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赵林：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全国宗教学学会理事。 1999 年 8 月被中央电视台聘为第四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七位评委之一， 2000 年 8 月作为主教练率领武汉大学辩论队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国第二届大专辩论会上夺取冠军， 2001 年 8 月率武汉大学辩论队代表中国大陆高校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并获亚军。在教学方面被武汉大学师生公认为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每次上课均使用武汉大学最大的教室（ 300 多座位），且堂堂课爆满。在武汉大学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四年上学期间没听过 赵林 老师的课，就等于没上武汉大学。"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史、西方宗教思想、西方文化史、世界文明史。
内容简介
一 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
中西文化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都曾创造过辉煌。一般而言，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还有一种是基督教的。
中国文化也具有许多不同的源流传统。中国文化自秦汉以来，基本上是循着一条所谓"以夏变夷"的路线发展下来的，各种异质文化在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面前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排拒，从而使儒家文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唯我独尊的纯粹性。在中国文化史上，"以夏变夷"始终就是主导，当然也曾经有过以夷乱夏的情况。
二、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的表现
中国文化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西方文化重思辨，尚超越，学以致知。这种差异早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就初现端倪，在中西文化的两位圣人--孔子和苏格拉底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协调的现实精神"，其基本特点是以现世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肯定；西方传统文化精神则是"超越的浪漫精神"，其基本特点是以彼岸性的神人关系为目的，通过超越性的宗教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否定。
三、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前景
西方文化所具有的超越精神常常提醒西方人注意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理性本身的缺陷，这种缺憾意识导致了西方哲学中的怀疑论，说到底就是不断地反省自身和批判现实。中国人的自由观念历来就缺乏一种规则意识和秩序意识，发展到极端就是老庄式的自由，天人合一，随心所欲，完全的解放。这种自由固然很吸引人，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没有可行性。中国现在正处于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过渡的阶段，因此规则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规则和秩序在今天更多地体现为外在的规范性的法律，而不是内在的可伸缩性的道德。当然，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也有超越的方面。儒家的超越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它与西方基督教所倡导的外在的超越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维度和价值取向。中国文化的振兴需要一种深层的文化精神的重铸，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根基。急功近利可以缓解一时的文化焦虑，但是它决不是一个落后文化的自我更新之途。只有通过漫长而艰难的文化精神批判和重铸，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状态，使中国文化跃升到与强势的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的地位。
全文
同学们好 ！非常荣幸今天来给大家做一场讲座，我今天的讲座题目是，《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那么我现在直接切入到主题，大家知道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源远流长的，可以说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如果按照我们中国现在的界定，从夏代开始的话，那么至今已经有 4000 多年的历史。那么同样西方文化，如果从克里特文化算起的话，那么至今也有 4500 年以上的历史，所以这两个文化可以说在时间上，都是相当地源远流长的。而且我们今天谈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我们今天当然是把它当做一个统一的，一个文化来理解的。事实上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以及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有很多很多的渊源传统。那么这些不同的渊源传统，在长期的历史磨合中逐渐形成了，呈现在我们今天面前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所以我今天讲座这个题目的第一个小问题。我首先给大家讲一讲中西文化的源流传统问题，首先我们从中国文化切入，那么中国文化可以说至今以来我们说从封建社会开始。或者我们说得准确一点，从秦汉以后可以说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的，一种伦理文化。那么这个观点可以说，在学术界里边是鲜有非议的。