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标题: 关键字: 作者: 全文: 【我要留言】
专题
频道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 页 > 全国学会 > 学会领导

大学需要语文 天下需要真话——徐中玉教授访谈
【时间:2009-1-2 】 【来源:学术批评网 2008年10月7日 】 【作者: 张弘】 【已经浏览2325 次】

来源:新京报

    徐中玉  1915年出生,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历任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为名誉系主任。撰著主编书刊数十种。主要作品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 。
     
    徐中玉先生的名字和《大学语文》紧紧联系在一起。过去30年的大学生,即使没有学过、读过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但绝不会对此一无所知。由他主编的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迄今为止已经发行了三千多万册,这还不包括盗版、盗印的数量。而在《大学语文》之外,徐中玉作为一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在数十年的岁月里沉浮于文化界,历经各种事件和运动,并见证了中国文艺界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幻。

    被蒋介石接见的请愿学生

    徐中玉的两个姐姐因为家里穷,读完初小就没有再上学。因为他是男孩,所以学业没有中断,到邻镇上了三年初中后,徐中玉考入了无锡省立中学高中师范科。这个师范科是专门培养教师的,学生不用交学费,吃饭也不花钱,上这个科的学生家庭都像徐中玉一样比较困难。而普通科是专门培养学生上大学的,学生的家庭一般比较富裕。当时,荣毅仁就在普通科,跟徐中玉同一年级。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大学生去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抗日。火车经过无锡,徐中玉就随着学校的二三百人一起去了南京。他们刚到那里,就被国民党的车子拉到中央军官学校住下,第二天早上,中央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出来讲话,说我们是要抗日的,但是力量太差了,所以暂时要吃点亏,攘外必须安内。你们太小了,现在要安心读书,国家的事,交给政府来管。这是徐中玉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蒋介石。

    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徐中玉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上都发表过文章。在《独立评论》上,他还发表过一篇《从江阴到青岛》。此外,徐中玉还在当时声誉很高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两万多字,谈普希金的文章。并在山东大学组织了文学会,“洪深、老舍先生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山东大学不停地搬迁,从青岛到安庆、南京、武汉,最后到了四川万县。本来,山大学生很多,到万县后,学生越来越少。在此过程中。徐中玉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个组织在各地都有,后来国共合作,就没有公开活动。

    被解聘的进步教授

    后来,徐中玉到四川大学借读。两个月之后,教育部下令,山大暂时合并到中央大学,他就到了重庆。此时中央大学的校长是罗家伦,校风较为开明。徐中玉先后请了老舍、胡风、陈纪滢、郭沫若来校演讲,在办这些活动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4名演讲者中,老舍是徐中玉的老师;胡风主编《七月》,徐中玉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论文,认为他是鲁迅的继承者之一,胡风的讲题都是鼓励、重视文学工作为抗战服务。陈纪滢是《大公报》文艺版的主编,他去过新疆,对那里复杂的情况很清楚,徐中玉是请他来作介绍的;陈纪滢后来到了台湾,这些事日后也成了批判徐中玉的材料。最后,徐中玉由一位地下党员代为联系好了郭沫若。郭沫若来中央大学时很轰动,附近重庆大学等同学都赶了过来,场地内外全挤满了人。

    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复校。徐中玉因为很喜欢青岛,就到那里教大学语文,还办了《文学周刊》,此外,他还主编了济南的《每周文学》,两刊经常发表马思聪、王统照、骆宾基、许幸之、钟敬文等人的文章。

    共产党在全国发起“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之后,有人让徐中玉公开表态,徐中玉在公开的讲话以及发表的文章中都对这一运动表示支持。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据此认定徐中玉有“奸匪嫌疑”,报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密令将徐中玉立即解聘,还累及了他的妻子,两个周刊也被立即勒令停办。“校长赵太侔把密令给我看了,说没有办法保证我的安全,他还说可以把我介绍给青岛以外的任何一所学校。我离开山东大学时,他还送了我半年的工资。”徐中玉说。

    被定为“右派”的“鸣放”积极分子

    1947年,徐中玉回到了上海。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就撰稿以谋生计,不久又在一所中学担任代课老师,这期间,他在当时最畅销的政论刊物,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四五篇文章,在开明书店的《国文月刊》上也发表了好几篇作品。第二年,徐中玉受聘到教会办的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和施蛰存、朱维之等人成了同事。

