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发布时间：2005-10-24 11:15:32
采访：刘艳萍 胡荣堃 本报记者 温新红
受访：杨振宁 物理学家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没有建国以后几代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所教育出来的毕业生，今天中国能像现在这个样子吗？根本不可能！今天中国的这些变化，大家都是公认的。
◆中国的教育政策适合平均水平的学生，美国的教育政策更针对于特别好的学生。但中国目前更需要的是让大多数人能够在中国急速发展的这个社会状态之下做出贡献来。所以中国的教育政策对于中国现有的社会状态基本上是好的，但应对有天才的学生多给自由发展的机会。
两个原则
《大学周刊》：清华是1997年成立的高等研究中心，当初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中心？
杨振宁：成立中心是当时的王大中校长和梁尤能副校长提出来的。他们邀请我来清华访问，其间我们多次交流，他们说清华要想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研究工作。他们认为普林斯顿(Princeton)的高等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研究机构，所以也想在清华建立一个类似的研究中心。因为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工作了17年，所以希望我能到清华来办一个类似的研究中心，这是原因之一。其二，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清华度过的，感情因素让我义不容辞，就答应了。
研究所的名字命名也和普林斯顿的有点关系，名字是从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译过来的，只改Institute为中心。
《大学周刊》：清华的高等研究中心与国外的研究中心，如普林斯顿的研究中心有什么区别？
杨振宁：现在我们还只是刚开始，而且普林斯顿先天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是我们不能达到的，所以现在还不能作比较。
但中心有许多地方是同Princeton 的研究中心是相同的。比如我们建立这个研究中心有两个政策：第一点是要小而精；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向什么方向走，要看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方面的真正第一流的人来，假如能找着真正第一流的几个人愿意来的话，我们就向这个方向发展。
这是从Princeton研究中心学来的。Princeto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是在1930年成立的。它的第一任所长叫做Flexner，他在后来的自传上讲他是如何发展这个研究中心的，最重要的就是先找人。他找到了爱因斯坦，就发展理论物理；找到了Von Neumann和Hermann Weyl，就发展理论数学；后来Erwin Panofsky来了，他是当时研究欧洲艺术史的权威，所以就发展欧洲艺术史。Institute只有二十个左右的教授和一两百个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没有研究生。现在它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研究机构，和它当初的发展方向有很大的关系。
《大学周刊》：现在高等研究中心有多少位教授，都是什么研究方向？
杨振宁：在物理方面，中心目前只有一个教授，叫翁征宇，他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毕业到美国去读博士学位后回来的，他在凝聚态物理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在计算机科学方面，请到了姚期智教授，他是一年多以前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来的。同时因为他的关系中心又找到一位年轻的王小云教授，她在密码学上有一个石破天惊的贡献，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
也许有人误会我们只发展数学、物理，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请到了方闻教授，他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如果要列举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三位学者，方闻一定是其中之一。30多年来方闻改变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艺术收藏部分，使之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方闻还将在清华组建中国艺术史研究所。
中心现在的规模虽然非常小，但有了很好的开端，就是有这几位优秀的教授，赢得了国际学术界对清华有这么一个小而精的研究中心的普遍认识，这对于研究工作和我们再找优秀的人很有帮助。
《大学周刊》：国内大学的观念是以教授多而自豪。
杨振宁：是的，清华很多系都有一百多位教授，国内许多大学也是如此。这也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和历史背景有关，因为当初有这个需要，要教育很多的学生。
现在的大学要转型，从教育学生为主转到主要做研究工作，转型想要成功，就必须改变人员过多的局面。我想搞这个高等研究中心的目的之一，也是要向这方面跨出来第一步。因为一个好的研究单位，人员过多是不利的。如果机构臃肿，整个研究所的空气和环境就会变得不好，所以要想达到高等研究的目的，就必须像Princeton的研究中心这样做到小而精。
资金支持
《大学周刊》：中心成立8年来，您认为除了找世界第一流的学者，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杨振宁：筹集资金。要成立一个研究中心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经济的支援。目前，国家拨给清华的经费很多，但能够用于研究中心的钱却少而又少。
所以，中心第一步就是筹集资金，而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帮清华大学成立一个在国外的基金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香港。之所以要成立两个，是两个地方的税务不一样，香港人捐钱就可以放在香港的基金会，美国人捐钱就可以放在美国的基金会。现在两地的基金会都已经成立，目前已收到的捐款有700万美元，另外认捐的至少还有300万美元，这样中心至少有1000万美元。我们基本上不用这个本钱，而是把这些钱存进银行，只用它的利息。我希望最后能够达到捐款1500万美元，这个数目的利息足够中心运转，我相信几年后可以达到。
《大学周刊》：国外大学的研究中心的情况也是如此吗？
杨振宁：是的。哈佛大学的研究中心办得很成功，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有个完全由自己支配的基金。这个基金去年拥有180亿美元的资金。年利息恐怕都有20亿美元。仅靠利息，就可以做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大学周刊》：您提到了大学的经济支援是非常重要的。您也说过，如果李嘉诚先生为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捐十亿元，您就主张将中心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现在国外的大学对捐款人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振宁：这件事的起因是李嘉诚当时捐了十亿元给港大医学院，但港大有人反对以他的名字命名。有记者来问我这件事情，我说如果李嘉诚给我们研究中心捐十亿元的话，我会立刻主张以他的名字命名中心。但我没有去找李嘉诚。
