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自刊登尹承东先生长文《堂吉诃德何以成为世界最佳》，其中对孙家孟先生新译《堂吉诃德》予以较高评价。此后，杨绛先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胡真才先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并由胡先生撰文，评介杨绛译本的特色、翻译及出版过程。我们在此向杨绛先生、孙家孟先生，以及前后所有《堂吉诃德》的中文译者致敬。——编者自19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之初，我们国内的《堂吉诃德》中译本骤然增加了七、八个，去年秋北京一家出版社又推出了一个《堂吉诃德》新译本，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年5月初，在诺贝尔文学院和瑞典图书俱乐部联合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来自世界54个国家的一百名作家推选《堂吉诃德》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虚构作品，这为《堂吉诃德》热再次锦上添花。一时间，关于《堂吉诃德》的译本问题又被议论得纷纷扬扬。我作为最早出版杨绛译本《堂吉诃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愿谈谈人文社出版该书的前前后后，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以及这个译本的主要特色。

这事得追溯到50年代末，也就是1957年。当时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成立了“三套丛书编委会”，《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编委会”的负责人、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因读过杨绛先生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于是就决定请杨绛先生重译《堂吉诃德》，并告诉杨绛由她自己决定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杨绛先生一直是研究西洋小说的，这次翻译和研究《堂吉诃德》，是研究所安排给她的科研项目。先生找了《堂吉诃德》三个英译本和两个法译本进行比较和研究，发现这几个译本各有所长和不足，很难确定用哪一个更好。为了更为忠实地译介这部世界文学名著，她毅然决定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已经精通英文和法文的杨绛先生，此时又开始下苦功夫自学西班牙语。她学习西班牙语，目的只是为了翻译，她认为她没有必要学习口语。她是一个文学作品的翻译者，不是口译者，这两者的要求不同。杨绛从60年代就开始着手翻译，“文革”中尽管译事几度中断，但她自学西班牙语却始终坚持不辍。将近20年后的1977年5月，她将《堂吉诃德》全书译稿交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这是国内第一个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的中译本。

该译本初版于1978年3月，1979年10月又重印，仅这两次印刷印数即为20万套。之后的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系杨译本一枝独秀的时代，其旺销之势态自不待言。即便到了90年代中后期，有那么多《堂吉诃德》版本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杨绛译本的发行量还是遥遥领先的。20多年来，杨绛译本《堂吉诃德》先后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本、“青年文库”本、“外国古典文学名著选粹”本、“世界文库”本、“名著名译”本及“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本等多种形式出版，总印数达60余万套。

杨绛译本出版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因而关注的人也最多。作为出版社编辑，我曾将译文和原文做过对照。杨绛的译笔虽然灵活，译文却是一句叮一句的，非常忠实。她译文中的注释缜密而丰富，这显示了她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如对书中大量谚语的注释，往往举一反三，并标明典出何处。不仅补充了人物未说完的谚语，还能举出类似的谚语，并且标明典出何处。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多处引用了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阿马迪斯·德·高拉》和《骑士蒂朗》中的典故和事迹，而这两部书，前者至今没有中译本，后者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有中文版。杨绛先生为了翻译和研究《堂吉诃德》，当时就已经研读了这两部书的原著。

杨先生翻译《堂吉诃德》所依据的“马林编注本”，对当时的语言和风土习俗深有研究，有的字词在当时当地作何解释，和普通词典上的解释有所不同。这里可举一例说明：《堂吉诃德》第一章开篇第三句话是：“他日常吃的沙锅杂烩里，牛肉比羊肉多些……”最近出版的新译本中译的是：“其锅里煮的是牛肉，而不是羊肉。”究竟是“牛肉多羊肉少”还是“只有牛肉没有羊肉”？杨先生所依据的“马林编注本”对这句话却注得很清楚，注释中还引用了一句西班牙成语“绅士吃的沙锅杂烩，牛肉和羊肉”。堂吉诃德是绅士，不过已经没落，饮食上只好偷工减料，因为羊肉贵，少放一点儿罢了。

文化部有一位西班牙语专家曾对我说，他详细对照了杨译本中的有关章节，觉得很有趣，译者以一个长句为单位，把该句的精神领会透彻之后，把长句拆成短句，再把短句按中国语法重做安排，这样原句的意思全都表达出来了，而且读起来非常顺畅。西安外国语学院一位教授，因应约为一个出版社译《堂吉诃德》，他在仔细核对了杨译本《堂吉诃德》之后说，以前听人讲杨绛译文不够忠实原文，经对照之后，觉得不仅忠实，而且更为传神，能给人一种意在言外的感觉，十分耐人寻味。

最有意思的要算我的一个同代人，1978年杨译本刚出版时，他这个20多岁的热血青年曾去杨绛先生府上，就书中一些翻译上的问题同先生商榷。20多年后的现在，当我们再次相逢重提旧事时，他说他把眼下流行的几个主要的《堂吉诃德》版本都浏览了一遍，觉得那些译本中也不乏闪光点，有的译本中的有关章节译得还相当出色。但是，要从宏观把握和整体观照上看，他认为还是杨绛的译本功力最深，作家学者译书，的确技高一筹啊。我们觉得，文学翻译是一项具有“创造性”（或曰“再创作”）的事业，是对艺术境界的再现，对原作神韵的传递，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能称得上真正做到了“信、达、雅”。

最近北京这家出版社所推出的那部《堂吉诃德》新译本被称为“全译本”，就是因为该译本补译了作者的11首赞美诗，并说那些诗很难译，以前的译者因而未译。这话未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我所知，国内在此之前所出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确都没有译这11首诗，就连欧洲许多国家的译本也不译这11首诗，这大概各有各的道理吧。至于我们的版本，我曾问过杨先生，先生说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认为，作者写这些诗是为了应付当时出书必有名人喝彩的恶俗，那时塞万提斯历尽坎坷，穷困潦倒，颇为自己出书无人吹捧而犯愁，他在《序言》里借朋友给他出主意说，“你何不自己写上几首歪诗，署上贵人名流的大名借以自吹自擂呢。”于是他便写下了那些赞美自己作品的开卷诗，其实都是些讽刺性的模仿诗，并无自我颂扬的真意，若将其视为歌颂自己作品的赞美诗，恐怕有违作者的本意；其次，这组诗诙谐幽默不足，反嫌沉闷冗长，让人难以卒读，何况它是《序言》中所指“与正文无关的点缀品”，略去也无妨；第三，杨先生并非因其难译而放弃，对她来说，这种断尾诗并不难译，何况她采用的“马林编注本”在注释中把断尾都续上了。正文中一些更难译的诗，她都照模照样地译了，怎么会被这组诗难倒呢。杨先生曾说过，塞万提斯的诗，英译本译得很活，虽也押韵，但常把十四行诗译成十二行，把十二行诗译成十行或八行，而法文译本则因变格变位问题不好押韵，索性被译成了散文。她很庆幸中文词汇的丰富，使她得以在译诗中既照顾到了内容、形式和韵脚诸因素，读起来又朗朗上口，舒心悦耳。

最后，应该说明一点，杨绛先生是作家和翻译家，作为翻译家，她懂得多门外语，翻译时能参考多种译本，这对吃透原文很有帮助。她的西班牙语是自学的，她自己说口语不行，但其文字理解能力很强。在《堂吉诃德》中，她对诗的翻译曾下了些功夫，塞万提斯的所有诗作她都逐句翻译，押韵格式也紧扣原文。她别出心裁创造的韵脚和行文中一些幽默诙谐的话语，不少还被后来的译者所采用、模仿和借以发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