    沪江大学商科比较有名,课程比较多,待遇也比别的大学好得多,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徐中玉到这里教四门课。由于物价不稳,学生交学费和当天的米价挂钩。徐中玉记得,“我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旧制式的156斤米。”

    在这里,他一直任教到1952年院系调整,和施蛰存一起分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而他的同事朱东润、余上沅去了复旦,朱维之去了南开,章靳以到了上海作家协会。而助教与尚未毕业的学生都转到了复旦。

    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了。为此,学校还召开了会议动员大家出来给党提意见。《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都来约徐中玉写稿,约稿人说,党的成绩摆在那里,跑不了,现在要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

    当时,学校里有一些南下干部,人很好,但是只有小学文化,给校长当助手的苏联专家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苏联师范学院的教授,徐中玉觉得,毕竟他们经验不多,也不好交流,就写文章建议华东师大成立教授会,应该学术至上。“后来,这些意见被认为反对政治挂帅。”徐中玉说。

    “反右”开始后,徐中玉并未意识到一场风暴的来临。对于别人的批判,他很吃惊,说大学不搞科研怎么行?作协第一次批判徐中玉,巴金出席主持,但是,巴金一开口就称徐中玉为“教授”,明显“缺乏敌情观念”。徐中玉对此十分感慨。

    其后,作协又开了几次会,每个批评他的人说完之后,徐中玉都发言反驳。这一点后来也成为罪状之一,被认为“态度恶劣”。

    1958年3月,徐中玉和许杰、施蛰存一起被定为右派。施蛰存留在资料室,徐中玉和许杰先生分配到图书馆整理卡片。此时,他被赶出了中文系,三级教授被降为七级,工资从254元降低到133元。后由统战部出面,把市一级右派组织到乡下学习两个月,接着又到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半年。后来,舒新城主持修订《辞海》,由于缺乏人手,有人就说可以让当了“右派”的人去编嘛,徐中玉就被借调去编了两年的《辞海》。两年之后,又重新回去学习。

    因《大学语文》“一炮而红”

    1978年,徐中玉担任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此时的高校院系在经历了1952年的调整后,学习前苏联模式,文理科分家,不再有人重视文理要交叉,大学语文课程也已经中断了30年。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约徐中玉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继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之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恢复了大学语文。当时没有教材,也没有教师,徐中玉就组织成立《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编教材。两年时间里,三百多所大专院校都采用了这本教材,一次发行量高达34万册。

    为了配合教学,也弥补没有外国文学的缺陷,1982年5月,徐中玉又组织编写了补充教材,增收了现当代文学作品8篇和外国文学代表作品10篇,出版后也很受欢迎。根据读者反馈,1983年,徐中玉组织召开编写会议,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在坚持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同时,又增加了少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为满足不同需要,第二版《大学语文》分出两个版本。一个只有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一个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1985年5月,《大学语文》又修订了第三版。让徐中玉特别感动的,是当时80岁的巴金对其工作的支持。《大学语文》曾经收入过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名篇《门槛》,但是,后来专家们又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原作,这个版本比巴老当时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本更好一些,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徐中玉把新版本寄给巴老看,“没过两天,巴金就把作品寄了回来,并根据新找到的版本进行了修订。”

    到现在,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大学语文》已经出到了第九版,有一段时间,有5种《大学语文》教材要求徐中玉有所侧重地编,后来很多学校也盗印这些教材。而不算盗印,这些教材到现在至少已经印了3000万册。以致徐中玉去买飞机票或者到银行取存款时,都会有人对他说,看过他编的大学教材。

    在徐中玉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1978年-1984年),他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赵丽宏的毕业论文是一本诗集,孙颙在学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冬》1979年出版,徐中玉当即发表文章给予热情支持。此时,华东师大中文系出现了全国知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作家包括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等多人,评论家包括南帆、王晓明、吴炫、陈伯海、许子东等人。此外,徐中玉还先后发起、创办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并得到了周扬、张光年、陈荒煤等人的支持。“我还创办了《文艺理论研究》杂志,并一直负责至今。”徐中玉说。

    与施蛰存患难相交

    1939年,徐中玉从重庆去迁在云南澄江县的中山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时,知道施蛰存正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就特地去拜会了他。两人由此相交数十年,直到施蛰存过世。徐中玉说,“施老比我大十岁,我一向视他为师辈。”

