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词学批评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了“现代化”特色：批评观念不断更新，批评意识不断增强；批评主体逐渐大众化、国际化、组织化；批评形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加多样化；批评格局变中有定；批评方法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批评标准走向多重化；批评体系逐步健全；批评范畴、批评话语也有新变。总之，20世纪词学批评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
【关 键 词】20世纪 词学批评 “现代化”
词学批评在20世纪走过了一条由传统向“现代化”不断演进的道路。在这一进程中，它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在批评观念、批评意识、批评主体、批评形式、批评格局、批评方法、批评标准、批评体系、批评范畴、批评话语等诸方面形成了异于传统的特色。
首先说词学批评观念的不断更新。与传统词学批评的“尊体”观念不同，20世纪词学批评是以新的文学观念（如历史进化观念、社会批评观念、平民文学观念、美学观念等）为基础的，词体不但登上了大雅之堂，且被当作“国粹”、“国学”来研究，其思想价值、功能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等都随着批评观念的更新而被开掘出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词学批评由文学观念转向文化观念，人们不再把词学当成单纯的文学，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兹以对唐五代词的批评为例作一阐明。在清末民初，“传统派”在指责唐五代词的俚俗侧艳的同时（注：本文所采用的“传统派”，是相对于“现代派”、“新变派”而言的，其界说已另撰文。），因袭了常州派以“比兴寄托”说词的儒家诗教观念。如默认张惠言所称道的温庭筠《菩萨蛮》词有“离骚初服”之意等；而另一部分论词者则以西方文学观念来审视唐五代词，如王国维就以为它是“真”、“美”的体现，予以称扬。至五四时期则以“历史进化”、“活文学”、“白话文学”这样的观念，认为唐五代词是“歌者之词”，具有“文学革命”的价值，它的“通俗”、“真率”为大多数人公认，各类词史都重重地书上一笔。建国以后前30年多以革命功利主义的阶级分析观念，认为唐五代词是封建文人“享乐”的产物，思想内容低下，缺乏教育意义。如对李煜词的争论以及对李清照词的争论便是基于这一观念的。80年代以后，批评观念由政治化转向“文化”化，于是有不少学者更新观念或“拿来”并运用西方观念来观照唐五代词。如“文化学”源起西方，西方有关文化层次的划分理论也多种多样。刘尊明的《唐五代词的文化观照》吸取其中合理成分，结合歌辞艺术或音乐文学的主要活动领域，从空间上将文化分为“民间文化”、“宫廷文化”和“城市文化”三个层次。刘著以此种观念对唐五代词展开了历时和共时研究，完整呈现了唐五代词的演化过程，有机表述了积淀其中的文化意蕴[1]。由此可见，每一次批评观念的更新都促使词学批评向“现代化”迈进，词学批评观念在20世纪的变化“频率”超过了自唐至清末所有时间。
与批评观念的不断更新同步，词学批评意识也不断增强。这主要体现在词学批评的专业化、科学化、开放化、动态化等方面。专业化是指词学批评开始独立，成为一种有别于一般文学批评的学科，并逐渐有了自身的批评体系。科学化一方面指词学批评纯学术化的趋势，它不再像传统以指导创作、传授词艺为目的，而是将词作为文化遗产来对待；一方面又指词学批评采用科学的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具体与抽象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等）。开放化，就是这时的词学批评与传统相比更注重与其他学科相联系，从而派生出多种批评视角，由传统那种多着眼于“体制内”而转向“体制外”，且二者兼顾。所谓动态化，即词学批评进入20世纪后，不再是传统那种静止的几近凝固的状态，而是不时地变动，以运动、发展的辩证观点来进行批评。这些变化正有赖于词学批评意识的增强。我们还可从数量方面来看其词学批评意识的变化。如林玫仪《词学论著总目》收录了1900年至1992年间的所有词学论著，其中总论部分5469篇（部），词籍1807部，词学杂著1616部（篇），词家与词作论著16095篇（部），其数量之大可谓空前；又据王兆鹏对《文学遗产》自1980年至1995年间所发表的1005篇论文统计，其中词学论文达95篇，其数量仅次于诗歌、小说的研究论文。词学批评的兴盛，显然也体现出了词学批评意识的不断增强。
