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高校现在已经开设了“大学语文”课，更多高校正在积极准备开设这个课。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一个新课，因为近年教学计划里并未规定有这个课。有的同志认为这个课程其实并不新，只是已经多年没有开它罢了。后面一说是有理由的，因为解放头几年很多高校（包括理工农医各科）确实都开过“大一国文”，郭绍虞、章靳以等同志还编出了教材。至于解放前，那是一直有这个课的，名称或作“中国文学名著选读”，或作“文选及习作”，口头通称则为“大一国文”。那个时候，中文系教师凡是算作“专任”的，总得担任三门课的教学，其中大多数得担任一门“大一国文”，随便分配在全校的各个系科里。任课教师每学期除讲文章外，必须要学生做五、六次“作文”，尽可能仔细进行批改，还要做些综合性的评阅指导。后来为什么统统取消了，只让中文系的学生保留着，究竟有多少理由，我已想不完全。大概认为这门课对中文系以外的大学生没有什么用处。公共必修课既越来越多，在感到学生负担过重的时候，可能以为取消这门课程是最应当、最合理的事情。现在不是也还有些同志在重提这一理由以反对重新开设这个课程吗？当然这一说法也不是全无理由。但不仅因为多年来中文系以外的高校各系教学计划里已没有列入这个课，更因为今天开设这个课，其目的、要求和任务，都应当比之过去有更新、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在拨乱反正，国家需要迅速实现四化的今天，各科大学生都要有更高的文化修养，都更应重视提高我们的精神文明。不要以为我们只缺少物质文明，我们同样缺少精神文明，同样需要重视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固然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也是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和保证。“理”要重视，“文”亦绝不可轻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教育界同志提出必须重开“大学语文”课，当然不认为开了这个课就能够解决各科大学生应有的文化修养和精神文明问题，但无论如何，开出这个课，教好学好这个课，对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是大有帮助的。很难想象，连本国一些最著名、最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艺术成就的作家、作品都毫无知识或极不了解的大学生，能够算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即使这个大学生能够文字清通（这样的大学生已不很多），如果他非常缺少这种知识和鉴赏的趣味与能力，他照样还是不能算合格。已经有许多“理”科专家学者谈过“文”的修养曾如何帮助了他们对“理”科知识的学习和传布，他们也成了在理、工、农、医各系科开设“大学语文”课的积极鼓吹者和支持者。更不要说应有的文化修养和精神文明曾如何帮助许多同志成为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了。
所以我认为这课既是老课也是新课。是老课，便不是谁在无事生非，硬要再加重学生负担，过去的经验和成效不可轻视、不容抹杀。这也是新课，便应当不满足于多读一点文章，写通一点文字，而要通过某些代表作品的学习和领会，使学生从中取得文化上、精神上、道德品质上等多方面的营养，有助于他们既能在物质文明方面有所贡献，同时在精神文明方面也作出成绩来。两者都是四化建设的急需，原也是完全可以互相促进，一同成长的。
二
有人说，“大学语文”是个补课性的、过渡期的课，一旦中学里的语文水平提高了，这个课在大学里就无需开设，因此说它是短命课。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它必须是个长命课。
当前中学里的语文水平诚然还有待于大力提高，而且还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须知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有许多原因。要消除这些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努力。但即使今天中学的语文水平提高了，“大学语文”这个课也不能不开。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不仅国外许多著名的大学都在更加重视其本国语文的学习，不少驰名国际的理工科大学筹设了文科学院，就在我们国内，像交大、同济、清华、中国科大、浙大、上海一医、华中工学院等等，也都已在朝这个方向积极努力，而首先开设的便是“大学语文”课。它们正在多方物色师资，建立教研室，准备材料，参加学习交流，已经上马或即将上马。这是学术发展本身的一种必然趋势和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需要在一起推动着这个共同的事业。
过去学术分工太细了，细到了“文”可以完全不必学“理”，“理”可以完全不必学“文”。甚至同在“文”科，中文系不必学历史，历史系不必学中文；尤其不合理的是：即使同属中文系，学现代文学的可以忽视古典文学，学古典文学的可以脱离现代文学。这样一来，学生的知识面变得极窄，谈问题鼠目寸光，局限于一个小小角落，没有比较，没有互相促进，似乎目标明确，其实并未看到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根本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学科间的综合研究，建立边缘学科，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呢？怎么谈得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呢？
应该说，在各科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正是由于世界学术发展出现了“分多渐合”的一种趋势，我们是在作适应这种趋势的一个初步尝试。目前虽还是尝试，终必蔚为大国，列于各个学科的大国之林。试想如果各种类型的每所高校都建立起来了属于中文系科的或直属于校部的公共中国语文组室，我们的同行与战友将是一支多么大的队伍！这个课之所以必然是“长寿课”，主要因为它是在适应这种普遍巨大的需要，世界学术发展趋势的需要和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需要。