大家基本上都赞同这个观点，那么同样西方文化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或者说再往前推，自从公元之交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基督教文化。那么基督教文化也可以说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脉。就像儒家的伦理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一个主脉一样，那么这两个文化，它本身不是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地聚合、发展、成形和壮大的过程。那么我第一个问题，主要是想从这个方面来追溯一下，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有哪些渊源或者传统。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所谓夏夷之分，而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过程中，可以说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个基本模式就是以夏变夷这样一个模式。以华夏的文化，来改变、同化满夷的文化。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它具有很强的同化异域文化的特点，那么这种特点呢？我们如果要是借用生物学上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叫做所谓"米亚得"现象。生物学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两个亲本杂交以后，它在它的子代的身上，它往往只表现出一个亲本的性状，而另外一个亲本性状，几乎都看不见。那么我觉得中国文化比较典型地表现了生物学上这样一种，所谓"米亚得"现象。同样不仅是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华夏政权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如此，而且就是异域的一些高级的文化，包括高级的宗教入主中原以后，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比如说像忠孝这样的观念，在佛教是不讲忠孝的，在印度的佛教是不讲忠孝的。但是中国可以说是忠孝为本，儒家伦理始终是以忠孝作为最高的理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佛教进入中原以来，就逐渐逐渐开始，把忠孝的东西吸收进来了。那么这里边有很多资料，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展开，那么这是第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叫援儒入佛，就是把儒家的思想援引到，引入佛教的教理之中。这个在翻译佛经的时候，以及对佛学的一些义理进行解释，诠释的时候，可以说是充满了这种援儒入佛的这样一种思想的。那么乃至于把佛陀比作孔老或者是比作周孔、 周公、 孔子，那么佛教最初入华的时候，曾经依托老子的名义，所以就是有所谓老子西出阳关，化胡佛之说，无非就是佛教。对中国人来说更容易接受，说起来它只不过是老子当时西出潼关以后，重新回来以后就是佛陀了，这样一种说法。然后在后来的改造中，就把忠孝这样的思想深深地引入到中国的佛教思想里边，所以最后形成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民间的净土和知识分子的禅宗，净土和禅宗，可以说尽管一个是称念；一个是顿悟；一个是口念阿弥陀佛。每天道万遍乃至十万遍，就可立地成佛。一个是不立文字只指人心，就是属于一种顿悟。但是这两者都跟印度佛教的那种要求人苦修苦行，要求人弃世这样一种思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迥然不同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入了中国人关注现实生活而对彼岸的那个虚无飘渺的东西，采取一种鄙夷态度，这样一种色彩。
乃至于我们今天到中国的这个寺庙里边去看，老百姓们烧香磕头，求神拜佛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绝不是为了达到一种无他、无我，六根净绝看破红尘，达到涅的境界。而是求子求孙，求荣华富贵，升官发财，它全部都是入世的。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对佛教的改造，可以说很明显。中国文化它具有很大的同化能力，这是从中国方面来说。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看西方，西方当我们谈到西方文化的时候，我们也说它有很多传统。但是我们发现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中国这种夏夷二分，以及以夏变夷的基本传统，基本模式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至少我们可以说有三种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一种是基督教的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日尔曼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基督教等同于日尔曼"。但是我们说这三种传统之间，它们差异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希腊的文化可以说它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就像一个人青年的时候，一个儿童时代的那样的一种带有一种和谐的灵和肉。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所以希腊文化是非常美的，它表现了一种童年时代的文化。但是到了罗马文化，我们发现完全是另外一个方面，它完全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 物欲主义，这样一个浑浊的潮流里边了。其结果就导致了我们听说到的一些骇人听闻的，那种堕落声色犬马以及整个对人类这种高级的，精神文明的一种践踏。当然它也导致了世俗的发展；导致了帝国的膨胀；帝国的繁荣；导致了法律的健全；以及导致了财产法权关系的健全。那么到了后来基督教时代，我们说又出现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那么如果说罗马文化是物质主义的，那么基督教文化就是唯灵主义的。基督教文化整个把眼睛盯上"天国"，所以这样就导致了一种我们说中世纪整个历史的，我们说一种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性的异化，导致了大家都把现实的生活当做一种值得唾弃的，一种邪恶的一种魔鬼的化身。