词学批评主体也较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是主体的大众化。即批评主体由传统的文人（主要是词人）转向非专业词人。由于国民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普及，传播媒体的变化，使得人人有可能从事词学研究，不再像以前那样主要以从事词的创作者或有限的文人士大夫才具备词学批评的资格。这是优越于前代之处。然而大众化也有其弊。如果说前代词学批评主体（也包括20世纪传统词学批评“新变派”等旧学根柢深厚、创作经验丰富的前辈学者）走的是创作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道路的话，那么，新一代词学研究者则大多脱离了创作实践，他们更多地注重“体制外”的理论批评，比起前人和当代老一辈学者们，凡涉及词的艺术形式、艺术个性方面的问题，由于缺乏实际创作感受，批评起来有点不伦不类。刘扬忠先生曾对这种大众化现实提出疑虑，认为这是“专业缺陷”，不应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视旧体诗词为“谬种”，从事词学批评者应会填词，才“谈得上把握词的艺术特征，总结创作经验与发展规律。”[2](P24)当然，大众化这点“缺陷”并不妨碍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反倒说明词这种优秀遗产受人欢迎以及词学批评影响面的广大。
其二是词学批评主体国际化。20世纪词学批评是开放的、国际化的，这是其“现代化”的体现。国外从事词学批评的学者主要有两类：一类为华裔学者，如叶嘉莹、刘若愚等；一类为国外汉学家，如日本的村上哲见、青山宏等，美国的白思达、海陶玮等。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的不断展开，他们为推动词学批评的“现代化”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如叶嘉莹既扎根传统，又能适当运用西方文论与批评方法，融通中西，“文革”后不久回国访问，在各高校作演讲，为国内词学批评带来了新鲜空气。
其三是词学批评主体的组织化。这是与以前相比又一明显的区别。以前像词社这样的组织，加入其中的多是词人，目的在于创作，批评只是其辅助。这样的组织20世纪里也多有出现。如前半叶有聊园、趣园、须社、沤社、午社、如社、潜社等词社。80年代后，各种诗词社团、协会、学会纷纷成立，至1987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中华诗词协会。这些组织比以前松散的群体组织更富于学术性。他们从事创作的同时，还以词学批评见长。如1924年由吴梅在东南大学指导成立的“潜社”，其目的即为潜心学问，参加潜社的成员如唐圭璋、王起、卢前等都成了词曲学家。还有比词社更专门的词学批评组织，如30年代各大学有词学研究会，80年代有词学研究中心，更有全国性的词学研究会。参加这些机构、组织的成员大都是从事词学批评卓有成效的学人，这些组织使词学研究者团结在一起，促进了他们之间的通力合作，加强了词学批评主体之间的学术交流。
批评形式方面，20世纪词学批评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其形式更加多样化。在对传统批评形式的继承上，词话这一传统词学批评常见的形式，在本世纪仍被大量采用。如赵尊岳的《珍重阁词话》、夏敬观的《吷庵词话》、陈声聪的《填词图说及词话》、吴世昌的《词林新话》等。论词绝句（诗、词）这一形式，高旭有《论词绝句》三十首、夏承焘有《瞿髯论词绝句》、卢前有《望江南·饮虹簃论清词百家》、陈声聪有《论近代词绝句》四十五首、钟振振有《论词五古四十韵》。再如，“点将录”是借说部欢娱之笔为记室评品之文，清人舒位创为《乾嘉诗坛点将录》，朱祖谋效之有《清词点将录》，钱仲联先生又有《光宣词坛点将录》。至于书信、序跋、札记、词选、评点等传统批评形式，也被广为采用。如叶嘉莹与缪钺合著的《灵谿词说》则将论词绝句、词话、词史、词学论文等新旧形式融为一体，独出心裁。
新的词学批评形式主要有论文、专著、鉴赏文章等书面形式，以及课堂教学、研讨会等非书面形式。论文是20世纪词学批评最主要的形式。传统批评所采用的形式如词话、考据、注疏、评点等或松散自由，或纯粹实证，不太注意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系统性。单篇词学论文的出现，使得词学批评理论化、系统化、明晰化，显示出20世纪词学批评所具有的智性、思辨、逻辑等特点。论文一般是为把自己的词学见解公诸于世而作的，其主要途径就是在期刊上发表。这些期刊主要有两类：一类为非专门词学刊物，如《文学遗产》、《文学批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各大学学报等；一类为专门词学刊物，如《词学季刊》、《同声月刊》、《词学》以及《中国韵文学刊》等。