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首页2003>>独家报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发展论坛>>台港学者论文集萃>>正文http://news.jschina.com.cn2004-10-317:13:20
文学传播学科发展与成立之意涵
须文蔚（国立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副教授）
壹、前言
近年来文学研究受文化研究、传播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之发展，逐渐关心「文学传播」这项重要议题；另一方面，台湾的大学教育体系中，文学科系也为了增强学生的第二专长，纷纷设立了文学传播的相关课程，甚至有大学将中文系更名为「文化产业学系」或是「应用中文系」等，希望以更为科际整合的方式，促进文学系所学生的竞争力。
「文学传播」这个看似新鲜的议题，如从传播史的角度观察，各国传播学科建立的历程中，文学与传播学本来就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只不过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科的分立与分工使得两者分道扬镳，传播学偏向整合社会科学知识与方法，而文学研究越来越脱离实用与语文识读层面，走向纯文学与美学的研究发展。
本文试图透过历史的角度，先回顾传播学与文学的血缘关系，观察文学传播最早的面貌。接着分从传播学与文学研究的角度，解析传播学回复人文传统，建构核心理论的企图与尝试，以及文学研究引入传播观点的各种新取向，论述文学传播学科成立之意涵。最后，本研究建议在文学传播学科开展上，应当避免过于实务而忽略理论的缺点，进而以学程制建构具有系统性的课程结构。
贰、传播学与文学的血缘关系
传播学教育始于语艺学(speechcommunication)传统的演说系与新闻学，两者都与文学和语文的关系十分紧密。所谓新闻学实际意思是新闻事业（journalism），新闻系则是「新闻事业系」，是为单一行业（报纸、杂志）而服务的学系，1950后大众传播媒体普及，社会科学家参与大众传播研究，使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合流，也让文学与传播的关系显得较为疏远。以下从中国、美国与日本的传播学开展历史论述，可以发现传播学与文学的血缘关系，进而发现「文学传播」在创生时期的面貌。
一、中国传播教育在文学系院中萌芽的历程
传播教育在中国伊始于大学的文学科系中，可谓相当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北京大学开设之新闻学课程，厦门大学的报学科，或是复旦大学早期在中国语文系设立的「新闻学讲座」，都可证明传播与文学紧密的血缘关系。
1917年北京大学开风气之先，聘请留美研习新闻学的徐宝璜教授为文科各系学生开《新闻学》选修课，介绍欧美新闻概况和新闻学理论，在中国的大学中开设了第一门新闻学课程（戈公振，1976：348-349）。1918年春，学生罗章龙、谭鸣谦把成立新闻社团的愿望向向校方提出，受到时任校长的蔡元培支持，于同年1918年10月4日，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为宗旨，并以新闻的范围、采集、编辑、选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为研究内容（蔡元培，1918）。
1920年代中国兴办新闻科系的风潮兴起，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20年在文科内创办报学系，附于普通文科，毕业生授予文科学士学位（彭家发，1992：13）。同年，厦门大学成立，全校八个科系中，也设有报学科，但受限于师资，课程语文科相同（戈公振，1976：349-350）。1925年秋，复旦大学实行改部为科，中国语言文学系正式产生，设系时除了「整理研究中国文学，满足青年学生学习文学之需求」等宗旨，也顾及学生进入传播工作之需求，设有「新闻学讲座」，并于1926年扩大为「新闻学组」。及至1929年，系科改组，文学院成立，原文科外国文学系、史学系、中国文学科的中国文学系、社会学科的社会学系，组成复旦大学文学院，并增设新闻系、教育系（李瞻，1988：1010；复旦大学中文系，2004）。
传播教育与文学系所关系的疏离，要以燕京大学以及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即目前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前身）开设新闻课程肇端。1924年由美国新闻界发起在燕京大学成立了新闻系，仿照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制度开设课程，设有新闻学原理、编辑、采访、写作、管理、印刷、照相等，主要以训练新闻编采人员为目标（赵敏恒，1932：148；李瞻，1988：1009-1010）。同样沿袭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精神的新闻学课程与系所，则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中央政校先于1934年于外交系开设「新闻学概论」，旋于次年成立新闻系，由程天放担任主任，但实际课程规划系由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成返国的马星野负责（李瞻，1988：1010）。
二、美国传播教育在文学系院中萌芽的历程
诚如Delia(1987)对传播研究历史的分析所显示，传播学从未仰赖单一的知识来源，也从未统一过。过去在论述传播研究的起源时，台湾的著作多引用Schramm(1963)的「十字路口」说，力主传播理论的起源是由Lazarsfeld、Lasswell、Hovland与Lewin四位始祖所奠基（徐佳士，1987：8-11；李金铨，1990，10-13）。但是近来语艺学传统的学者，把传播学术在美洲的建制上溯到公元1636年哈佛大学设立时已有语艺传播的课程（Friedrich&Boileau,1990:3-4)。Peters(1993)更以系谱学的观点，重行检视传播学发展的轨迹，在以Lazarsfeld等人为代表的效果研究、实证的社会研究典范外，强调还有以Hall为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典范，以及Carey承继杜威的文化研究、社会哲学传统。上述林林总总的说法，显然都在挑战「传播学」的知识渊源不仅只有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科目，更与语艺学、文学、文化研究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实际考察近代美国大学的发展历程，配合新闻事业发展而设立大学课程的例子，始于1873年堪萨斯州立大学，设立有印刷课程。1876年康乃尔大学开设新闻学讲座。1878年密苏里大学在英文系内开立「新闻事业史」课程（李瞻，1988：784）。最初教授新闻的老师多半是从英语专业出身，自己探索着将新闻与历史、伦理和法律结合。他们实际上是想在人文的基础上建立这个新兴的学科，并证明新闻是一种专业（Carey,2002）。
