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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云鹏:试论郭绍虞的大学语文教育思想
【时间:2007/10/21 】 【来源:台州师专学报 1997年8月 】 【作者: 叶云鹏】 【已经浏览4431 次】

第19卷第4期(P50-54)
  

    摘要 郭绍虞一生从事语文教育,大部分时间从事大学教育。他曾任教过大学一年级的语文课,并编过教材。对这门课程的教育目标、教材编选、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


    郭绍虞(1893一1984)是我国著名学者,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汉语语法修辞学等领域中的学术成就蜚声海内外。他一生从事语文教育,教过小学、中学,大部分时间任教于大学。历任燕京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在三四十年代,曾任教过大学一年级语文课,对这门课程有系统、深人的研究。他主编大学语文教材,并发表过《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他旨趣》、《作文摘谬实例序》、(<语文通论)自序》等多篇论文,在大学语文教育目标、教材编选、教学方法等方面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对大学语文学科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研究郭绍虞大学语文教育思想,对于改进大学语文教育.对于研究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教育目标

    郭绍虞在1941年发表的《(语文通论)自序》中指出,包括大学一年级语文在内的语文教育目标是,“训练一般人运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思想情感的技巧”。他认为,这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的技巧问题。要发展学生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必须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因此,他强调,在语文教育中,要重视学生的思想训练。所谓思想训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培植其思想”。要“丰富其常识”,“启发其彻悟”。①学生的知识和情感丰富了,认识提高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亦随之提高。“学充则文自至”,“思无穷”才会“写无竭”。②其二是“训练其思想”。“使其思想有条理”,“使其思想有系统”。③他认为,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与“思想”的条理性、系统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使学生能驾驶繁复凌乱的思想,表达得明白而清楚,思想的训练必不可少。显然,他指的思想的训练实质就是思维训练。可见,在郭绍虞看来,语文教育中,既有语言文字方面的“技巧之训练”,又有包括思想修养的培植和思维能力的训练在内的“思想之训练”。而这两方面的训练又“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④ 当代的语文教育目标观,把语文能力因素、思想因素、智力因素看作是构成语文学科教育目标的核心。强调语文能力要依托良好的思想修养,要依托广阔的智力背景,特别是要依托成熟、健全的思维结构才能获得长足发展。应该说,郭绍虞在40年代初期对语文教育目标的认识已与之大体相似。

二、关于教材编选

    大学一年级的语文课,在各大学一直是个问题。由于学生需要的不一致,学校各方面期望的不一致,以及任课教师意见的不一致,使得这门课程教材的编选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有许多困难,影响教学质量。因而,有的大学索性取消了这门课。郭绍虞在燕京大学任教大一语文期间,对大一语文教材的编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39年,独立编选一套教材,就如何把握教材的难易程度,如何处理好思想与技能、文言与白话、语言与文字、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郭绍虞分析了现实情况,认为大一语文教材的编选有几方面的困难。就选材难易程度看,标准稍高,学生看不懂,“句荆字棘,又无适当的工具书可供检查”,恐“望文生叹,束书不观”;⑤ 标准稍低,学生因其太易,难免轻视,使此课等于虚设。就选材内容看,若重在名作,则有相当一部分在中学已教过;若避熟就生,则中学所学是一流文章,大学反是二流,亦成问题。就应用而言,问题更大。因为教育目标定在训练运用语言文字的技巧,而技巧的训练又不可脱离思想的训练,这就有如何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再者,“语言文字的训练,与文学之训练在大学国文教学中又是同样的重要”,⑥但由于二者性质不同,编教材难免顾此失彼。此外,“五四”以后,文言与白话,孰重孰轻,争论不休,如何处理,亦费斟酌。如此等等,想在同一本教材中处理好各种关系,解决一系列问题,确实非常困难。

