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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岗:老学人与新时期——解读徐中玉先生
【时间:2012-2-10 】 【来源:《学术界》(双月刊)总第91期,2001.6 】 【作者: 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 孟岗】 【已经浏览2856 次】

    短短二十年,文学理论经历了潮起和潮落。今天的文论界,面对着新世纪的到来,既有对光明前景的向往,也有“等待戈多”的无奈和苦闷,过多的期待和失落使我们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复杂。近年来逐渐蔓延的虚无主义说明,迎接文学理论的新世纪,我们还缺少更为健全的学术人格。中国文学理论要发展,恐怕最当紧的就是学人的自身建设问题。在这寂寞难耐的时候,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就会看到在理论界的“灯火阑珊处”,有这么一些老学人的存在:与青年理论家相比,他们经历了理论之外的种种忧患,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们在新时期二十年里保持着清醒的态度,无论是在理论“热销”的八十年代,还是在“供大于求”的九十年代,他们都没有随着“行情”起浮不定。与有些整天忙于追新逐异,到头来“却道天凉好个秋”的人相比,在这些老学人有着这个时代最为缺少的东西——“定力”。这定力出自一种健全的学术人格。因此,关注我们身边的老学人,“阅读”其学术人格,对这个浮躁的时代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对当代文艺理论界来说,今年85岁高龄的徐中玉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学人、老前辈。他“从事古代文论资料的搜集、研究近六十年”,可谓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曲折发展的参与者和当之无愧的见证人。从1957年到1976年,他被文化专制主义压制了整整二十年,正如徐先生所说的“整整二十年,我被剥夺了写作、发表的权利。只是由于自己对知识的信念,没有使我干脆丢掉书本,没有使我忘记继续注意知识的积累。……在这二十年内,我除了为自己增加了不少资料性的卡片外,写的就全是检查、批判、监改日记和各地前来外调者‘勒令’我必须写的材料”,待到平反昭雪的到来,徐先生已经63岁了。进入新时期,他没有心思去抱怨什么,而是忙着去“办实事,出实绩”。对自己在新时期二十年的学术工作,徐先生做了如下评价:“大体是打通了古今来谈,是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较有针对而写。这是我多年前的想法,我不想把自己的工作变成只是‘书斋之学’。”

    笔者认为,理解徐中玉先生的关键就在这句话上:不为“书斋之学”,正是其学术原则之所在。对于这种学术原则,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实用主义的。这里的“实用主义”是从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来说的。一般的说,从价值取向来看,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与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显然不同,后者主要体现为实用功利性,而前者则表明为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实用功利性(或者说价值性),一种是自足过程性(或者说科学性)。即一方面要探讨文艺创作的规律与尺度,用之于推动文学艺术的繁荣;同时,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创造,体现着一个民族文明和智慧程度。显然,不为“书斋之学”意味着对实用功利性的强调。在我国,“实用主义”是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术语,这里需要对此加以界定。这里所说的实用主义与建国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实用主义是两码事。所谓政治实用主义是指政治因素对文学理论过度干涉,使其在价值取向上严重失衡,在强调实用功利性之时忽视其所应具备的科学性,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往往因此被异化为文艺政策的宣传工具;政治实用主义在“文革”时发展到了顶峰,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甚至堕落成了“棍子”和“刀子”,“实用主义”成了文化专制主义的代名词。与之不同,徐中玉先生所践行乃是一种新的实用主义。这种“新实用主义”是对政治实用主义的扬弃,其追求实用性的前提是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新实用主义要求文艺理论为现实服务,“但它究竟怎样服务,这却是一个长期未得到正确解决的问题。过去,很多所谓文艺理论研究,实际上只是在宣传当时的某些政策,宣传中充斥空洞的政治口号、政治说教和哲学术语,几乎失却了文艺科学本身的特性。……使文艺理论陷入了简单、僵化、枯燥、乏味、无人相信、没人要看的死胡同。”(徐中玉:《徐中玉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502页。)把文艺理论领出“死胡同”,让理论真正地能为时代所用,为人民所用,这是两种实用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那么,走出死胡同的文学理论该是什么样子呢?“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徐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能为人所用的理论就不再是“灰色”的,真正的理论像生活之树一样,是“青色”的。真正的理论应该是从理论实践经验出发,最终又回到对实践的指导,“例如,这种文艺理论若是真正的理论,它就应能引导文艺反映出生活的真实,促进创作繁荣,而决不是相反。……当然,若是闭门读书,脱离实际的书生,其文艺理论又会流于烦琐和空虚,没有了现实针对性,理论还有什么用?理论要求有用,就得解决当前创作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徐中玉:《徐中玉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534页。)

