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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对周作人绝不能一味称赞而忘其严重堕落
【时间:2009-2-20 】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1995/4 】 【作者: 徐中玉】 【已经浏览5128 次】

    近年来,大谈周作人的贡献与什么什么成绩已出现了很多文章,他的书籍不但重新出版了,有些还分类加以选辑,或辑入有关书籍,到处可见,俨然仍是一位了不得的大家。而对他后来竟落水成为一个无耻汉奸,多数文字完全避而不谈,或只一笔带过,似乎已不算一个严重问题了。最近又看到题为《欢迎小品文》的文章,调子依然,还借来不知何据的鲁迅私下之语竟这样说:“鲁迅先生私下里认为,最优秀的杂文家是周作人。周作人澄明的智慧,老道圆熟的文笔,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旧学功底的深厚,才作得了‘文抄公’;对现代科学、对古希腊、日本文化的痴迷,才调剂了他科学精神和澄明的理性。”对后来严重堕落了的周作人今天竟还在如此称赞其有什么澄明的智慧和理性,这种怪事难道不值得引起人们深思?过去的读书人会如此偏爱这种人么?

    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是进步文人,早期有其某些成绩,即使后来成了日本侵略者奴化中国的工具,对他这段历史当也不必“以人废言”。但当如何谈,要不要有个“度”,还要不要看到他一生的演变,难道竟可一味吹捧,以为这才客观、科学了,而心安理得?我认为无边无际、过分吹捧他早年如何进步、如何重要之类,会给今天读者一种错误的印象,仿佛周作人当看是一代文学大家,甚至进步思想家。这实际模糊了对一个学者、作家评价上起码应有的界线:爱国的还是国族危急关头为虎作怅的。事实上,周作人早期的进步思想究竟进步到什么程度?他所说的与所做的吻合到什么程度?他在三十年代前后所写的那些所谓冲淡、澄明的文章,是否真可表现他的“反抗性”,说成是对当时软弱顽固统治者的“反抗”?周作人真如他那些表象所示,是一个冲淡、超脱甚至很明智的人?一个人在一生中确会发生各种或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后人如细加研究,往往能够发现在其人的变化中,有难变或不变的某些思想品质等东西在。这种东西在后来所处某种环境中某种强大诱因下,发展下去,既或做了些好事,也可能使他铸成大错。有些人怕苦怕累,道貌岸然却意志薄弱,到了抗战后方,得未成汉奸,这种人若留在敌占区便难说。周作人如有决心南下,若去了昆明,便不会落水。

    我认为对周作人这样的人,重要的是,最需注意研究的是为什么著名的教授与作家如他,后来也甘心为虎作伥?这一演变对他来说究是出于偶然,还是并不都出偶然?他这样堕落,对当时北方甚至整个沦陷地区的文学界、教育界、知识分子中起了怎样极端恶劣的作用?日本侵略者所以要利用他,他所以愿受利用,都有明显的目的。他一向标榜的“闲适”、“冲淡”,似乎与世无争,却一下子投进侵略军的怀抱中去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道理对他确亦不会例外。如有渊源,表现在哪里,有何证据?为何过去人们难予察觉?多研讨此人的这些问题,比起唠叨不断的过誉来,着实能惩前毖后,有益得多。这当然先要抱有这样的价值观念,还要有细致的研究,才具说服力。

    我原也积存周作人著书十多种,“文革”期间抄家中都抄走了。因其“晚节”太龌龊,对近年来重新出版的他的书已无兴趣。抗战八年我始终在内地,对因他失节而在沦陷区文教领域起的恶劣作用知道得不具体。但我确很注意这两个问题,觉得至少应为研究这两个问题者提供点材料或信息。

    最近从《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一期上喜读到孙玉蓉同志选注的《周作人致俞平伯书信》和他所写的《试论俞平伯藏<苦雨翁书札>》一文,感到其中有几条材料,虽很零星,却比周作人自己公开发表的文字更真实地表现出了他在日本侵略者侵吞我东北大块国土的“九一八”事变后的某些心迹。我同意孙同志的这几句话:“这些真实思想的存在,与他后来的失足下水以至于走向深渊,都有着必然的联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周在此前的思想和心声中未必没有也可联系思考的材料,且在他写给别位的书信中也会有,姑不旁及。即就这些信中所流露出来的心迹而言,即可旁证他后来的堕落并非全出偶然。

    这批致俞平伯信共44封,始于1924年8月9日,终于1932年2月13日,乃“文革”巨劫后幸免焚毁抄灭的材料。这时正紧随“九一八”事变之后。俞平伯与周作人长期有交往,通信甚多,这次发表出来的为总数198封中的44封。1932年2月以后来往的书信因未一起被保存,不知是否尚存于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在丧权辱国、奇耻大辱的刺激下,群情激愤万分,要求坚决反抗。这是我自己也亲历过的。即便不能马上采取什么行动,群众心情无论如何静不下来。北平地接东北,更是如此。在1931年10月23日所写信中,周作人却这样写:

    困难来临,唯有默以待之,盖符咒仪式悉非所愿参与,而又未能真真荷戈出塞,只好静坐修补《四六丛话》(按这是一本推尊和倡导骈体文的书)罢了。

    他所说的“符咒仪式”当指当时北平举行的各种抗日集会活动。此中诚然会有统治者的大言做作,但绝不能把群众的抗日义愤都作如是观,绝不能把未能真真荷戈出塞之前的种种宣传鼓动以及实际准备工作看为与实际抗战无关的事情。对比当时群众的抗日激情,他却在淡漠中带着冷嘲,似乎他倒已做好“真真荷戈出塞”的各种准备,不妨好整以暇,静坐修补古书,俨然智勇俱全了。

    在1931年12月5日的信里,他谈到当时北大、清华、女大等校大学生大批南下,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日,和北大教师在校内开会讨论抗日事:

    清大请愿方凯旋,北大继起,女大又继起,吴公之风真可谓山高水长矣。昨日下午北大教员诸公似又兴致勃发,大有投笔请缨之概,不佞因往吊徐公(按指徐志摩),不及分身赴大会,不知议决如何,想必大有可观也。

    还是一副冷漠面孔,冷嘲口吻,骨子里认为这种请愿无聊,没用。所谓“凯旋”,揶揄不屑显然。“请愿”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即使主张“不抵抗”的顽石点头,难道参加“请愿”的数十百万学生都以为“请愿”已达目的,回来可称“凯旋”了吗?连我这个当时还在读高中,政治上很幼稚的参加请愿者,也知道这主要是表现了我们大家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民气,人民不可侮,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却仍谈不上是什么“凯旋”。周这里用“凯旋”两字,极见阴傲,但他决不是站在看穿了统治者的屈服立场来提醒学生的,主要是看不起唤醒民气的力量,嘲笑这种行动乃无聊,没用。也可说根本不理解群众的义愤与爱国热情之可贵。他对北大同事们的抗日集会同样表现出轻蔑、讥笑之心。如说举行和参加这种集会乃出于“兴致勃发”,讥刺他们“大有投笔请缨之概”。实际他是想定这些同事不会投笔请缨,在装装样子。所谓“不知议决如何,想必大有可观”,也是反话,无非认为这些人总有一番大言、空话罢了。周在当时,自命智而又勇,根本不相信别人真有投笔请缨的气概,而自己则似乎确已有了荷戈出塞的准备,故总可以居高临下,鄙夷别人是虚假。

    过了一个多月,即在1932年1月16日,周在信中又对俞平伯这样说:

    锦州已失,大家似乎也安了心,愿既请矣,威示示矣,岁云暮矣,假亦放矣,似百事皆已停当,但候安静过年耳!

    还是众人皆醉他独醒的声口。似乎站得很高,对困难忧得很深,千万不能以为既经请愿示威,就时过境迁,百事己妥,即可安静过年了。如无他后来堕落成汉奸的事实,这些话还真可能作为他是忧国者的正面证明。无奈失节落水的事实,却只能证明他在事变发生之际,早已是一个貌似高明,以群众为庸俗、虚假、无知,他自己则实际对什么要求抗日的活动都没有兴趣,都不愿参加,内心极其虚无、懦怯的一个人了。正是后来终于演变成为汉奸的事实揭露出了他在事变发生时就像在信里已表现出来的真面目。这岂非就是他落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有力证据?

    对这样一个人,我们有什么必要,对他早年的一些话喋喋不休地称赏?请问将怎样向今天的读者回答这个问题:他真那样进步,为何后来会甘作日本侵略者奴化中国人的工具?当日本至今还有一些高官不时在推卸侵略中国罪行的时候,对周作人的喋喋称赏将起什么作用呢?

    “不以人废言”是需要的,但如非了不起的深刻话,我看不加废弃就够了。有些话在这种人之前早已有人说过,同时或后人也多能说。特别重要的是,光会说而言行不一,甚至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尚何足道。早年说过的话孤立看似颇有见地,后来看其行事,往往真意另有所在,非仅不值重视而已。说白了,对行品卑鄙至此之人而喋喋还要过誉其并非了不起的一些言甚至假话,我实在感不到有多少必要,历史上并无很有这种必要的例子。

    一九九五年三月

    作者附记:三、四个月前,因承某报长期赠阅而迄未寄文以谢,写成《我看周作人》寄去,却久无回音。为纪念抗日战争,对近年有人一味吹捧姑息周作人,不能沉默,乃修订另发。不期前稿已被转去《中华读书报》在6月21日刊出。这是修订稿,内容有些增加,文字也有所不同,题目更显豁些。

    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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