    鉴于以上情况,郭绍虞经过仔细的研究,确定了全新的编选思路。他把教材分编为两本,一本为《近代文编》,一本为《学文示例》。《近代文编》以思想训练为主,技巧训练为辅;《学文示例》则以技巧为主,思想训练为辅。《近代文编》重在语言文字的训练,《学文示例》重在文学的训练。在应用方面,《学文示例》与作文有关,自不待言,而《近代文编》以文体分类,也是为学习作文提供帮助,即读什么文体就写什么文体,便于学生揣摩练习。两本教材,各有侧重,互相补充,为实现目标提供了便利。

    教材分编为两本,是一项新尝试,其首创性主要体现在《学文示例》的编选上。郭绍虞说明:《学文示例》“所示人者是修辞之删改或润饰之例,行文之因袭或变化之例。因此,即视为作文法一类的书也未尝不可”。⑦在这以前,作文法方面的书虽然不少,但很少佳作。只有夏丏尊与叶圣陶合著的(文心),利用故事的穿插,深入浅出地把抽象的问题作具体解说,有条理有系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佳作。但这是专为中学生写的,并不适合大学生用。郭绍虞认为,对大学生讲作文法非常之难。因为“作文法的精微之处,又不易以言辞说明”,⑧况且“智识的获得原与技能的训练不一定有很深的关系”。⑨因而他设想出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即以作文的实例示人,“使人自生领悟”,⑩这的确不失为切实有效的好办法。

    在(学文示例》中,为学生作文练习的实际需要,选取众多实例,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示作文的方法。示例共分十一项:1、摘谬示例。系原作不佳,举其谬误而加以批评。为评作之例。2、修正示例。原作有疵,或删、或增、或另作,为改作之例。3、模拟示例。4、脱胎示例。与模拟相类,但模拟是形神俱同,脱胎则形同神异,仅沿袭其格。为仿作之例。5、比较示例。同一题材同一意思但表现手法不同,为别作之例。6、翻译示例。译文与古文原作相比,为译作之例。7、补充示例。原作未尽,续有发挥,形神俱同,为续作之例。8、立异示例。分异义驳难二目,均为辨作之例。9、借袭示例。分融化集句二目,剪裁改写,为袭作之例。10、点窜示例。利用旧作,加以改造,寓创于袭,为易作之例。11、变化示例。创多而袭少,勉强可谓创作之例。总观这11项示例,可以看出编者对作文能力的结构有深刻的独到的见解。各种类型的实例,能给学生如何写出好文章以多方面的启迪,从而影响他们的写作练习。这正如郭绍虞所希望的,“如能于此十一项中,反复推导,心知其意,或者真能如昔人所谓‘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⑾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此后,在文言与白话的问题上争论很多。郭绍虞从训练发表思想的技能这一目标出发,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其用,因而主张大学语文教材应文白兼重。他说:“文言白话之争,至今未泯,实则由文艺言之,白话文自占优势,由应用言之,文言文犹有其需要。故私人述作可用白话,公犊往来犹用文言,且即就私人述作而言,商量旧学不妨文言,涵养新知宜用白话。凡此因人制宜,因事制宜之处,足征文言肄习,难避废置”⑿ 可见,郭绍虞主张学习文言,主张在教材中文言白话并重,完全是从社会需要来考虑的。这与复古派企图通过古代经文向青少年灌输陈腐的封建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郭绍虞所以主张学习文言,不仅仅是现实社会中应用的需要,还因为学习文言有助于学习白话。他认为,文言白话各有优劣,文体语体互有影响。他说:“历史上文字型的文学每受语言的影响,而语言型的文学也常受文字的牵掣;我们再看到各种文体之演变,为辞赋之由律赋而进为文赋,语录之由散行而成为骄俪;便可知语言之与文字,有其专有的特性,同时也有其共有的特性。”⒀ 他以为,既然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以语言为中心的语体文,不必非要排除文言。他指出,文言中无论是骈文(文字型)或古文(文字化的语言型)对于语体文都同样有帮助。而最大的帮助,则在音节方面。他认为骈文易于断句,已不必说。即使古文也是利用文字的特点,“以使辞句之组织,不必用标点而读下去时自能得其句逗。”而这一特点是最有关系,最不可抹煞的。“历来文章之修辞以此为标准;中国语文法的规律也有一部分以此为标准。”他认为,学习文言如能注意这一问题,不但“不致中文言文之毒”,⒁ 而且读古书容易理解其意义,作白话也不至于有别扭的句子。他还指出,文言中的词汇也有在白话中运用的可能,可以丰富白话的词汇量;学习文言,还可以矫正白话的过度欧化。