“长寿课”当然也要暂时担当起过渡期的补课任务。好不容易考进了各类高校的不少大学生，还非常缺乏必要的文化修养，甚至连简单的文字也不甚清通，要不要给他们补一补呢？需要的、应该的。只要是国家培养人才急切需要的事情，我们就该乐于承担起来，大家也一定会乐于承担的。
但这个课程，显然有其长期的、更深广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只会更多，更艰巨，更需要进行深刻的研究，国家和人民期望我们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个课程的生命一定是长寿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下决心把这个课程的教学任务完成得更好一点，让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留给后来的同志们去吸收、利用。任何顾虑、怀疑都是不必要的。
三
有人说，“大学语文”这个课很普通，容易教，因此曾被视为不足发挥其专长的低级课，甚至有人公开表示不屑教这个课。难道这个课真是很容易教吗？真是人人都能教得好，使学生深深得益吗？
我敢说，完全不是这样。这是一门极端重要、极端难教好的课程。对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来说，担任这个课程然并不困难，但一个人要达到这种境地，也确非易事。如果一个根本没有教过这个课的人，如果有了那种“不屑”教的念头，恐怕是有点缺乏自知之明。
我既读过“大学语文”，也教过多年“大学语文”，加上耳闻目睹，多少是有点发言权的。教我“大学语文”的老师是当时已成楚辞研究专家的游国恩先生。我的其他老师如冯沅君、陆侃如、李笠等先生都多次教过这个课。我知道更老的前辈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亦是如此。听说在老清华，还一定要最有经验的教师如朱自清、吕叔湘等先生担任这门课，很多人想教还轮不上。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在大学教书起，一直到解放后这个课被无形取消，我几乎没有中断过这个课的教学。开始教这个课时，我总算已在研究院毕业，也出版过几本小书了，原亦认为教这个课大概不致很难，可是事实不然，教得很不成功。主要是文章面广，自己的知识却既窄又浅，不能通过艺术分析显示作品的生动思想，干巴巴，只会开中药铺。不良的反应使自己既惭愧又气馁，是老师们的帮助和不断的实践才使我逐渐有所改进，勉强得以在讲台上站住了脚。要知道，那时是凭学年结束时接不接到聘书决定老师的生活遭遇的，尽管旧社会“关系学”盛行，但想在一所有名望的大学里教下去单凭“关系学”并不够，因为教师首先得留住学生，如果留不住学生，那时你就得“另谋高就”。今天我们决不可因为工作有保障，而不加倍努力，更不能挑挑拣拣，存在什么“屑”与“不屑”、教这教那的糊涂念头。
教课质量的高低，绝非决定于设课的时间在高年级还是低年级。大学低年级都是必修的基础课，教好了对学生有大功，能使他们一辈子受益。基础课放在低年级上，这是由于学习程序应该这样安排，以便逐步前进，绝不意味着这些课可以低要求、低质量。恰恰相反，今天各校都在安排知识丰富、有教学经验的同志担任基础课的教学。“大学语文”课必然也要这样办。在大学里，每个课程都有它的特点和要求，都能造就自己的专家。不同课程的专家是无法替代也没有高低之分的。怎么能说古代文学的专家比现代文学专家高明些呢？只要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得到应有的知识，就一样受人尊敬、就一样是对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的专家。所以问题绝不在教的是哪一年级的课，或哪一系科学生的课。我们不是也非常尊敬幼儿教育的专家吗？问题的关键乃在自己有无责任心，对工作有无极大的热情，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成为一个真正的专家。
毫无疑问，“大学语文”按学习程序来说一般虽多安排在大学的较低年级，它的教学质量却应该是很高的，学校一定要尽可能分派合格的专家来教这门课。
四
我们现在仓促编出试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内容大多是古代散文，也有少量古代诗词，一小部分现代作品，而且全是本国的，有待于使用这个教材的师生同志们今后一道来深入探讨、改进。
很多青年大学生非常爱读我国古代的文学名篇。古代文学名篇虽然不免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有其局限，但古代作家名人的思想感情、生活遭遇并不是一样的，很多作家有些作品具有很强的人民性。虽然距离我们的时代已经很远，但它们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仍可以鼓舞人们的斗志，仍可以引导人们积极向上、力求进步，或者热爱祖国，热爱科学，或者丰富人们的知识，培养人们的高尚情操，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民性，当然不能混同于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所要树立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比之前者，后者不但性质有异，要求和标准也应该更高、更进步。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把固有的文化看成无足轻重，或不加分析地予以贬斥。从许多老革命家的回忆中，我们经常能够知道，陆游、岳飞、文天祥等人的爱国诗文，曾如何深深地感染过他们，使他们对过去多难的祖国忧愤激动得无法平静，推动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难道久经历史考验的古代文学名篇今天已不能再起类似的进步作用吗？毫无疑问，还是能够的。它们能够起的作用随着我们学习、研究的深入还将继续扩大到更多的领域。鲁迅早就指出：“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1934年）