而人们每个人都把眼睛盯上了那个虚无飘渺的天空，这样我们说就导致了中世纪经济的落后文化的愚昧。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人们把眼睛盯着"天国"的时候，实际上他心里还是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物欲的一些邪念。所以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内部的最可怕的一种现象，就是二元分裂，就是那种崇高的精神和卑污的现实之间的一种分裂。这种分裂最后导致了中世纪基督教晚期的普遍虚伪，这些情况我想大家在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以及其他的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著作里边都可以读到。所以到了近代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又出现了一个合体，它把罗马的希腊的基督教的这些东西都尽量地把它融合到自身之中，在近代文化中既有希腊的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的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那种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所以这样的一些东西，它都融合到一块了。
因此我们说西方文化，在这些渊源传统之间，它是采取了一种和我们中国以夏变夷的那种模式，或者米亚得模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我们把它叫做融合更新模式，所以我们说首先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源流传统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以夏变夷这样一种模式，导致自身的稳定性，所以最后导致了一种所谓的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导致了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而另一方面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融合更新的模式，它是不断地自我否定，那么这样就导致了整个社会和历史文化不断地跃迁，不断地相互否定。那么就导致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的话，那么我们为了活跃一下气氛，我想当我讲完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同学们如果要是有一些看法、想法，可以和我交流。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 赵 老师，您最开始说中西文化都是源远流长，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追溯这个源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因素。您刚才在拉历史线索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文化因素之间互相碰撞互相激荡。那么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些激荡却偏偏产生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中西文化这个内核，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在历史的发展之中，在文化的演进之中，是不是有一个必然性在里面？将这些文化的激荡、文化因素的互相冲突，最后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如果说有必然性的话，那么这个必然性产生的机制是什么？也就是说，从原来的原始的文化因素，到后来的文化内核，这样一个进程，主要的机制和必然性在什么地方？谢谢！
答：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可以说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德国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叫雅斯贝尔斯。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学的概念，叫"轴心时代"，那么这个概念提出，在他的一本书叫《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里边他具体解释了什么叫"轴心时代"。他说在公元前 600 年到公元之交的这几百年间，人类几大文明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它叫做两大历史时代之间的一次深呼吸，那么这个深呼吸的含义是什么呢？他认为在三大文明："一个是西方文明；一个是印度文明；一个是中国文明"。他说在公元前 600 年到公元之交的这几百年中间，在这三大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而这个变革的结果，导致了三大世界宗教的产生，当然他把儒家的思想，也可能称之为宗教，这个说法可能是不妥的。他认为这个时代所产生的重大精神变革，所产生的精神资源，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精神根基。我们说当时中国和西方一样，它是一个浓郁的一种迷信色彩，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而它们这些差别固然有。但是我觉得相比起它们的共性来说可能更小。但是经历了"轴心时代"以后，中西文化向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可以说在"轴心时代"，它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变革，我可以把它分为两步来完成来讲解。第一步，可以说是从殷商时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觋精神。"巫"就是"女巫"的"巫"；"觋"就是男巫，男巫叫"觋"，就是一个"巫"这边一个"见"，见面的"见"，那么巫觋精神可以说是整个殷商时代，非常浓郁的一种精神，是一种主流精神。我们说了其他的民族也是这样，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么殷商时代，从殷商时代的巫觋精神向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意识的转换，可以说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一步转换。那么第二步转换呢？就是从周代的尊礼敬德的，这种宗法意识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在自觉的伦理意识的转换。转换为最后到孟子那个地方，所谓"四端之心"，可以说基本上完成这个过程。那么我简单说这两个过程，我们下面做一个具体一点的分析。