《词学季刊》创刊于1933年，由龙榆生、叶恭绰等主编，共出三卷十一期，代表着30年代词学研究的突出成就。它当词坛旧学既衰、新学待兴之际，高举旗帜，团结学者，使词学顿成显学。《同声月刊》由龙榆生等人创办于40年代，“专载研讨批评诗歌词曲及音乐之长篇论著。”[3](P1—P2)其中如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论常州词派》、赵尊岳《金荃玉屑》、夏敬观《校辑宋人词话》、吴眉孙《清空质实说》、俞陛云《南唐二主词辑述》、 《宋词选释》等都是一时力作。 《词学》创刊于1981年，以促进国内外词学研究，为词学爱好者提供专业读物为主要宗旨，由夏承焘、唐圭璋、任二北、张伯驹、俞平伯、施蛰存、万云骏、钱仲联等词学耆宿任编委。《中国韵文学刊》是词学研究会的主要阵地之一，其中亦刊登了大量的词学批评文章。这四大期刊作为专登词学的期刊，集中了国内外学者的词学研究成果，起到了互相商榷、互相切磋、互通信息、互为补益的作用，这一批评形式可谓前所未有。
20世纪词学批评专著与以前相比也有所不同，前代专著多驳杂零乱，多印象式、感悟式批评，缺乏系统的整体的观念，并且侧重于“体制内”批评。20世纪的专著则往往集中探讨词学的某一问题（如论某一作家或作品、论词的发生发展、论词与音乐的关系等），或系统描述整个词学领域（如通论、概说、史论等）。方法不同、角度不同、选题不同以及论述方式不同都可产生词学批评专著，它们远较前代专著系统详密、析理透彻、富于逻辑。鉴赏文章是学术性略低于词学论著的一种批评形式，它也是词学批评“现代化”的产物。前半叶虽有，但不多，至五六十年代始大量涌现（如沈祖棻《宋词赏析》即为代表），到80年代更是铺天盖地，仅词的鉴赏辞典已达三四十部。这种集众家合编或个人撰写的赏析讲解读物，解决了一般读者欣赏词作名篇时的困难，提高了他们的欣赏力，普及了词学知识，是鉴赏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至于课堂教学、词学研讨会这种形式前面已述及，兹不赘言。要之，词学批评形式的多样化是其走向“现代化”的必需，也是20世纪词学批评的重要特征之一。
本世纪词学批评的格局，就不同时期来说，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五四以前，由于处于词学批评的转型期，“现代派”的词学批评还未成气候，词学论文的数量很少，“传统派”则偏重词体内部的探讨（如论创作、论声律），批评对象涉及历代词。“五四”以后至建国前这一段时间里，词学论著猛增，“现代派”着重以唐宋词为批评对象，“传统派”、“新变派”则能不偏不倚，较为客观。建国后前30年中，由于政治批评模式的影响，词学批评畸重豪放词人而畸轻婉约词人，对南宋以后的词人词作更是无视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词学批评逐渐正常化，人们基本上能以学术的客观的眼光对待历代词，在加强对唐宋词研究的同时，宋以后词人词作的研究也逐渐展开。
就总体格局来讲，本世纪词学批评有以下特点：一是各代词人词作批评格局失衡。据林玫仪《词学论著总目》所收16095 项研究词家与词作的论著中，唐五代词人词作约2818项，两宋词人词作9261项，辽金元明约649项，清代1944项，近现代1377项，其他占46项。有关唐宋词的批评大大超出其后各代，明显的“虎头蛇尾”。二是个体词人批评格局失衡，仍据林氏《总目》统计，唐宋词人个体的批评与研究论著达百篇以上者由高到低依次为：苏轼（1723篇）、辛弃疾（1487篇）、李清照（1176篇）、李煜（479篇）、柳永（457篇）、秦观（379篇）、陆游（378篇）、姜夔（368篇）、温庭筠（311篇）、晏殊（226篇）、吴文英（216篇）、岳飞（214篇）、周邦彦（193篇）、晏几道（158篇）、欧阳修（153篇）、李白（135篇）、韦庄（125篇）、贺铸（123篇）、朱淑真（ 113篇），居前三位的与居末几位的数量相比，相差10多倍，这仅就名词人而言尚且如此。而唐宋词人总数达1500多人，进入本世纪词学研究者视野的才61人。据严迪昌《清词史》所估计，清代词作者有两万多人，但本世纪成为批评对象的只有42人，足见个体词人批评的格局严重失衡。其三，词学批评队伍的力量分布失衡。据王兆鹏、刘尊明统计分析，本世纪发表过词学论著的作者6000余人，但词学研究“活跃”的作者只有141人。成果量雄居前四名的是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以及海外词学家叶嘉莹。而且141人中只有17人发表过4篇以上的清词论著，绝大多数词学批评者集中在唐宋词[4](P29—P34)。 这种格局既反映其研究现状，也昭示着词学批评仍需进行“现代化”。