新闻教育正式立科大约在一九○○年代开始，若干学校开设了零星的新闻科目，第一个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在一九○八年成立，其后一九一二年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创立，开展出新闻与传播教育设立系所的风潮，但仍是由资深记者或是英文系教师担任教师，一直到二次大战后才改变。新闻传播教育的博士学位应该是伊利诺大学在一九五四年设立第一个博士开始，到一九五○年代末期，受过学术训练的教师，即研究取向的教师开始进入传播科系，相对的，原来教采写的实务界人士就逐渐减少（王石番、陈世敏、须文蔚，1996：110)。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Carey(2002)就指出：新闻教育在大学里本来就不是完全出于学术目的。从英语文学中分支出来后新闻学被迫在学术环境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所以自然而然地在伦理、历史和法律等学科中寻找传授这么一项世俗化技能的理由。人文学科和法律很难容忍这样一门低等学科与有着悠久职业历史和职业荣耀的自己相提并论。但是在1940年底，伴随着战争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使新闻教育在大学里的地位得到巩固。
换言之，加速传播与文学的渐行渐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关系密切，因为第二次大战促使若干的研究工作与教育发展必须配合国家发展，宣伟伯等著名传播学者都到美国国防部帮助政府做信息方面的研究，发现必须训练信息处理、政府与民意、宣传的人才，因而培育人才的任务移至大学，这也就是在一九五四年宣伟伯在伊利诺创立第一个新闻传播博士班的独特背景（王石番、陈世敏、须文蔚，1996：110）。从此之后，新闻传播究竟是一种脱胎于写作训练需求的专业教育？还是像文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是一种学术？这问题一直都还在现在的美国大学教育中争辩着。
三、日本传播教育在文学系院中萌芽的历程
日本的大学新闻学讲座，可以追溯到1929年设于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文学部（即「院」）的「新闻研究室」。此一讲座由校外热心人士捐助，并在曾任该大学小野秀雄努力奔波以及文学院对「新闻学教育有一定认识」的个别教授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开办的（卓南生，1996）。小野秀雄是留德学者，专攻新闻学及出版。其处女作「日本新闻发达史」在1992年他回国之后出版。这本书将报纸历史和大众文化、社会及大众的生活做一比较研究。小野将报业历史和文化发展联结研究，影响了日后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新闻学术建立的轨迹（Youichi,1993）。
当时，新闻研究室被赋予的使命，是指导有志于报业学术研究及从事有关行业的学生。因此，在大学的组织结构上，它虽附属于文学院，但「鉴于报业的特殊性」，它实际上是一个与法、文、经三个学院都有密切关系的「特殊组织」。当时，新闻研究室的成员是由上述三个学院各派一名指导教授，再加上一名辅导员及三名研究员所组成。与此同时，新闻研究室也在法、文、经三学院中招收研究生，展开教育活动。这就是战后发展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新闻研究室成立时的雏形。
1932年，同样是在小野秀雄的积极参与下，上智大学专门学部新闻科（即「系」）及明治大学高等部新闻科（一年课程）先后开课。上智大学可以说是日本第一所创办完整的正规新闻学系课程的大学。也造就出东京帝大新闻研究室是以培养研究人员的重点，上智大学新闻学科却是以培养新闻记者为目的，但两者的共同特征是以德国新闻学派为主流（卓南生，1996）。也让日本的传播学术发展，没有一股脑地趋向美式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从日本战后传播研究的发展上，有源自美国学派的效果研究外，另外还有环境学派、马克斯学派和情报社会学派等，反映出来自欧陆的人文与社会学思考的影响（Youichi,1990）。
叁、「文学」与「传播」从分到合
学术界与实务界声息相通的结果，让传播教学与研究在过去一直存在着发展上的障碍。资深的新闻教育学者Chaffee就认为，无论是新闻专业人员或是新闻教育的主要赞助者（报纸的发行人），都不知道、关心传播的学院本质，而仅咄咄逼人地要求教育界对学生施予技术训练，好让学生在一毕业后就能够立即受雇，并且能够直接投身新闻的初级工作(Rogers&Chaffee,1993:128)。长此以往的发展，让传播学距离大学通识教育与全人教育的目标渐行渐远，让传播研究者与教学之间产生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刘骏州，1996)，更让其它学门误以为传播学是以训练实务工作为目标的领域。本研究首先从传播学术界的角度进行省思，介绍传播学在建立核心理论时，不断扩大学术领域范畴的努力，也因此重新回复与亲近人文学术的特质。另一方面，本研究也介绍文学研究从传播理论借火的现象，开展出文学传播学科成立的可能范畴。
一、来自传播学术界的省思：传播学的人文学术特质
传播学术的发展和传播知识的特性有先天上的关连，传播学具有浓厚的知识应用(knowledgeutilization)的特性，不同于其它基础学科，是一门解决实际问题的的实用学科。举凡科技移转、信息传播与应用、研究应用、创新传布(innovationdiffusion)、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knowledge)、组织改革、政策研究、人际传播及大众传播，都具有知识应用的特质(Backer,1991)。传播学的知识应用特质，就在于扩大传播相关知识适用范围，让学生具有使用和综合知识的能力，更能解决问题与掌握环境（钟蔚文臧国仁，1995：4-2-5）。
传播学和其它基础学门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研究对像是人类行为中的单一特征，必须跨越学门对此一领域进行研究，因此可称为变项领域(variablefields)，与社会学、心理学或人类学等层次领域(levelfields)不同，并不以广泛地钻研某种人类行为为对象(Paisley,1984)。此一描述与传播学术的传统发展非常契合，传播学固然从一开始就是由不同领域学者在「传播的十字路口」逗留下的产物，其后的发展也朝向不断与其它学门整合的趋势。
传播学固然是从其它学科「接枝」而来，但是并不意味着传播学者只是不断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本文也并非要讨论那几个领域或学门的知识对于传播学最有滋养的功效。本文关切的是，传播学发展迄今是否已经发展出一些概念，能够与其它领域互通声气？是否已经确立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因之，本节在描述传播学术近年来的扩张与发展之前，仍必须就界定与确立传播学的核心观念加以演绎。
因应传播学门「学术正当性危机」的责难，在传播学门中强调学门认同，建立核心思想，建构更多独特的理论，摆脱过度依赖其它学门的理论的窘境，并且强化与其它学门在知识上的连结与对话，隐然成为传播学门中的重要课题，也被视为消除传播理论危机的重要途径(李金铨，1990：17；Shoemaker,1993:146-147;Rosengren,1993)。