    我们看到,新实用主义的初衷是对政治实用主义的反拨,改变文学理论的“灰色”面貌,使诗性文化得到诗性的回归。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自恋状态”赋予了实用主义存在的合理性。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政治环境的日趋宽松,理论界对政治实用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清理工作,然而物极必反,过度的批判带来了种矫枉过正的结局:“实用”成了理论家们羞于提起词语。饱受非学术因素困扰的学人们开始欢呼:理论自足自立的时代到了。每个经历过八十年代的理论家都会清楚的记得“摆脱枷锁”之后的理论界是怎样的一派群情激发欣欣向荣之象!然而九十年代的理论实践证明,“自足化运动”带给文学理论的并不是真正的转机,而是虚假的繁荣。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理论话语的快速繁殖,西方的哲学术语被不加思索的套用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崇洋趋新;另一方面是这些理论话语由于缺少对文艺创作的关怀而变成了好看不好用的“空中楼阁”,刚摆脱了政治干扰的文学理论陷入了自恋状态。于是,理论研究的重心偏向自足性,实用功利性被丢在了一边,价值取向再度失衡,文学理论本应具有的实用性始终得不到实现,理论的“灰色”并没有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而改变。九十年代以来文论界的沉默和“失语”揭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自私”、“自恋”的文学理论是没有多少用处的“书斋之学”,理论就是应当有所用处。正是这种背景决定了新实用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新实用主义平衡了因过度追求理论自治而造成的价值取向上的失衡。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徐先生的论文时可以得到“感性”的认识。在他这里,我们接触到一种非常朴素的文字,理论不再是让人目眩的“概念轰炸”,而是以非常诚恳的面孔出现在你面前,不张扬,不夸张;与某些自命不凡的新潮理论家那满纸乱飞的“理论泡沫”相比,它更显得厚重、沉稳而不乏生命力。同样是古代文论的研究,在有些人那里却搞得玄之又玄,他们的文章从开篇到结尾都是什么“儒”、“释”、“道”、“××精神”、“××传统”等等宏篇大论,这样的东西只能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最后只能慨叹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实,那些眩人耳目的高头讲章有几分是由真正的学理而来?对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能起多少作用?反观徐先生,其研究大多是从具体的创作理论入手,理论最终指向了作家的创作实践和当代的文学批评。例如他在研究苏轼文学思想时,挖掘到了“言必中当世之过”这样一种思想,这其实是对文学批评精神的强调。行文当中,他对当时文学创作中的虚假矫情的批判随处可见:“我们今天要写真实,文学创作既要干预生活,揭示社会的病态,决不能再搞瞒和骗,同时亦绝不能为揭露而揭露,使读者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以致产生不良的客观效果。瞒和骗是不真实,而不反映实有的光明和前途,一样是不真实。我们今天的作家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一定要迸发出‘不能自己’的高涨热情,通过艺术方法表现出最强的政治责任感。”也许我们会说这些道理谁都会讲,但考虑到文章发表的时间是1980年,那时跟着形势随口喊几句口号不难做到,而能用自己的理论研究得出真正进步的、为时代所用的思想来,并不是每个理论家都能做到的。