本世纪词学批评方法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突破与飞跃。一次是本世纪初，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引起了从词学观点到批评方法的初次变革。梁启超、王国维等是得风气之先者。他们吸收了外来的西方先进学术观念，改变了传统思维方式和考察角度，为传统的词学批评走向“现代”开辟了道路。梁氏较早采用社会批评方法，运用新的功利主义观念审视词体，突出了词体的社会功能，稍后还将词体当美文看待，重视其艺术特性。王国维则吸纳康德、叔本华等人美学思想以及西方批评理论，将中西批评思维方法会通，酝酿成一种新型的、现代性的批评。胡适等人则进一步从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和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为本世纪词学批评的转型寻觅到了方法和路径，直到建国前，胡适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仍广为流行。第二次突破是马克思主义被确认为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以后，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寻求词这一文学样式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虽然出现了不少偏差与失误（如僵化地使用政治批评模式），但其科学性、正确性为词学批评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第三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强，各种新方法、新浪潮冲击着词学批评，使它由此前那种单一的政治批评方法转向多角度、多元化的批评方法。如美学批评方法，以邓乔彬、杨海明的同名专著《唐宋词美学》以及孙立的《词的审美特征》运用得最为娴熟。邓著是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词美学”专著，它从唐宋词的审美对象、题旨原型、艺术境界、审美意识、艺术传达和美学接受等各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展开了分析。杨著把唐宋词作为“心灵文献”和“美文”史册来研究。先揭示了唐宋词所提供的审美感受，阐明其美学史贡献和地位，接着挖掘其“人情之美”，然后具体论析词的新颖艺术包装和主体美感特色，最后兼顾词中“变体”，描述唐宋词各种美学风貌；孙著对词的研究并没有采用简单的社会批评和作家生平传记式的批评，而是注重了艺术本身，采取了从艺术的审美特性深入到词的本性研究的方法，从审美创造的内在规律与表现形态论词的审美特征，从文学样式的整体特征把握词体特征，并对词的审美价值作出了判断。又如文艺学的批评方法，施议对的《词与音乐的关系研究》、王小盾的《唐代酒令艺术》等即采用之。再如，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对辛词的思想性、艺术性细致入微地作了剖析。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引用西人雷·韦勒克的范式理论来重建唐宋词风格学，首创“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他还与刘尊明运用定量定性分析方法来进行词学批评，具体体现在《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和《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二文之中[5](P47 —P54)。至于以意象批评来探讨词的意境与风格的论著更是屡有发表。须指出的是这些批评方法并不是单一地被采用，而是更多地被综合运用于词学批评。除前面所举论著外，杨海明的《唐宋词史》、严迪昌的《清词史》、《阳羡词派研究》、钱鸿瑛的《词的艺术世界》等均是如此。至于日本、欧美等词学家更是擅长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观照词学。总之，本世纪词学批评方法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由单一到多元的演变过程。