传播学的核心观念就是意义的共享，所有的研究焦点都应当放在人类讯息的交换上(Rogers&Chaffee,1993:126)。传播行为既然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样态，传播研究课题便应当包括个人发展、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组织、制度、甚至包含整个文化结构(Craig,1989:2;Friedrich&Boileau,1990:8;Rogers&Chaffee,1993:129)，这即是传播学的领域。透过如是开阔的定义方式，传播科学应当被视为一种整合性的实践学科(practicaldiscipline)，研究者在此一学门中，无论是采取批判、诠释或是经验式的研究，只要与传播核心的哲学概念契合，就都会相互牵引。
（一）、核心传播理论
Littlejohn(1992)提出发展「核心传播理论」(corecommunicationtheory)的观点，希望藉此帮助我们了解整体传播现象，使传播理论能够超越综合其它领域的理论观点，不至于因为个别传播理论的片片断断，而发生见树不见林的状况。核心传播理论的要素为：（1）讯息的发展；（2）强调意义的产生与诠释；（3）讨论讯息结构，亦即研究文本（语言、文字与非语文的文本）；（4）传播者的互动动态，就是以论域为中心，讨论传播者参与和产制论域意义；（5）机构和社会的动态发展，谈社会中权力与资源的配置。
当然没有单一理论能够囊括核心理论的五要素，不过核心理论的观念可以聚集研究的焦点，藉由其它领域的理论刺激，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理论、甚或中型理论，不再是借用其它领域的理论。
（二）、传播学转向人文及其它学科的扩张整合
十五年前，Weaver&Gary(1980)就曾经建议，新闻学与大众传播研究可以朝下列方向发展与加强：社会知识气候对新闻意理、新闻记者态度及新闻呈现之影响、新科技对于记者及一般民众之影响、媒介批评、媒介经济学、发展信息新来源及新通路、新闻学之新历史取向及法律研究。在八○年代到九○年代的传播学门发展上，除了部分朝核心整合的努力外，多半的发展仍然是透过不断向外扩张与整合(Swanson,1993:169)，不过随着传播知识系谱的多元，而使得传播学门的开疆辟地工作更显得复杂与多变，已经远远超出Weaver&Gary所思考与预期的方向了。
以传播效果的主流典范为例，就依然不断向其它学门借火。就效果这个概念，McLeod,Kosicki,&Pan,(1991)等人就以扩张定义的方式解释效果研究的发展历程，他们认为在效果的形式上，分析单位不再以个人为限，强调态度与强化既存立场；一些研究不再只处理一个单独的讯息，进而处理渐增的讯息（如涵化理论）；除了注重短期效果外，也有人重视长期的效果研究。在效果内容范围上，从态度效果、学习理论、认知结构论（如议题设定）、认知社会真实论与行为效果论，皆应当纳入效果论的领土中。
效果研究除了不断地向社会、政治、心理学等领域扩张外，更深化出许多新的观察角度。例如以认知--新联合取向(congnitive-neoassociationistic)解释而形成的「预示效果」(primingeffect)论，就对媒介暴力内容效果有限的说词有所修正，而加强了传播影响力的证据(Jo&Berkowitz,1994)1；情感研究(affect)则把传播研究除了解释认知机制以外，也走进下意识的、自动化的处理、和情感的面相上（徐美苓，1995）2。
1 预示理论的基础在于主张，记忆是一个网络的集合，每一个网络包含了代表思想、感觉的单位与结(nodes)，透过联合的通路加以连结。这些联合的连结由接近性、近似性与语意性的关系加以决定。社会心理学家Fiske&Taylor对「预示效果」之定义为：先前情境对新信息解释与追忆时的效果。在社会心理学的倡导下，预示效果渐渐发展出具体理论，以说明先前信息进入记忆网络之后，在新信息进入时，如何预示与扩散活性化到其它语意相关的思想中。
预示理论分析在传播研究之应用可以二方面为例：一、侵略相关意念之预示作用，相关研究指出，看战争影片获听暴力内容的录音带，会产生有侵略性的倾向，或对他人的评价亦复如此。二、收音机、电视游戏和运动节目的预示效果，研究发现三者与侵略性评价或行为有关连性。
2 感动(affect)相关的因素，包括了：好恶（preference）、评价（evaluations)、心境(moods)、情绪（emotions)、激情(intense)、激起（arousal)与感觉(feelings)等。通常研究者会把研究的重心放置在不同感动的方向上，即愉悦的（如快乐、满足等）感动，以及不愉悦的（如沮丧、寂寞、愤怒等）感动上。藉以分析，何种感动的因素或是哪一种方向的感动，对于认知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情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一）厘清不同媒介形式的特性，如电视何以较报纸吸引人？报纸的阅听人在情感上的取向与需求为何？（二）找出新闻制作（写作模式、图片、新闻顺序）「符合」阅听人基模的感情因素。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是，传播学与信息科学有日趋一致，领域重叠之处颇广(Beniger,1993:18)。传播学与信息学这两个新兴的学科相同之处，都关心符号的使用（制码与译码）与讯息搜集、整理、储存、检索、报导服务和分析研究。而若干传播学者正开始关心信息处理过程与媒介效果间的关系(Gans,1993)3。
除了传统的领域结合外，试图从经济学角度切入的研究观点，虽然尚未立足于传播研究的核心地位，但是无论是在媒介产业研究或是传播政策研究上，媒介表现的经济分析途径，已经渐渐受到重视(Gomery,1993)。媒介产业的经济分析，有助于经营者厘清市场竞争状况，找出潜在的竞争者，划分媒介市场范围，厘析所有权结构以及大公司控制的影响(Gomery,1989)。而在公共政策上甚或法规制订上，尤其在经济管制的相关议题如电讯\有线电视市场自由化、媒体所有权管制、费率管制、租税等问题上，媒介经济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资料，更使得传播学者对政策的建言受到重视(McQuail,1992;Noam,1993;Lacy,1993)。
传播与人文学科的相互影响，使传播这一个原本就具有跨学科性质的领域更形丰富。人文学风潮下，传播学门结合哲学、社会理论、文化研究、文艺批评理论等理论，已经形成一个广阔的对话空间，甚至影响到社会科学研究(Craig,1993)。新的论述不断推陈出新，法兰克福学派以降，英国批判文化研究、政经学派、符号学、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历史主义、市民主义等等相互连结与挑战，使整个传播与人文学整合的领域，让人眼花撩乱。
二、来自文学学术界的省思：文学研究的传播转向
面对五光十色的电子媒体，平面文学媒体可谓节节败退，传播学者索性将电视比拟为「游唱诗人」，因为两者都占据着文化中心的地位，而且抽象精致的文学符码，并不适合由电视传递，自此，文化传递仰赖口语的、非文学的传播形式，（Fiske&Hartley,（三）专家基模与情感互动的关系上，结合了先前知识与当下的心理状态，更能完整描述信息处理策略。3
勉强区分两者的差别可归纳如下，传播的核心观念在于「意义的分享」（讯息与行为、行动），传播的目的在于：告知、感动、产生形象、劝服等目的。信息科学则重视信息构成、特性、分布和社会信息交流过程的规律（讯息的构成与构造）。1978）。当阅读不再是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严肃文学自然奄奄一息，Kernan(1990：8)喊出「文学死亡」，颇能反映文学界普遍的心声。
电子媒体加速文学的式微，是传播媒体革命带来的一项副作用，整体传播文化的商品化，更从文学圈的内部侵蚀文学的根基。庄丽莉（1995）特别指出，随者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台湾社会的深化，文学商品化现象确实有愈来愈盛行的趋向。七○年代时商品化现象仅发生在文学翻译领域中，到了八○年代创作领域开始受到侵害，依循出版企划目标，文学集体创作有增加的趋势，作者连创作意念的表达亦显得支离破碎。九○年代之后，商品化的情形更加普遍流行，已经伤害传统艺术创作理念。