虽然如此，我的看法却是“大学语文”课的教材不必全限于本国作家的作品，也不必过多选入古代作家的作品。外国古今的名篇（当然应限于短篇）也应该占有不少的分量。同时，本国现代、当代的名篇，需要增加。总之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篇都要选一部分。究竟应保持怎样的比例才较适当？希望有关师生共同讨论，相信会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的。为什么“大学语文”课应该包括古今中外？道理很简单，因为它终将成为一个提高大学生文化修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校学生所必修的基础课。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了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列宁指的是“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范围极大，“大学语文”教材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部，当然也应按照列宁的精神原则来编选。除对现在使用的这本教材加以充实改进外，是否需要再加一本以外国古今名篇为主的教材呢？我看可以一本以中国古今名篇为主，一本以外国古今名篇为主，或上下两学期分别使用，或在两学期中混合选用。课内当然教不了这么多，但对文学系以外的各科大学生来说，手头经常有这样两个附有简要注释和说明的选本自己就可以在课余阅读欣赏一番，这将是大有裨益的。
曾有同志提出，“大学语文”教材最好能多少结合一点专业。我感到很难。各类大学的专业这么多，能够结合的极少。选一点沈括、徐光启、徐霞客的作品是好的，毕竟很难算已结合了某些专业。如果勉强选一点中医古文在内，姑不说教师会有困难，一鳞半爪，也很难对学中医的大学生有多少帮助。恐怕只能说，学了“大学语文”，对某些将来准备专门研究古代理、工、农、医等科技发历史的学生，在阅读古籍方面总有一定作用。而主要的共同作用，仍在于提高文化修养和建设精神文明方面。
五
“大学语文”课专管阅读欣赏还是也要兼管指导写作？目前有些高校是兼管指导写作的，有些高校因为另设写作课，这个课专管阅读欣赏。多数已开这个课的高校要求兼管指导写作。我觉得兼管是合理的，可行的。具体做法可以通过实践共同研究。因为指导写作不能空讲方法、技术，必须以具体作品为例证。既已管了具体作品的阅读欣赏，兼管指导写作，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兼管指导写作，是存在困难的。一学期该写作几次？要求学生写些什么？批改很费时间精力，如果任课班级学生很多，教师负担重，如何处理？目前有些高校自己规定这个课每周三或四小时，每学期写作三至五次，任课班级学生不等，从二、三十人到五、六十人都有。有些教师规定写作每篇不超过一千五百字。有几次逐篇细改，发还后就共同问题作综合讲评。有时候找出几篇较有代表性的，印出来让全班同学一起讨论，共同修改，教师参加指导。我看，这中间已经摸索出了些经验，已经可以解决些困难。因为还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各校师资力量很不平衡，多数还很缺乏，目前恐怕只能在可以做到的范围内先做起来，不能作统一的规定。过些时候当然应该有比较一致的要求。
兼管指导写作，要求学生写些什么？另外，要不要考虑各科学生自己的需要？譬如，各科大学生现在都得写毕业论文，有些学生从未写过，不会写，也要教师指导，怎么办？我看，由教师命题，由学生自己立题，写读后感，写心得笔记，古文今译等可以灵活采用，不要做硬性规定。要学生写比较熟悉、自己爱写的东西，防止他们犯“假、大、空”的毛病。批改的方法也不宜拘泥一律，对不会写科技论文的学生，如果他们缺乏别方面的指导，教师也应当尽可能给些帮助。自然不是指科技的内容，而是指作为一篇科技论文，应该包括哪些部分，各部分的比例大致应该怎样分配，写作上应该注意那些毛病，等等。这些，教师还是可以作些指导的；甚至日常应用文字，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需要的话，也指导一下。有些问题可以结合课文的讲解来指导，有时也可以结合写作来指导，完全不顾学生的需要，是不妥的。教师自己力所不及，时间不够，可以介绍或印发一些材料给学生自己去看。我以为这方面应该灵活掌握，讲求实效，使学生得益，不必一定要学生写文艺作品。
有些同志怀疑，读的多是古代文章、文言文，要学生写的当然是白话，其中有矛盾。或者认为谈文言文无助于写作，反而会使学生写出来的东西不文不白，学不好写作。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矛盾并不是必然的。白话文里夹点文言字眼、句法，未必是毛病，鲁迅、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岂不都有这种现象？文言文中本有不少字眼、句法可以为白话文所用，用得合适实在是一种优点，使人喜闻乐见。“不文不白”之所以成病，恐怕主要仍在其文理不通，辞不达意，并不在于有文有白。当然，我也不是主张青年作文必须有文有白，纯粹白话也可以成好文章。古文名篇，大都写的精炼，集中，有真情实感，或议论深刻透辟，教师如能把这些优点讲活讲透，学生怎么不能在写作白话文时运用呢？只要是符合艺术规律的知识，不论用文言还是用白话来写作，都是有用并用得上的。关键要讲得好，使学生具体懂得所讲的东西。鲁迅有个著名的论点：“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对读者就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导），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关于翻译（上）》1933年）我十分敬佩鲁迅这一观点，因为他早在那时就已驳倒了对在思想意识上存在旧痕迹的作品的过分的顾虑，而且也早已指出从古典作品中学习描写的本领，是正当的、完全可能的。我看，无论从事实或是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应该算是已经解决了的。
（何二元输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