理，甚至因此不惜改换或重新诠释历史人物，使之偏离传统价值观念，就有待商榷了。著名学者王元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把‘三国’或其他一些传统文化中的题目讲得生动一点，诙谐一点，这都无可厚非；但原有的文化中的好的东西，精华的东西，我们不要去抹杀它，不要去动这个根本。或者说，不要伤‘大雅’。”我觉得这段话实际上点明了目前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个倾向性问题。我们的一些学者在普及传统文化时，不惜去动文化传统的根本，客观上迎合社会时尚需要，甚至媚俗，导致一些传统文化价值的丧失。
 
    传统文化价值深植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之中，是老百姓用以指导日常生活和对人物进行评价的内在标准。像三国时代的很多人物，人们对不管是从《三国演义》中得来的艺术形象，还是从《三国志》中获知的历史人物，都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框架下，形成了一套基本的评价标准，这对中国文化有着重要影响。苏轼在《志林·怀古》就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叙述的是北宋平民小孩听艺人讲三国故事时的反应，可见那时不管精英或平民，对三国人物已有“尊刘贬曹”的价值评判。虽然这些评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文艺作品中获得的，但是却反映了人民的爱憎。这种标准贯穿在历代文化传统中，不管是对士大夫还是老百姓而言，基本成为共有的评价标准。杜甫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诗句盛赞诸葛亮，文天祥以诸葛亮为榜样。历史上很多人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精神自勉或期许，这是一种值得发扬和继承的民族精神。曹操的奸诈，诸葛亮的忠诚，关羽的忠义，周瑜的狭隘等等评价，寄托了中国人的爱憎观念。尽管这些评价与真正历史中的人物是否一致，一直是个不断引起争论的话题。
 
    不过，与传统的主流评价相反，在易中天的讲坛上，诸葛亮却成了待价而沽的人物。他坐卧隆中，只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这种说法非常新颖，可以在当下获得更多关注，更能吸引眼球。这与电视剧的“戏说”不同。“戏说”没有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完全是一种艺术再创造，人们看后一笑了之。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颠覆传统定评，甚至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实际上就是用时髦的语言进行解构。如此下去，必定还会有更为耸人听闻的颠覆——最近就已经见到，一生行侠、云游四方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居然被人说成是古惑仔。我们有理由担心，将来著名的历史人物如杜甫的忧国忧民，岳飞、文天祥的忠诚，宋江的侠义，梁山好汉的路见不平精神等等，都有可能被认真而又学术性地解构一番。所有这一切，不需要新发现史料，就可以重新评价，重新臧否人物。不难看出，其内涵则是迎合时尚，为了凸显学者个人的与众不同。更有可能的是，为了迎合社会潮流，故作惊听回视之言，重新塑造或者从庸俗的一面来重新品评人物，使原本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已经家喻户晓的伟人，变成了待价而沽、玩弄权术的小人。
 
    当然，百家讲坛普及文化传统、普及经典，又受到国人欢迎，无疑是很好的讲堂。但需要注意的是，学者们不能在单纯的“收视率”目标下，丧失学问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有人在网上开辟给百家讲坛挑硬伤的园地，引起很大反响，这只是为了让百家讲坛的学者们更加严谨一点。如果一个学者走上了百家讲坛，但还能保持纯学者身份，再好不过。可惜的是，学术界有人认为，“当于丹一开口说南宋的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候，她所讲的内容无法在学术范围内讨论的性质就已经确定了，而由此推知，其他百家讲坛的坛主们也都差不多是在这种层面。”我倒不认为，在讲坛上犯一些常识性错误是丧失学者地位的必然条件，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但如果抱着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迎合当下不健康潮流的心态，不惜改动某种文化传统价值来媚俗，那才是文化传播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