    徐先生说:“有人一听‘尚用’就摇头,难道无用倒可贵吗?”的确,文学理论要想突破当前的困境,是应该考虑一下理论的实用性问题了。学着把理论搞得实用一些,这可能是他对文学理论的最急切的期待了。

  正是出于对理论现实针对性的强调,徐中玉先生把构筑体系以成家成派放在了第二位。他说:“我只是说出了我的看法,力求研究工作能同现在遭遇的新问题、新情况联系起来,使我的工作不致成为空谈。……我有的多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并没有什么煌煌理论体系。”他不介意自己的理论研究“不成体系”,相反,他对建构体系采取了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我学搞文学理论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体系,高谈一套一套理论,服膺五光十色的各种主义。也听也看也想,却并不无条件服膺,愈老愈觉如此。实践出真知,不在放言高论。”他说“一种学说往往因急要构成体系,总有很多不符合它设想的东西被忽视或抛弃”,“体系”往往成为表达真理的障碍。意识到“体系”和“实用”之间存在的矛盾,为了保证理论的鲜活,这位实用主义者作出了异乎寻常的选择:悬置体系。笔者认为,这一选择对新时期文学理论有以下两种意义:

    (一)悬置体系意味着对“体系崇拜”的觉醒。在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理论家们以全部的热情去构建体系,“构建理性主义”统治着整个理论界。在对“体系”的理解上,理论家们的潜意识普遍指向了西方文论的“体大思精”。一时间,黑格尔的《美学》成了所有理论著作的范本。徐老学人与新时期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理论洞察力,觉察到这种理论趣味“西化”的实质是中西文论的价值评判问题。他认为我们无须拜倒在“洋人”脚下,迷信“体系”,中国的“非体系”的理论也可以表达出普遍的真理来。徐先生多次对黑格尔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批判。首先,体系的庞大并不意味着理论思维的高强。“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固然有许多深刻见解,但我国的刘勰比黑格尔早很多年,同样是当时世界上的理论权威”,“非体系”不比“体系”差。评价理论的标准在于探索的深广度、理论发挥出的力量,对各自的文学发展历史起的实际作用。其次,从理论接受的角度来看,黑格尔体系有着明显的缺陷:其理论“过于抽象和枯燥”,他“未必能算是一个很想把理论交给群众的人”。徐先生相信“通道必简”,直观感受,切身领悟,整体观照,就近取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同样可以表现真理。况且文学作为人学和心学,其玄奥微妙之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时,中国的“非体系”要比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更胜一筹。另外,与黑格尔体系的庞大艰深相比,我国的古文论兼有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理论本身即是艺术品。总之,中西文论代表着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两者之间没有必要强分高下,“非体系”不是缺点,而是“特点”。

    徐先生对黑格尔的批判,对我们反思“体系崇拜”不无启发。在背离学术传统的情况下,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坐标的,老理论家信奉黑格尔,新理论家信奉德里达,我们的文学理论没有能逃脱“逻各斯”的包围。因此,满怀信心的理论家们去建构自己的体系,最终却难免陷入对西方体系的机械模仿。理论——体系——科学,构建理性主义的逻辑非常简单。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八十年代我们曾对方法论情有独钟,以为依靠方法论的更新就能实现文学理论的突破。文学理论被赶到了科学的地盘上,一时间,文学理论中充斥着的是纯粹思辨和抽象推理,诗性文化所独具的悟性、感性、灵性全都窒息在三段论和数学公式之中了。方法论的破产证明,科学化不但救不了文学理论,反而把读者都给吓跑了。在许多非专业人士看来,所谓的文学理论就是把原本丰富而有趣的文学现象解释成枯燥艰涩的一门学问。整天讲“接受美学”的理论家反而使自己的理论体系遭到拒绝,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宗白华先生的“散步美学”至今仍受普通读者的喜爱,而当前的许多煌煌大著,除了作为“学术成果”以供作者聊以自慰外,便再也找不到其他价值了。也许,习惯了对作家创作“指手画脚”的理论家们,应该对自己的创作提出疑问了。