不同的批评方法，导致了词学批评标准的多重化。20世纪初，梁启超采用新的政治功利主义标准来评论词人词作，王国维则以有无境界、隔与不隔这样的艺术审美标准来论词，胡适则用“平民文学”、“活文学”、“白话文学”这样的历史进化标准来评价词，他注重的是词的文学史价值。胡适这一“实用主义”的批评标准一度影响三四十年代的词学批评，甚至蜕变为建国后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那种极端的功利主义批评模式。80年代以后，词学批评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同时，强调用艺术的审美的标准来扭转此前过分运用政治标准的偏颇。至此，词学批评标准由次第更迭变为多重标准同时辩证地运用。这样，不少历代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就得到圆满解决。兹以柳永词的评价为例，说明批评标准的演进过程。柳词从柳永所处的那个时代开始，人们就鄙其俗艳，并由其词品连带及其人品，贬抑有加，如王灼称其词“浅近卑俗”、“声态可憎”、“如都下富儿”。吴曾说他“好为淫冶讴歌之曲，浮艳虚薄之文”[6](P84、P135)。直到五四时期，才因他多写白话词得到一定的肯定，但情形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如郑振铎一仍前人成说言其词乃“闺帏淫媟之语”[7](P486)， 刘大杰引宋人陈振孙之语说“柳词格固不高”[8](P606)，胡云翼说“五代文人的艳词也没有达到如此淫秽的程度”[9](P8)。建国后，又因其词多婉约且多咏妓艳词， 人民性不强，仍旧受到贬抑。进入新时期以来，有人从文艺学角度对柳词重新评价。如吴熊和先生就指出：“柳永词的地位和影响，实在不能因其‘浅近鄙俗’而过于轻视”，它“上承敦煌曲，下开金元曲子，在其间起着桥梁和中介作用”[10](P200)。又有人从文化学、民俗学的角度对柳永进行人格价值判断。如薛瑞生认为“何必过分责备柳永”，“不当责之太甚”。柳永的人格、柳词的风格因小说家言其与妓女的关系，“全貌反而为之掩蔽，如雾中看山，真相莫辨”[11](P20)。苏者聪《应当重新评价柳永的咏妓词》一文[12](P89—P94)，则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等标准，认为“柳永全面而系统、真实而细腻地刻画了歌妓的思想性格及内心世界”，“第一个把烟花女子这样社会最底层的卑贱人物作为真正独立的人写进词中”。这些评价汇总起来就较前代公允得多，如果采用单一的批评标准，显然不能奏效。由此可见，标准的多重化是20世纪词学批评“现代化”的必需。
20世纪词学批评是一个逐渐完善、不断发展的体系。姜亮夫先生曾这样说过：“建设真的文学的理论，与其说是文学家或感情的哲学家的事，无宁说是语言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或许更是自然科学家的事，更为彻底一点”。[13](P1—P6)结合姜氏这番话来考察20世纪的词学批评体系，其中不少门类和内容都是与其他学科联姻的结果。随着各种“学家”更多地介入词学批评，或各种学说不断地被引入，其体系会随时扩大。刘扬忠在《宋词研究之路》中也指出：“只有从关于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把它放到整个古典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大系统中考察，才能真正弄清这项工作的地位、性质和意义。”同样，也应把词学批评体系看成外向型、开放型的，寻找新的理论与方法，并有机融会贯通地使用于词学批评，作为进一步完善其体系的突破口。例如前面提及的将“范式”理论（Paradigm，亦称范型）引入词学批评，循其思路，当有“词学批评范型”这一门类进入其体系。什么是“词学批评范型”呢？具体而言，当是指词学批评的论题、论证方式、基本观念、理论规律、资料搜集、评判标准、批评方法等一系列科研规范。对词学批评范型的形成与作用的探讨，有利于词学批评的科学化，有利于清晰地掌握其发展环节，为当代词学批评提供参照准绳，从而突破旧型，开创新型。再如计算机运用于词学研究以后，词学批评体系就当有“计算机与词学”这样的内容出现。如此才能加快词学批评“现代化”进程。其实，20世纪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其体系建构发展的过程。
20世纪的词学批评范畴（包括术语），就专门的来说，其后半叶出现的数量不及前半叶。前半叶不仅“传统派”、“新变派”创制了一批词学范畴或术语，“现代派”也创制了一些。传统派中，如况周颐的“重拙大”、“真是词骨”、“穆境”，蒋兆兰的“词体贵洁”，陈洵的“贵养”、“贵留”、“由大几化”等；新变派中，如龙榆生的“意格说”，赵尊岳的“贵神味”、“尚风度”、“跳脱”，夏承焘的“清刚”说，唐圭璋的“雅婉厚亮”说，俞平伯的“细密”说；“现代派”中，如王国维的“境界”说，“隔与不隔”等，胡适的“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刘大杰的“词的诗化”等等，这些范畴或术语大都来自词学批评家们切实的心得体会，因而能体现出词学批评的“本色”。建国后前30年，由于过分注重词体外部规律的探讨，单纯以论诗论文的方式论词，专门的词学批评范畴与术语几乎没有增加，相反，原有的多被忽略了。新时期随着词学批评走向多元化，也产生了一些专门的词学批评范畴与术语。如杨海明的《唐宋词史》首次在词学批评中引进“忧患意识”，用以阐释唐宋词的感伤色彩，其他像“狭深文体”、“心绪文学”、“类型风格”、“多重人格”、“以悲为美”、“以艳为美”、“以柔为美”等术语都能恰如其分表达某些词学观念。