如何振兴文学环境？单从针砭大众文化、文学商品化、奖励创作、创立经纪制度、文学作品数字化等层面入手，都只能提出「治标」的药方，如果能从整个文学传播的过程考察，亦即观察传播者（作者）、传播媒体（副刊、同仁刊物、通路、书店等）、传播内容（作品）、阅听人（读者）与效果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依赖的关系，应当更能掌握文学发展的方向。因此，在文学院中也掀起了一股「文学传播」的研究与教学风潮，台湾文学传播的论述不断推陈出新（陈铭磻，1987；何金兰，1989；向阳，1992;林淇瀁，1993;孟樊，1995；林淇瀁，1995；庄丽莉，1995；须文蔚，1996；焦桐，1998；须文蔚，2000）。
（一）透过文学传播重新省思文学的意涵
文学的定义，以及文学经典的定义，过去如果未经文学社会学或文学传播的角度思考，其实经常忽略了一个系列重要的问题：「文学研究反映谁的价值？典律由谁界定？」因为在文学史、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交互运作下，所谓文学作品都成为一种「自然存在」的存在，甚至颇有一种自明之理的感觉。
随着批判主义对典律论的批判，认定文学典律是一种体制化的过程，假借一种准客观形式，其实是伪事实（pseudo-fact）。加以分支自英国文学系所的文化研究者的构连（articulated）论述，认为典律是由批评界价值为核心，与社会体系、信念、社会利益与结构相互建构而成（Milner,1996）。当代文学研究，越来越不能忽略文学传播的重要性。柯庆明（2004：12）就指出：一个「文本」是否被当作「文学」来对待，并不完全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想法。是不是像当今艺术哲学上的TheInstitutionaryTheory所主张的，反而是文化机制；在文学的场合，就是由「文学」的「传播机制」来决定的。事实上，文学作品以及典律的认定不仅受到文学的传播机制的影响，如果以传播历程观察，应当也会受到文学作者、文学媒介、内容型态以及读者等传播因素的影响（蔡诗萍，1995）。
1.文学作者与传播
早在20世纪中叶，欧洲实证社会学影响下，文学社会学者就开始主张，将作家当作某种职业的人来研究，将文学作品当作交流方式来研究，将读者当作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来研究（Escarpit,1958）。五○年代以法国波尔多大学为发源地兴起的波尔多学派文学社会学，最为著名，其特色是以实证社会学方法，如：社会调查、统计技术等方法来研究文学现象。波尔多学派的学者另一项特色，是透过书籍的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中的文学现象(何金兰，1989:51-72)，可谓跨足于文学、社会学与传播学的一个学派。
在实证社会学影响下的传播者研究，可谓成果斐然。Silbermann（1981）就主张，研究文学社会学首先遇到的就是作家研究，无论「严肃文学」，还是「消遣文学」的作家，其社会地位、社会－文化地位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都引发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因此无论是作家的社会出身、省籍、职业、居住地点、社会化过程、组成社群、经纪人制度与社会阶层等议题，都有学者钻研之（Antal,1948;Cowley,1954;Harris,1966;Griff,1968;Nash,1970；须文蔚、刘家齐，1997；陈明莉，2000）。
虽然上述课题研究，对文学传播之理论建构不无启迪和裨益，但仅能算是接触到传播者在文学传播系统中从事文学活动的皮相，尚未触及组织、结构、与功能等层面的问题。波尔多学派的研究不但分析作家的人口统计变项特质，更从「世代」与「班底」等角度，发现同一年龄层的作家，以及同一文学集团的作家，相互提携，进而产生压抑新生代作家的现象，充分展现出社会权力结构之影响力（Escarpit,1958\叶淑燕译，1990：40-48）。另一方面，德国文学社会学家Silbermann（1981）进一步强调，作家研究必须注重技术层面与组织层面的影响。也就是必须考虑新传播工具、大众媒体变革等技术层面的变化，所对作家产生的影响；以及消费社会、传播通路、文学社群乃至国家补助政策等组织成分，也会对作家职业产生存续与否之影响。
至八○年以降，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渐渐融为一炉，从社会阶级、族群文化与品味等角度，观察文化活动之研究不断推陈出新（Milner,1996;Williams,1997）。特别就文学、音乐等艺术品消费市场的研究上，发现了不同类型的艺术（如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不同出身的人可能就有不同的喜好，也就表示人们有着不同的品味与生活形态，而这种品味的不同蕴含着社会阶级的分化，与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有密切的关系（Bourdieu,1984；朱元鸿，1993；蔡雅纯，1995；瞿海源，1998）。事实上，此一经过详尽问卷调查所得的概念，应当可以运用在传播者研究上，透过实证资料，分析作家之生活形态、品味与社会阶层之关系。
2.文学媒体与传播
文学传播向来与媒体的关系紧密，解昆桦（2004）就指出，文学典范内部中冲突与融合的问题，如果能透过传播情境加以分析，就能剖析出文学社群如何透过媒体建构自身典范？不仅如此，各个文学媒体典范间的差异背后，往往涉及文学社群面对政治文艺审查制度、商业营利机制的规范与排挤，所选择不同因应之道，方才构成不同诗学典范意义。近年来，文学传播媒体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林耀德(1991；1993)与林淇瀁（1993）就企图建构「副刊学」研究，而其后陆续以文学媒体中文学奖、文学论战、文学作品选集、数字文学媒体等主题（焦桐，1998；杨美红，2001；巫维珍，2001；林积萍，2002；王镱容，2003；须文蔚，2003），相继出现的研究，均不断扩张了此一领域的研究。文学媒体一方面象征着某种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一方面又是文化价值的生产机器。林淇瀁（2001：77）就曾指出：副刊的微妙，在于它相对于当代西方报业，以全然不同的身姿存在于华文报业之中，彰显着东方传媒与西方传媒的殊异面相；又相对报业自身，它以透过报社外部作家提供文本，参与耕耘的「公共论坛」形式，有别于其它「新闻」版面的生产与表现。副刊的独特，来自于它既是大众传播的，同时又是文学的媒介。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上，它必须留意「大众」的消费需求；而在文学此一心智的创造中，它又属于一种精英趣味。
充分彰显出文学媒体与文学传播复杂的面相。