    1952年院系调整后,徐中玉和施蛰存一起分配到华东师大。在“反右”、“劳改”、“文革”后的监改中,两人一直在一起。鲁迅移墓那天,徐中玉去参加了,他注意到,施蛰存也在场,但他是一个人去的。大家一块拍照时,施蛰存已经不见了。徐中玉感叹说,从中可见其为人。

    在钱谷融先生的记忆中,施蛰存先生在一次会议上遭受粗暴对待和批判,徐中玉挺身而出为其辩解,结果也遭到了批判。而历次运动涉及施蛰存,现成的根据就是鲁迅骂过他为“洋场恶少”。这4个字让施蛰存半生都生活在压力和阴影下,时过境迁多年之后还心有余悸。徐中玉记得,当年要恢复同“国际笔会”的关系时,上面决定要成立“上海笔会”。华东师大指名参加的人有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还有兼职的王元化,但许杰向施蛰存询问时,施蛰存一口拒绝,许杰要徐中玉再告知施蛰存,这是上面提出的,但是,施蛰存还是不愿意,他说,国际笔会的参加者当然都是资产阶级作家,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批判起来,谁说得清楚。徐中玉觉得,施蛰存一向达观,但是,他被“洋场恶少”4字压抑得太久了。

    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为施蛰存和徐中玉合做百岁和九十岁生日,并约请“九叶派”诗人王辛笛先生给两位先生写旧体贺诗。王辛笛先生与他俩比较熟悉,欣然命笔,很快交卷。一首是《奉祝蛰存先生期颐健康长寿》:“上元灯照北山诗,译海词章寓蛰思。初度期颐春未老,人间共仰谪仙姿。”另一首是《祝徐中玉先生九十华诞》:“从来学术贵坦诚,何意因循左独鸣。所幸教坛容众论,真知灼见育群英。”

    施蛰存最后一次住院,那时他已99岁。徐中玉去医院看他时,施蛰存想回家,但他不能坐起来说话,说“我明天就要出院了”。但是,施蛰存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终于,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此时的施蛰存已经睁不开眼。“但从我们的声音,知道是我们来了;用手向我们招了一下,讲不出一句话。我们只有在他床前坐了个把小时。”徐中玉说。次日早上,施蛰存离开了人世。等徐中玉赶去时,已再也听不到他的任何动静了。回想施蛰存的一生,徐中玉坚信,“他的各种贡献能够长期产生影响,留给后世。”

    记者手记

    在采访之前,虽然知道徐中玉先生坚持散步,身体较好,但是,我仍担心这次专访的结果。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在当天晚上足足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年过九旬的徐中玉先生一直精神矍铄,谈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仍记忆犹新。在他的一生里,1950年以前是他个性张扬的阶段,1950年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是他历经坎坷的阶段,而1978年之后则是他的收获期和成熟期,他今天被看重的学术成就都是从这时开始的。作为学者的徐中玉,也正是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并得到学界尊重。

    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徐中玉,仍然被关注不够。从他在山东大学求学开始,邀请胡风、郭沫若等左翼文人到学校演讲,到其后作为山东大学教师支持“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解聘,再到在“鸣放”时发表多篇文章等等,都是徐中玉作为知识分子表达公共关怀的具体表现。尽管这一面的徐中玉在相当长的时间被压制,但是我想,老人回想起早年的这些经历时,一定是五味杂陈。正好家里有《观察》杂志的影印本,我翻开第3卷第15期,找到了徐中玉先生发表的文章《论勇敢的表现》。文章最后,时年32岁的徐中玉如是写道,“发真的声音,说真心的话,忘掉了个人利害,推开了一切阻碍进步的因袭俗滥的规矩习惯老调,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表现,五十年前的霭理斯这些论英国文学的话,也能应在我们的文学身上。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文学将成为‘世界的势力’,岂止干干净净去了陈言而已!”而时隔三十多年后,徐中玉所敬佩的巴金先生发出了“说真话”的声音。以此观之,历史的发展有时的确吊诡,意思相近的一句话,要让两个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在不同时期奋力鼓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备案号:京ICP备15054374号
郑重声明:凡转载或引用本站资料须经本站许可 版权所有 :大学语文研究
联系地址:中教图(北京)传媒有限公司、 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电话:18611703659 15858199491(QQ:363764865)   联系人:魏老师 何二元    
设计维护:时代中广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