    郭绍虞充分肯定学习文言的意义,但同时又指出:“我们却不是提倡文言”。⒂ 他认为,文言有它的缺点。由于文言不用标点,不分段分行写,所以在通篇的结构上,“又自有比较固定的方法,遂也不易容纳复杂的思想”。⒃ 为了打破表达上的束缚思想的格式,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所以需要用白话。因而他主张分别不同情况,或取文言,或用白话,扬其长而避其短。他指出“我以为施于平民教育,则以纯粹口语为宜;用于大学的国文教学,则不妨参用文言文的长处;若是纯文艺的作品,那么即使稍偏欧化也未为不可。”⒄ 郭绍虞对于学习文言的意义以及文言在表情达意方面的局限性的认识非常深刻,对不同层次的教育中如何取舍文言的主张也是言之成理,符合实际的。

    可见,之所以把文言文收进语文教材,其根本目的在于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运用的训练,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正因为如此,选什么样的文言文进教材,郭绍虞是有一番认真考虑的。他认为,桐城派以前的文章,“干枯贫瘠,难有创格”,而“这正是旧文艺的致命伤”。⒅ 从这一点考虑,他认为不如近人的文章,“议论则反复阐陈、叙记亦描写淋漓,反有生命,反有大气磅礴之象。”⒆ 因而,从注重训练出发,就不需要收录唐宋八大家、先秦诸子的文章。《近代文编》的收文原则非常明确:“本编既重应用,自以不背现代生活为原则,爰以戊戌变政为中心,辑录同、光以来有关灌输思想讨论学术或研究生活之作,伴于讲习之余,兼收指导人生之效。”⒇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材有蒙学教材、经学教材、文选教材三大类。文选教材自梁代《昭明文选》始,历经1400多年而长盛不衰。文选教材的共同特点是选用有定评的名篇。现代大学语文教材中文言课文的选录标准亦继承了这一传统。而郭绍虞《近代文编》的文言部分不收先秦诸子、唐宋八大家,只取桐城以下,这是独具特色的。其用心所在,很值得我们注意。

三、关于教学方法

    郭绍虞认为,在明确了大学语文教育的目标并有了合适的教材后,教学方法是不可不考虑的。他指出,旧时的语文教学,教师只是逐句讲解,学生只是熟读精诵。逐句讲解只适用于中小学,熟读精诵的方法“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玄之又玄,使人无可入手之处,故实行为难”,(21)这些方法都不适于现代大学的语文教育。因此,必须寻找适合大学语文教育的新方法。他对教学方法作了多方面的探索,而其中一个突出的贡献是,找到了指导学生作文的好方法,即学生作业的整理。

    如何使学生写出好文章,这实在是一个难题。自古以来,即便是文章大家,作文也难免有缺点。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刘勰在《文心雕龙·指瑕篇》中写:“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细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文章之病,名家犹有.学生自然难免。郭绍虞因此认为:“作文非难,去病实为难。”(22)

    如何去病?郭绍虞说:“此类问题,除使人自悟外,实在也没有什么办法。”(23)然而,他并未知难而退,而是决心在旧的、普通的方法之外,找出一些新的、特殊的方法。古人学习作文有一些这样的例子:“看到昔人锤炼之迹,于是便悟去病之方。”(24)郭绍虞受此启发,以为作文无法,去病便是法。为指导学生给自己的文章去病,他就尝试整理学生作业,“于作文摘谬实例中设法减除行文易犯的病累。”(25)