那么殷商时代，可以说人们崇拜的对象非常多。我说，求神问卜这个尊神事鬼，这种精神非常浓郁。孔子后来在很多著作里面也谈到，就是殷商，它是尊神事鬼它是什么东西，它都是把神鬼看得非常高，到了周人就已经开始，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了，这个态度已经发生根本上的变化。那么周取代了殷商的政权以后，它不仅是进行了政治政权的转换，而且更重要是进行了一场宗教革命，这个宗教革命就是把殷商时代，那种天神以及先祖先妣，这样的一些带有血缘崇拜和自然崇拜色彩的鬼神转变为与人有着种种宗法关系的。一些外在的一些规范，而不是一些人格化的神了。是一些外在的规范，比如说周初期的时候，取代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天，周代人非常崇天， 崇天命。那么如果我们说殷商人崇拜的最高神是帝，那么周人崇拜的最高的神就是天。"天"最初在甲骨文里边，只是表示一个方位的词，是表示很高上，画了一个小人 ，上边一个方块，就是表示很高上，这个意思没有其他的意思。那么到了周人那个地方，逐渐逐渐就和所谓天命结合在一块，就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威慑人的一种道德的抽象力量，一种抽象的道德力量。因此在这个方面来说，那么中国文化，就奠定了这样一种整个引发这样一个发生的过程，那么就是从内向外，因此我们只需要从内心求就可以所谓，"成己成物，内圣外王"。那么到了孟子在《离篓·下》里面非常清楚地说，"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因此一个人只需要修身养性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这个思想的提出，那当然最明确地提出是朱熹八条目，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还要再讲。但是我们说开创了一个内敛的这样一个过程，因此从这以后，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就专注于人内心的道德良知的发掘，说到底也就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几千年可以说中国儒家文化基本上就开创了这样一条道路，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或者基本精神，这就是一种基本精神，一种伦理精神。由内向外去驰求，通过修齐治平，通过内圣外王，通过成己成物，从内在发掘出这个世界了。从内在到天命，所以一个人，从道德修为开始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到了七十就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所以这样它就是一个从内向外的发生过程。我们说这是中国的儒家。
那么其次我们再谈谈西方，西方在同样的时间里边，也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恰恰是一个超越的过程，它不是内敛，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那么这个超越过程，我们简单地说，就是从基督教，从希腊多神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基督教的转换。大家知道希腊多神教是非常可爱的，充满了感性的活泼的，欢快明朗的色彩，我们看到了一些像宙斯、 阿波罗、阿佛洛狄忒 、雅典娜等等，这一类神的时候，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们喜爱他，因为他们长得跟人一样，他是跟人是同形同性的，他既有人的形体，同时也有人的性情，所以我们觉得，他们非常可爱，非常美，这大概是童年时代的神，我相信殷商时代人相信的，那些先祖先妣，帝，大概也是可能具有，这样的一种特点，我们说这是一种自然崇拜，同样呢 在希腊之外，当然它不能够完全算，严格的西方文化，那就是所谓的希伯来，也就是以色列，犹太它也有一种宗教叫犹太教，那么犹太教，它也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它和希腊宗教不一样，它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宗教，这一点，这种差别，我想很可能是由于这两个民族，自身的命运而导致的。希腊民族是一个自由的民族，无忧无虑生活在爱琴海畔，所以这个民族的自由天性，就表现在他们的神话中间，因此希腊的神，给我们都是一些欢快明朗的，无忧无虑的一些神情，但是犹太民族，可以说自从公元前 14 世纪，来到加南以后，先是被埃及人统治，后来就是先后被，一个一个的民族，亚述、巴比伦 、赫梯，波斯以及亚历山大，然后什么罗马帝国，塞琉西王朝等等，一个一个地先后统治。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说由于犹太民族，长期是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不幸意识，叫不幸意识，那么这种不幸意识，在追根溯源的时候，我们民族为什么会不幸呢？由于犹太民族，长期受到外族统治，他们的反抗总是徒劳的，所以他们就把这种不幸根源，归结于自己的不洁 ，对上帝对神的不虔诚，所以就导致了一种，所谓罪孽感，一种罪孽意识。所以在犹太教里边，就充满了那种罪孽意识，那么一个人如何才能，克服自己对神的不虔诚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严守各种外在的律法。所以犹太教充满了，律法主义色彩 。律法主义，或者反过来叫法律主义，一般我们叫律法主义，特别强调那些科研的，那些条规定。比如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用，这些东西必须要奉献给神，它的禁忌非常之多，那么这是犹太教，但是到了基督教了，我们说，它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开始走向了一种，对一种形而上的，一种超越的神的崇拜，这个转化过程，我们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化，从自然崇拜，明朗欢快的活泼的，这种希腊多神教，以及外在刻板的，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后来完全鄙视现实，崇尚天国的，一种超越的基督教的转换，这个转换是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完成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说这个过程，从希腊的有血有肉的，神人同形的多神教，向基督教的那种超越肉体，超越现实的一种，唯灵主义的宗教的转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换过程。