如深入文学媒介的守门行为分析4，McQuail(2000:276-277)就表示，守门行为未必适用描述所有传播情境，但是在文学传播中，文学经纪人、编辑或出版者在选择及出版作家及艺术家的作品，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举凡：书籍出版、杂志编辑、戏剧剧本挑选刊行上，无不可见守门行为产生一种「无声」的文学评论与价值判断。就文学媒体守门人的定义言，文学编辑工作绝非仅止于选稿与美工编辑，事实上是包括有：企划编辑(developmentaleditor)、文稿编辑(lineeditor)和文字编辑(copyeditor)等多重的角色与分工。事实上，一个卓越的编辑人，是可以掀起文学风潮的5。在台湾的文4守门人(gatekeeper)研究在1950年肇端，先驱研究者White以参与观察法，对新闻媒体电讯编辑进行个案研究，开启了「传播者」的系列研究。White的研究焦点为：一、编辑以何种标准来选择新闻；二、是否有决定性的、固定而快速的规则可循？三、守门行为是基于基于主观偏见、特定偏好或是新闻价值？经过White的提醒，研究者发现守门者确实对传播内容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5 美国资深的编辑人AlanD.Williams（1993:11）有个绝妙的譬喻，要厘清文学守门人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但却略过波金斯不提，这就好象撰写一部航空简史，却全然不提莱特兄弟一样荒谬。原因无他，波金斯曾经大胆地在费滋杰罗(F.ScottFitzgerald)廿四岁时，为他出版第一本小说集”ThisSideofParadise”，其后陆续挖掘与鼓励海明威(ErnestHemingway)、伍尔夫(ThomasWolfe)、罗林斯(Marjorie学传播环境中，在文学出版之外，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媒体非副刊莫属，相关研究也显示副刊编辑对文学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封德屏（1997：357）就曾进行过副刊主编的研究，发现副刊编辑工作不限于文稿编辑的工作，必须同时扮演社会活动家的角色，透过广泛的社会交往中，使副刊的内容更加多元以及多采多姿。在此研究中也同时证实，副刊主编的守门行为，会受到主编与文坛关系的影响，这些社会脉络的因素，会间接影响副刊内容与企画编辑的方向。文学的守门人研究至少有几个重要的分析层次：一为，单纯分析文学守门人职业角色与生涯；二为，文学媒体守门人的美学观念对于文学典律生成的影响；三为，将整个媒介环境视为一个分析的对象，探讨编辑与评论人工作上面对环境、社会与媒体压力的协调。
止于在数字媒体出现后，数字文学传播者研究过去多半集中在分析数字文学社群，由于电子布告栏具有可将多人或一对一于同时间点中聚集，进行对话与讨论之同步系统特质，因此确实与传统的文学副刊、图书出版甚至电影之媒体性质同中有异，可谓是一种介于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间的混合型媒体(Ogan,1993;Rafaeli,1988)。Snow(1997)就指出，BBS的各种「对话」功能，虽不一定达成有效的沟通，却可使双方各陈己见、畅所欲言，对文学传播而言，正好弥补了传统文学媒体单向沟通的弊病。在电子布告栏中，会形成一些依其兴趣相投所组成的社群(Ogan，1993)。特别在在台湾的校园内，电子布告栏形成一种次文化体系（宋如瑜与高大威，1997），文学社群的聚集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各大专院校、系所的电子布告栏上，均设立有各种文类的文学专版讨论区，提供作者发表新作品与讨论的新空间（须文蔚、刘家齐，1997）。一时之间，电子布告栏提供一个非主流文化者聚集的虚空间（黄彗樱，1997），荟萃出一个与传统文学班底组织型态、认同感与文学主张都大相径庭的新文学社群。
KinnanRawlings)与琼斯（JamesJones）等知名作家创作与出版。波金斯成为美国文学史典律推移的无名英雄，或许文学史未必会记录一位伟大的编辑，但从费滋杰罗写给伍尔夫的书信中赞誉道：「波金斯是我们共同的父亲。」可以想见一位真正的文学编辑人的工作绝不止在打字、校对、排版与美工之上，其收获也绝不仅止于书本的刊行与流通，而应当在文学乃至与美学风潮的牵引与变革。
纵然网络社群是一个纯文字构成的场域，和真实世界一样，权力与控制早已转换形式存在，各种媒体的守门行为也会在网络上出现。Howard(1997)就指出，网络社群中掌握权力者，有监控已发表言论之权力，认可何人拥有发言权之权力，甚至包括检查人们正在说什么的权力。同时，如是的权力可形塑与支持某社群，并且型塑与支持社群内民众的概念。近年来，亦有不少学者开始针对网络媒体守门人进行研究，也开始定义所谓网络媒体守门人（网络编辑），广义者可指所有从事网页更新与维护工作的人，包括个人网页、个人网站、公司团体网站，甚至程序撰写人员，因此举凡网站站长、BBS版主、个人新闻台台长等，均可视为网络媒体守门人；狭义则可缩小为网页的文字与图片处理人员，或模拟平面编辑的概念，指涉在网络媒体之中，从事文字与图片处理的编辑人员（陈万达，2001：282；吴嘉馨，2003）。然而，网络媒体守门人究竟能发挥何种效益或功能？源于Lyotard（1995:340-341）所称「社会计算机化」﹝computerizationofsociety﹞的后现代状况，可说已经全面实现。网络媒体组织因为大量使用信息技术传播，将发生去中心（decentralized）与非层级化的现象(Mills,1991;Baker,1992;Beyerlein&Johnson,1994;Camillus,1993;Goldman,etal.,1995;Ahuja&Carley,1998;Kelly,1998)。林淇瀁（1998）就特别指出，文学，尤其是传统的文学以大叙事者身分决定游戏规则的规则被【网际网络】打散、重组，并且移交到有参与到游戏中的玩家的手上。值此之际，到了网络时代之后，是不是还有守门人存在的必要性，实不无疑问。特别是在文学网站、电子布告栏、个人新闻台林立的状况下，似乎也很难完全将传统平面媒体的守门人角色套在数字文学守门人身上。
3.文学内容型态与传播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针对特殊的文学内容型态整合传播理论，进行研究，柯庆明（2004：12）就指出：添加简介、添加序跋、添加评点、添加导读、添加笺注，则这些「书写者」，已不仅于「接受」，其自身亦已是站在「发讯者」的位置从事后设书写了，它一样有其「讯息」、「语境」、「符码」与「受讯者」的考量与历程。因此当我们购买或阅览「文学」书刊之际，早已是「文学传播」的结果；同时我们的「接受」亦总是或显或隐的，包括了其它人的「接受」及其「再创造」。因此，近年来不少文学研究者开始重视诸如评点、文学批评、互文等特殊形式的传播内容上。评点堪称中国文学传播上，最为特殊的内容型态。古文的评点是在宋出现的，文章的评点有很实用的目的，就是应付科举之用，它的「教科书」性质十分明显。古文、经义教育兴盛的产物。它既得到道学家的热心支持，因为它有助于传播、光大古文之道，最终有助于光大儒家经人之道；又得到书商的支持（于立君、王安节，1998；孙琴安，1999）。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评点被运用于诗、文、八股文等多种文体，但真正发挥较大的传播影响力，当属运用于批评小说、传奇的内容展现与出版模式（林岗，1999；谭帆，2001；白岚玲，2002）。
