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曾任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现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文艺理论研究》主编，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顾问，北京大学中文系顾问。

    记者：近几年来，全国许多大学都非常重视大学语文教育，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关注语文学科的发展和教材的编写。那么，您觉得大学语文课程教育的重心和定位是什么？

    徐中玉：大学语文课程教育的重心，必须放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文化修养的进一步培养上。主要选取有巨大现实意义的文学作品，兼顾历史、哲学、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作为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载体。这门课程选文应以本国为主，重视吸收我国优秀的文化、文学遗产，也要选些现当代文学精品，使学生通过阅读、思考、讨论、辨析，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前人丰富而深刻的体验、感受和思考，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精神境界、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形成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理性智慧的启迪，而更多的是对感性经验、真情实感和生动形象的体悟。与此同时，也自然能进一步提高他们对本国语文有较高的理解和表达能力，便于学好别的学科。目前一些大学生的语文根底还不容乐观，过去中学语文课问题不少，大多数学生不喜欢语文课，同时学生自己也没有多少时间用在多读好书、养成写作习惯上。

    我们对大学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必须避免长期存在且有很大影响的两种思维模式。一是工具性模式，也就是将大学语文课程仅仅放在培养学生读写听说能力上，过多强调其工具性质。我认为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之不同，是在其研究性、深入性和创新性上；二是文学史和文化史模式。从目前最新出版的几种大学语文读物来看，有的是以文学史为线索来编写的，按时代的顺序来编排作品，将大学语文当作了文学史的简编本。有的教材把大学语文当作太深太杂的文化史甚至科技史的载体。这两种模式，都摆脱不了工具性的束缚，为过多的实用性所牵制，淡化了大学语文的人文性的学科根本属性。大学语文课程应以文化、文学精品为基础，离开了这两者，目标就可能落空。

    记者：“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现状如何？

    徐中玉：大学语文课程尽管得到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提倡，但在高校教学中，似仍处在边缘状态，极不平衡。有些人对大学语文课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一些高校院系要压缩、停开课程，首当其冲的往往就是“大学语文”。一般都特别重视外语、计算机技术、政治等的教育，本国语文教育似已可有可无，或力求其少，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全国自学考试将“大学语文”作为必考课程，而有些全日制高校却将“大学语文”停开或仅仅作为选修课，这种现象实在令人费解。《红楼梦》中留下这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说明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对本国语文教育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可以说，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一辈子有用，只能进一步加强，力求做得更好，决不可忽视、削弱。 （本站按：不欣赏这副对联，脂砚斋曰“此联极俗”，窃以为可挂在鲁四老爷书房。“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说学习不必非靠读书，把想表达的意思正好弄反了。同样的例子，庄子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也是说读书是犯傻，大家也常常理解反了。 ）

    大学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强、难度很大、极端难教好的课程。需要学问渊博、经验丰富、热爱教学的教师来担任这门课。一个人要达到这种境界，绝非易事。今天，对这门课的教学要求更高，大学一定要配备最优秀的教师，既能教学，又能研究，才能提高“大学语文”的教学水平。教好了这门课，使学生一辈子受益。作为大学语文教师，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大学语文”教材教辅的编写状况？如何提高教材教辅的编写质量？

    徐中玉：大约在1990年以后，全国出现了自发的纷纷编写和出版大学语文教材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的大学语文教材已有几十种之多，打破了教材编写中长期存在的单一状况，形成了多元互补、相互竞争的局面。这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应予改进，但总体上仍是可喜的，它给各类不同的高校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教材提供了可能。最近某报采访了一位正在新编一种大学语文教材的主编，据说他主编的这本还未编出的东西，已可预言将能“一统天下”。其未明形势，在信口开河。从事学术工作，不宜如此自我“炒作”。人们欢迎正当光明的竞争，反对种种不正当行为，应共同为提高教材的质量而努力。高校教材不应也不会定于一尊，这是必然之理。我们一向赞同教材应郑重编写，各具特色，不断提高质量，才是教材建设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