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令人悲哀的处境和使人振奋的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近期进行的“大学语文”改革，是在一个特别的背景下展开的。

　　北师大的“大学语文”改革，算起来前后有6年的历程。

　　大家都知道，“大学语文”课设置以来，各学校都有过“阵容强大，学生踊跃”的辉煌，但是，各高校“大学语文”大概也同样在90年代中后期进入悲哀期。1998年，我们曾经和教务处一起设专项研究项目，努力改变这样的局面，但是，由于启动的改革机制不合适，对“大学语文”的定位不十分自信，更由于改革行动仓促，整体方案不成熟，所以到了2002年，“大学语文”课程陷入“死地”，2003年新教学计划修订过程中，北师大教务处制定的全校公共课新方案中，取消了“大学语文”课程，连选修课也没有设置。

　　由此，北师大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议上展开了一场“大学语文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国际文化交流”的热烈争论。当时，教务处全班人马是一个方阵，北师大文学院的老师是一个方阵，双方为开不开“大学语文”，展开激烈争论。

　　实事求是地说，北师大教务处取消“大学语文”课，是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决定，在这些调查中，对“大学语文”课程的评价，学生的回答几乎百分之百是“没劲”，应该“取消”。

　　面对教务处的有“科学依据”的方案，北师大文学院的同仁，感到一种困惑：明明知道“大学语文”是一门可以提高大学生内在品质、提高他们文化素质的课程，但是却陷入如此悲哀的局面。于是，文学院教学委员会在王宁先生的积极倡导下，实施新的“大学语文”改革计划。董奇校长以及他所领导的北师大教务处十分重视这场讨论，批准了“高等语文”课程实验课题，并指派我们学校的励耘实验班的同学参与试验。北师大文学院院务会决定：选择讲课效果较好、善于深入浅出、知识结构较宽的老师来进行试验。文学院在语言学家王宁老师的带领下，组成由易敏（古代汉语学科教师）、李山（中国古典文学学科教师）、康震（中国古典文学教师）、杨联芬（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教师）、李正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师）的课程小组。一个学期结束了，我们的“高等语文”课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在学期末的调查问卷中，学生的回答，让我们实验小组的老师感到欣慰。

　　恰在此时，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2003年温州年会，又将“大学语文”的相关问题列入议题，我列席了这个会议，受教职委各位专家的启发，我在会议期间向刘中树主任委员（原吉林大学校长）、温儒敏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等专家汇报了我们的改革计划，得到了令人振奋的支持。温儒敏先生直接设计、联络各方，督促在我们的实验告一段落的时候，在北师大文学院召开实验现场会、研讨会，把我们实验中的问题、教训、经验拿出来，由专家们会诊，从中找出高等学校“大学语文”课的出路。

　　2004年4月10日，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北师大文学院联合举办的“高等语文教学及教材研讨会”顺利召开。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等二十所大学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教育部高教司文科处处长阎志坚到会，针对大学语文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中国教育报》和《中华读书报》作了专版报道。

二、高标的“高等语文”定位和谨慎的“大学语文”整体实施方案

　　概括我们的“高等语文”实验的探索，有两个方面是突出的：第一是对这个课程的“高标”的定位，第二是课程的组织模式。高标的定位是对学生应有的尊重，对“语文”应有的尊重；灵活的组织模式是对授课教师的尊重，我们争取在文学院形成一个上“高等语文”课是一位老师的荣誉的氛围，同时又不让这门课对上课老师的专业课程、专业研究造成负担。

　　实验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语文”发生了极大的转折。

　　但是这场转折事实上现在还没有走出危机。2004年9月在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上，兄弟院校的专家对我们的实验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善意地提出了质疑，“大学语文”又一度成了会议的焦点，以至于专家们对“大学语文”竟成为焦点而感到“纳闷”。

三、“大学语文”改革值不值

　　我们的“大学语文”改革实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原来“大学语文”组的任课教师也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和自身的“命运”危机。那么，花费这样的大气力来挽救一门课程，值不值？如果“大学语文”就是一门“腻死了”的课程，那么，取消这门课，让那些专职的大学语文教师转行，岂不是最痛快的事情？

　　那么“大学语文”改革值不值？

　　在我们进行这个试验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有一个潜在的目标和动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文艺运动复兴的一次大的涌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又将是一次更广泛、更深刻的大涌动时期。种种迹象表明，世界文化格局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在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汉语言以及汉语所负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新文化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一个“新的中国语言文化时代”正在兴起，它将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最显著的表征，它与中国艺术复兴、科技复兴、思想复兴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中国文艺复兴的蔚然大观。

　　要不要把这样的敏锐意识传达给我们的大学生？

　　要不要加强中国高校中文学科应对这一场伟大运动的集体意识，并且在这样的历史意识中与其它学科相互合作，共同培养参与未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才？

　　要不要把我们的“语文”教育，特别是大学“语文”教育提升到传承传统文化、交汇中外文化、促进新文明时代到来的意识层面来操作？

　　这些都是中国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的深层问题，前瞻性问题。它应该是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大学生素质问题成为十分敏感的问题。中央和教育部新近的几份文件，促使我们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

　　从中文的学科角度来看，大学生的文化素质中，“语文”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文品质。从西方历史看，所谓“人文”就是14-16世纪高校人文学科的教师所从事的“语言文化”教育。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人文学者所从事的就是传授古希腊罗马古希伯来以及波斯的语言文化所负载的一切知识，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复兴”的概念。然而我们知道，这场运动绝不仅仅是“复兴古代文明”，而是一场创新运动，讲授古代语言文化知识的“人文”运动的结果，却是发展了各民族的“俗语”；讲授古代语言负载的“学问”的结果，却是创造了科技、思想、社会等等新兴学科。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十字路口，“语言文化”是“人文素质教育”的枢纽。

　　中国历史秦汉时代以及以后各个时代，“语文”运动总是与思想文化运动相伴随，特别是近现代的“语文”运动，更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始。这是我们大家极为熟悉的。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选择了“高等语文”这样的概念，进行我们的“大学语文”试验。

　　我们试图对“大学语文”课提出更多更好的可行性意见和思路，试图在推进“新文明时代”的历史意识中，建立中国高校“高等语文”观念，实现“大学语文”新的转折。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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