假如这件事发生在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我不相信以十亿元的捐款来命名一个系会有人反对，我不相信。当然假如要把学校整个名字改掉，可能学校会反对，不过港大并不是要把整个学校变成李嘉诚学校，只是把其中的医学院改了。
中美不同的教育哲学
《大学周刊》：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很关注您和丘成桐先生对中国大学的不同评价，您自己怎么看待此事？
杨振宁：评价中国大学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正如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想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丘成桐的着眼点和我的着眼点不同，所以讲出来的话让人听起来是不一样的。可是关于中国的大学教育评价的问题，我与丘成桐的很多意见是相同的，而且我也希望全国各个部门、各所学校的人对于这些批评多些注意。
《大学周刊》：您认为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世界一流。现在对此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您的观点？
杨振宁：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说，没有建国以后几代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所教育出来的毕业生，今天中国能像现在这个样子吗？根本不可能！
今天中国的这些变化，大家都是公认的。没有这几代大学教育教育出来的毕业生，这些变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怎么能说中国的大学教育不成功呢？
我知道国内很多人认为，因为大学学费高涨，而教育出来的孩子好像也不太成功，所以就有诸多埋怨。现在忽然有人来说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当然会站出来反对。
不要忘了，中国处在一个急速转型的状态，过去中国人什么都不会做，所以需要训练出来很多人来做事。训练得极成功。这点不能忽略，但也不能引以为自满，不能因此觉得中国大学比美国的大学100%的好了。
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的确是有些缺点，这是我不否认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些缺点而把成绩一笔抹杀。总体说来，我认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比美国的一流大学对美国社会的贡献大。中国的二流大学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比美国的二流大学对美国社会的贡献大。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有很多的讨论说中国整个的教育哲学不好，应该去学美国的办法。关于中美两国的教育哲学，我曾经想过很多，也看过一些书。我的结论是，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哲学是注重训导，但美国的教育哲学是注重启发。
至于说哪种更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说哪个比哪个好，而应该问这种方法到底是针对哪种学生。
我认为中国的教育哲学对于大多数的学生，就是对于90分以下的学生比较好。为什么说对于90分以下的学生比较好呢？这是训导的政策，把90分以下的学生引到了成才的道路，让他将来可以在某个方向发展他的才能，变成对社会有用的成员，而且增加他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而对于90分以上的学生，我认为美国的方法更好。90分以上的学生不需要训导，如果准许他自由发展，他可以海阔天空，发展出别人所没有的事业，美国教育的着重点就是这些学生，这有它成功的一面。但是这种政策也许只能在美国才可以，像比尔·盖茨，不只是在中国不容易产生，就是在其他国家也很难产生，如德国、日本、英国等等。
这是美国教育政策成功的地方。但我认为有一点，是极力主张美国教育哲学的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就是美国的教育政策中的一个放任特点，即让成绩平均的学生随波逐流，这样就会浪费了很多人才，而且制造出来很多悲剧。而在中国的教育哲学之下，这种悲剧是可以避免发生的。
所以，不能因为看到美国的教育政策成功的一面就认为中国应该大举向这个方向走，因为中国整个的社会跟美国的社会是处于不同的阶段，两国的需要是不一样的。
中国所需要的是很多能够称职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换句话说，中国所需要的是平均水平的学生，美国所需要的是特别好的学生。
中国目前更需要的是大多数人能够在中国急速发展的这个社会状态之下做出贡献来。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政策对于中国现有的社会状态是好的。
它是有一些缺点，可是这些缺点也不是通过一个教育改革委员写一本报告能够改过来的，而是要慢慢改过来。而对于美国的教育政策，我们要吸取好的经验，就是对于一些特别好的学生，让他们在小学、中学、大学，都能给他们一个发展的空间。
《大学周刊》：您所说的这个90分以上和90分以下，是怎样一个标准？
杨振宁：这个当然是很难讲了。是90分还是85分，这是大概的说法，总而言之的意思就是对于大多数的不是最有天才的学生，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政策比较好。可以使他们成才，有自信，有责任感。我在清华教了大一物理，在美国也教了两年大一物理，我对两者作了一个对比，两个教育哲学所培养出的学生是截然不同的。我刚才讲的是我总结的一个经验。
尖端研究和尖端人才
《大学周刊》：您认为，目前全世界对大学的责任看法已达成共识，即大学有教育年轻人、做尖端研究、为社会服务三项重任。您认为中国大学对这三个任务完成得如何？
杨振宁：近年来国家在最前沿的科技发展上出现投了很多钱，但并没有多少成绩，对此许多人都很不满甚至还表现出很悲观的态度。关于这点，我觉得有许多事情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科学的发展，科研的发展要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能着急。
分析原因，主要还是经济支援不够。比起先进的国家，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差了很多，而这个经济支援不够的影响是很大的。拿我自己来说，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是我做研究工作的最佳时期，而我那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整天做的就是研究工作，既不用上街去买菜，也不用因为孩子病了去医院挂号，所有这些问题，收入不够所带来的烦扰我都没有。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今天，这些困扰还是非常之多。