    平常,教师辛辛苦苦批改作文,学生也不一定认真地领会教师改笔的用心。于是,教师批改的工夫往往由于学生的不重视而付之东流。郭绍虞收集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已经批改过的作文,将原作与改笔分别用蓝红两种墨水记录在卡片上,先行分类,再加整理,然后作为学生作文的参考。有了这些经过归类整理的学生作文谬误的实例,再加上如何修正的具体指示,学生就可借此领悟应如何去病。这样的设计,是从修正谬误的实例中学习去病之法,比之空洞的作文道理,更容易让人接受,给人的印象也更深刻。这就为如何指导学生作文找到了一条新路。这一努力,使“作文法不成为空谈而近于科学”。(26)郭绍虞对之很有信心。他认为这一方法“对于国文教学法当能有较满意的贡献”。(27)他的探索,对当前大学语文教育中的写作教学、大学中文系写作课的教学以及中学的写作教学,仍不无参考价值。

    郭绍虞认为,大学语文教育的方法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心理需要。他指出,要保证大学语文教育的质量,“便不得不注意学生的兴趣问题、需要问题”。如果不加注意,“则一年复一年,也许因为减少学生之兴趣,也许因为不合学生的需要,而教者谆谆,听者藐藐,或将使国文程度之低落,成为逐渐显著的现象”。(28)教材分编两本,以便从两条渠道与作文训练挂钩,以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表达能力,就充分体现了对学生的兴趣和需要的考虑。而实施学生作业的整理,更体现了对学生兴趣和需要的关注。这一方法,使学生对如何作文的认识具体化、形象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这势必会引起学生对作文的兴趣,同时也满足了他们提高作文能力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心理需要。

    郭绍虞认为,大学语文教育方法应不同于旧时。旧时精选古文,让人熟读成诵,求几十篇古文琅琅上口。这种教法已不能适应现实的语文教育。因为现实要求对学生进行思想的训练.要求学生有广阔的知识面。因而教材不能只求精选约选,而应有一定的量,以扩大阅读面。学生的学习不能只求少量名作的熟读精诵,而应着眼于多看好文章。因而,他主张“多读不如多看”,“选短文不如选长文”,(29)他又认为,学好语文的关键在于学生自己的阅读和积累,教师只能起引路的作用。教师的讲授无法代替学生的语文实践。过于看重教师的讲授而忽视学生的学习,不可能实现语文教育的高质量。因而,他主张“多讲授不如多参考”。(30)

    语文教育应重在启发,这是郭绍虞非常强调的。他指出,教师的教学“首先要启发学生的思考力,才容易见成效”。学生学习贵在“悟”。“记忆帮助学,悟性能帮助思”。悟性“总之比死背硬记的要胜一筹”。(31)他提倡“学而能思”的活读书,反对“学而不思”的死读书。他认为要避免死读书,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是重在“问”。所谓问有两种:一种是结合学习的问,即学习中遇到不了解,不清楚的间题,一定要问得清清楚楚。另一种是结合思考而成为“学”和“思”联系起来的“问”,也即在思考中发现问题,又通过学习中的不断思考来解决问题。第二是关于学习的“方法”问题。他认为学生听课记笔记,不仅要记教师所讲的内容,同时还应注意教师所讲的方法。要看教师是通过哪些步骤得出这样的结论,怎样组织这些材料,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听课之后,还需再看原材料,查参考书。这样做,一方面巩固了记忆,而一另方面也掌握了真的活的知识。以这样的方法听课、读书,就把“学”与“思”联系起来了,这有助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注:

    ①-(31) 蒋凡、郭信和:《郭绍虞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8、28、28、14、14、15、18、19、13、19、19、20、33、33、34、34、34、17、17、20、28、29、27、29、30、30、30、13、28、28、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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