那么这个转换，使得人们不再关心现实了，不关心肉体了，不关心物质生活了，人们都把眼光投注到天国，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所以我们说这是西方文化，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转换，那么我们归纳一下，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经过了两个阶段的转换，最后导致了一种关注于现实的道德修为的，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同样我们，在与此相当的时间里边，西方文化通过，从自然主义的希腊宗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唯灵主义的基督教的转换，导致了人们都把眼光关注于天国，而对现实的物质生活，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是鄙夷的态度，那么这样就导致了，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在"轴心时代"，中西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革，一个是内敛的，一个是超越的。所以这个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我想同学们，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交流一下。
提问： 谢谢赵 老师，刚才听了 赵 老师谈话之后，我有两个大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谈到东方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敛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传统社会，从民间到官方，尤其是以官方主要表现，皇帝他每到一段的时间，他都有一个祭天的活动，祭地的活动，当然民间还有祭祖的活动，有祭孔子的活动，以至于西方人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宗教。那么还有 ，有封禅的这种行为，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做是，它同样的在中国的传统，经过内敛之后 它依然有一个，求助于外在的表现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谈到一个内敛的过程，就是谈到了，主要挖掘自身的道德心，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最大的愿望，并不是在于独善其身，而是在于兼济天下，而是在于正心诚意，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是为了达到修齐治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说，那么这种内敛之后，还有一个外在的，一个投射的一个过程。第二个问题就是谈到西方的一个超越的问题，刚才 赵 老师谈到了，我们在薄伽丘的《十日谈》，在《巨人传》中都看到了许多，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一个虽然说中世纪，虽然说在基督教的社会中，出现了像奥古斯汀这样的圣贤，但是我们往往谈到了教会，我们还是看到，特别是中世纪的那个教会，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怎么体面的，一个藏污纳垢的，一个非常追逐物质享受的教会，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超越的精神，偏偏不能够超越自己的物质的，甚至是肉体的欲求，就这样两个问题。
回答：好 ! 我想这两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的最基本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谈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无非是引出来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主体精神，两种主体精神。一种我们可以说，用我的话来说，把它叫做协调的现实精神，一种我们把它叫做，超越的浪漫精神，或者按我们现在学术界的观点来说，一种我们把它叫做伦理文化，一种我们把它叫做宗教文化，或者我们说，是一种注重于内在的道德修为的一种文化和注重于人和上帝之间，那样一种超越的信仰的，这样一种文化 ，这种差别，这只是我们引出来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接着这位同学的提问，我想就他这个提问，我就开始来展开，中西文化我们来做一个理论上的分析，看看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个什么样的精神，那么西方文化又是一个什么精神，以及这两种精神，对于中西的传统社会，注意我说的是传统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的影响。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也是先来谈中国，可以说中国文化，确实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官方皇帝都要祭天，封禅、 拜祖 、祭孔，进行这些重大的活动，乃至于西方人也觉得，那你这些东西不也就是一种宗教吗？但实际上呢？可以说儒家知识分子，因为我们说，我们谈中国文化主体精神，是儒家的文化精神，那么儒家知识分子，大凡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心中都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从周公旦那个时候开始，《周易》里边就有这样的话，叫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也就是属于神道，也就是说天、神、鬼，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教化，叫神道设教，就是我们相信鬼神，说到底无非只是为了劝勉大家从善，是为了教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信仰而讲道德，而是为了道德我们才需要，拉出一个鬼神这样的一种幌子来吓唬老百姓。