    当然,批判黑格尔并不是为了“推销”刘勰,而是清除偏见,为中西文论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条件:“中西双方各自进行反思,实行互补,而避免那种自命通解,强加于人的结论,才是适应当前世界学术融汇趋势的真正科学精神”。文学理论的未来,就是要在“大文论”视野的观照下,使全人类的艺术经验为全人类的文艺创作服务。“不同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各有所长,可以相融互补,中外各国,至今如此,将来亦必百花齐放,兼收并蓄,择善而行,才是通途。”(徐中玉:《徐中玉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而要建设“大文论”,就需要以一种更为开通的态度对待体系问题。文学理论的现代化应该是一场在中西文论之间展开的漫长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当前西方理论的大举入侵之时,我们的理论家更应保持冷静,冷却对“体系”的热情,以一颗平常心去搞理论,多做一些具体的原创性的理论工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悬置体系是潜心治学的前提。

    (二)悬置体系意味着对“过渡阶段”的清醒认识。“勿庸置疑,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建立系统有序的理论体系,但是构建体系必须以充分的分析厘定和探究论证为前提,缺少这一前提的超前性体系建构势必酿成不良的文风,最终也不能真正建立具有现代水准的理论体系。”(姚文放:《进展与问题:六年来文艺学建设概观》,《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8页。)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并不是靠个别学人一蹴而就的,文学理论的发展靠的是学理的不断积累。“并不是后来人聪明已逊,乃环境太不安定。”(徐中玉:《徐中玉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但由于长期以来政治的粗暴干预,学理被扭曲,积累被中断,学人的个体生存尚成问题,又谈何成为学术大家呢?学理的积累是个长期的过程,企图超越这个过程,为成为大师而追求体系,只能是耐不住寂寞的一厢情愿。徐先生认为目前文学理论所在的是一个过渡时期,是学人们苦心孤诣的探索阶段,在这个时期做一些实事,要比忙着称王称霸强些。他说:“求学不比从商下海,只要沉得住气,意志和时间便成实力,铢积寸累,总可陈功,无惨败之理,这种实力自亦不易。”对当前学界中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他提出了如下忠告:“有的是浮躁与激情,缺少足够的积累、虚静与深思。随风飘荡与执笔无从,自都不能与硕学有缘。”可见,悬置体系并不意味着在学术上不思进取,走中庸之道,而是对我国文学理论的现状有了清醒认识之后的选择。想一想这些年来出了多少本理论著作,引进来多少种理论体系,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作家不爱看,一般读者看不懂,只有少数几个同行们过来捧捧场,从这个角度看,悬置体系进而追求学术实绩要比急功近利去炮制理论更为明智。

  在以上的篇幅中,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实用主义者的徐中玉先生,但如果把其不为“书斋之学”仅仅理解成追求“实用”,其实是对这位老学人的“误读”。从学术人格的整体构成上来看,在徐先生这里有着最为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并行不悖,“务实”“务虚”合而为一,构成了其学术人格的独特个性。在他这里,实用主义不是目光短浅的“学术本位”,理想主义也绝非与现实隔离的“绝望飞翔”,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只有从两者之间的辨证关系上,才能对他作出完整的阐释:实用主义是理想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没有实用主义,再纯粹的理想都不过是“空想”和“妄想”,理论永远是理论;后者又是前者的动力之源,没有理想,再勤奋的理论家也只能是为理论而理论,书生永远是书生。