《大学周刊》：在过去的时代，中国的训导教育哲学是对整个社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您曾经说过“中国会在21世纪成为科技大国”，也曾经说过“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出成果的科技工作者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二十年已经足够”。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种训导的教育哲学培养的学生没有创新能力。那么您为什么有信心说出这样的话呢。
杨振宁：对于中国科技的前途，我的看法是非常乐观的。国内聪明的年轻人非常之多，他们即是人才。而这些人已经或者将在以后，会对中国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人伦关系、注重个人勤奋和忍耐、注重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尤其是当代美国文化，不幸太不看重纪律，影响了青年教育，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另外，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最近三个世纪中国抗拒吸取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我也了解到，自1978年起，中国经济猛增，每年都有超过9%的增长，一些经济学家相信中国会在2010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最大的国家。即使这个推测过于乐观，中国也会在那时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我认为这些才是长距离、最重要的因素。许多反对我观点的人只考虑到一些短期的问题，因此结论和我完全不同。从这些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好像中国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
教育改革
《大学周刊》：现在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和文科是分开的，您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结合。
杨振宁：现在所有的世界上的国家，包括俄国，都认为前苏联将文理科分开的方法是错误的。中国教育界的人士和政府，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最近十五年，也在努力改正这点。如今，清华也成立了艺术学院，目的就是要把清华变成一个全方位的教育机构。
并且，近代社会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人文和科学有很多互相影响的地方，所以必须要放弃掉从前太过分开的局面。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中需要改进的一点，就是“太专”。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学校会很快把学生领到其中一个专业里。
在这个专业里，学生会越走越深，这样不是不好，可是不适应目前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会对物理系的研究生再三强调“你们受到很好的专业训练这是有好处的，可是不能错误地以为一头栽进自己的研究领域就不理别的方向，因为现在前沿的方向多得很，而且交叉研究也多得很。所以一方面要学习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要对别的方面多浏览、多注意”。
《大学周刊》：您认为现在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杨振宁：现在的孩子都比较着急考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所以就需要赶紧做习题，多做数学题，那当然就少了学习别的重要知识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止中国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都有这些问题存在。
《大学周刊》：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杨振宁：我想还是因为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比如在美国，因为国家富强，所以美国孩子只是中学毕业，生活就可以过得不坏。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中学毕业生的平均生活水平在美国、欧洲还是相当好的。所以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比中学生的平均收入高出的这个比例并没有中国大，也没有亚洲这些国家大。
在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大学毕业生的生活水平要普遍高于中学毕业生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形下，家长都希望孩子将来过得比较好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就要孩子们考重点中学、重点大学。韩国、日本也和中国一样，小孩子必须要补习，为将来打基础。但社会上对这个现状不满，与教育界吵来吵去，可是没有结果，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没有达到一个水准，所以就出现了这个现象。
我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李远哲，曾设计了一个教育改革，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推动改革，到现在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结果却是彻底失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教育改革不是一个委员会的事情，是和整个社会的传统、与整个社会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我想这个应该引以为戒。
《大学周刊》：您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哪一段教育对您来说是最重要的？
杨振宁：教育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事实上一个人最重要的教育是无形的教育。儒家的注重人伦、注重子女教育、注重勤俭，都不是在学校里面学的，不是老师所能教授的，而是整个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这个无形的教育，在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可以吸收不同的传统对个人的要求。
至于有形教育，对我来说就是在西南联大和美国，这与我的专业有关系。我在西南联大先念了四年本科，又念了两年研究生，又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这个附中就在大学附近，所以我教课之余还是经常在大学的讨论会里活动，所以前后七年，这七年对于我吸取近代物理学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后来我又到美国去，进了芝加哥大学的研究院，在那里面又从另外一个方向了解到了学习物理学的方法。所以你如果问我哪段有形教育对我影响大，我想是在西南联大的七年和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