这一点，儒家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表示非常清醒，神道设教就是我们相信鬼神，无非是为了教化老百姓，这一点在中国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里边大凡是很清楚的。因此我们说，中国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一般我们说称得上是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大凡都是不信鬼神的，或者他们说鬼神，只不过是说给老百姓听的，老百姓没什么文化，当然就容易相信这些东西，而且你把它描述为一个人死了以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把它描写 , 为什么 18 层地狱那样一种上刀山下火海这种恐怖的景象，对于一个人的现世的道德行为，是具有很重要的警戒作用的，对吧。所以大家都害怕了，所以当然就尽可能向善了。所以它主要是，神道设教这样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始终认为中国文化它基本上是一种无神论的文化，那种神鬼那些东西是说给老百姓听一听而已的，真正的儒家分子，他们是不相信这些东西，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同样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内敛的过程，它同时也有个向外，就是我们说了，中国人真正的功夫，好像虽然看起来是正心诚意，但实际上是放在修齐治平之上。是的，确实是这样这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刚才说，那个内敛的过程，是指中国整个先秦文化，经过殷、商、周代向儒家，是如何转换的这个过程，但是至于这个文化精神形成以后，就是那种自觉的，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形成以后，每个人就只需要从自己内心中间去发掘，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你只要从我做起，从我的内心做起，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我们的日常事件，从现实世界做起，那么最现实的，无非就是道德修养，无非就是正心诚意，是吧。修身，无非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既然把眼光都关注于内在的道德修为和现实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所以他就无暇去顾及那些六合之外的鬼神。那么这样，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不至于过分地由于宗教信仰而走向迷狂。所以我们说中国封建社会固然也有很多糟粕的东西，也有很多比较，可以说摧残人性的东西，这当然主要是从宋明理学以后，是吧。来越多地强调，"四维八德，三纲五常"这些东西，它把它变成外在的一种规范了，这和儒家本意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由于关注现实、关注于道德、关注于现实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而且儒家知识分子，有他非常强烈的入世精神，所谓"忧患意识"，所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所以他老是忧心忡忡，老是在忧国忧民，所以这样呢，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儒家知识分子，他能够投身于现实社会，投身于实践活动中。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的繁荣昌盛，可以说相比起西方中世纪来说，我们中国文化，是非常辉煌的，非常繁盛的，同时它也不是有很强烈的，一种向前的追求的欲望。像 梁漱溟 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边说的，说"中国人他是随遇而安，得到一点快乐，他就享受一点快乐，他从来不像西方人那样，风驰电掣般地向前追逐。"中国人不像这样，他老是就是有一点就享受一点，所以这样也导致了中国文化固然在中世纪，在封建时代曾经繁盛，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就开始衰弱，尤其是当西方迅速地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相形见绌了，而且是每况愈下。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说，儒家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既对中国封建文化的繁盛，起到了倾心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应该为中国近代，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伍，承担主要的责任。
同样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看西方文化，那么我们说，西方文化它恰恰相反，它走向另外一个维度。由于我们刚才说的，基督教这样的一种文化，导致了人们对现世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整个眼光都盯着天国，那么这样我们说，就导致了一种宗教迷狂。这个宗教迷狂以后，尤其是到中世纪以后，我们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因此我们说在早期，基督教当它作为一种受罗马帝国摧残和迫害的一种宗教的时候，那么我们说有些少数的圣徒，能够洁身自好，成为一种道德楷模，这个并不足为奇。但是当基督教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普遍意识形态的时候，普遍的这个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时候要求所有的人，都像早年那些修道士，那些圣徒们都做到洁身自好，不食人间烟火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对吧。维克多·雨果有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人有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到上帝的声音，一只耳朵听到魔鬼的声音。"人实际上就是在上帝的声音和魔鬼的声音之间一个撕扯的过程，罗丹有一幅雕塑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人从动物中间正在挣脱出来，那么这是对人最好的写照，我们人可以说有一半是动物性的，有一半是神性的，那么我们这个神性的东西把我们往上拽，动物性的东西把我们往下扯，那么人始终一生的过程就是在这个痛苦的撕扯过程中挣扎，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这就是我们的现世人生，那么我们说，既然人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人不可能做得像上帝，神那样地完全是超脱于物质、超脱于肉体。