    这里的“理想主义”是指,在求真求是的学术活动的后面有着老学人深深的人文忧思。作为一名人文工作者,其人文忧思必然是对时代精神的回应。虽然主要致力于古文论的研究,但徐先生并没有囿于专业而对社会现实保持沉默,我们发现,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其理论的内在关注点在这二十年里有着一个相当明显的转变。八十年代初期,其注意力集中在对“左”倾文艺政策遗毒的清理上。《“入门需正”,“立志需高”》、《“文章且须放荡”》、《叶燮论“无胆则笔墨畏缩”》等,这一系列论文与当时思想解放的时代步伐相一致的。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构成其潜在的理论动机的是对文学精神的普遍萎缩的担忧。他看到在思想领域里,有那么一些人脱离中国具体国情,不负责任地鼓吹所谓的“新潮”和“当代”;在创作领域里,有些作家沉溺在对个人私欲的描写上,还理直气壮地说这叫“向内转”。徐先生以这代老学人特有的人文激情写道:“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的理想境界到底是什么,所谓‘新’和‘当代’还要不要同中国的实际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前途结合起来,尽可能起些实实在在的积极促进作用。”“今天我们也仍要在审美前提下继续强调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改革使命感。一味‘向内转’,转成了极端,只想满足个人的怪想、私欲,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随落。”

    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面临着日益“边缘化”的历史处境,有人便想彻底摆脱政治搞起“书斋之学”,同时把忧患意识、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也一并归为中国文人的政统意识。我们的学人在历经种种苦难之后,心态变得何其敏感和脆弱!然而,是否真能从此以后“躲进小楼成一统”呢?如何去看待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徐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角:一方面,我们不妨更为宽泛地理解政治,追求真善美也就是在革新政治,也就是为社会进步服务,因此没有必要脱离政治,不是任何政治都是文艺学术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学者并不一定要作为“文化精英”来忧国忧民,“书生从古至今从未占有社会重心的地位”,“而具有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则是每一个爱国者应有、能有的”。总之,既具人文激情却又不乏实用理性的学者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学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既非迂腐,亦非狂生,对这种人我心向往之。”

    对照徐先生的心路历程,我们不难感悟到这样的道理:今天要强调文学理论的“务实”,只有务实能改变理论与实践的疏离状态,但是无论多么“实用”的文学理论,其最终面临的问题却是一个如何“务虚”的问题。文学理论的最终目的不是将人符号化,而是帮助人去诠释和捕捉隐藏在符号下面的意义。文学是人学,文学理论所应解答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人自身的问题:理想、意义和乌托邦。如果说理论与实践的隔离使理论成为“空文”,那么文学理论对“人”的漠视则造成理论的“空心”——这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致命伤。我们看到,在“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感召下,理论家们的注意力从“文学”集中到了“文本”上,文学理论被异化为“文本理论”:文本就是一切,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在能指——所指的语言游戏中,人类所有的意义寻求活动都变成了被嘲讽的对象: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所谓的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妄和野心。作为一种崇尚多元化和相对主义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可以有效地消解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专制主义,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其极端的相对主义势必导致虚无主义,从而使一切价值建构面临被消解的危险。这样,丧失了价值支点的文学理论,其最终归宿将是由学者们所共同把持的一种“无底的游戏”。对此,一位学人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我们的工作一如既往地热衷于占山为王划地为营,为争夺话语权而努力打拼;而不是像别尔嘉耶夫所提醒的那样,从先于一切理性反思和抽象分解的东西去真正介入人文艺术现象,去关注人类的现实,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的‘文艺理论’的名存实亡,将不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徐岱:《体验自由》,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虚实结合”的学术人格决定了徐先生在最易迷失方向的新时期,保持了一位理论工作者应有的稳健和从容。或许他算不上有些人所说“大家”,但其几十年来的宠辱不惊、孜孜以求,对正在为“理论之死”而彷徨而悲观的后辈学人来说极具教益。如果说巴赫金们让我们看到了差距,那么徐先生则告诉了我们:差距将在一代人接一代人的实干中不断缩小。愿所有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担忧的人们从他这句话里找到一份踏实:“过渡时期出不了大手笔,写不出能领风骚数百年的大作品,果然如此也没大关系。后来者仍能从这个世纪的苦难探索、已见曙光的努力中得到启示,引发灵感。中国自有后来人。”

    〔责任编辑:黎 宏〕

    作者简介:孟岗,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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