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实习生 刘艳萍 胡荣堃；
受访：徐友渔
“中国大学现在看起来非常繁荣。科研成果有多少项，有多少回国人员，博士点多少，正教授多少，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开了多少次国际会议，引进了多少高级人才等等，似乎我们的大学空前繁荣，但我认为这种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
十字路口
《大学周刊》：您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怎么会关注到现在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徐友渔：以前哲学和教育是不分的，比如孔子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现在都很重视教育。比如20世纪大哲学家罗素写过论教育的书，他对当时的教育非常不满意，甚至亲自办学校以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另外，我在国外好些大学呆过，比如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当教授，在牛津指导研究生，有一些比较和经验。
就目前中国而言，对大学持续的讨论和批评，正说明大学的问题非常严重，说极端一点，我认为中国大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说中国的大学教育或整个大学制度都处在了十字路口，不是想简单地给大家一种危言耸听的印象。首先应该承认的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在最近10到20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大学教师的待遇大大地提高。除了建国初期大学教师的待遇相对较高外，长时间内大学教师政治上、物质上处在比较低下甚至穷酸的地位，现在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毕竟是进步和好现象，因为就他们的贡献来说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
二是大学的经费，尤其是投放在科研和硬件建设上的经费大大地提高了。总之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从规模上和经济状况上，有很大的发展。
虚假繁荣
《大学周刊》：您认为现在大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徐友渔：李学勤先生认为现在教育处在一个功利化的状态，我的观点和他差不多。我用另一个表述：现在中国大学处在一个虚假繁荣的状态。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大学现在看起来非常繁荣。科研成果有多少项，有多少回国人员，博士点多少，正教授多少，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开了多少次国际会议，引进了多少高级人才等等，似乎我们的大学空前繁荣，但我认为这种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
为什么称之为虚假繁荣，因为很多数字仅仅是量化的结果，是为了某些人的政绩。统计报表有多少价值？现在全国各地很多重要的文科方面的刊物给我寄，包括核心期刊，每一本杂志我都从头至尾翻读，结果我发现绝大多数文章是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可每所大学还是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文章数量作为发展的证明之一，这就是一种形式化。我对自然科学也稍微了解一点，比文科的情况要好一些。
总之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投入的经费之多，掀起的各种工程、建立的各种基地之多，那种热热闹闹的场面跟实际成果之间非常不成比例，很多做法和真正的大学精神、大学之道是背离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虚假繁荣。
《大学周刊》：造成大家对虚假繁荣追逐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徐友渔：我认为是一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产物，这是目前纷纷追求所谓“政绩”，做表面文章这种大环境和普遍风气的反映，现在这种虚假繁荣特别容易掩盖问题，让大家沾沾自喜，看不到问题，这极其危险。
量化考核
《大学周刊》：显然您是反对量化考核的，可是不采用这种方式，您觉得哪种方式会更合适呢？
徐友渔：当然这是一个积弊非常深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难改革的问题。
有些人提出来要看质量，这是对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是以罗素为例，他初出道的时候，就写了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中文译成《论指称》，这篇文章是20世纪哲学史上的里程碑。就靠这篇文章罗素足以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哲学家。问题是谁能够评判某篇文章是高质量的呢？即使罗素的文章也是事后才判断的。如果国内有学者仅凭一篇文章便被推为“大师”，就有可能引来质疑。
质量相对量化更难把握，因此量化考核现阶段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看质量不应该看量化考核，原则上是对的。但在实践上是不可操作的，因为看质量涉及人的主观评价，在中国目前的道德水平和社会风气之下没有保证，很可能好事弄成坏事。
《大学周刊》：我们明白您的意思，可这么一来岂不是“将错就错”？
徐友渔：其实中国有过这样的先例，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时，梁漱溟可以就凭一篇文章到大学当教授。我要说的是，比表层的问题更大的是，当下我们已经对学术标准、学术质量失去判断了。
如果现在还有一个学校的最高领导，他说的话就算数，他说哪篇文章好或者某项成果有价值，他说哪个没念过大学的人可以聘为教授，如果现在中国大学的校长，他的诚信、他的信誉有蔡元培那么好，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现在的更大问题是没有，相反如果有人说某篇文章质量最好，大家就怀疑这人是不是他的亲戚或者门生。所以我更愿意谈具体的问题。
学术标准
《大学周刊》：大学体制没有一种好的评判标准，就意味着学术界也部分地失去评判标准。
徐友渔：现在实际上有两种标准，一种是体制内评职称、论政绩的，另一种是体制外公认看一个人行不行的。我发现学术界有些不合理标准，却没有人去质疑。比如说核心期刊，问题是谁规定它是核心期刊？没有人去问，都还争着到上面发文章，有些核心期刊层次很低，可却是评教授、副教授凭据之一。但一些公认的水准很高，很难在上面发表学术文章的刊物，在上面发论文却不算数，或等级分很低，这很荒谬。
我感到可悲的是，我们有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愚蠢的标准，人们的聪明不是表现为评判和质疑这些标准，而是想方设法、争先恐后地去适应和满足这些标准。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大学和学术研究部门的行政化，会出现把持标准或者制定标准的人是非学术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职位的人往往有高学历和职称，说起来“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已经没有了，但许多人一当了领导，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变了，学校还是权力主导、行政主导型。
大学尊严
《大学周刊》：您在国外不少著名大学做访问学者或者研究，这种比较是否让您对大学有了更深的理解？
徐友渔：的确有关。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陆续到海外大学做一些教学、访问或者是研究工作，像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中国香港、台湾的一些大学，我看到这些大学是怎么做的，谈教育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参照系，知道中国大学落后在什么地方。
正因为看了很多，我也不是盲目崇拜，国外大学好的地方和弊端我同样清楚。所以我特别注意批判应该是现实的、有分寸的，你说它不好，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因为光提出理想是不行的。这会让我觉得哪怕我现在站在大学校长的位置，仍然是必须批评和纠正的。
《大学周刊》：您觉得国外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可以借鉴的？
徐友渔：我觉得还不在于具体的内容，因为文化、历史传统这些方面都和国外不一样。我想谈谈大学尊严问题，现在中国的大学聘请明星，或者像刘翔硕博连读等等，这些是我最反对、批评最厉害的。国外大学不是这样的，大学要有自己的尊严。
最近有一件事，香港大学医学院接受李嘉诚的捐款，要把医学院改名为“李嘉诚医学院”，香港对此争议很大。杨振宁却说，李嘉诚要拿这笔钱给他，肯定把他主持的一个研究中心改成李嘉诚的名字，实际上在内地这样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也是内地大学和香港大学不同之处。
《大学周刊》：能不能具体谈谈？
徐友渔：刘翔是个非常优秀，甚至称得上伟大的运动员，很多好处他都应该拿，比如给他几十万元的奖励，甚至像姚明那样评上劳模。但他如果不考试就硕博连读，即使破例，学校还是要有限制的，博士生是要有标准的，不能为了一个人而打破，不能赢者通吃。这从社会公平角度来说是不公正的。大学有制度就要遵守，不然就破坏了制度。说到底，学校就是在追求一种外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大学有点差劲，大学不知道自己有些什么尊严。还有一个例子，浙江大学会认为金庸的到来大大提高了他们学校的知名度，事情也许是这样。但这点恰好反映了中国大学的可悲。浙江大学是多有名的大学，以其本身的历史，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地位，出了那么多的科研成果，已经够有资本，可以自豪了，根本不必以有金庸为荣。假如我在浙江大学工作的话，会以自己是浙江大学的教授为荣，决不会因为金庸才觉得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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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指导教师为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