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赋：背景与思想

一、背  景

    时代背景是一个大概念，具体到某一篇作品，最要紧的是与之有关的一段背景，关于《赤壁赋》的背景，最重要的应该是“乌台诗案”和苏轼谪贬黄州的生活。

    乌台诗案  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苏轼等人不赞成他的过激做法，于是朝廷形成新党和旧党。后王安石罢相，但朝廷仍由新党把持，更把变法之争演变成排斥异己的手段。元丰二年（1079年），新党人物抓住苏轼的一些话和所写的诗词作为罪证，指控苏轼借古讽今，谤讪朝廷，影射皇帝。结果苏轼被捕下狱，新党欲将其问成死罪，后因神宗干预，改判贬谪黄州。因此案由御史台审理，世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分两类，一类是确实讥讽新法的，如：“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这是批评新法的盐法，当时因违反此法而被捕入狱的人很多，仅杭州因违反盐法而获罪的，一年就多达一万七千人。再如“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是讽刺青苗法的。皆为苏轼看到新法扰民所作。

    另一类便是莫须有的罪名了，比如《咏桧》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附和新党的人物向皇帝说这是诅咒皇帝，幸亏神宗皇帝还不算糊涂，说他咏他的桧树，与我何干。又如《八月十五日看潮》："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诗后自注：“是时新有旨，禁弄潮。”然而被诬陷为讽刺新法中的水利法，其实当时苏轼在杭州也在组织大修水利，诗的意思不过是怜悯当地人不知爱惜生命，希望能把沿海盐碱地都变成良田，人民生活有保障，就不会再做这种冒利轻生的事了。然而新党一心要陷苏轼于死地，最后苏轼被逼打成招，在乌台诗案中交代：诗的后两句有“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意思。

    于是罪名成立，新党人物一心要把苏轼问成死罪，幸亏皇帝还不算太糊涂，皇太后出面干预，已经退隐的王安石也写信为苏轼辩解，最终从轻发落，被谪贬黄州。名义上是团练副使，实际上是带罪之身。当时的处境在他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他生活没有着落，自己的私钱精打细算最多能捱一年。于是开荒种地，在一首诗里写道：“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然而始终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用诗的语言描写自己的陋居：“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到黄州后第三年作的《定风波》更见其心胸旷达：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最令人称道的是，最能代表苏轼豪放风格的词作，皆作于此时。就在作《赤壁赋》的同月，苏轼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当初正是这种胸襟，曾在乌台诗案中救了苏轼的命。

    （附：苏东坡去世后，一黄某获得苏一珍贵手稿，其中有如下字句：“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

二、思想

    教材提示说：苏轼被贬黄州以后，坎坷的经历、艰难的处境、复杂的心态，诸种因素在胸中积淀日久，终于酝酿成这一篇千古传诵《前赤壁赋》。本文从泛游大江之乐写起，转到顾念人生之悲，再复归于精神解脱的愉悦，在悲、乐转换之中，提出了人生有何意义这样一个哲理命题，表现了作者虽然身处逆境，却能忘却一时得失、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关键是这种复杂情感的表达方式，赋体是最佳选择。主客问答其实是自我内心冲突与解脱。

    客的悲哀是苏轼谪贬黄州的真实情感，只有自虐狂才会满意这样的命运。人在事业腾达时不容易产生什么人生短暂渺小之类的想法，比如仁宗嘉佑六年（1061），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时，仕途刚刚开始，人生还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挫折，这时他做了一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感到渺小的是人生之迹，而人生本身却如飞鸿般前途不可限量。而在经过了乌台诗案的凶险和谪贬黄州的艰辛之后，生命的脆弱，人生的难以预料，都充分显现出来了，所以这种人生渺小短暂的感受必生于逆境之中，乃很自然而然的事。虽然可以有得道飞仙之类的自我安慰设想，然而知道这终究是不可能得到的，所以最终仍不免于“托遗响于悲风”。

    然而如果仅止于此，那么苏轼也就不成为苏轼，苏轼的伟大在于能够化小我为大我，将一己之生命融入到永恒的自然中去。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真正能够令人解脱于逆境的不是宗教而是哲学，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苏轼关于物与我皆无尽的议论几乎是一种物质不灭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关于变和不变的议论又近乎是辩证法。当然苏轼的思想来源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传统的儒道释的思想。

    在这一段话里，最难理解的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试从儒道释不同角度理解。

    庄子《知北游》：“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

    （按：赋的开头写到“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这使我们想起庄子的《逍遥游》，其[课文]结尾处曰：“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万物都有其天性，人也有天性，只要人能够守住自己的天性，那么就和万物融为一体了。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也引用孟子“浩然之气”的理论，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

    苏轼在告别黄州前夕留下的《黄州安国寺记》中则回顾了自己谪贬黄州后“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的经历，说：“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

    苏轼《上文潞公书》云：“到黄州无所用心，覃思《易》、《论语》，若有所得。”对《易》的研究，也促使他进一步领悟人生与天地万物变与不变的道理。

    这些话总括起来，便使他领悟到“物与我皆无尽”的道理，于是得到精神的解脱。所以，如何坦然面对人生的逆境，这才是这篇赋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

链接：[诗词三国·周瑜]赤壁之变