再如叶嘉莹的“感发”说、“思力”说，是体验并发掘词人“词心”的有效方法。但是比起前代词学批评来，20世纪出现的专门范畴与术语要少得多。究其原因，在于词学批评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现代派”占据其主要论坛以后，逐渐侧重于被前代忽略了的词体外部理论的探讨和共性研究。这样就反而对词的本体研究重视不够，缺乏对词体内在特质及表现形态的理论认识与归纳概括，未能对词体本身作整体深层的分析与把握。再加上词学批评迄今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多是借用诗文批评理论或西方批评理论。于是其范畴与术语的创制就出现了滞后现象。因而，创制一套“现代”的自身独立的词学批评范畴及术语也就有待于当今学者们的努力。
20世纪词学批评话语明显不同于前代。其基本概念有两个来源：一是传统词学批评，一是西方理论批评。王国维是第一个将二者融会在一起用于词学批评的。其《人间词话》就是利用并翻新了国人比较能接受的传统批评概念与文体，建构起一套同时超越传统与西方的新的批评理论——“境界”说。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词学批评家很少能像王国维这样将两种不同来源的基本概念融铸成新的批评话语。本世纪词学批评使用（确切地说是借用）更多的基本概念是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或西方科学。其批评文体有传统文体（如词话等）和现代文体（如论文等）；评论语式有文言与白话两种，它们经过不同的组合，形成不同的批评话语特色。通常“传统派”采用的是传统文体（一般是词话）与文言语式；“新变派”则采用现代文体（论文等）与文言语式，后来随着历史环境变迁，也采用白话语式。如龙榆生最初多为文言语式论文，建国后，公开发表论文时用白话语式，个人著述时仍用文言。这种情况是“新变派”的批评话语特色。“现代派”则既用现代文体又用白话语式，这种话语在建国后成为主要批评话语。语态方面，以朴实无华者居多，大约因为学术的目的在于准确、清晰、实用，而对论文的文采不多要求，但也不乏文质并用者。像老一辈学者如胡适、郑振铎、薛砺若、俞平伯等人的词学论文即如此。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仅从其目录就可见其文采飞扬。当代词学家更多的是把词学论著当作“学术美文”来写，如叶嘉莹、陶尔夫等的论著，无一不是语言生动优美、时代气息浓郁。要言之，如何建立一个由传统转型而来的“现代化”批评话语，即如何将王国维所创的那种批评话语进一步完善，是词学批评向“现代化”迈进的关键之一。
从以上诸方面的剖析可以看出，20世纪词学批评正处于由不完善走向逐渐完善的过程之中，即仍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其总体特征也就在具有很强的现代性的同时，也存在着相当多的不成熟之处（譬如前面所指出的缺乏自身体系和自身的批评范畴）。如何弥补其不足，使其“现代化”特征更强，是当前及以后词学批评的任务。正如杨海明在《词学研究之展望》一文中所指出的，要发展今后的词学批评，“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和利用前人的词学研究的遗产，把‘根’深深地扎在传统的词学研究中；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墨守成规，要以现代先进的文艺科学来指导这种研究工作，使之面对未来。”[14](P46—P55)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对词的本体研究，加强对于作家作品的宏观研究，加强词学批评方法论研究以及对词的“多元化”研究，这样才能使词学批评蜕掉不成熟的面貌特征，使之能更客观更科学地揭示词学的现象、轨迹、规律，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虽是一种时代的必然趋势，但加快其前进步伐，使其“现代化”色彩更浓，则是当前词学批评者的当务之急。
收稿日期：1999-11-11
【责任编辑】乔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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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辛华（1969—），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文学博士，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