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那种理想，固然玉洁冰清、崇高典雅，但是它不尽人情，所以如果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每个人都认为，只有我彻底抛弃现世世界，我的灵魂才能升上天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都这样做，我们说这个世界一天都不能存在下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由于基督教的理想过分地高尚，过分地纯洁，其结果就导致了，人们不可能完全达到，那么不可能达到怎么办，那么人实际上就在一种，我刚才说的，一种向上的力量和向下的力量，双重撕扯之下痛苦地挣扎。这种普遍的痛苦，最后导致了一种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是什么呢？就是普遍虚伪。所以在中世纪中后期后，我们就看到基督教世界，整个堕落、腐化、普遍虚伪，满嘴里边谈的都是崇高的理想，崇高典雅的理想，但实际上都是蝇蝇苟苟的一些勾当。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在薄伽丘的《十日谈》里边看到的一些现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中世纪晚期，可以说基督教，本来是按照理论上来说，它是上帝设在人间的一个梯阶，引导人们灵魂上天堂的一个梯阶，结果却成了一个向人们敞开的通向地狱的大门。天主教会成为最腐朽，最黑暗的场所。用彼得拉克， 14 世纪著名的文艺复兴的大师，彼得拉克的话来说，"基督教会成为全世界的臭水沟，所有的污秽，所有肮脏的东西，无不出于这个基督教会，罗马天主教"，所以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既然这种理想和现实，出现了明显的二元分裂，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相互撕扯的一种绝望的境界。因此它就只有一个办法，那么就是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身，那么这种改变有两个途径，要不然就是抛弃了那些虚无缥渺的崇高理想，而实实在在地像一个人一样地追逐物质生活，打出罗马的一句口号叫，"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也是彼得拉克当时的接过来的一面大旗。那么这样，这种倾向就导致了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还一个就是我们真诚地信仰，这个信仰不是虚假的，是真诚的，但是我们不必拘泥于那些外在的东西，是吧。应该享受人的基本的七情六欲，我们不应该漠视它，我们应该正视它。人毕竟是有血肉之躯的，不可能像上帝，不可能像神那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把纯正的理想和一种道德生活结合起来，那么这种倾向就导致了宗教改革。那么这个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构成了西方文化，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的问题，我想关于这部分说完了以后，我想待一会儿呢，我可能最后要讲一讲，关于中西文化的近现代化问题。下面，我想同学们要是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看法，可以提问。
提问：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您刚刚说中世纪西方，也是非常保守跟黑暗的，是吧。但是据我所知，西方那个现代化的历程，好像是在 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克君士坦丁堡以后，一批这样流亡的希腊人带来了文艺复兴。那是否是说，西方的这种文艺复兴，包括西方那种，现代化历程的开始，也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呢。还有您刚刚讲到，就是中国文化是一种内敛的，对吧，是一种内敛的过程。那我想请问您了，就是说，既然是这样一种内敛的过程，我们如何达到你所说的像西方那种超越性的现代化呢，这个是如何能够做到的呢？
回答：我们不能说西方文艺复兴，完全是由于君士坦丁堡陷落，希腊逃亡者带来的一份厚重的礼物，不能这样说，因此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综合合力的结果，实际上但丁、彼得拉克，这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都生活在 1453 年以前，都生活在 13 、 14 世纪， 那时候 君士坦丁堡还没陷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现在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另一个方面，我们说对于西方的崛起来说，对于后来西方近代或者现代的文化崛起来说，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宗教改革起到的作用，要比文艺复兴更加重要。这个学理方面的东西，时间关系我们不讲了。我们只是从一个事实上来看，可以说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 16 世纪的运动。当然文艺复兴，可以追溯到更早， 15 世纪。那么就是 15 、 16 世纪，这个被汤恩比称为叫世界历史上重要分水岭的这个时代，这个时期。在南部欧洲，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在北部欧洲发生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这两者基本上是以阿尔卑斯山为界限，那么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归结为三点，一点是马丁路德教，这种宗教改革对天主教的，这种虚假形式的反抗，以及对天主教的那种道德堕落的愤慨，最后导致了一种注重自由精神的一种路德教，一种新教。这种宗教强调个人的精神自由，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与上帝交往，而不需要用教士，教阶制度，以及繁缛的教会仪式来作为中介。那么这样一种宗教，被马克思称为叫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宗教，它比较便宜、比较廉洁，资产阶级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天天搞这些宗教仪式，每个人觉得自己内心，相信上帝就够了。