近代的文学理论家，不断赋予文学评论(literarycriticism)高度的社会意涵，期望评论者具备匡正、提升社会大众的艺术品味的使命。Eliot(1937,24-25)就曾指出，批评的功用为「艺术作品的说明与品味的匡正」，甚至是「真正判断的共同追求」。换言之，文学经典的建构与文学评论的力量不可分割，两者可谓一体两面，没有文学评论的努力，就不会有经典的出现（杨美红，2002）。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当评论者处于传播体系之中，备受来自政治、文化产业、读者、出版业甚至公关业者的影响，如何达成其公众服务的责任？实不无疑问。在台湾八○年代中叶，来自学院的文学评论者龙应台（1985）曾高举「实用批评」的旗帜，用以对照及批判文学界过于学术化、主题挂帅、爱国主义、崇尚伦理道德、温柔敦厚，以致于缺乏客观、冷静与严格的文学评论。面对龙应台严厉的批评，长期从事文学评论的蔡源煌（1992：108-109）则认为，台湾的文学生产和消费相当寂寥，实不宜过度苛责文学评论，如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理解龙应台的质疑会发现，台湾文学不发达并非源于评论者自身的问题，实肇因于：一、好的作品不多，市场幅员过小，遑论文学评论；二、大众误解与窄化了文学评论的意涵排除了理论性的陈述或阐明；三、在文学评论学院化之后，学院、非学院或专业、非专业之间的诠释权争夺，口诛笔伐，占据了过多的评论空间；四、台湾的文学体制模糊，同时诠释社群根本不存在，缺乏对文学论述的权威鉴定。
无论是龙应台或蔡源煌的论述，乃至文学界对文学评论的原理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后，都将文学评论的专业伦理视为一种「不言自明」的价值观，或是一种透过文学理论讨论的「应然」规则。本研究企图从「实然面」，亦即文学传播的角度，将文学评论者置于传播的场域内，正视文学评论者在政治、文化产业、媒体与读者交互影响下，如何选择与删汰经典，如何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并且如何帮助大众先行阅读与挑选文学作品。
文学评论通常指的是，面对具体的文艺作品采取静态方法的研究（韦勒克、华伦＼王梦鸥、许国衡译，1973：59-87；李国华、吴晨，2002：8-10）。刘若愚（1981：1-3）则进一步将文学评论分为理论评论与实际评论，前者则包括了对文学的基本性质与功用，乃至于文学形式、类别、风格和技巧等层面的分析；后者指的是针对实际作品的评论。事实上，若将文学评论等同于「实际评论」，不但窄化了文学评论的范畴，同时也无异将文学评论限定在文学作品之后发生，毕竟文学评论应当包含文学理论、评注或文学课题之争论，而且理论性的陈述或阐明，对作家不无引导的作用，可能先于作品出现（蔡源煌，1992：108-109）。西方文学评论者的角色在十七世纪出现。最早出现的评论者是教会里的牧师，为了解释圣经教义给广大的民众了解，必须重新诠释经义。而演变到后来，拥有教育资本及文化资本的贵族，掌握谈论与与评品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力，他们聚会于沙龙，研读与诠释文学作品，进而为作家谋求赞助者，并影响当代的文学风格(Coser,1992:11-16)，进而有规范阅读者阅读方式之宏愿（Donoghue,1996:27-42）。当工业革命、科技进步与社会结构都市化以后，十八世纪的文学评论者藉由提升阅读与书写的技能促成其社会阶层的转变，文学成就成为他们进入上流阶层的「晋升阶」（王京平，1996：88-89）。
加以中产阶级兴起，文学期刊数量大增，印刷出版业扩张，阅读文学作品的渴求增加，文学评论者成为一种专业，但是多半是兼职的工作。文学评论者的阶级为都市中的中上层或中产阶级，其出生背景多来自于城市，父亲的职业多为牧师或专业人员（Kramer.1970:437-438）。
到了十九世纪阅读文学作品成了中产阶级空闲时的主要活动，加上大众传播事业兴起，文学评论者常藉报章杂志来发表意见（杨美红，2002:31）。批评家通常是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而且努力追求文学成就，这些成就带给他们被上层阶级认识和接受的机会，批评家成为一种职业，他们大半在报纸上或杂志上发表他们的文学评论与书评，影响人们阅读的品味与阅读习惯，于是中产阶级因为掌握了文化资本而纷纷晋身上层社会生活圈。这个时代的「评论家」不仅仅关心文学，他们经常跨越许多领域，就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加以论述，不少全知型的文化评论者与观察家，建构起一个文人传统（吴燕惠，2000:28）。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期，文学评论才演变成由学院里专门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进行评论，展现出文学评论专业化的趋势，也显现出学院建立文学评论权威地位的企图心。十九世纪最早的美国评论家出现在上流阶级，其社会背景大致与英国的文学评论者相同，多半出生于中产阶级的商人家庭，长期浸淫在文学的教育中，并且与文人学者保持紧密的联系（Kramer.1970:439-440）。
及至二十世纪，随着教育机构不断分殊化与建制化，加上大众传播媒体的普及与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文学评论有两大特色：一是，配合学院学科建制与专业标准的建立，全知、博雅的知识分子渐渐式微（Shumway&Messser-Davidow,1991./黄德兴译，1996：7-9），文学评论走向学术化、职业化与专业化，大众媒体会选择高学历的评论者，以拥有博士学位与担任教职为优先，依照专长负责特定领域的文学评论工作，文学评论者不但走入文学院，而且不再广泛地就社会、文化议题发出议论（Edmundson,1995:24）。二是，文学活动不再像十九世纪一样是中上层、中产阶级的特权，在市场化的潮流中，部分的「文学评论」遭到媒体转化为具有消费性格的文化产品，迎合了大众文化，甚至成为一种文化「消费指南」（甘阳，1997：70）。
西方传统上以赞助人供养或是国家补助出版为作家主要的财源来源（Escarpit,1958＼叶淑燕译，1990：52；Mollard\梁蓉译，2002：82-84）。台湾过去长期缺乏类似的制度，作家与文学评论者几乎都是「兼职」者担任。须文蔚（2004）的研究发现，因此就作家的行业分析，曾从事社会服务及个人服务业者占八成六。换个角度就职业分析，曾为专业人员者也近九成；值得观察的是超过五成的作家选择担任教师，应当和教师工作有较多时间从事写作有关。担任过教师的773个有效样本当中，曾为大专院校教师者占六成六，也印证了学院教师在文学传播结构中，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也占据的文学场域中的决定性地位（Bourdieu,1992＼刘晖译，2001：154-155）。另一方面，在台湾作家兼任评论者的现象也很普遍，须文蔚（2004）的研究同时发现，台湾作家中兼具文化艺术评论专长者占三成八。据此，可以发现今日的文学评论者处于学院与媒体交界之处，实为一饶富意味的文学传播研究课题。然而，文学再诠释的各种内容型态上，在近代当以一个文本多种互文性的现象，最受瞩目。文学理论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以及跨艺术互文的研究，均揭显出具有前卫性格的文学作「踰越系统的冲动」，以及融合、改写不同符号系统语言的美学想象。当然，越往互文性理论的深层推敲，越可以解读出单一文本中包含着历史、社会、文化等脉络交互指涉的深刻意涵。
1960年代中期之后，法国TelQuel学派开始以比较思辩性的角度看待文本。Kristeva介绍Bakhtin时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用以描述所有文本都是由无数引文镶嵌拼贴而成，而文本也吸收转化了众多其它文本(Kristeva,1987:37)。这个十分生动的解释，让人们发现了文本不是一个封闭的、稳定的、实际存在的系统，转而变成一种开放的、不定的、自我解构的一种创造力。每一篇原来自以为是的文本都成了其它无数个文本的吸收与转换，文本因而成为一种相互文本的结构（张汉良，1986）。在多向小说批评的第一层次，其实互文性理论无异说明了，没有独特的、全然创新的数字形式，新的多向小说必然包含同时期与不同时期的引文、文化语言、典故、回响的多重交织，甚至以跨媒介互文的形式融入模拟形式的文字与影像语言。