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内在的坚定性，就可以与上帝直接交往，这是其一。第二在英国，宗教改革导致了安立甘教，安立甘教又叫英国国教会，圣公会。那么这个国教会或者圣公会，它起到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导致了英国的那种政治的民主化的潮流，那么导致了国王的权力，要高于上帝的权力，导致了世俗国家的发展，导致了民族国家的成长。而大家知道，民族国家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所以民族国家要发展，前提就是国王的权力必须高高地超越于教皇的权力，凯撒的权力，必须高于上帝的权力，这样民族国家才能发展。如果像中世纪，所有的国家都是在教皇的一统天下之下，那么我们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新教的第三大主流教派，加尔文教在瑞士以及在北欧，以及后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伦理精神。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边做了充分地阐述。所以我们说，新教的这三大主流教派，对于西方的这种精神自由，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民族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它打破了天主教一统天下的铁板一块的格局，使得宗教成为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与上帝沟通。这样我们可以说，宗教就完全变成个人的事情了，就没有必要由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推行宗教。所以这样我们说也导致了西方这种世俗生活，逐渐逐渐地开始受到人们重视，导致了一种相反的潮流，这是我们说西方。那么由于西方这样一系列的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继而这三场思想变革就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政治领域里边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权开始取代封建社会贵族、贵族的政权，然后第三个就导致了所谓工业革命、产业革命。那么完成了这三个思想的，政治的和产业的三场革命以后，我们说到了 18 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一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西北部。然后接下来，就是它们开始如何在不断地扩张的过程中，在殖民化和西方化的过程中，如何把东方那些传统文明，一个一个从地图上加以抹煞的故事，这就是后来的事了。
那么我们中国，当然就面对着我们中国文化，在这个时候就面临着这样从西方来的一种威胁，可以说我刚才讲了，中国文化在中世纪非常繁荣。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崛起，中国文化开始相形见绌，开始显得相对落后，那么其结果就使得中国人，进一步地深思、进一步地反思，最后得出结论，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根本的问题，既不是主要在于器物，也不是主要在于制度，而在于中国人的观念，在于国民性。所以首先要对国民性进行改革，所以这样一种反思，这样一种更深入认识就导致了我们中国历史上近代以来的最为蔚为壮观的一场运动，就是"五四运动"，以及继"五四运动"而来的"新文化运动"。那么"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中国人已经开始认为，中国各方面都不如别人，各方面都不如人，不仅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而且我们的精神也不如人。但是我们知道，正当我们中国的启蒙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由于中国殖民化程度在加深，所以一个方面，我们在接受西方的东西，一个方面我们发现，西方人继续在对我们进行殖民主义的侵略，所以这样民族性又开始升起。这样一个方面我们承认，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比我们中国更优秀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中国人毕竟有一种自己做人的尊严，有中国的人格，有中国的国格。当然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我们可以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重新发现，我们要想发达、要想强盛，必须广泛吸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但是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改革开放以后 20 多年的经验，我们又得出另外一个教训，就是如果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文化后头走，我们永远都只能是第二流跑龙套的角色。所以一个民族要想强盛，固然不可夜郎自大，但是也不可妄自菲薄，这两种极端都是要避免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文化反思，经过我们近代以来的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终于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未来中国文化它的发展必须首先是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基本的精神资源，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根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广泛地吸收西方的各种先进的文化，吸收各种精华，然后在这样的一种自身的这种融合更新的基础上，形成自我完善、自我更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文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跻身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所以我想，这就是我讲的最后一部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