当代艺术与小说创作，不断出现了跨越艺术界线的现象。在观念艺术当中，就不断挑战绘画与雕塑的界线，把现成物(ready-made)、发明(intervention)、文献档案、语文与表演等，融入艺术当中（唐晓兰，2000：106-121）。在文学创作上，跨艺术互文的现象也层出不穷，以画入诗、录像诗学、后现代小说等，都有大量挪用异质符号的尝试。刘纪蕙（1995）认为，这些看似游戏、拼凑的革命性尝试，代表着一种逾越符号系统的前卫精神：跨艺术互文中如黑洞般的「符号她者」为何会吸引创作者？因为她提供了进入异质系统的可能性！创作者带着chora6的状态，面对既存的象征系统与各种文本，在选择语言与保留自身创作欲望之间拉扯。诗语言的革命力便在于依借着chora的动力，进入语言系统，却同时以游戏的姿态越界，改动文法规则，尝试各种前卫的实验。
到了多向小说登场时，由于计算机具有强大的多媒体融合力，不同符号系统交会的状况更是复杂。在多媒体语言中往往包含跨艺术与跨媒体的符号系统，作者势必加以引用、合并、改写与整合，发展出一种和谐与统一性的新语言。这个过程中，如何写作多向小说？想象力与美感的运作成为关键，自然有藉不同媒体与艺术语言向文类的界线挑战的机会，也有提出颠覆小说美学的可能性。
4.文学读者与传播
在传播研究中，近年来不断有向文学研究借火的现象，最著称者莫如阅听人研究从文学读者反应论上得到启发，进而发展出接收分析等崭新的研究类型。反之，读者研究无论在古典文学研究，抑或是现代文学研究上，也开展出多重的研究新取向。
6 克莉斯特娃讨论创作冲动的未知地带时，借用Chora的概念发展发言主体与象征系统之间的动力关系。发言主体进入象征系统之前，是在一种无语的状态，由各种欲望冲动交错横越或牵引。这无语的状态，克莉斯特娃称呼为Chora。这字的本义是子宫，是母亲孕育生命，包容能量的空间，只有声音或是律动的节奏才能呈现这种存在状态，这也是驱使主体发言创作的动力（刘纪蕙，1995）。
在文学读者研究上，当以接受美学(Aestheticsofreception)理论最受瞩目。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价值及其审美效果在其历史接受过程中无疑会不断地变化、发生或转移，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对过去作品的欣赏是传统评价与当前文学的品味融合而来的（蔡振念，2004）。7接受美学理论传入中文学界后，引起了学者高度的重视，海峡两岸近年来出现了不少以接受理论诠释中国文学的专着8。
姚斯为了说明文学史就是接受历史的观念，提出了接受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期待视野。期待视野，是指阅读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即已具备的审美的经验和能力。在世代相传的接受链中，读者的期待视野是不断加深、巩固、发展和丰富的，也可以不断变化、修正、改变以致于再创造的。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在以下三方面得到体现：一、接受者从过去曾阅读过的、自己所熟悉的作品中获得艺术经验，即对各种文学形式、风格、技巧的认识。二、接受者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思想、道德、行为规范；三、接受者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生活经历、艺术欣赏水平和素质。在接受美学的影响下，文学史书写也把7接受美学理论在六十年代首先由德国康士坦茨大学教授姚斯(HansRobertJauss,1921-)和伊塞尔(WolfgangIser,1926-)所提出，参见HansRobertJauss,TowardanAestheticofReception,trans.TimothyBahti:(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2),chapt.1LiteraryHistoryasChallengetoLiteraryTheory,pp.3-45;WolfgangIser,TheActofReading.(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P,1978)andTheImpliedReader.(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P.1974).接受美学理论的介绍，可参见RobertC.Holub,ReceptionTheory:ACriticalIntroduction.(NewYork:Routedge,1989).以下有关西方接受理论的阐述，皆参考上列著作，不另注明。8 如张思齐：《接受美学导论》(成都：巴蜀书社，1989)；王卫年：《接受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尚学峰、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邓华新：《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0)；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2)，另外单篇论文亦复不少，可参见上举各书参考书目，不赘述。
传播观点视为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同样重要的一翼。另一方面，受到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影响，文学研究也对读者有更为深刻的看法。受到Hall的影响，文学研究开始重视媒介文本是由众多组织限制中产生，在传播过程的末端，阅听人在解读所接收的文本时，他们也同样进行语意的「制作」，此两种运作并不一定相互吻合。由媒介工业制造的文本，不一定转移为某种解读方式，而是多义(polysemic)、具有各种开放的意义可能。但是霍尔强调，文本也不会具有各种阅听人希望的意义。他认为，多义概念应该连结在文本消费的社会脉络下，其中的权力关系使我们在文本中可能制造的意义范围缩小，所以讨论解读必须要顾及「文化中的『主控结构』(structureofdominance)」(Hall,1980:134)。但是霍尔也提出，制码与译码无法视为平行运作，其它的原因还包括，每个阅听人有自身的社会历史、态度和想法来解读文本，因此制码的意义可能会被接受、拒绝、或部份同意，但是重点是，阅听人可以用媒介组织无从预测的方式译码。林芳玫（1996）就以日本戏剧《阿信》的阅听人为例，证实了文本的多义性，以及不同读者会随着社会脉络、性别意识、教育层度等因素的影响，进而产生不同的解读策略。
同时，亦有从诠释学与现象学的角度，重新省思中国文学阅读理论者。例如杨玉成（2004）就以战国读者为例证，因为：战国时代这三方面均已高度发展：首先，说话者，儒家的正名重视说话者的道德修养及命名对社会的影响，接近某种伦理论证；其次，语言自身，诸子百家对语言的规则（修辞、论辩、逻辑）已有深刻的讨论；最后，听众与接受者，这是本文尤为关切的课题：大致上，从稷下面对群众或君王的启蒙，到纵横策士转向王侯进行游说，晚期贵游文学出现，阅听关系迭经重大的改变。这三个因素（游士、语言、听众）相互关联，相互界定，藉此可大体勾勒战国阅读状况的主要轮廓。在杨玉成的努力下，也开展出诠释学角度的阅读理论。
（二）文学传播启发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
在研究主题上，传播研究中之传播者研究过去重心一向放在大众传播，特别是在政治传播、新闻媒体研究、传播效果等领域（郑瑞城，1988；翁秀琪，1992）。近来受到文化研究之冲击，不少研究者转而投身通俗文化之研究。林芳玫(1994)即提出「文学社会学的多重互动模式」，主张不应在文本、作者、或读者等孤立单位中寻找意义的所在，亦即意义不是被动的存在物，而是社群成员互动过程中所共同构筑起来的，沿着文本、作者、读者、类型、文学社区、组织与工业化、制度、社会等八个析单位，而形成一套意义建构的轨迹，意义在这条轨迹上来回移动⋯.意义是一社会建构过程，而非僵硬固定的存在物体。
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传播学者Rosengren(1993)由「理论」、「定型模式」以及「实证资料」三者的互动与印证(translation)上，来评价目前的传播理论。他认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无论是目前浮现的传播研究传统，乃至于以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为传统的传播研究，都发生了理论、定型模式与实证资料间缺乏本质互动的现象。因此，纵令有坚实的理论与令人印象深刻的实证资料，缺乏定型模式，往往无法进行科学的「否证」与「比对」的过程，则如何建立一套评价的摽准，自然令人心存怀疑。而另一方面，缺乏印证，将妨碍强而有力地建立通则(generalization)；互动的罕见，将使得不同学门积极的对话与合作不存在，如此将使得整个知识环境没有累积的成长。
如果以上述标准检视传播研究的发展，不难发现传播学术环境中已然发展出独特的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andgratifications)(Fisher1978;Palmgreen,Wenner,&Rosengren,1985;Rosengren,1993;Rubin,1994)、生活型态取向(lifestyle-oriented)研究(Michell,1983;Bourdieu,1984)、以及收讯分析（Allen,1992;Kavoori&Gurevitch,1993;翁秀琪，1993）。这三个研究取向有其共同的特征，亦即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从描述性研究进步到解释性研究（透过定质的方式建构理论与定型模式），再搜集与累积更多的「实证资料」以后，顾及信度与效度，构成定型模式，已经使三个研究更加成熟，这也使得三者的发展更为深化(须文蔚、陈世敏，1996)。
无独有偶，比较文学学者deZepentnek（1997）也主张，文学研究应当走向文化整体性和经验主义研究法复合的途径上，亦即文学研究除了重视诠释之外，也要立足于观察，其次建立在通过资料搜集得到的经验主义论据上，注重多元学科与科际整合。他的观点与Rosengren的想法不谋而合，特别在文学传播这个整合文学与社会科学的领域中，特别有参考价值。
因此足见文学传播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给予更多元的启发，是研究者能透过就文学理论、文化研究、文学社会学与传播理论的探讨，更贴近人文学科的思维与洞见，并借着经验研究之实证资料分析，将观念置于严格的「验证」与「否证」架构下，尽量达成建构定型模式之理想。
肆、结语：展望文学传播学科的成立
文学与传播不仅在理论上有整合的趋势，在台湾目前的大学教育中，也越来越多中文系所设立了文学传播的相关课程。文学系所将原本孕育自自身的「传播」课程迎接回来，扩大了文学教学与研究范畴，诚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不过文学传播学科的成立之际，相关课程设计大体上有下列两个迷思：一为，过于偏重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广电制作等实务应用层面，忽略了理论与研究层面的探讨；二为，缺乏系统性的课程设计，也使得文学传播课程显得过于单薄。展望文学传播学科的成立，应当在发展课程时，避免过于传播实务工作应用的现象。无论是追溯语艺学的传统或是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都不难发现传播这个学门的建制与实务工作的技能训练，有密不可分的关连。不但是传播教育深受实务传统的影响，传播研究也因为来自实务界长期的经济奥援，而使得研究的方向受到限制与引导。近年来传播学界为求回复到大学研究、自主与独立的精神上，大幅缩减实务课程，那么在文学传播课程的设计上，自宜注意此一风潮，不应过于追求实务面的课程。为了更有系统地开展文学传播的知识，实无设立专门科系之必要。毕竟在当前的大学教育环境下，如何寻回人文系所的理想性、自主性、批判性，在检讨与讨论当前大学中文系所现况，以及未来发展时，至少应当立基于下列原则：一、回归大学学术研究本质，以学术研究为人文科系发展的理想，而非以技职教育作为人文科系发展的目标；二、尊重大学自主，减低官方以文化、语言、区域、科技与全球化等政策的干预，设立各种巧立名目，但实质空洞与欠缺科际整合力的人文科系；三、拾回通识教育的批判力，以造就「全人」为大学人文教育终极目标；四、稳定推动系所合一的观念，深化研究所是大学部的延伸，是专业教育的场所。因之，在教育经费困窘的环境下，开展文学传播学科不妨以学程模式建构具有系统性的课程。
所谓「学程」是指高等教育机构中供学生有系统修一套有目的、有重点、有组织的课程，其中包括课程设计、科目内容、修习方式、及完成程序。在学程制之下，大学部学生是属于学校或学院，而不属于学系，他们只是修习各学系（科）分别或联合提供的学程。在此制度下，「学系」并无自己的大学部学生，而是一种由教师、职员及研究生所组成的学术组织，负责或参与大学生学程的设计与教学，研究生的训练与指导，并从事有关的学术研究工作。
以学程制度改革模式中，比较大与颠覆现状的教育体制建构模式，是完全拋弃人文学院内系所编制的教育序列模式，在大学的前阶段强调通识教育，而在后半阶段以修习数个学程作为「专业」认定的基准。台湾大学的大学人文教育中，能以院的层级导入学程制度者，当以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课程改革，最为突出。而在科系的设立上，则以国立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系，拔得头筹。在这一系列前卫的改革中，课程设计均以传统学科领域的知识为基础，以学科整合为教育导向，强调批判思考与哲学基本问题，在学术架构上设计强调多元性教育目标，大一、大二不分系，大三以后提供多样化、专业与整合性的学程课程。
另一种比较小规模的学程设计，则是在目前的人文院系所学术架构下，因应诸如：影像历史、数字内容产业、文学传播、文化研究、台湾研究、全球化、出版经营或是文艺管理等新兴议题，不申请新设系所，而以设立学程，开设基础的核心必修课程，然后能够就全校的课程进行清楚的调查，鼓励学生进行跨学院或科系的课程修习。藉此辅导学生有体系地修习通识课程与跨学科课程，又兼可强化学生对于科际整合以及就业市场的认识。此类学程设方兴未艾，如国立台湾大学跨院系所传播学程；或如国立清华大学信息传媒学程以及国立东华大学的信息与文化传播学程等均属之。
期望文学与传播的结合，成为进文学研究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动力，让古老又崭新的文学议题如何在科际整合的视野下激荡出新的学术火花，引发更多新颖的学术思考，并跨越各自原有的方法论局限下，形塑出更高层次的文学研究型态。
参考书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